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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0日，昆明市市委书记高勁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而他的两位前任，张田欣、仇和，已先后于反腐风暴中落马。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岗位，三任市委书记在不到一年内相继落马。他们的“接力腐败”发人深思，而这持续反腐背后更隐藏深意。
一年三任市委书记“闪落”
算上刚落马的市委书记高劲松，昆明已有三任市委书记相继落马。
许多人对高劲松的两位前任并不陌生，他们分别是“明星官员”仇和和“断崖式降级”张田欣。
仇和2007年底从江苏宿迁调任昆明市委书记，2011年底卸任。令他“出名”的，是“个性化”到有些“任性”的施政方式：大规模换将、“人治压倒法治”、疯狂招商引资……在昆明，他同样留下了深刻的“仇和印记”。
2015年3月15日，全国两会闭幕当天，仇和被中纪委带走调查。而在云南政界和坊间，他获得了同在宿迁一样，褒贬不一的两极化评价。跟外来的仇和不同，张田欣是土生土长的云南官员。担任昆明市委书记前的37年里，他从民办教师一路做到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14年7月12日，因涉嫌违纪，张田欣被免职。仅4天后，中纪委便通报了处理结果：张田欣因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并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构成严重违纪，开除党籍并接受“断崖式降级”。从简历来看，张田欣从副处级晋升到副省级用了17年，而被降职回副处级只用了不到一天。
接替张田欣的是高劲松。他的仕途始于昆明，工作35年来，从未曾离开云南，而接任昆明市委书记之前的几年里，他曾先后任玉溪市长和曲靖市委书记。现在，他的仕途也终结于昆明：从其去年8月接任昆明市委书记到落马，也不过间隔了8个月，堪称“短命”。
政治生态有何问题
在人们印象中，云南位于边陲，经济落后相对封闭。干部多为本土培养，很少有和外省市流动和交流的机会。一些比较重要的市委书记岗位，也多是本地人担任。举个例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昆明共有7任市委书记，其中只有仇和一人是跨省而来。
本地干部居多的好处是熟悉情况，缺点也显而易见：容易形成“小圈子”;上升通道窄，重人情，干部任用中的腐败也就“见怪不怪”。像白恩培这样的“封疆大吏”在云南主政十年之久，哪个官员要想“进步”到地厅一级，不去“登门拜访”几乎不太可能。
在中国地理版图上，云南看上去地处偏远，但放到整个东亚—东南亚发展格局中，它是当仁不让的中心。近些年，中央给予大量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下辖各州市也基本都有堪称“纳税利器”的支柱产业，比如高劲松先后工作过的玉溪和曲靖，分别以烟草和矿产丰富著称。更为特别的是，云南的多个州市和外国接壤，还担负边防、禁毒、禁赌乃至维稳等很多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同为州市委书记，云南这些地方“一把手”管理的事务更多，权力显得更大。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寻租腐败的机会更多。
昆明近些年的政治环境就显得更奇怪。据一位当地党报的时政记者回忆，仇和从调任河北的杨崇勇手上拿过接力棒后，昆明政坛风气发生了很大转变，但都是慑于仇个人的铁腕权威。仇和大搞城建开发，本地人抱怨很多，因为本土公司基本上拿不到项目，本地利益群体的“肉”被割去。表面不敢言，其实“暗斗”丛生。当时昆明的步调和省里不太一致，省委主要领导层面持观望态度，昆明市内部也是说法不一。同为省委常委的张田欣主管宣传工作，虽然和仇和并无太多交集，但曾表现出“不喜欢”这种风格和做法。
“仇和走之后，就散了”，据该记者观察，张田欣转任昆明市委书记后，对前任留下的做法和说法“很反感”，要求当地媒体不要再提仇的那一套。此外，他又拼命想搞出自己的政绩，急于树立自己的权威。可是措施平平，直到落马也没能搞出个道道。前来“救火”的高劲松就更为“奇葩”，上任之后很久也没什么新的政策，“什么事都不敢做”。“一把手”急转方向，下面的人也都跟着转。经过这几番折腾，昆明当地利益格局更加错综复杂。市民内心满是疲惫，不知道这座古城最终会是怎样的命运。
反腐背后的深层意义
与山西的反腐相比，云南反腐还需要放在更高更广阔的层面上进行审视。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云南一直处于落后地位。然而随着新阶段中国几大国家战略的付诸实施，发展尚存诸多限制的云南，有了将劣势转化为优势的外部条件。
一方面，2013年10月，中央召开首次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7位政治局常委一同出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周边对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把周边外交工作做得更好”。在强调周边对外工作的大背景下，对处在与周边邻国交往第一线的云南来讲，不啻为重大利好。
