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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以“复苏和新开端”为主题的二十国集团第四次峰会落下帷幕,会议发表了《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宣言》,与会领导人强调采取下一步行动,推动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宣言说,二十国集团迄今的合作努力取得了良好成果。世界经济恢复了增长,但严峻的挑战依然存在,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威胁。宣言强调,二十国集团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和加强复苏,为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奠定基础,加强抗风险的金融体系。
本次峰会是自去年匹兹堡峰会确定二十国集团为世界经济首要论坛以来的首次会议。会议在世界经济脆弱复苏的背景下召开,与会国领导人主要讨论了世界经济形势、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国际贸易和金融监管等问题。
“退出”计划难统一转寻“各自复苏”
从去年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以来,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但是,随着经济出现好转迹象,各国合作的意愿却逐渐减弱,加上欧元区爆发债务危机,世界经济可能再次探底,这些问题令各国政府、市场乃至普通民众忧心忡忡。
在这种背景之下,欧美关于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策略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多伦多G20峰会俨然成为了美国“刺激论”和欧洲“紧缩论”交锋的战场。在会前,美欧两方已就围绕先减债还是先保增长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剑,这也毫无悬念地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各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目前面临的问题也各异,很难在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候步调一致:美国目前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持续复苏乏力,急需强化刺激措施,因此,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峰会上强调,多伦多峰会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和推动经济复苏,他呼吁欧洲国家不要急于执行过度的紧缩财政政策,担心这种做法将危害世界经济增长,影响就业市场回暖。但是欧盟饱受债务危机折磨,担忧刺激措施会加剧债务赤字,力主推行紧缩政策,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峰会上称,欧洲国家需要的是以真实基本面为基础的增长,而不是以负债为基础的增长。而包括中国、日本等其他二十国集团成员则希望各国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协调和决定刺激计划的退出策略。
两年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已催生出三种大不相同的经济复苏模式与速度:亚洲迅速脱困率先重振,美国在震荡中跟随其后,欧洲在萎靡状态下拖后垫底。在此情况下,峰会只能得到一个关照各方情绪的结果:多伦多宜言肯定了推动经济增长是各国的一致目标,但至于经济如何增长,宣言有这样的注解——“追求平衡稳定的经济增长”。言下之意就是,目前复苏仍然压倒一切,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不同,不能强求采取一致政策,而要根据本国情况各自找路。这样就在“复苏”的大目标下,为G20成员国找到了一个新开端——各自复苏。
始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是本轮世界经济衰退的导火线,因此,发达国家在金融改革上的分歧也是多伦多峰会争论的焦点之一。
在征收银行税和金融交易税方面,法国和德国等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征收金融交易税,将税收用于弥补未来可能发生的银行救助成本,但美国、加拿大等国表示反对,认为此举将降低信贷流动。中国、日本等国反对在征税问题上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中方代表认为,提高监管的标准,建立和完善监管体系是防范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是否征税应该由各国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做出决定,而不是推行全球的统一标准。
由于各国分歧较大,峰会在金融体系征税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妥协,会议宣言中也没有提及征税的段落。但是,宣言再次强调了强化金融监管改革、加强监管力度、应对系统风险、提高透明度等问题。
关于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峰会希望发达国家通过提高国民储蓄率来解决过高的财政赤字问题,同时保持市场开放,强化出口竞争力。对于贸易顺差国,峰会指出当务之急是摆脱对出口的过分依赖,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度。
新兴经济体强烈呼吁话语权
在经济复苏进程中,新兴经济体领跑、发达经济体滞后的格局已然确定。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以及南北国家间实力的消长,为打破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的治理模式和框架,积极探索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和均衡框架机制的形成提供了契机,
在这一背景下,新兴经济体主张提高自身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发言权无疑成为此次峰会上的重头戏之一。除了关注经济复苏外,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更关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特别是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改革。
