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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曾经的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不仅在普通民众中享有较高知名度，而且在外交界也是一颗闪耀的明星。他的沉稳干练、义正辞严，给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身为职业外交官的他，曾担任中国驻波兰、驻意大利兼圣马力诺、驻印度、驻阿富汗全权大使。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他先后出国访问60余次，足迹遍及138个国家。
临危受命
在孙玉玺的外交生涯中，面临最严峻考验的当属那次贝尔格莱德之行。
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后，孙玉玺被紧急派往事发地，处理相关事宜。
回忆起那段经历，孙玉玺依然有些激动：“那天早上，我跟爱人正在打网球，突然接到部里的电话，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我马上赶回外交部，刚进办公室就得知上级将派我去正处在战争状态的南斯拉夫，接回我受伤人员，专机已准备就绪，当晚就动身。
从飞机起飞到接回伤员一共80个小时，仅在南斯拉夫就滞留60个小时。进去的时侯里边正在轰炸，机场被炸成一片废墟，场景触目惊心。根据之前达成的协议，北约指挥部给我们留出5个小时的停火时间，出来的时候再通知他们。
劫后余生的同志们终于盼来了祖国的亲人。尽管祖国派专机来接他们回去，但此刻他们深知坚守岗位的重要性，最后根据需要，确定留下5个人留守使馆。南斯拉夫的60个小时，我几乎没怎么合眼，在以外交部纪委书记王国章为领队的带领下，全面部署使领馆工作，安排随行家属与烈士遗体见最后一面，开追悼会、安置伤员、与使领馆工作人员进行思想交流并对他们进行心理干预，同时还要应付各路媒体记者的包围，虽然困难重重，我们还是将受伤人员全部接回，成功完成了任务。”
重走唐僧路
“每到一地上任，我都在想，总得做些可圈可点的有意义的工作，部领导也是这个想法。正好，再过一年，胡锦涛主席要访问印度，旨在建立中印战略伙伴关系。为了烘托气氛，我建议建立一个中印友好交流年，开展各部门、各民间团体的文化交流和文艺演出活动。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那烂陀寺重新修复工作。那烂陀寺始建于公元5世纪，是古代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玄奘在此从戒贤法师学习多年。
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印时对尼赫鲁说：‘唐僧不仅是伟大的佛学家，也是中印友好的使者，纪念他对促进两国友好做出的积极贡献很有意义。’双方领导人谈到中印友好，自然是绕不开玄奘法师，中方希望在那烂陀寺旁边修建一个纪念堂，纪念这位将印度佛教文化带到中国的伟大使者，尼赫鲁总理听后欣然同意。
当年干活效率很慢，刚把房子盖好，就赶上了达赖出逃。1962年，中印边境爆发军事冲突，援建计划就此终止，一搁就是40余年，至此庭院荒芜，满目疮痍。我去了之后，着手加固房屋，收集整理文献资料，尤其是玄奘法师当年在长安城翻译的经书内容，我还将西安慈恩寺主持请过去做我们的顾问。纪念堂内部统一采用中国传统木雕和大理石浮雕装饰风格，内容则为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离任前，我主持了开光仪式，李肇星外长作为中国政府代表莅临讲话；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长叶小文率领全国各地70位大法师前往诵经、开光，央视组织了专题报导。专题片《玄奘之路》的许多解说词都是由我当年提供并参与修改的，讲述唐僧当年一路取经的故事。我曾领着栏目组8天走访四大佛教圣地拍摄，类似的文化外交活动对传播中印友好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纵横捭阖亚平宁
“人们常说，到了意大利就等于到了三个国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意大利有一个国中之国，它是欧洲最古老的共和国——圣马力诺；另外在首都罗马还有一个城中之国，这就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冈城国。
梵蒂冈没有国防，没有海关，也不设军队。中国历来主张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与梵蒂冈关系正常化方面同样极为重视。两年间，中国在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的磋商过程相当艰难。我想，搞点文化活动活跃一下气氛岂不是很好吗？