另一方面，更为不可忽略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在北京上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云南被定位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对内，从云南内可通达中国腹地，与长江经济带衔接;对外，云南与中南半岛三国缅甸、老挝、越南接壤。得益于内外联系，云南有成为新一轮中国对外前哨站的条件。
因此，站在中央决策层的立场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云南的分量会越来越重。一方面是这种天然地理位置使然;另一方面，决策者对云南越是看重，越是希望云南政治清明、政令通畅，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云南在短短两年内发生如此之多的“变化”，也就在情理之中。试想，如果某地政治生态不佳，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隐患，云南有可能一直都只是中国的边陲之地，中央将其视作“一带一路”战略支点也就很难实现。
云南的腐败讲究地方势力“抱团腐败”，这为治理云南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事实上，高层也对此颇费思量。比如，近几届的云南省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多从外地调任或“空降”而来，就被外界视作是试图改变云南官场派别林立的弊病。然而，从外来的白恩培、仇和的落马来看，他们到云南之后，均是陷入当地政治势力和商业资本的“围猎”之中。因此，要解决云南地方弊病，除了“空降换血”外，还要去除云南的存量腐败，既起到震慑作用，又为云南发展营造良好的大环境。从此角度，也就不难理解云南反腐背后的大战略。
中央对云南的重视，从其他侧面也有显现。今年春节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首次外出赴地方考察，即前往云南。考察期间习近平先后到昭通、大理、昆明等地，看望鲁甸地震灾区干部群众，深入企业、工地、乡村考察，就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调研中，习近平对云南也提出了明确的寄语“希望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讲话中，既说明了中央对云南的期望，也为云南的发展指出了明确方向。
（《人民日报》2015.4.11、《北京青年报》2015.4.11）
一年三任市委书记“闪落”
算上刚落马的市委书记高劲松，昆明已有三任市委书记相继落马。
许多人对高劲松的两位前任并不陌生，他们分别是“明星官员”仇和和“断崖式降级”张田欣。
仇和2007年底从江苏宿迁调任昆明市委书记，2011年底卸任。令他“出名”的，是“个性化”到有些“任性”的施政方式：大规模换将、“人治压倒法治”、疯狂招商引资……在昆明，他同样留下了深刻的“仇和印记”。
2015年3月15日，全国两会闭幕当天，仇和被中纪委带走调查。而在云南政界和坊间，他获得了同在宿迁一样，褒贬不一的两极化评价。跟外来的仇和不同，张田欣是土生土长的云南官员。担任昆明市委书记前的37年里，他从民办教师一路做到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14年7月12日，因涉嫌违纪，张田欣被免职。仅4天后，中纪委便通报了处理结果：张田欣因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并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构成严重违纪，开除党籍并接受“断崖式降级”。从简历来看，张田欣从副处级晋升到副省级用了17年，而被降职回副处级只用了不到一天。
接替张田欣的是高劲松。他的仕途始于昆明，工作35年来，从未曾离开云南，而接任昆明市委书记之前的几年里，他曾先后任玉溪市长和曲靖市委书记。现在，他的仕途也终结于昆明：从其去年8月接任昆明市委书记到落马，也不过间隔了8个月，堪称“短命”。
政治生态有何问题
在人们印象中，云南位于边陲，经济落后相对封闭。干部多为本土培养，很少有和外省市流动和交流的机会。一些比较重要的市委书记岗位，也多是本地人担任。举个例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昆明共有7任市委书记，其中只有仇和一人是跨省而来。
本地干部居多的好处是熟悉情况，缺点也显而易见：容易形成“小圈子”;上升通道窄，重人情，干部任用中的腐败也就“见怪不怪”。像白恩培这样的“封疆大吏”在云南主政十年之久，哪个官员要想“进步”到地厅一级，不去“登门拜访”几乎不太可能。
