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格非的《小说叙事研究》是一本小说叙事的研究著作，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小说叙事的基本理论，从小说与现实、作者与读者、故事、结构、语言以及小说的未来等六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二部分则以一批文学大家的作品为例，对小说的叙事方式做了具体的分析。如何处理小说，小说如何叙事，本就是作者与作者，与读者，与世界的一个关系的制衡，本文将在格非对小说叙事手法和策略的分析之上，具体分析作者、读者、世界在叙事之中各方力量的博弈关系。
关键词：作者；读者；世界；博弈
作者简介：王婷（1992-），女，汉族，四川达州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专业：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9-0-02
一、作者与读者的博弈
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诸种关系一直受到批评家、文体家、小说修辞家的关注，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该如何看待与读者的关系，如何处理与读者的关系，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所扮演的角色，也一直是小说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格非在《小说叙事研究》专门用了一章“作者与读者”来论述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与此同时其他各章节也有涉及。
近年来，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以及不断在中国扩大影响的接受美学观念的发展，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问题被再次提起，并引起了学术界的更大关注。格非在书中提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处于“期待与满足”的心理，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会将自己跻身于故事的创造之中，会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揣摩、疑问、推理等方法介入，这样就导致了“读者与作者之间张力空隙的产生”[1]。一般说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自由书写自己的小说，但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并非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他可以随时选择结束阅读，读者与作者的博弈关系就此产生。
格非在书中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定义为“共谋”关系，“共谋”并非说明两者利益一致，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双方在进行权力的掣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读者永远是贪婪的，作者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方法永久满足读者，作者也不必一味地纵容读者。“高明的作家懂得节制，同样亦不会过分依赖悬念、戏剧性的故事转折和种种叙事的技巧。”[2]在处理与读者关系时，高明的作家一般会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利用各种手段尽可能地推延故事高潮的来临，另一种是故意违拗读者的期待，这种大胆的做法有时会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奇妙结果。
高明的作家愉悦读者，优秀的作家创造读者。格非在书中提到，喜欢阅读通俗浅显故事的读者虽然依旧大量存在，但是读者层中的分类也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潮流，因此，作家应当了解读者“期待”的各个层次。不管作家是否认同，读者的某些期待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小说的后续发展。作家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与读者进行交流，但是，作家在进行创作这个过程中并不会与真正的读者面对面交流，格非在此提到了“虚设的读者”这一概念。不同类型的作者虚设的作者对象也会不同，畅销书的作者虚设读者必定是普通读者中的某一位，而现代主义作家则将大众读者排斥在外，只为少数“精英”写作。
在这场作者与读者的博弈中，我们当然不能说双方力量旗鼓相当，因为双方交流过程中，作家一直在进行或明显或隐藏的介入和诱导。早期小说家主要以直接介入叙事的方法在作品中引导作者，引入自己的价值取向，比如笛福的作品，比如中国的《三国演义》等。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将自己“复兴汉室”的立场和观念介入其中，对笔下人物倾注了强烈的爱憎，这种将作者的价值取向精准传递给读者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读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使阅读成为一个被动地接受过程，这种直接的介入是格非强烈反对的，认为对叙事构成了损害。 格非在书中多次提到了《红楼梦》，可以看出格非对其叙事方法的赞赏，赞赏曹雪芹的“假语传事”，叙述观点极为隐晦和相对，作者将自己在叙事中隐藏，与读者进行共同评价。但是在另一方面，作者不可能完全从小说中消失，而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引导为前提，看似不经意，但最终效果却比“直接的引导和介入”更为有效。
作者与读者，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两者一直在进行博弈，是一种心智、感受力和想象力的博弈。
二、作者与作者的博弈
在前文已经提到，任何一种叙事模式的确立，都会降低阅读的难度和乐趣，不仅不会使读者得到满足，作者自己也会逐渐厌倦，因此会不断变换自己的叙述规则与叙事技巧，这个阶段，也是作者与作者自己的博弈。在一般认知中，故事叙述的重复会被视为一种低级的错误，但通过精心布局的某些合乎情理的重復却能增强小说的叙事效果，例如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人命案》。
