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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中宣部拨款200万元在保山市龙陵县建侵华日军滇西慰安妇制度罪恶展览馆，建成之后，该馆将成为世界上继日本东京、韩国、中国上海之后的第四个慰安妇制度罪恶展览馆。
惨无人道的日军暴行
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的慰安妇制度，使亚洲相关国家的妇女受到残酷摧残，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1942年5月初，日寇入侵滇西，5月4日保山县城被轰炸，5月10日占领腾冲，从此滇西人民陷入了无尽的苦难。日军占领滇西期间，在占领区建的慰安所约有20多个，另外还有一些临时慰安所。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滇西用作性奴隶的女性约有800余名，其中500余名是被日军抓来的滇西妇女。
据潞西市公安局退休民警姜兴治回忆，解放初期他任公安员时，听目击者讲，1942年8月的一个晚上，日军突然包围了芒市的广姆、芒黑、等项3个村子，抓走了两车小卜哨（傣族姑娘），约五六十人。这些被抓的姑娘，多数都有去无回，只有3个返回家的。其中，家住芒黑的一人后来曾向人述说了她当年的遭遇，被儿孙知道了，横加指责，以后她就缄口不语。姜兴治也去采访过她，她仍是不说，直到离开人世。
日军在芒市、畹町、遮放等地也陆续建立了不少慰安所。遮放慰安所开始时只有8个慰安妇，后来，又从广东拉来一批中国慰安妇，这样一来，日本慰安妇就成了军官的专属，而中国慰安妇则成了日军士兵的性奴隶。
现在的芒市镇第一小学，日军入侵时是一个寺院，内有树包塔景观。日军曾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慰安所，目击者告诉我们，在日军占领期间，附近的住户常常听到里面传来凄惨的女性的哭叫声。
1943年7月12日，驻德宏勐嘎的日本宪兵队长中岛竟宣布：“年龄在16岁以上的女子，无论是否婚配，一经本部官兵选中，即应与本部官兵结婚。”
据德宏畹町芒满村老支书曼映回忆：日军侵占畹町时，在一道桥（地名）靠山脚有一片草房曾是日军的军妓院，门口有日本兵站岗，里面有五六十个十七八岁、20岁左右的姑娘，在日本人手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她们不得穿衣服，赤条条的，身上裹着一条军毯，见人就讨吃的。她们当中，又多是过了几个月就不见了，多半是被折磨死了。过不了多久，日本兵又拉来一些新的姑娘，供其继续玩乐。
腾冲光华街熊家当时曾设有慰安所，由10多个日军负责看守。日军将熊家和后面楊家的隔墙拆开打通，成了一个很宽敞的慰安所。远征军收复腾冲时，日军将这里的几个慰安妇丢到井里淹死了。
腾冲沦陷时，日军看中了洞山村的尹老焕，扬言不将她送到驻地，就要杀光、烧光洞山村。万般无奈，当地维持会只好将她送到日军驻地。日军撤退时她回到了洞山村，成了一个木讷的人。后来她嫁了一个憨丈夫，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由生产队作为五保户供养到去世。在村人的记忆中，她总是拖着鞋子，披头散发，目光呆滞，步履缓慢地从村道上走过，不时地回头看上几眼跟在她身后向她叫着“日本老焕”的不懂事的顽童们。
当年的中国远征军抗日老兵许国钧老人回忆：“1944年9月14日早晨，我们攻进腾冲县城时，只见到处是日军尸体，在日军慰安所里，我亲眼看到有17个中国慰安妇和几个婴儿被日军刺死在那里，有一个慰安妇死了还紧紧地抱着一个血肉模糊的婴儿，真是惨不忍睹！”
“腾冲城内一群可怜虫”
1944年2月3日《新华日报》的一则报道说：“敌寇去岁（1943年）屡次犯我腾北，遭打击后，大部敌兵都感觉厌战，敌酋无法可想，只得以强拉民间妇女供士兵娱乐，来提高情绪。又在腾冲西华街设立俱乐部一所，由汉奸强拉我妇女同胞14人，凡敌兵入内取乐，每人每时收军票5元，战地负伤者免费。这些妇女不堪蹂躏，多忿而自杀。”
