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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带来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多样性的生活。不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在抱怨大城市的各种问题，却仍不断地迁往大城市。
在一篇反思1995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毒气案件的文章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顺便揶揄了一把东京的生活。“即使收入成倍增长，地价的增值却远高于它，人们买不起工作单位附近像样的住房。他们的家远在郊外，每天花费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挤在令人窒息的满员列车里上下班，为了偿还房贷加班加点，消耗宝贵的健康与时间。”
村上君还给这几句话加了一个带有经济学味道的注释：以东京劳动者年收入的5倍可以买到的适当的新建独户住宅，1970年位于距离市中心20公里的车站附近，到了泡沫经济全盛期的1990年远遁到了60公里处；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现在，恢复到了45公里处。
类似的批判可能无心，但很容易获得共鸣，加剧人们对大城市的厌恶。但文学不能帮我们解释为什么人们仍在向东京迁移，即使东京圈的人口已经超过3500万，占全日本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一人口向东京集聚的趋势出现在全日本总人口下降的背景下。文学更不可能揭示这样的秘密，房价只不过反映了人们对于居住在一个地方的评价。如果不是因为市中心的区位越来越重要，不会有人愿意出越来越高的价格住在那里。
说起宜居，人们立即会想到清洁的空气和大面积的草坪，而这些似乎都与高密度的人群无关。在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2013全球宜居城市排名中，墨尔本、维也纳和温哥华分列前三。仔细一看，澳大利亚共有四个城市进入该榜单前十名，其他三个城市依次是排名第五的阿德莱德、排名第七的悉尼和排名第九的珀斯；而加拿大有三个城市入围前十，分别为排名第三的温哥华、排名第四的多伦多和排名第五的卡尔加里。加拿大全国人口不到3500万，还不如东京圈的人口多。而澳大利亚人口2268万，还不及上海一个市。这样的宜居与整个国家人口密度低相对应，已经失去意义。
“集聚在人口集中和密度很高的大城市中的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感到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中。这是一种常见的观念：人总是数量少时才显现出魅力，而数量很多时则会表现出令人憎恶的一面。从这一观点出发，一个自然而然的逻辑便是应该通过一切手段使人口的密度减少到最低程度：一个方法是尽可能地稀疏人口，另一个方法便是把目标瞄准郊区的草坪和小城镇的安宁这种假象上。另一个逻辑则是不应该过分强调高密度人口中固有的丰富多彩的一面。”
1961年，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写道，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对当下城市规划和重建理论”进行抨击。很自然地，简对人口密度的歌颂引起整个正统的城市规划学界的不快，当时主流的思想是建设“花园城市”和郊区化，引领这场运动的是对大城市充满仇恨的霍华德和芒福德。
相比之下，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政策学院开展的全球主要城市的宜居指数排名要“人性化”得多。这个排名的出版物在一开始便宣称，“如果要清楚什么因素构成宜居性，那么就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人性。”换言之，生活方式越是与人性一致，这样的城市才越是宜居的。
追求物质的富足是人性的首要因素，然后才是对自然环境、安全、社会和文化条件以及公共治理的追求。根据这一对人性的理解，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城市宜居指数分为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环境友好和可持续性、国内安全和稳定、生活质量和多样性、好的治理和有效的领导五类，每个大类有3个-5个分项，每个分项下又有若干指标。
在给予以上五大类指标同等的重视之后，在进入排名的全球64个城市中，前十位中欧洲占了七席，新加坡和香港代表亚洲分别居于第3和第9。中国的“北上广”分别排第46、第39和第47。
当前在中国存在一种误解是，以为城市的宜居程度在下降，环境在变差，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后果。这话最多只对了一半。事实上，发展经济和宜居并不矛盾，要明白这一点，只要看看世界宜居城市排名就可以了，排在前面的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事实上，如今很多宜居城市在半个世纪前也是污染特别严重的城市。改善环境最终还是靠产业结构的调整，当制造业被逐渐转出，技术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生活方式向绿色环保转变，居民对于汽车的使用量得到控制，城市环境就改善了。