作家在写作之初总是会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却会发现， 故事的走向往往会和自己的设想和构思发生分歧，因为故事有其内在的逻辑所在。但这并不是说作者处于一个放任的状态，因为控制力依然非常重要。许多作家在进行构思时，并未形成一个完全的小说或故事，而只是模糊出现的一个意象或者某个场景，一种朦胧不能明说的感受，就是写作者初始的创作动机。 此时当这个原始意象或画面出现时，作者也就开始了与自己的博弈，格非在书中提到“作者只是朦朦胧胧地被这种意象所指引，陷入了创作的巨大冲动”[3]，并提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正是以作者的一段真实经历为基础，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对这个意象进行了重新创造和书写。
“重复”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最不愿容忍的事，有些作家一生都想超越自己，但是，我们将一个作家较长时间的创作做一个系统的分析，就会发现某种中心意象或主题一直存在，尽管形式会有所区别。每个作家的写作都代表着自己对世界的思考，对人生的思考，例如格非在书中提到的海明威，童年的经历一直烙印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有共同的主题，阐释他对世界图景的看法和立场。“写作既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限制。”[4]一个优秀的作家始终力图不断超越自己，这就要求作者需要不断思考，对“重复”主题进行超越。 前面提到过“虚设的读者”，其中就包含作者自己，是作者的第二自我。这个自我，读者可以感知，但并不能与作者划上等号，而此时的写作过程也就是作者与“第二自我”的交流，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如何写出自己能够信服的作品，如何找到自己心中的疑惑然后解答，这就需要作者学会剖析自己的内心，深入挖掘自己的思想。
作家的思考与认识决定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但是仅靠作者的“感觉”是不够的，叙事的流畅需要有一定的技巧，需要作者运用某些方式调整好故事的强度和速度。这就要求作者学会判断，根据不同的艺术追求采用不一樣的叙事策略，因为这些会最终影响整个叙事的成败。除此之外，格非还在《语言》这一章节中提到，作者在使用前人的语言成果时，必须仔细选择和甄别，同时去创造和发现新的语言的方式，不一样的比喻方式可以成为作家的风格。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大众媒体的普及，报刊杂志对文学语言的大量借用，文学语言的滥用迫使作家不断更新自己的表达。但是格非同时也提到，“矫揉造作”的语言并不可取，而是需要作家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去寻找和发现。
三、作者与世界的博弈
在如今，作家在与世界的交往过程中本就会不断变化，世界和个人会发生一些激烈的碰撞。因此，当代作家在写作之初，就已经决定作家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不能完全客观描述这个世界，揭示出他与这个世界的联系，这就是作者与世界的博弈。
格非在谈到作家与世界现实的关系时，引入了俄国著名哲学家巴赫金关于作家两种视野的理论，作家的第一视野照例会触及到重大的社会现实的本质因素，第二视野则是关注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诸如生命的目的、生存的意义等。因此作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对世界做出反应和表现，在作品中关联世界，体现一些问题，同时也要在作品中给出自己的一些看法，给出解答。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作家的第二视野涉及的是个人自身，包括对个人成长的反思，因此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也并非必要。格非在书中提到了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新写实主义小说”，认为小说终于走出了实验小说的阴影之中，与政治保持距离，不再玩弄语言，不再只是精神的幻想游历，而是回归了日常的尘世。虽然部分新写实小说太过沉醉于琐碎的日常，但是新小说的作家们已经开始从单纯临摹外部世界中走出，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构现实世界，准确揭示了现实世界的真实属性。优秀的作品绝不仅仅只是作者感受到的世界，而是对作者把握“真实”世界的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以作家的个人体验为基础，以作家的敏锐和智慧为前提，去探索世界的真实本质。
随着商业化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学在社会上已很难再产生以前的那种轰动效应，文学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更是每况愈下，我们不禁会思考，文学的未来在何处，作者该如何处理小说与世界的关系？ 格非在本书中，通过《小说的未来》这一章节，回答了这个问题。格非认为，随着近年来电影电视技术的挑战，小说确实面临着捉襟见肘的局面，“小说的死亡”虽未必是现实，但也不是杞人忧天。但是，作者在通过分析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南方》时，认为后现代主义小说尽管林林总总，表达方式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在思想深度上，还是从叙事方法上，都隐藏着对现实主义叙述规则的超越，力图找到通向人类精神的统一之路，以达到人类精神统一的彼岸。
在探讨文学危机成为一种时尚时，格非却认为是作家们的左右摇摆和无所适从的心理所造成的，因为文学从来就是一项寂寞的事业。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世界的不断变化纵然会带来很多问题和挑战，但是发现和创造始终是作家们最为基本的神圣使命，真正的文学永远不会死亡。
四、小结
格非的《小说叙事研究》虽然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述小说的叙事技巧，但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这并不是格非的真正用途。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格非对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思考，通过其具体论述也能发现，格非通过剖析小说的语言、结构、形式等表达了他对经典小说的认识，同时表示，一篇优秀的小说具有多种特质，需要作者从各个方面进行精心的思考和处理。
本文从作者与作者，与读者，与世界的三个关系的博弈具体分析了在小说叙事中各方力量的一个制衡，一方面，三个关系的不断博弈是小说叙事策略不断发展的一个内在推动力；另一方面，在推动小说叙事手法或者策略不断发展的同时，小说的内涵，其承载的内在思想也在不断丰富，小说叙事的变化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
注释：
[1]格非 著《小说叙事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21页。