怎样营造气氛？得知教皇喜欢音乐，特别是莫扎特的作品，于是我出面邀请上海爱乐乐园来梵蒂冈演出。2008年4月23日，乐团如期而至；5月9日，梵蒂冈教皇音乐厅能容纳6000人的剧场座无虚席，教皇位居前排正中央，右侧是30多位红衣主教，左边贵宾席为中国代表团，领队是国际友好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邓榕。演出的前一周，梵蒂冈方面提交了修正版本的音乐会议程表。我一看，里面增加了教皇讲话的内容，原来教皇想要发表个简短致辞。
当天，首先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接着演奏中国民乐《茉莉花》。教皇在致辞中说：‘……中国正在积极准备的奥运会为人类办了件好事，我为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祝福，为北京奥运会成功祈祷。’话间刚落全场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音乐会取得圆满成功，既活跃了气氛，又联络了感情，并且还创造了几个第一：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中出现教皇的特写镜头——有史以来是第一次；教皇的音乐堂以前从未演出过非宗教类音乐。
音乐会刚忙完，国内便发生了汶川地震。灾情就是命令，驻意使馆及时向广大华侨宣传国内的受灾情况，向当地政府通告灾区险情。当地30万侨胞和部分意大利机构慷慨解囊，踊跃捐款，仅一个星期，赈灾款就达到600万欧元。那些捐款的侨胞们由于没有可供走帐的汇票，直接将成沓的现金送到大使馆，使馆方面除了代开收据外，还为每个献爱心的人士出具了一份印有国徽图案的感谢函。
在意大利从事贸易经营的侨胞，手中往往积攒有巨额现金，他们不敢往银行存，怕露富遭抢劫是一个因素，另一方面怕别人说他们偷税漏税、灰色收入之类的话。 其实这种说法不准确，过于勤勉的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在国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就拿做高档皮货的生意来说，假如说从内蒙古进口一个集装箱的牛皮，按照意大利当地的成本核算，也就产生一万欧元的利润，意大利海关以此为依据，核定、收讫税款。但是我们的侨胞在国内采购主辅料，做成鞋帽、服装后再运到意大利，一个集装箱少说7-8万欧元的收益，最高甚至可达之前利润的12倍。意大利很早就实行了一周5天工作制，一天工作6小时，雇工薪酬每月最少4-5千欧元。而我们华侨雇的农民工，一周工作7天，一天12个小时，你不让他干他都不答应，因为人家要赶紧赚了钱好回家。
就拿牛皮的分层加工来说，意大利人一张生牛皮只揭开4-5层，在中国人手里则要分出8层来。分的层数越多，皮的手感就会越好。中国人的做法，在意大利方面看来就是违法。首先是海关方面少交税了，想多交还不被认可；其次是你工作时间长赚来的钱，就说你违反劳动法，罚你；再者，劳工成本低也得罚你，一罚就罚你个倾家荡产。存款意味着露富，钱都藏在家里，捐款自然是一律的现钞。成摞的碎票大多10-50欧元不等，大使馆方面装了满满两大口袋。
在意大利存钱5万以上需要提前预约。我们曾经拿6万欧元去银行储存，开车的路上就被抢了。4辆车，前后两辆厢式货车，两边两辆面包车，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就把你搞定了。没等咱们的司机反映过来，一辆飞驶而来的摩托车上来‘咣咣咣’几锤子就把车玻璃砸了，把钱抢跑了。黑手党那个厉害呀！你这里打电话和银行预约，他那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窃听呢！要是策划好了的话，一旦路上弄你，那是一弄一个准。
如果不跟银行预约，而是3万4万的往里存，依这样的存钱速度，这600万欧元救灾款得要存一年半，更别说还有使馆的正常存款业务。一次性雇运钞车，银行报价要18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80万元。15分钟的路程就要180万，这180万能给灾区解决好多问题，能盖好多个希望小学。
我说也就这么一次，我去送这个钱，放我大使车里，我脚踩着钱，我看谁敢劫我大使！在跟银行约好时间的同时，我们还通知了警察局长，说这是专门用于抗震救灾的善款，是救命钱，谁要是打它的主意，他首先得掂量掂量，如果真出了事情，引发外交风波不说，光罪行就有他受的。紧接着研究送钱‘路线图’，第二天上午9点一刻，一辆装有七八个壮汉的面包车假装压运钱款的样子从使馆开出，另外凡是途经的路口事先派专人盯守， 一旦有可疑迹象立即报告；我的车里一共4个人，除了我和司机外，还有翻译和会计。我两只脚踩在钱上，警车前面开道，警察局长在后面压阵。银行门口安排8名使馆工作人员两列排开，以防不测。只要钱进了银行大门就没事了，那时候再抢就是抢银行，那银行就要负责了。银行总经理在门口已等候多时，车门一开，四个小伙子抬着钱口袋就进了银行。”