作为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IMF是当今最重要的全球治理机构之一。但目前,IMF的份额分配没有反映世界经济的变化,导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不足,无法取得相应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在IMF总共拥有约43%的投票权份额,与其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很不匹配。中国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部份额的3.72%,列第六位,印度占1.88%,俄罗斯占2.69%,巴西占1.38%,但仅美国一国就占有16%。而IME作出重大决定需要85%的赞成票,这就意味着美国拥有绝对否决权。
新兴经济体一直要求改变美国等发达国家在IMF等机构中享有过高话语权的机制。去年9月举行的G20匹兹堡峰会上,与会各方承诺将IMF和世行两大机构的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至少5个和3个百分点,以提高其代表性和发言权。
本次多伦多峰会继承了前几次峰会的成果。根据匹兹堡峰会的决议,与会各国实施了对世行投票权的改革。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问题还未完成,多伦多峰会呼吁各国加快行动,在今年11月韩国首尔峰会前完成第一轮的配额改革,帮助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多的IMF投票权。
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重申,将贯彻去年匹兹堡G20峰会上达成的至少增加新兴经济体5%投票权的改革承诺。IMF总裁卡恩表示,IMF成员需要对投票权改革做出决定,但是他预期中国的投票权将“大幅增加”。
“中国声音”再次彰显大国影响力
在G20多伦多峰会上,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再次得到了完美诠释。
本次会议上,中国直接面对的,有人民币问题、“退出”问题、金融改革等。在人民币问题上,中国在峰会之前就已祭出了汇率改革的奇招,赢得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共同赞许,如同“拆弹部队”,拆除了一个可能在会议上引爆的炸弹,使得会议的焦点回归到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当然,人民币之争,不会就此偃旗息鼓,但至少不会喧宾夺主。可以说,在推进汇率改革这个问题上,中国已经取信于世界。
在“退出政策”问题上,中国已经明确表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防止经济的“二次探底”,尽管这种政策有引发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但从中国和世界 的大局考虑,中国还是不会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这·点,与美国立场近似,这就保证了在重大的问题上与美国立场的可协调性。在金融改革领域,中国也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立场大同小异,有协调或妥协的空间,这就大大提高了会议在重大问题上取得成果的机会。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中国本次会议的关注,更多地落脚到了为发展中国家谋利益的领域。在中国提出的五项期待中,有三项与此相关: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代表性和发言权、关注发展问题、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如果能在这些领域达成新的成果,也会提高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威望与信用。
此外,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所作的重要报告和提出的观点获得了强烈反响,会后的声明也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胡锦涛强调指出,要深刻认识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继续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二十国集团机制化建设,加快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促进建设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制,提高发展中国家自我发展能力,推动世界经济尽早进入强劲、可持续、平德增长。同时,他还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转向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第二,加快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第三,促进建设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制。
可以说,顾全大局,力争权益,不强出头,是中国在此次峰会的立场与策略,本次G20多伦多峰会给了中国立信与立威的良机。但也有分析人士注意到,此次G20峰会主办方加拿大特意将G8峰会选在G20峰会开幕前一天举行,这一安排似乎在有意制造G8的决定引领G20的局面。在此情况下,中国依然面临不小的挑战。
关于G20未来的思考
虽然四次G20峰会的议题都不同,但每次峰会都被全球寄予厚望,也均伴随着大量争吵,目前看来,多伦多峰会上的分歧也许还会传递到下届的首尔峰会。
G20从一个松散的国际组织,一举跃升为全球政府间经济合作的顶级平台,在短短不到两年的历史中,书写了国际社会携手应对金融危机的巨大成就。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此时此刻,G20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在四次峰会之后,所有G20成员都应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G20到底何去何从。当前人们最担心的是:当国际金融风暴已经过去后,还有人强调同舟共济吗?当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后,还有人呼吁共克时艰吗?在危机中走上历史前台的G20,在危机过后还能继续团结一致、很好地管理世界经济难题吗?
