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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唯美主义提出无功利的“艺术至上”观使其成为对抗维多利亚时代道德束缚艺术自由发展的炮弹，用以在过于强调文学的道德功利性的环境中捍卫艺术的独立性，并将维多利亚时代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狭义道德上升为审美性的超越时代的广义道德，从而阐发出一种新的道德观念。
关键词：唯美主义；艺术观；道德
作者简介：殷艺格（1992.10-），女，汉族，陕西宝鸡人，宝鸡文理学院文传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6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3-0-02
引言：
19世纪的英国经历了社会动荡，在革命中获得政治话语的英国资产阶级与旧贵族站在了统一战线。为巩固动摇的社会秩序以抵制革命思潮，文学艺术被当作维持社会各阶级统一的“粘合剂”，成为政治统治和宣传道德教化的有利工具。
将艺术和文学视为提升个体，引人向善的途径成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主流观念。从报刊杂志到散文书评无一不显示着文学作为道德附庸的现实，成为规范人们行为举止的标准。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的每一角落都笼罩着宗教道德教条的阴影。诗人写诗要描写基督教情感；散文写作的基本态度是宣导教化；报刊杂志秉持着文学要为道德服务的理念。文学成为道德的同义词而加以推广。伊格尔顿曾这样揭示到：“在英国，粗鄙庸俗的功利主义迅速成为工业中产阶级的统治意识形态。这一阶级崇拜事实，将人类关系缩减为市场交换，并把艺术作为无利可图的装饰而加以摒弃。”[1]中产阶级信奉的财产私有制和功利主义使得人们的目标就是奋力去占有物质财富，行事规则被压迫在道德的威压下，人格实则无法得到健康完善的发展。
一、唯美主义对维多利亚道德观的挑战
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理论家们尽自己的努力用行动来抵制维多利亚的虚伪道德观念。佩特的《文艺复兴史研究》以文艺复兴为载体借以提出自身的现代主张，他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讨论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非传统教条的观点，为道德压抑的维多利亚时代吹来一股自由之风，就像济慈说的那样：“佩特提供的不是道德的虔诚，而是‘纯粹如宝石光焰’般的实验的生活”[2]。
佩特用他独具一格的双眼，以完全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的目光看待四周生活，将艺术与外界繁杂的政治宣传，道德教条隔离开，创造一个美的乌托邦世界，同时也是对当时迂腐的学术传统和束缚在道德下的社会规范作出挑战。在《文艺复兴史研究》中，他秉持欣赏的态度看待14世纪意大利人对肉体的赞美，也在那时的绘画和雕塑中看到了艺术家手中的死亡，欲望，暴力充满着美丽。而这些因与清教徒们节制的信条截然相反，长久以来一直作为不道德和堕落的象征。在佩特看来无论何种的艺术只要是美的就该称赞，真正丑陋的是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道德。佩特也是生活艺术化的提出者，然而与此相反，佩特在生活处事中十分低调朴素，没有践行他的理论，真正的实践者是另一位唯美主义运动中的偶像——奥斯卡·王尔德。
王尔德对艺术的观点大体与他的导师佩特一样，认为艺术家再创造艺术品时对内容的选择应抱有一种理性静观的态度，“艺术家没有伦理上的好恶，艺术家是毫无道德同情的。善恶对于他来说，完全就像画家调色板上的颜料一样，无所谓轻重、主次之分”。[3]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不应有任何道德预设和道德教化的目的，而应保持无功利的纯洁观念去创造艺术。任何材料都包含着成为美的可能因素，就像画家笔下的颜料，并没有什么善和恶的颜色，结果是否为美全赖于画家的使用。王尔德谈论的焦点集中于艺术家的主观范畴上，首先对艺术家做出了限制，即创作本心的无功利性，继而又给予艺术家更多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材料以成就美的艺术。
王尔德与他的老师相比，在对艺术态度的表达上显得更极端一些。他常常用幽默的讽刺狠狠地戳穿现实中虚伪可笑的事物，而这些充满俏皮趣味的话语往往被单独引用出来，妄图以此来攻击反驳他的观点。例如那句“我发现要每天都配得上我的青瓷花瓶是越来越难了。”[4]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被广泛引用，旨在说明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者在生活中的矫揉造作和滑稽可笑，然而王尔德这句话是在反对大学教会的布道者，因为他们宣称任何有关罪恶的念头都应扫除，显然王尔德用这句夸张的言论来反抗宗教对自然人性的压制。