以上这些经历，只是孙玉玺工作中的一些片断，但也反映了外交第一线的瞬息万变，对待各种问题必须要有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和随机应变的把握能力。
身为职业外交官的他，曾担任中国驻波兰、驻意大利兼圣马力诺、驻印度、驻阿富汗全权大使。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他先后出国访问60余次，足迹遍及138个国家。
临危受命
在孙玉玺的外交生涯中，面临最严峻考验的当属那次贝尔格莱德之行。
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后，孙玉玺被紧急派往事发地，处理相关事宜。
回忆起那段经历，孙玉玺依然有些激动：“那天早上，我跟爱人正在打网球，突然接到部里的电话，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我马上赶回外交部，刚进办公室就得知上级将派我去正处在战争状态的南斯拉夫，接回我受伤人员，专机已准备就绪，当晚就动身。
从飞机起飞到接回伤员一共80个小时，仅在南斯拉夫就滞留60个小时。进去的时侯里边正在轰炸，机场被炸成一片废墟，场景触目惊心。根据之前达成的协议，北约指挥部给我们留出5个小时的停火时间，出来的时候再通知他们。
劫后余生的同志们终于盼来了祖国的亲人。尽管祖国派专机来接他们回去，但此刻他们深知坚守岗位的重要性，最后根据需要，确定留下5个人留守使馆。南斯拉夫的60个小时，我几乎没怎么合眼，在以外交部纪委书记王国章为领队的带领下，全面部署使领馆工作，安排随行家属与烈士遗体见最后一面，开追悼会、安置伤员、与使领馆工作人员进行思想交流并对他们进行心理干预，同时还要应付各路媒体记者的包围，虽然困难重重，我们还是将受伤人员全部接回，成功完成了任务。”
重走唐僧路
“每到一地上任，我都在想，总得做些可圈可点的有意义的工作，部领导也是这个想法。正好，再过一年，胡锦涛主席要访问印度，旨在建立中印战略伙伴关系。为了烘托气氛，我建议建立一个中印友好交流年，开展各部门、各民间团体的文化交流和文艺演出活动。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那烂陀寺重新修复工作。那烂陀寺始建于公元5世纪，是古代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玄奘在此从戒贤法师学习多年。
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印时对尼赫鲁说：‘唐僧不仅是伟大的佛学家，也是中印友好的使者，纪念他对促进两国友好做出的积极贡献很有意义。’双方领导人谈到中印友好，自然是绕不开玄奘法师，中方希望在那烂陀寺旁边修建一个纪念堂，纪念这位将印度佛教文化带到中国的伟大使者，尼赫鲁总理听后欣然同意。
当年干活效率很慢，刚把房子盖好，就赶上了达赖出逃。1962年，中印边境爆发军事冲突，援建计划就此终止，一搁就是40余年，至此庭院荒芜，满目疮痍。我去了之后，着手加固房屋，收集整理文献资料，尤其是玄奘法师当年在长安城翻译的经书内容，我还将西安慈恩寺主持请过去做我们的顾问。纪念堂内部统一采用中国传统木雕和大理石浮雕装饰风格，内容则为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离任前，我主持了开光仪式，李肇星外长作为中国政府代表莅临讲话；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长叶小文率领全国各地70位大法师前往诵经、开光，央视组织了专题报导。专题片《玄奘之路》的许多解说词都是由我当年提供并参与修改的，讲述唐僧当年一路取经的故事。我曾领着栏目组8天走访四大佛教圣地拍摄，类似的文化外交活动对传播中印友好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纵横捭阖亚平宁
“人们常说，到了意大利就等于到了三个国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意大利有一个国中之国，它是欧洲最古老的共和国——圣马力诺；另外在首都罗马还有一个城中之国，这就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冈城国。
梵蒂冈没有国防，没有海关，也不设军队。中国历来主张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与梵蒂冈关系正常化方面同样极为重视。两年间，中国在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的磋商过程相当艰难。我想，搞点文化活动活跃一下气氛岂不是很好吗？
怎样营造气氛？得知教皇喜欢音乐，特别是莫扎特的作品，于是我出面邀请上海爱乐乐园来梵蒂冈演出。2008年4月23日，乐团如期而至；5月9日，梵蒂冈教皇音乐厅能容纳6000人的剧场座无虚席，教皇位居前排正中央，右侧是30多位红衣主教，左边贵宾席为中国代表团，领队是国际友好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邓榕。演出的前一周，梵蒂冈方面提交了修正版本的音乐会议程表。我一看，里面增加了教皇讲话的内容，原来教皇想要发表个简短致辞。