[2]格非 著《小说叙事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22页。
[3]格非 著《小说叙事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51页。
[4]格非 著《小说叙事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59页。
关键词：作者；读者；世界；博弈
作者简介：王婷（1992-），女，汉族，四川达州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专业：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9-0-02
一、作者与读者的博弈
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诸种关系一直受到批评家、文体家、小说修辞家的关注，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该如何看待与读者的关系，如何处理与读者的关系，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所扮演的角色，也一直是小说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格非在《小说叙事研究》专门用了一章“作者与读者”来论述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与此同时其他各章节也有涉及。
近年来，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以及不断在中国扩大影响的接受美学观念的发展，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问题被再次提起，并引起了学术界的更大关注。格非在书中提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处于“期待与满足”的心理，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会将自己跻身于故事的创造之中，会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揣摩、疑问、推理等方法介入，这样就导致了“读者与作者之间张力空隙的产生”[1]。一般说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自由书写自己的小说，但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并非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他可以随时选择结束阅读，读者与作者的博弈关系就此产生。
格非在书中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定义为“共谋”关系，“共谋”并非说明两者利益一致，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双方在进行权力的掣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读者永远是贪婪的，作者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方法永久满足读者，作者也不必一味地纵容读者。“高明的作家懂得节制，同样亦不会过分依赖悬念、戏剧性的故事转折和种种叙事的技巧。”[2]在处理与读者关系时，高明的作家一般会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利用各种手段尽可能地推延故事高潮的来临，另一种是故意违拗读者的期待，这种大胆的做法有时会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奇妙结果。
高明的作家愉悦读者，优秀的作家创造读者。格非在书中提到，喜欢阅读通俗浅显故事的读者虽然依旧大量存在，但是读者层中的分类也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潮流，因此，作家应当了解读者“期待”的各个层次。不管作家是否认同，读者的某些期待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小说的后续发展。作家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与读者进行交流，但是，作家在进行创作这个过程中并不会与真正的读者面对面交流，格非在此提到了“虚设的读者”这一概念。不同类型的作者虚设的作者对象也会不同，畅销书的作者虚设读者必定是普通读者中的某一位，而现代主义作家则将大众读者排斥在外，只为少数“精英”写作。
在这场作者与读者的博弈中，我们当然不能说双方力量旗鼓相当，因为双方交流过程中，作家一直在进行或明显或隐藏的介入和诱导。早期小说家主要以直接介入叙事的方法在作品中引导作者，引入自己的价值取向，比如笛福的作品，比如中国的《三国演义》等。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将自己“复兴汉室”的立场和观念介入其中，对笔下人物倾注了强烈的爱憎，这种将作者的价值取向精准传递给读者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读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使阅读成为一个被动地接受过程，这种直接的介入是格非强烈反对的，认为对叙事构成了损害。 格非在书中多次提到了《红楼梦》，可以看出格非对其叙事方法的赞赏，赞赏曹雪芹的“假语传事”，叙述观点极为隐晦和相对，作者将自己在叙事中隐藏，与读者进行共同评价。但是在另一方面，作者不可能完全从小说中消失，而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引导为前提，看似不经意，但最终效果却比“直接的引导和介入”更为有效。
作者与读者，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两者一直在进行博弈，是一种心智、感受力和想象力的博弈。
二、作者与作者的博弈
在前文已经提到，任何一种叙事模式的确立，都会降低阅读的难度和乐趣，不仅不会使读者得到满足，作者自己也会逐渐厌倦，因此会不断变换自己的叙述规则与叙事技巧，这个阶段，也是作者与作者自己的博弈。在一般认知中，故事叙述的重复会被视为一种低级的错误，但通过精心布局的某些合乎情理的重復却能增强小说的叙事效果，例如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人命案》。
作家在写作之初总是会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却会发现， 故事的走向往往会和自己的设想和构思发生分歧，因为故事有其内在的逻辑所在。但这并不是说作者处于一个放任的状态，因为控制力依然非常重要。许多作家在进行构思时，并未形成一个完全的小说或故事，而只是模糊出现的一个意象或者某个场景，一种朦胧不能明说的感受，就是写作者初始的创作动机。 此时当这个原始意象或画面出现时，作者也就开始了与自己的博弈，格非在书中提到“作者只是朦朦胧胧地被这种意象所指引，陷入了创作的巨大冲动”[3]，并提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正是以作者的一段真实经历为基础，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对这个意象进行了重新创造和书写。