1944年9月26日的《扫荡报》刊有战地记者潘世徵的一篇题为《腾冲城内一群可怜虫》的报道：当腾冲城门尚未打开的时候，中国远征军都知道城内尚有五六十个随军营妓被包围在里面。到了9月14日上午，远征军攻克腾冲城最后一个据点，在防空洞里发现一个10岁左右的中国小女孩。她报告说，她是被日军抓来替慰安妇们打洗脸水的。当时，她们全都躲在一个大防空洞里，一天黎明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日本军官用枪逐个结束了营妓们的生命，一共13人。小女孩吓昏过去，捡了一条性命。这篇报道还说，“又在一处城墙缝里，发现了十几具女尸，她们都被蒙上了眼睛。这些可怜的女人，生前为敌人泄欲，最后又被判处残忍的死刑，她们犯了什么罪呢？”
潘世徵还报道：中国远征军刚攻下腾冲城，他就在城南参观了几处慰安所。有的叫营妓公馆，一个院子有几十间房子，每间房门上都贴着慰安妇的花名以及卫生检查合格证。慰安所房内的陈设，犹如日本式家庭，大约是想造成“这里就是家乡”的气氛，以提高士兵的战斗情绪。日军为掩人耳目，给众多的慰安所取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或叫某某军妓院，或叫某某俱乐部，或叫某某娱乐部，或叫某某庄，如“翠明庄”、“清明庄”等等。
龙陵松山腊勐大垭口的一块山坡地上，设有一个为松山守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据目击者讲，这个慰安所是用竹子搭起来的简易房子，里面用报纸糊起，一个慰安妇一小格，随时准备犒劳打仗下来的日军。她们多是日本女性和朝鲜女性。
有个叫朴永心的韩国老人，当年就是被日军从她的祖国掠到这里当慰安妇的，并且还怀了孕。2004年老人故地重游，到腊勐大垭口慰安所遗址进行了指证。这位老人已于2006年去世。
滇西唯一站出来讨清白的人
滇西有许多被日军强迫当慰安妇的女性，但由于种种原因，绝大部分都不肯站出来指证日军在滇西实施的野蛮的慰安妇制度。只有她勇敢地站出来指证，因为她知道，这不是她一个人的灾难和耻辱，而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和耻辱。她，就是李连春老人。
李连春是龙陵腊勐白泥塘人，日军占领了她的家乡后，她在卖马草的途中，多次被日军强奸。出嫁后因失过身被夫家看不起而出逃，途中被日军抓到腊勐慰安所当了慰安妇。在慰安所，她天天以泪洗面，经常挨领班的打。她多次想逃跑，都因日军岗哨看管太严而未成功。约一年后，在慰安所打工的同胞帮助下，她才逃出了虎口。
老人因年老多病，记忆力已严重衰退。这位苦难深重的老人，在2004年1月10日因脑溢血去世了。
就在李连春呆过的腊勐慰安所里，还有20来个中国慰安妇，大多数也是被日军武力强拉去的当地妇女，还有15个朝鲜慰安妇（据说有的是中国东北人）和三四个缅甸妇女，此外还有几名日本慰安妇。这些慰安妇各人的结局不尽相同，但都是悲惨的。中国慰安妇多数在滇西反攻战役打响后不久就被日军杀害了。龙陵县文史资料中载：沦陷区妇女被敌人奸污的难以数计。
2006年12月，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多年坚持免费为中国慰安妇到日本诉讼的康健到保山、德宏调查中国慰安妇受伤害情况。她的调查得到了隆阳区政协的大力支持，让本单位滇西抗战研究人员全程陪同调查。此次调查又有两个新慰安所遗址发现，一个是松山大垭口李正早老人指证的，位于松山半山腰;另一个是龙陵县城酉天赐老人指证的日军在县城建的水泥碉堡前（作为日军侵华罪证保留，是龙陵抗战纪念馆的一个展品）。
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岁月虽然过去了60多年了，但日军在滇西的暴行，特别是残暴的慰安妇制度，滇西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日军当年建立的慰安所遗址还在，腾冲二战实物收藏家段生馗收藏的慰安妇装化妆品的托盘、铜质脂粉盒，慰安妇使用过的茶具还在，这一切的一切，都揭示着那个不堪回首的落后挨打，落后受欺凌的时代。
不识字的李连春老人生前曾说：“我很穷很穷，我一生什么都没有。我最宝贵的是我的身子和清白，但是却被日寇夺去了。我要到日本去，不是要钱，不是要名誉，我要的是用钱买不到的东西——我的清白。”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的声音！