唯美主义针对艺术与道德分离的极端性意见是用来反抗以物质中心为主潮的社会现实，以及使艺术与道德强制捆绑在一起这一消融艺术独立性的观点，从而使艺术从社会道德教化这种功利性的认识中解放出来。其并非将社会道德等现实因素与艺术完全剥离，而是强调艺术其本质以及其非功利的独立性是不可退让与屈从于道德与社会，不能使艺术成为表达情感，反映社会，教化大众的简单工具，反之，道德和社会层面的实际功用可以成为艺术的附庸品。
二、无功利艺术观展现的新道德
王尔德说：“艺术家越是不作道德方面的考虑，他的作品就越容易引起道德评价或道德意识。”[5]并且承认他的唯美主义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确实反映出了一定道德倾向。无独有偶，佩特曾在其《文艺复兴史研究》的结论中写下：“在这一智慧中，诗的激情，对美的渴望，对艺术为了艺术缘故的热爱，占了绝大部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艺术只能在你的有生之年，使你的时光具有最高的质量，除此以外，艺术什么也不能给你带来。”在准备《文艺复兴史研究》第二版时，他将这一结论删去了，原因是他担心这一结论“可能将某些读到它的青年引上歧途”。[5]看似两位倡导艺术与道德分离的两位唯美主义者都或多或少的展现了他们对社会道德的关注，但结合维多利亚时代的背景，佩特和王爾德主要强调的是艺术的本质与中心不在于对大众道德性的教导，若形式是艺术的本质，内容是现实与道德的体现的话，在英国唯美主义者那里形式和内容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熟在第一位熟在第二位。艺术首先应该保持其非功利性和非实用性且不受道德的干扰和绑架，纯粹且自由的生发，这才是促使艺术成为艺术，而不是成为另一种东西。这种艺术的纯洁和非功利性更是针对创作者提出的，创作者首先不应抱有功利性或以为道德做宣传的目的进行创作。而当作品出现，它在读者和社会中引起了什么道德讨论，那就不是艺术所统辖的事情了。
对于道德观这个艺术的附属品，唯美主义者并非对其不屑一顾，若诗学会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那么社会道德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着不同的标准，唯美主义者注意到的是特定的时代道德的反面，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中看，是另一种并非时代流行的道德观念，或者不如说，在唯美主义者那里，美本身就是道德的体现。劳伦斯在其《艺术和道德》一书中说，“真正的艺术家并不是用不道德取代道德。相反，他总是用一种比较美好的道德取代一种比较粗劣的道德。并且，一旦你看到一种比较美好的道德后，那一比较粗劣的道德就变得相对地不道德了。”[6]道德观念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的产物，是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中，唯美主义者更倾向于打破时代中凝固的道德观，而提供一种可能的，超越时代的广义上的道德观念。
三、结语
审美的无功利就好似一架天平的支撑轴，而艺术的道德教化作用与审美非功利观分置于两边的秤盘，当维多利亚时代的世俗道德和功利主义占上风压过艺术的非功利性时，就要往非功利性的成盘中增加砝码以保持平衡，而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就是这些砝码，唯美主义者宣称要架空艺术，使艺术和道德说教作用抽离开来，是出于维多利亚时代道德无孔不入让艺术家倍感窒息的背景下，以对抗当时的道德观来达到艺术的平衡。并且唯美主义理论家超越了维多利亚时代特定历史时期的狭义道德观，从而提倡了一种广义上且有超越时代性的新道德。
参考文献：
[1]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梁实秋. 英国文学史[M]. 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
[3]赵澧， 徐京安.唯美主义[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88.
[4]RichardEllmann.Oscar Wilde[M].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1988.
[5]BernardBergonzi.“Fin du Siele： The Decadent Period”[M]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1989.
[6]劳伦斯. 劳伦斯文艺随笔[M]. 广西：漓江出版社. 2004.