“重复”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最不愿容忍的事，有些作家一生都想超越自己，但是，我们将一个作家较长时间的创作做一个系统的分析，就会发现某种中心意象或主题一直存在，尽管形式会有所区别。每个作家的写作都代表着自己对世界的思考，对人生的思考，例如格非在书中提到的海明威，童年的经历一直烙印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有共同的主题，阐释他对世界图景的看法和立场。“写作既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限制。”[4]一个优秀的作家始终力图不断超越自己，这就要求作者需要不断思考，对“重复”主题进行超越。 前面提到过“虚设的读者”，其中就包含作者自己，是作者的第二自我。这个自我，读者可以感知，但并不能与作者划上等号，而此时的写作过程也就是作者与“第二自我”的交流，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如何写出自己能够信服的作品，如何找到自己心中的疑惑然后解答，这就需要作者学会剖析自己的内心，深入挖掘自己的思想。
作家的思考与认识决定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但是仅靠作者的“感觉”是不够的，叙事的流畅需要有一定的技巧，需要作者运用某些方式调整好故事的强度和速度。这就要求作者学会判断，根据不同的艺术追求采用不一樣的叙事策略，因为这些会最终影响整个叙事的成败。除此之外，格非还在《语言》这一章节中提到，作者在使用前人的语言成果时，必须仔细选择和甄别，同时去创造和发现新的语言的方式，不一样的比喻方式可以成为作家的风格。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大众媒体的普及，报刊杂志对文学语言的大量借用，文学语言的滥用迫使作家不断更新自己的表达。但是格非同时也提到，“矫揉造作”的语言并不可取，而是需要作家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去寻找和发现。
三、作者与世界的博弈
在如今，作家在与世界的交往过程中本就会不断变化，世界和个人会发生一些激烈的碰撞。因此，当代作家在写作之初，就已经决定作家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不能完全客观描述这个世界，揭示出他与这个世界的联系，这就是作者与世界的博弈。
格非在谈到作家与世界现实的关系时，引入了俄国著名哲学家巴赫金关于作家两种视野的理论，作家的第一视野照例会触及到重大的社会现实的本质因素，第二视野则是关注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诸如生命的目的、生存的意义等。因此作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对世界做出反应和表现，在作品中关联世界，体现一些问题，同时也要在作品中给出自己的一些看法，给出解答。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作家的第二视野涉及的是个人自身，包括对个人成长的反思，因此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也并非必要。格非在书中提到了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新写实主义小说”，认为小说终于走出了实验小说的阴影之中，与政治保持距离，不再玩弄语言，不再只是精神的幻想游历，而是回归了日常的尘世。虽然部分新写实小说太过沉醉于琐碎的日常，但是新小说的作家们已经开始从单纯临摹外部世界中走出，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构现实世界，准确揭示了现实世界的真实属性。优秀的作品绝不仅仅只是作者感受到的世界，而是对作者把握“真实”世界的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以作家的个人体验为基础，以作家的敏锐和智慧为前提，去探索世界的真实本质。
随着商业化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学在社会上已很难再产生以前的那种轰动效应，文学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更是每况愈下，我们不禁会思考，文学的未来在何处，作者该如何处理小说与世界的关系？ 格非在本书中，通过《小说的未来》这一章节，回答了这个问题。格非认为，随着近年来电影电视技术的挑战，小说确实面临着捉襟见肘的局面，“小说的死亡”虽未必是现实，但也不是杞人忧天。但是，作者在通过分析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南方》时，认为后现代主义小说尽管林林总总，表达方式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在思想深度上，还是从叙事方法上，都隐藏着对现实主义叙述规则的超越，力图找到通向人类精神的统一之路，以达到人类精神统一的彼岸。
在探讨文学危机成为一种时尚时，格非却认为是作家们的左右摇摆和无所适从的心理所造成的，因为文学从来就是一项寂寞的事业。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世界的不断变化纵然会带来很多问题和挑战，但是发现和创造始终是作家们最为基本的神圣使命，真正的文学永远不会死亡。
四、小结
格非的《小说叙事研究》虽然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述小说的叙事技巧，但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这并不是格非的真正用途。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格非对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思考，通过其具体论述也能发现，格非通过剖析小说的语言、结构、形式等表达了他对经典小说的认识，同时表示，一篇优秀的小说具有多种特质，需要作者从各个方面进行精心的思考和处理。
本文从作者与作者，与读者，与世界的三个关系的博弈具体分析了在小说叙事中各方力量的一个制衡，一方面，三个关系的不断博弈是小说叙事策略不断发展的一个内在推动力；另一方面，在推动小说叙事手法或者策略不断发展的同时，小说的内涵，其承载的内在思想也在不断丰富，小说叙事的变化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
注释：
[1]格非 著《小说叙事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21页。
[2]格非 著《小说叙事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22页。
[3]格非 著《小说叙事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51页。
[4]格非 著《小说叙事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