本次G20多伦多峰会虽然再次确认了G20作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主要平台的地位,但与此同时,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最紧迫威胁逐渐消除,G20成员的内部分歧开始浮出水面,同舟共济的意愿有所下降。
G20成员的复杂性,注定了内部利益、诉求的多样性,不仅发达经济体成员与新兴经济体成员在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增加代表性和话语权方面存在分歧,而且欧美发达经济体成员之间,在对于如何把握退出战略的力度、确保经济持续复苏方面也存在矛盾。而在其他一些关键问题,如加强金融监管、是否征收银行税、强制限定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充足率和杠杆率等问题,各成员国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尽管内部矛盾和分歧应该说是正常现象,但如果任由这些分歧扩大、升级,最终将大幅降低G20的可信度和效率。
因此,G20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首先应该着眼于弥合分歧,并超越分歧。毕竟,当前世界经济虽然仍在缓慢复苏,但基础并不牢固,进程也不平衡,特别是一些国家主权债务风险上升,对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了新的风险。G20成员在确保世界经济可持续复苏方面,面临共同的挑战,有着共同的利益。认识到这一点,并强调这一点,对于G20成员弥合分歧非常重要。而要超越分歧的根本出路在于,找到能够为各方接受的基本原则,同时尊重各成员根据各自情况推行具体政策的选择权。
在超越分歧之外,G20还应该对自身机制化做出更多考量。2009年9月下旬的匹兹堡峰会已经确立了G20峰会的机制化,但机制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包括定期举行峰会,还应包括定期举行一系列部长级会议和高官会议,同时也应该把企业界、学术界的立场纳入进来。只有形成一种多层次、全方位的定期磋商机制,G20的机制化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更为重要的是,G20在实现机制化的过程中,必须调整和明确自身定位。在国际金融危机当中,G20成员加强协调、携手应对,使得G20实际上成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但随着危机逐渐消退,G20的定位应该是将其发展成为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最重要平台,其宗旨、目标、所涉及的领域,都应该大大扩展。
可以说,G20最终将走向何处,不仅决定着G20本身的命运,还会对今后若干年内世界经济的治理架构产生深远影响。
本次峰会是自去年匹兹堡峰会确定二十国集团为世界经济首要论坛以来的首次会议。会议在世界经济脆弱复苏的背景下召开,与会国领导人主要讨论了世界经济形势、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国际贸易和金融监管等问题。
“退出”计划难统一转寻“各自复苏”
从去年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以来,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但是,随着经济出现好转迹象,各国合作的意愿却逐渐减弱,加上欧元区爆发债务危机,世界经济可能再次探底,这些问题令各国政府、市场乃至普通民众忧心忡忡。
在这种背景之下,欧美关于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策略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多伦多G20峰会俨然成为了美国“刺激论”和欧洲“紧缩论”交锋的战场。在会前,美欧两方已就围绕先减债还是先保增长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剑,这也毫无悬念地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各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目前面临的问题也各异,很难在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候步调一致:美国目前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持续复苏乏力,急需强化刺激措施,因此,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峰会上强调,多伦多峰会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和推动经济复苏,他呼吁欧洲国家不要急于执行过度的紧缩财政政策,担心这种做法将危害世界经济增长,影响就业市场回暖。但是欧盟饱受债务危机折磨,担忧刺激措施会加剧债务赤字,力主推行紧缩政策,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峰会上称,欧洲国家需要的是以真实基本面为基础的增长,而不是以负债为基础的增长。而包括中国、日本等其他二十国集团成员则希望各国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协调和决定刺激计划的退出策略。
两年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已催生出三种大不相同的经济复苏模式与速度:亚洲迅速脱困率先重振,美国在震荡中跟随其后,欧洲在萎靡状态下拖后垫底。在此情况下,峰会只能得到一个关照各方情绪的结果:多伦多宜言肯定了推动经济增长是各国的一致目标,但至于经济如何增长,宣言有这样的注解——“追求平衡稳定的经济增长”。言下之意就是,目前复苏仍然压倒一切,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不同,不能强求采取一致政策,而要根据本国情况各自找路。这样就在“复苏”的大目标下,为G20成员国找到了一个新开端——各自复苏。
