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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大陸政策轉型與否的問題，蘇貞昌可謂是「任重道遠」。此因民進黨內部各派系為解決路線紛爭，目前已達成一項共識，就是不反對與大陸直接進行交流與溝通，唯在交流溝通模式方面，黨中央能制定相關規範，以收統合之效，而免黨同伐異現象的發生。
以謝長廷為例，謝訪大陸前曾向蘇報備，對謝訪談基調「憲法共識」，蘇也知情。經黨中央同意，謝欣然赴大陸參訪，然而未待謝返台，謝於大陸參訪言論突被黨內同志批判，而黨中央卻在此時發表「憲法共識乃是謝個人政見，不是黨內主流意見」，令謝頗為氣餒，認為這是黨中央「落井下石」。待謝返台意圖透過黨中央平台向各派系成員解釋此行所獲成果時，詎料僅有蘇個人傾聽謝的「政見」，導致謝的破冰之旅成為「鏡花水月」的笑談，於此謝婉拒出任「中國事務委員會」委員可說是對蘇「瞻前顧後」的從政性格做某種程度的抗議。
以謝的事例，觀察民進黨各派系不反對與大陸直接打交道的共識，目的就是逼蘇表態。按理各派系既不反對與大陸打交道，位居黨主席的蘇貞昌就該趁勢進行路線辯論，以解決大陸政策的路線之爭。然而蘇卻認為，此時舉行中國政策辯論有可能造成難以收拾的政治後果，為避免內訌局面的發生，蘇傾向將路線之爭延後處理，從而使籌組中國事務委員會之事進入難產階段。中國事務委員會籌組至今已長達半年多，之所以無法進入決策階段，關鍵因素全因蘇「瞻前顧後」性格而起。
蘇貞昌成不了大器
依據民進黨派系共治的政治生態，閉著眼睛想，能進入中國事務委員會決策圈成員，也只有張俊雄、謝長廷、游錫堃、蔡英文、柯建銘、吳乃仁（邱義仁）、姚嘉文及賴清德與陳菊兩位重量級市長。其中除蔡英文與蘇貞昌於2016年有競合關係外，其餘人士與蘇均有交情，是以籌組中國事務會對蘇而言「絕非難事」。可是蘇卻被籌組該委員會搞到「焦頭爛額」的地步，還提不出解決之道，可能與蘇「舉棋不定」的性格有關。
謝長廷、游錫堃拒絕出任委員，理由是蘇對大陸政策基調為何？總該給個說法，而非放任各派系各吹各調，回想陳水扁當年參選，民進黨為求勝選，在黨主席林義雄推動下，寫出「台灣前途決議文」。相對於位居主席的蘇貞昌連交流規範這種低層次的文件連碰都不敢碰，表明蘇於黨主席任內想要完成「轉型」工程，無疑是緣木求魚。
面對大陸政策轉型的難題，蘇不該將隱而不顯的路線之爭持續下去，而應將路線之爭台面化，透過辯論決定政策基論，畢竟蘇是爭大位的要角，如果連路線之爭都搞不定，難怪有人稱蘇是「科長」，成不了大器。
以謝長廷為例，謝訪大陸前曾向蘇報備，對謝訪談基調「憲法共識」，蘇也知情。經黨中央同意，謝欣然赴大陸參訪，然而未待謝返台，謝於大陸參訪言論突被黨內同志批判，而黨中央卻在此時發表「憲法共識乃是謝個人政見，不是黨內主流意見」，令謝頗為氣餒，認為這是黨中央「落井下石」。待謝返台意圖透過黨中央平台向各派系成員解釋此行所獲成果時，詎料僅有蘇個人傾聽謝的「政見」，導致謝的破冰之旅成為「鏡花水月」的笑談，於此謝婉拒出任「中國事務委員會」委員可說是對蘇「瞻前顧後」的從政性格做某種程度的抗議。
以謝的事例，觀察民進黨各派系不反對與大陸直接打交道的共識，目的就是逼蘇表態。按理各派系既不反對與大陸打交道，位居黨主席的蘇貞昌就該趁勢進行路線辯論，以解決大陸政策的路線之爭。然而蘇卻認為，此時舉行中國政策辯論有可能造成難以收拾的政治後果，為避免內訌局面的發生，蘇傾向將路線之爭延後處理，從而使籌組中國事務委員會之事進入難產階段。中國事務委員會籌組至今已長達半年多，之所以無法進入決策階段，關鍵因素全因蘇「瞻前顧後」性格而起。
蘇貞昌成不了大器
依據民進黨派系共治的政治生態，閉著眼睛想，能進入中國事務委員會決策圈成員，也只有張俊雄、謝長廷、游錫堃、蔡英文、柯建銘、吳乃仁（邱義仁）、姚嘉文及賴清德與陳菊兩位重量級市長。其中除蔡英文與蘇貞昌於2016年有競合關係外，其餘人士與蘇均有交情，是以籌組中國事務會對蘇而言「絕非難事」。可是蘇卻被籌組該委員會搞到「焦頭爛額」的地步，還提不出解決之道，可能與蘇「舉棋不定」的性格有關。
謝長廷、游錫堃拒絕出任委員，理由是蘇對大陸政策基調為何？總該給個說法，而非放任各派系各吹各調，回想陳水扁當年參選，民進黨為求勝選，在黨主席林義雄推動下，寫出「台灣前途決議文」。相對於位居主席的蘇貞昌連交流規範這種低層次的文件連碰都不敢碰，表明蘇於黨主席任內想要完成「轉型」工程，無疑是緣木求魚。
面對大陸政策轉型的難題，蘇不該將隱而不顯的路線之爭持續下去，而應將路線之爭台面化，透過辯論決定政策基論，畢竟蘇是爭大位的要角，如果連路線之爭都搞不定，難怪有人稱蘇是「科長」，成不了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