在中国地理版图上，云南看上去地处偏远，但放到整个东亚—东南亚发展格局中，它是当仁不让的中心。近些年，中央给予大量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下辖各州市也基本都有堪称“纳税利器”的支柱产业，比如高劲松先后工作过的玉溪和曲靖，分别以烟草和矿产丰富著称。更为特别的是，云南的多个州市和外国接壤，还担负边防、禁毒、禁赌乃至维稳等很多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同为州市委书记，云南这些地方“一把手”管理的事务更多，权力显得更大。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寻租腐败的机会更多。
昆明近些年的政治环境就显得更奇怪。据一位当地党报的时政记者回忆，仇和从调任河北的杨崇勇手上拿过接力棒后，昆明政坛风气发生了很大转变，但都是慑于仇个人的铁腕权威。仇和大搞城建开发，本地人抱怨很多，因为本土公司基本上拿不到项目，本地利益群体的“肉”被割去。表面不敢言，其实“暗斗”丛生。当时昆明的步调和省里不太一致，省委主要领导层面持观望态度，昆明市内部也是说法不一。同为省委常委的张田欣主管宣传工作，虽然和仇和并无太多交集，但曾表现出“不喜欢”这种风格和做法。
“仇和走之后，就散了”，据该记者观察，张田欣转任昆明市委书记后，对前任留下的做法和说法“很反感”，要求当地媒体不要再提仇的那一套。此外，他又拼命想搞出自己的政绩，急于树立自己的权威。可是措施平平，直到落马也没能搞出个道道。前来“救火”的高劲松就更为“奇葩”，上任之后很久也没什么新的政策，“什么事都不敢做”。“一把手”急转方向，下面的人也都跟着转。经过这几番折腾，昆明当地利益格局更加错综复杂。市民内心满是疲惫，不知道这座古城最终会是怎样的命运。
反腐背后的深层意义
与山西的反腐相比，云南反腐还需要放在更高更广阔的层面上进行审视。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云南一直处于落后地位。然而随着新阶段中国几大国家战略的付诸实施，发展尚存诸多限制的云南，有了将劣势转化为优势的外部条件。
一方面，2013年10月，中央召开首次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7位政治局常委一同出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周边对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把周边外交工作做得更好”。在强调周边对外工作的大背景下，对处在与周边邻国交往第一线的云南来讲，不啻为重大利好。
另一方面，更为不可忽略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在北京上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云南被定位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对内，从云南内可通达中国腹地，与长江经济带衔接;对外，云南与中南半岛三国缅甸、老挝、越南接壤。得益于内外联系，云南有成为新一轮中国对外前哨站的条件。
因此，站在中央决策层的立场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云南的分量会越来越重。一方面是这种天然地理位置使然;另一方面，决策者对云南越是看重，越是希望云南政治清明、政令通畅，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云南在短短两年内发生如此之多的“变化”，也就在情理之中。试想，如果某地政治生态不佳，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隐患，云南有可能一直都只是中国的边陲之地，中央将其视作“一带一路”战略支点也就很难实现。
云南的腐败讲究地方势力“抱团腐败”，这为治理云南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事实上，高层也对此颇费思量。比如，近几届的云南省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多从外地调任或“空降”而来，就被外界视作是试图改变云南官场派别林立的弊病。然而，从外来的白恩培、仇和的落马来看，他们到云南之后，均是陷入当地政治势力和商业资本的“围猎”之中。因此，要解决云南地方弊病，除了“空降换血”外，还要去除云南的存量腐败，既起到震慑作用，又为云南发展营造良好的大环境。从此角度，也就不难理解云南反腐背后的大战略。
中央对云南的重视，从其他侧面也有显现。今年春节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首次外出赴地方考察，即前往云南。考察期间习近平先后到昭通、大理、昆明等地，看望鲁甸地震灾区干部群众，深入企业、工地、乡村考察，就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调研中，习近平对云南也提出了明确的寄语“希望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讲话中，既说明了中央对云南的期望，也为云南的发展指出了明确方向。
（《人民日报》2015.4.11、《北京青年报》2015.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