目前中国的城市大多处在城市环境恶化再改善的转折点上，单向度地回顾历史，很容易得到污染是经济发展的后果的看法。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是往回退，回到更好的环境吗？错，停止发展只不过是因噎废食的路。事实上，不仅城市环境的改善与经济持续发展有关，生活质量和多样性、好的治理和有效的领导这些方面也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正确的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并转变生活方式。事实上，中国的工业化走到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低附加值和高能耗的工业了。我们不需要生产那么多出口品，把产品卖出去了，污染却留下了，然后我们再用出口挣的钱来治理污染。
打造宜居城市的最大挑战其实是在安全和社会和谐方面。对此，没有什么比降低犯罪来得更重要了。伴随着城市日益长大，犯罪率似乎也会上升。但政策制定者所忽视的是，如果思路是通过控制人口来追求宜居，就会迷恋上用公共服务歧视来阻拦外来人口的手段，结果是，城市的同一片天空下却有着身份不同的两类人。从城市发展史看，一个城市爆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往往与这个城市中存在着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分化有关。在中国的大城市，这样的分化恰恰是户籍制度造成的。
户籍制度对于人群的分化并不只是对低技能劳动力，事实上，中国大城市里的大学生都有相当大的部分仍然是外来人口身份。比如在上海，利用2005年小普查的数据，我发现没有上海户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占上海非户籍人口比例15.1%，占大学以上劳动年龄人口比例30.29%，占全部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5.86%。
不少中国地方政府还是抱着要通过控制人口规模来追求“宜居”城市的想法，认为城市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出现的拥挤与人太多有关。这是错了。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按照若干年前的人口增长预测来规划的。由于人口预测始终明显地低于实际人口增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当然就会不足。对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正确的发展方向不应该是控制需求，而应该是增加供给。
在一篇反思1995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毒气案件的文章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顺便揶揄了一把东京的生活。“即使收入成倍增长，地价的增值却远高于它，人们买不起工作单位附近像样的住房。他们的家远在郊外，每天花费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挤在令人窒息的满员列车里上下班，为了偿还房贷加班加点，消耗宝贵的健康与时间。”
村上君还给这几句话加了一个带有经济学味道的注释：以东京劳动者年收入的5倍可以买到的适当的新建独户住宅，1970年位于距离市中心20公里的车站附近，到了泡沫经济全盛期的1990年远遁到了60公里处；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现在，恢复到了45公里处。
类似的批判可能无心，但很容易获得共鸣，加剧人们对大城市的厌恶。但文学不能帮我们解释为什么人们仍在向东京迁移，即使东京圈的人口已经超过3500万，占全日本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一人口向东京集聚的趋势出现在全日本总人口下降的背景下。文学更不可能揭示这样的秘密，房价只不过反映了人们对于居住在一个地方的评价。如果不是因为市中心的区位越来越重要，不会有人愿意出越来越高的价格住在那里。
高密度与宜居
说起宜居，人们立即会想到清洁的空气和大面积的草坪，而这些似乎都与高密度的人群无关。在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2013全球宜居城市排名中，墨尔本、维也纳和温哥华分列前三。仔细一看，澳大利亚共有四个城市进入该榜单前十名，其他三个城市依次是排名第五的阿德莱德、排名第七的悉尼和排名第九的珀斯；而加拿大有三个城市入围前十，分别为排名第三的温哥华、排名第四的多伦多和排名第五的卡尔加里。加拿大全国人口不到3500万，还不如东京圈的人口多。而澳大利亚人口2268万，还不及上海一个市。这样的宜居与整个国家人口密度低相对应，已经失去意义。
“集聚在人口集中和密度很高的大城市中的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感到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中。这是一种常见的观念：人总是数量少时才显现出魅力，而数量很多时则会表现出令人憎恶的一面。从这一观点出发，一个自然而然的逻辑便是应该通过一切手段使人口的密度减少到最低程度：一个方法是尽可能地稀疏人口，另一个方法便是把目标瞄准郊区的草坪和小城镇的安宁这种假象上。另一个逻辑则是不应该过分强调高密度人口中固有的丰富多彩的一面。”