当天，首先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接着演奏中国民乐《茉莉花》。教皇在致辞中说：‘……中国正在积极准备的奥运会为人类办了件好事，我为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祝福，为北京奥运会成功祈祷。’话间刚落全场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音乐会取得圆满成功，既活跃了气氛，又联络了感情，并且还创造了几个第一：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中出现教皇的特写镜头——有史以来是第一次；教皇的音乐堂以前从未演出过非宗教类音乐。
音乐会刚忙完，国内便发生了汶川地震。灾情就是命令，驻意使馆及时向广大华侨宣传国内的受灾情况，向当地政府通告灾区险情。当地30万侨胞和部分意大利机构慷慨解囊，踊跃捐款，仅一个星期，赈灾款就达到600万欧元。那些捐款的侨胞们由于没有可供走帐的汇票，直接将成沓的现金送到大使馆，使馆方面除了代开收据外，还为每个献爱心的人士出具了一份印有国徽图案的感谢函。
在意大利从事贸易经营的侨胞，手中往往积攒有巨额现金，他们不敢往银行存，怕露富遭抢劫是一个因素，另一方面怕别人说他们偷税漏税、灰色收入之类的话。 其实这种说法不准确，过于勤勉的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在国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就拿做高档皮货的生意来说，假如说从内蒙古进口一个集装箱的牛皮，按照意大利当地的成本核算，也就产生一万欧元的利润，意大利海关以此为依据，核定、收讫税款。但是我们的侨胞在国内采购主辅料，做成鞋帽、服装后再运到意大利，一个集装箱少说7-8万欧元的收益，最高甚至可达之前利润的12倍。意大利很早就实行了一周5天工作制，一天工作6小时，雇工薪酬每月最少4-5千欧元。而我们华侨雇的农民工，一周工作7天，一天12个小时，你不让他干他都不答应，因为人家要赶紧赚了钱好回家。
就拿牛皮的分层加工来说，意大利人一张生牛皮只揭开4-5层，在中国人手里则要分出8层来。分的层数越多，皮的手感就会越好。中国人的做法，在意大利方面看来就是违法。首先是海关方面少交税了，想多交还不被认可；其次是你工作时间长赚来的钱，就说你违反劳动法，罚你；再者，劳工成本低也得罚你，一罚就罚你个倾家荡产。存款意味着露富，钱都藏在家里，捐款自然是一律的现钞。成摞的碎票大多10-50欧元不等，大使馆方面装了满满两大口袋。
在意大利存钱5万以上需要提前预约。我们曾经拿6万欧元去银行储存，开车的路上就被抢了。4辆车，前后两辆厢式货车，两边两辆面包车，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就把你搞定了。没等咱们的司机反映过来，一辆飞驶而来的摩托车上来‘咣咣咣’几锤子就把车玻璃砸了，把钱抢跑了。黑手党那个厉害呀！你这里打电话和银行预约，他那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窃听呢！要是策划好了的话，一旦路上弄你，那是一弄一个准。
如果不跟银行预约，而是3万4万的往里存，依这样的存钱速度，这600万欧元救灾款得要存一年半，更别说还有使馆的正常存款业务。一次性雇运钞车，银行报价要18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80万元。15分钟的路程就要180万，这180万能给灾区解决好多问题，能盖好多个希望小学。
我说也就这么一次，我去送这个钱，放我大使车里，我脚踩着钱，我看谁敢劫我大使！在跟银行约好时间的同时，我们还通知了警察局长，说这是专门用于抗震救灾的善款，是救命钱，谁要是打它的主意，他首先得掂量掂量，如果真出了事情，引发外交风波不说，光罪行就有他受的。紧接着研究送钱‘路线图’，第二天上午9点一刻，一辆装有七八个壮汉的面包车假装压运钱款的样子从使馆开出，另外凡是途经的路口事先派专人盯守， 一旦有可疑迹象立即报告；我的车里一共4个人，除了我和司机外，还有翻译和会计。我两只脚踩在钱上，警车前面开道，警察局长在后面压阵。银行门口安排8名使馆工作人员两列排开，以防不测。只要钱进了银行大门就没事了，那时候再抢就是抢银行，那银行就要负责了。银行总经理在门口已等候多时，车门一开，四个小伙子抬着钱口袋就进了银行。”
以上这些经历，只是孙玉玺工作中的一些片断，但也反映了外交第一线的瞬息万变，对待各种问题必须要有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和随机应变的把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