（《云南日报》2009.12.4沙必璐 刁丽俊/文）
惨无人道的日军暴行
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的慰安妇制度，使亚洲相关国家的妇女受到残酷摧残，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1942年5月初，日寇入侵滇西，5月4日保山县城被轰炸，5月10日占领腾冲，从此滇西人民陷入了无尽的苦难。日军占领滇西期间，在占领区建的慰安所约有20多个，另外还有一些临时慰安所。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滇西用作性奴隶的女性约有800余名，其中500余名是被日军抓来的滇西妇女。
据潞西市公安局退休民警姜兴治回忆，解放初期他任公安员时，听目击者讲，1942年8月的一个晚上，日军突然包围了芒市的广姆、芒黑、等项3个村子，抓走了两车小卜哨（傣族姑娘），约五六十人。这些被抓的姑娘，多数都有去无回，只有3个返回家的。其中，家住芒黑的一人后来曾向人述说了她当年的遭遇，被儿孙知道了，横加指责，以后她就缄口不语。姜兴治也去采访过她，她仍是不说，直到离开人世。
日军在芒市、畹町、遮放等地也陆续建立了不少慰安所。遮放慰安所开始时只有8个慰安妇，后来，又从广东拉来一批中国慰安妇，这样一来，日本慰安妇就成了军官的专属，而中国慰安妇则成了日军士兵的性奴隶。
现在的芒市镇第一小学，日军入侵时是一个寺院，内有树包塔景观。日军曾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慰安所，目击者告诉我们，在日军占领期间，附近的住户常常听到里面传来凄惨的女性的哭叫声。
1943年7月12日，驻德宏勐嘎的日本宪兵队长中岛竟宣布：“年龄在16岁以上的女子，无论是否婚配，一经本部官兵选中，即应与本部官兵结婚。”
据德宏畹町芒满村老支书曼映回忆：日军侵占畹町时，在一道桥（地名）靠山脚有一片草房曾是日军的军妓院，门口有日本兵站岗，里面有五六十个十七八岁、20岁左右的姑娘，在日本人手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她们不得穿衣服，赤条条的，身上裹着一条军毯，见人就讨吃的。她们当中，又多是过了几个月就不见了，多半是被折磨死了。过不了多久，日本兵又拉来一些新的姑娘，供其继续玩乐。
腾冲光华街熊家当时曾设有慰安所，由10多个日军负责看守。日军将熊家和后面楊家的隔墙拆开打通，成了一个很宽敞的慰安所。远征军收复腾冲时，日军将这里的几个慰安妇丢到井里淹死了。
腾冲沦陷时，日军看中了洞山村的尹老焕，扬言不将她送到驻地，就要杀光、烧光洞山村。万般无奈，当地维持会只好将她送到日军驻地。日军撤退时她回到了洞山村，成了一个木讷的人。后来她嫁了一个憨丈夫，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由生产队作为五保户供养到去世。在村人的记忆中，她总是拖着鞋子，披头散发，目光呆滞，步履缓慢地从村道上走过，不时地回头看上几眼跟在她身后向她叫着“日本老焕”的不懂事的顽童们。
当年的中国远征军抗日老兵许国钧老人回忆：“1944年9月14日早晨，我们攻进腾冲县城时，只见到处是日军尸体，在日军慰安所里，我亲眼看到有17个中国慰安妇和几个婴儿被日军刺死在那里，有一个慰安妇死了还紧紧地抱着一个血肉模糊的婴儿，真是惨不忍睹！”
“腾冲城内一群可怜虫”
1944年2月3日《新华日报》的一则报道说：“敌寇去岁（1943年）屡次犯我腾北，遭打击后，大部敌兵都感觉厌战，敌酋无法可想，只得以强拉民间妇女供士兵娱乐，来提高情绪。又在腾冲西华街设立俱乐部一所，由汉奸强拉我妇女同胞14人，凡敌兵入内取乐，每人每时收军票5元，战地负伤者免费。这些妇女不堪蹂躏，多忿而自杀。”