始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是本轮世界经济衰退的导火线,因此,发达国家在金融改革上的分歧也是多伦多峰会争论的焦点之一。
在征收银行税和金融交易税方面,法国和德国等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征收金融交易税,将税收用于弥补未来可能发生的银行救助成本,但美国、加拿大等国表示反对,认为此举将降低信贷流动。中国、日本等国反对在征税问题上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中方代表认为,提高监管的标准,建立和完善监管体系是防范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是否征税应该由各国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做出决定,而不是推行全球的统一标准。
由于各国分歧较大,峰会在金融体系征税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妥协,会议宣言中也没有提及征税的段落。但是,宣言再次强调了强化金融监管改革、加强监管力度、应对系统风险、提高透明度等问题。
关于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峰会希望发达国家通过提高国民储蓄率来解决过高的财政赤字问题,同时保持市场开放,强化出口竞争力。对于贸易顺差国,峰会指出当务之急是摆脱对出口的过分依赖,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度。
新兴经济体强烈呼吁话语权
在经济复苏进程中,新兴经济体领跑、发达经济体滞后的格局已然确定。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以及南北国家间实力的消长,为打破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的治理模式和框架,积极探索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和均衡框架机制的形成提供了契机,
在这一背景下,新兴经济体主张提高自身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发言权无疑成为此次峰会上的重头戏之一。除了关注经济复苏外,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更关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特别是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改革。
作为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IMF是当今最重要的全球治理机构之一。但目前,IMF的份额分配没有反映世界经济的变化,导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不足,无法取得相应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在IMF总共拥有约43%的投票权份额,与其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很不匹配。中国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部份额的3.72%,列第六位,印度占1.88%,俄罗斯占2.69%,巴西占1.38%,但仅美国一国就占有16%。而IME作出重大决定需要85%的赞成票,这就意味着美国拥有绝对否决权。
新兴经济体一直要求改变美国等发达国家在IMF等机构中享有过高话语权的机制。去年9月举行的G20匹兹堡峰会上,与会各方承诺将IMF和世行两大机构的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至少5个和3个百分点,以提高其代表性和发言权。
本次多伦多峰会继承了前几次峰会的成果。根据匹兹堡峰会的决议,与会各国实施了对世行投票权的改革。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问题还未完成,多伦多峰会呼吁各国加快行动,在今年11月韩国首尔峰会前完成第一轮的配额改革,帮助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多的IMF投票权。
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重申,将贯彻去年匹兹堡G20峰会上达成的至少增加新兴经济体5%投票权的改革承诺。IMF总裁卡恩表示,IMF成员需要对投票权改革做出决定,但是他预期中国的投票权将“大幅增加”。
“中国声音”再次彰显大国影响力
在G20多伦多峰会上,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再次得到了完美诠释。
本次会议上,中国直接面对的,有人民币问题、“退出”问题、金融改革等。在人民币问题上,中国在峰会之前就已祭出了汇率改革的奇招,赢得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共同赞许,如同“拆弹部队”,拆除了一个可能在会议上引爆的炸弹,使得会议的焦点回归到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当然,人民币之争,不会就此偃旗息鼓,但至少不会喧宾夺主。可以说,在推进汇率改革这个问题上,中国已经取信于世界。
在“退出政策”问题上,中国已经明确表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防止经济的“二次探底”,尽管这种政策有引发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但从中国和世界 的大局考虑,中国还是不会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这·点,与美国立场近似,这就保证了在重大的问题上与美国立场的可协调性。在金融改革领域,中国也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立场大同小异,有协调或妥协的空间,这就大大提高了会议在重大问题上取得成果的机会。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中国本次会议的关注,更多地落脚到了为发展中国家谋利益的领域。在中国提出的五项期待中,有三项与此相关: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代表性和发言权、关注发展问题、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如果能在这些领域达成新的成果,也会提高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威望与信用。