1961年，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写道，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对当下城市规划和重建理论”进行抨击。很自然地，简对人口密度的歌颂引起整个正统的城市规划学界的不快，当时主流的思想是建设“花园城市”和郊区化，引领这场运动的是对大城市充满仇恨的霍华德和芒福德。
真正的宜居城市
相比之下，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政策学院开展的全球主要城市的宜居指数排名要“人性化”得多。这个排名的出版物在一开始便宣称，“如果要清楚什么因素构成宜居性，那么就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人性。”换言之，生活方式越是与人性一致，这样的城市才越是宜居的。
追求物质的富足是人性的首要因素，然后才是对自然环境、安全、社会和文化条件以及公共治理的追求。根据这一对人性的理解，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城市宜居指数分为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环境友好和可持续性、国内安全和稳定、生活质量和多样性、好的治理和有效的领导五类，每个大类有3个-5个分项，每个分项下又有若干指标。
在给予以上五大类指标同等的重视之后，在进入排名的全球64个城市中，前十位中欧洲占了七席，新加坡和香港代表亚洲分别居于第3和第9。中国的“北上广”分别排第46、第39和第47。
发展宜居两相宜
当前在中国存在一种误解是，以为城市的宜居程度在下降，环境在变差，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后果。这话最多只对了一半。事实上，发展经济和宜居并不矛盾，要明白这一点，只要看看世界宜居城市排名就可以了，排在前面的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事实上，如今很多宜居城市在半个世纪前也是污染特别严重的城市。改善环境最终还是靠产业结构的调整，当制造业被逐渐转出，技术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生活方式向绿色环保转变，居民对于汽车的使用量得到控制，城市环境就改善了。
目前中国的城市大多处在城市环境恶化再改善的转折点上，单向度地回顾历史，很容易得到污染是经济发展的后果的看法。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是往回退，回到更好的环境吗？错，停止发展只不过是因噎废食的路。事实上，不仅城市环境的改善与经济持续发展有关，生活质量和多样性、好的治理和有效的领导这些方面也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正确的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并转变生活方式。事实上，中国的工业化走到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低附加值和高能耗的工业了。我们不需要生产那么多出口品，把产品卖出去了，污染却留下了，然后我们再用出口挣的钱来治理污染。
打造宜居城市的最大挑战其实是在安全和社会和谐方面。对此，没有什么比降低犯罪来得更重要了。伴随着城市日益长大，犯罪率似乎也会上升。但政策制定者所忽视的是，如果思路是通过控制人口来追求宜居，就会迷恋上用公共服务歧视来阻拦外来人口的手段，结果是，城市的同一片天空下却有着身份不同的两类人。从城市发展史看，一个城市爆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往往与这个城市中存在着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分化有关。在中国的大城市，这样的分化恰恰是户籍制度造成的。
户籍制度对于人群的分化并不只是对低技能劳动力，事实上，中国大城市里的大学生都有相当大的部分仍然是外来人口身份。比如在上海，利用2005年小普查的数据，我发现没有上海户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占上海非户籍人口比例15.1%，占大学以上劳动年龄人口比例30.29%，占全部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5.86%。
不少中国地方政府还是抱着要通过控制人口规模来追求“宜居”城市的想法，认为城市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出现的拥挤与人太多有关。这是错了。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按照若干年前的人口增长预测来规划的。由于人口预测始终明显地低于实际人口增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当然就会不足。对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正确的发展方向不应该是控制需求，而应该是增加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