1944年9月26日的《扫荡报》刊有战地记者潘世徵的一篇题为《腾冲城内一群可怜虫》的报道：当腾冲城门尚未打开的时候，中国远征军都知道城内尚有五六十个随军营妓被包围在里面。到了9月14日上午，远征军攻克腾冲城最后一个据点，在防空洞里发现一个10岁左右的中国小女孩。她报告说，她是被日军抓来替慰安妇们打洗脸水的。当时，她们全都躲在一个大防空洞里，一天黎明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日本军官用枪逐个结束了营妓们的生命，一共13人。小女孩吓昏过去，捡了一条性命。这篇报道还说，“又在一处城墙缝里，发现了十几具女尸，她们都被蒙上了眼睛。这些可怜的女人，生前为敌人泄欲，最后又被判处残忍的死刑，她们犯了什么罪呢？”
潘世徵还报道：中国远征军刚攻下腾冲城，他就在城南参观了几处慰安所。有的叫营妓公馆，一个院子有几十间房子，每间房门上都贴着慰安妇的花名以及卫生检查合格证。慰安所房内的陈设，犹如日本式家庭，大约是想造成“这里就是家乡”的气氛，以提高士兵的战斗情绪。日军为掩人耳目，给众多的慰安所取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或叫某某军妓院，或叫某某俱乐部，或叫某某娱乐部，或叫某某庄，如“翠明庄”、“清明庄”等等。
龙陵松山腊勐大垭口的一块山坡地上，设有一个为松山守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据目击者讲，这个慰安所是用竹子搭起来的简易房子，里面用报纸糊起，一个慰安妇一小格，随时准备犒劳打仗下来的日军。她们多是日本女性和朝鲜女性。
有个叫朴永心的韩国老人，当年就是被日军从她的祖国掠到这里当慰安妇的，并且还怀了孕。2004年老人故地重游，到腊勐大垭口慰安所遗址进行了指证。这位老人已于2006年去世。
滇西唯一站出来讨清白的人
滇西有许多被日军强迫当慰安妇的女性，但由于种种原因，绝大部分都不肯站出来指证日军在滇西实施的野蛮的慰安妇制度。只有她勇敢地站出来指证，因为她知道，这不是她一个人的灾难和耻辱，而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和耻辱。她，就是李连春老人。
李连春是龙陵腊勐白泥塘人，日军占领了她的家乡后，她在卖马草的途中，多次被日军强奸。出嫁后因失过身被夫家看不起而出逃，途中被日军抓到腊勐慰安所当了慰安妇。在慰安所，她天天以泪洗面，经常挨领班的打。她多次想逃跑，都因日军岗哨看管太严而未成功。约一年后，在慰安所打工的同胞帮助下，她才逃出了虎口。
老人因年老多病，记忆力已严重衰退。这位苦难深重的老人，在2004年1月10日因脑溢血去世了。
就在李连春呆过的腊勐慰安所里，还有20来个中国慰安妇，大多数也是被日军武力强拉去的当地妇女，还有15个朝鲜慰安妇（据说有的是中国东北人）和三四个缅甸妇女，此外还有几名日本慰安妇。这些慰安妇各人的结局不尽相同，但都是悲惨的。中国慰安妇多数在滇西反攻战役打响后不久就被日军杀害了。龙陵县文史资料中载：沦陷区妇女被敌人奸污的难以数计。
2006年12月，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多年坚持免费为中国慰安妇到日本诉讼的康健到保山、德宏调查中国慰安妇受伤害情况。她的调查得到了隆阳区政协的大力支持，让本单位滇西抗战研究人员全程陪同调查。此次调查又有两个新慰安所遗址发现，一个是松山大垭口李正早老人指证的，位于松山半山腰;另一个是龙陵县城酉天赐老人指证的日军在县城建的水泥碉堡前（作为日军侵华罪证保留，是龙陵抗战纪念馆的一个展品）。
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岁月虽然过去了60多年了，但日军在滇西的暴行，特别是残暴的慰安妇制度，滇西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日军当年建立的慰安所遗址还在，腾冲二战实物收藏家段生馗收藏的慰安妇装化妆品的托盘、铜质脂粉盒，慰安妇使用过的茶具还在，这一切的一切，都揭示着那个不堪回首的落后挨打，落后受欺凌的时代。
不识字的李连春老人生前曾说：“我很穷很穷，我一生什么都没有。我最宝贵的是我的身子和清白，但是却被日寇夺去了。我要到日本去，不是要钱，不是要名誉，我要的是用钱买不到的东西——我的清白。”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的声音！
（《云南日报》2009.12.4沙必璐 刁丽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