此外,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所作的重要报告和提出的观点获得了强烈反响,会后的声明也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胡锦涛强调指出,要深刻认识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继续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二十国集团机制化建设,加快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促进建设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制,提高发展中国家自我发展能力,推动世界经济尽早进入强劲、可持续、平德增长。同时,他还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转向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第二,加快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第三,促进建设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制。
可以说,顾全大局,力争权益,不强出头,是中国在此次峰会的立场与策略,本次G20多伦多峰会给了中国立信与立威的良机。但也有分析人士注意到,此次G20峰会主办方加拿大特意将G8峰会选在G20峰会开幕前一天举行,这一安排似乎在有意制造G8的决定引领G20的局面。在此情况下,中国依然面临不小的挑战。
关于G20未来的思考
虽然四次G20峰会的议题都不同,但每次峰会都被全球寄予厚望,也均伴随着大量争吵,目前看来,多伦多峰会上的分歧也许还会传递到下届的首尔峰会。
G20从一个松散的国际组织,一举跃升为全球政府间经济合作的顶级平台,在短短不到两年的历史中,书写了国际社会携手应对金融危机的巨大成就。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此时此刻,G20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在四次峰会之后,所有G20成员都应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G20到底何去何从。当前人们最担心的是:当国际金融风暴已经过去后,还有人强调同舟共济吗?当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后,还有人呼吁共克时艰吗?在危机中走上历史前台的G20,在危机过后还能继续团结一致、很好地管理世界经济难题吗?
本次G20多伦多峰会虽然再次确认了G20作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主要平台的地位,但与此同时,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最紧迫威胁逐渐消除,G20成员的内部分歧开始浮出水面,同舟共济的意愿有所下降。
G20成员的复杂性,注定了内部利益、诉求的多样性,不仅发达经济体成员与新兴经济体成员在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增加代表性和话语权方面存在分歧,而且欧美发达经济体成员之间,在对于如何把握退出战略的力度、确保经济持续复苏方面也存在矛盾。而在其他一些关键问题,如加强金融监管、是否征收银行税、强制限定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充足率和杠杆率等问题,各成员国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尽管内部矛盾和分歧应该说是正常现象,但如果任由这些分歧扩大、升级,最终将大幅降低G20的可信度和效率。
因此,G20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首先应该着眼于弥合分歧,并超越分歧。毕竟,当前世界经济虽然仍在缓慢复苏,但基础并不牢固,进程也不平衡,特别是一些国家主权债务风险上升,对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了新的风险。G20成员在确保世界经济可持续复苏方面,面临共同的挑战,有着共同的利益。认识到这一点,并强调这一点,对于G20成员弥合分歧非常重要。而要超越分歧的根本出路在于,找到能够为各方接受的基本原则,同时尊重各成员根据各自情况推行具体政策的选择权。
在超越分歧之外,G20还应该对自身机制化做出更多考量。2009年9月下旬的匹兹堡峰会已经确立了G20峰会的机制化,但机制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包括定期举行峰会,还应包括定期举行一系列部长级会议和高官会议,同时也应该把企业界、学术界的立场纳入进来。只有形成一种多层次、全方位的定期磋商机制,G20的机制化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更为重要的是,G20在实现机制化的过程中,必须调整和明确自身定位。在国际金融危机当中,G20成员加强协调、携手应对,使得G20实际上成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但随着危机逐渐消退,G20的定位应该是将其发展成为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最重要平台,其宗旨、目标、所涉及的领域,都应该大大扩展。
可以说,G20最终将走向何处,不仅决定着G20本身的命运,还会对今后若干年内世界经济的治理架构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