关键词：唯美主义；艺术观；道德
作者简介：殷艺格（1992.10-），女，汉族，陕西宝鸡人，宝鸡文理学院文传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6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3-0-02
引言：
19世纪的英国经历了社会动荡，在革命中获得政治话语的英国资产阶级与旧贵族站在了统一战线。为巩固动摇的社会秩序以抵制革命思潮，文学艺术被当作维持社会各阶级统一的“粘合剂”，成为政治统治和宣传道德教化的有利工具。
将艺术和文学视为提升个体，引人向善的途径成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主流观念。从报刊杂志到散文书评无一不显示着文学作为道德附庸的现实，成为规范人们行为举止的标准。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的每一角落都笼罩着宗教道德教条的阴影。诗人写诗要描写基督教情感；散文写作的基本态度是宣导教化；报刊杂志秉持着文学要为道德服务的理念。文学成为道德的同义词而加以推广。伊格尔顿曾这样揭示到：“在英国，粗鄙庸俗的功利主义迅速成为工业中产阶级的统治意识形态。这一阶级崇拜事实，将人类关系缩减为市场交换，并把艺术作为无利可图的装饰而加以摒弃。”[1]中产阶级信奉的财产私有制和功利主义使得人们的目标就是奋力去占有物质财富，行事规则被压迫在道德的威压下，人格实则无法得到健康完善的发展。
一、唯美主义对维多利亚道德观的挑战
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理论家们尽自己的努力用行动来抵制维多利亚的虚伪道德观念。佩特的《文艺复兴史研究》以文艺复兴为载体借以提出自身的现代主张，他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讨论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非传统教条的观点，为道德压抑的维多利亚时代吹来一股自由之风，就像济慈说的那样：“佩特提供的不是道德的虔诚，而是‘纯粹如宝石光焰’般的实验的生活”[2]。
佩特用他独具一格的双眼，以完全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的目光看待四周生活，将艺术与外界繁杂的政治宣传，道德教条隔离开，创造一个美的乌托邦世界，同时也是对当时迂腐的学术传统和束缚在道德下的社会规范作出挑战。在《文艺复兴史研究》中，他秉持欣赏的态度看待14世纪意大利人对肉体的赞美，也在那时的绘画和雕塑中看到了艺术家手中的死亡，欲望，暴力充满着美丽。而这些因与清教徒们节制的信条截然相反，长久以来一直作为不道德和堕落的象征。在佩特看来无论何种的艺术只要是美的就该称赞，真正丑陋的是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道德。佩特也是生活艺术化的提出者，然而与此相反，佩特在生活处事中十分低调朴素，没有践行他的理论，真正的实践者是另一位唯美主义运动中的偶像——奥斯卡·王尔德。
王尔德对艺术的观点大体与他的导师佩特一样，认为艺术家再创造艺术品时对内容的选择应抱有一种理性静观的态度，“艺术家没有伦理上的好恶，艺术家是毫无道德同情的。善恶对于他来说，完全就像画家调色板上的颜料一样，无所谓轻重、主次之分”。[3]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不应有任何道德预设和道德教化的目的，而应保持无功利的纯洁观念去创造艺术。任何材料都包含着成为美的可能因素，就像画家笔下的颜料，并没有什么善和恶的颜色，结果是否为美全赖于画家的使用。王尔德谈论的焦点集中于艺术家的主观范畴上，首先对艺术家做出了限制，即创作本心的无功利性，继而又给予艺术家更多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材料以成就美的艺术。
王尔德与他的老师相比，在对艺术态度的表达上显得更极端一些。他常常用幽默的讽刺狠狠地戳穿现实中虚伪可笑的事物，而这些充满俏皮趣味的话语往往被单独引用出来，妄图以此来攻击反驳他的观点。例如那句“我发现要每天都配得上我的青瓷花瓶是越来越难了。”[4]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被广泛引用，旨在说明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者在生活中的矫揉造作和滑稽可笑，然而王尔德这句话是在反对大学教会的布道者，因为他们宣称任何有关罪恶的念头都应扫除，显然王尔德用这句夸张的言论来反抗宗教对自然人性的压制。
唯美主义针对艺术与道德分离的极端性意见是用来反抗以物质中心为主潮的社会现实，以及使艺术与道德强制捆绑在一起这一消融艺术独立性的观点，从而使艺术从社会道德教化这种功利性的认识中解放出来。其并非将社会道德等现实因素与艺术完全剥离，而是强调艺术其本质以及其非功利的独立性是不可退让与屈从于道德与社会，不能使艺术成为表达情感，反映社会，教化大众的简单工具，反之，道德和社会层面的实际功用可以成为艺术的附庸品。
二、无功利艺术观展现的新道德
王尔德说：“艺术家越是不作道德方面的考虑，他的作品就越容易引起道德评价或道德意识。”[5]并且承认他的唯美主义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确实反映出了一定道德倾向。无独有偶，佩特曾在其《文艺复兴史研究》的结论中写下：“在这一智慧中，诗的激情，对美的渴望，对艺术为了艺术缘故的热爱，占了绝大部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艺术只能在你的有生之年，使你的时光具有最高的质量，除此以外，艺术什么也不能给你带来。”在准备《文艺复兴史研究》第二版时，他将这一结论删去了，原因是他担心这一结论“可能将某些读到它的青年引上歧途”。[5]看似两位倡导艺术与道德分离的两位唯美主义者都或多或少的展现了他们对社会道德的关注，但结合维多利亚时代的背景，佩特和王爾德主要强调的是艺术的本质与中心不在于对大众道德性的教导，若形式是艺术的本质，内容是现实与道德的体现的话，在英国唯美主义者那里形式和内容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熟在第一位熟在第二位。艺术首先应该保持其非功利性和非实用性且不受道德的干扰和绑架，纯粹且自由的生发，这才是促使艺术成为艺术，而不是成为另一种东西。这种艺术的纯洁和非功利性更是针对创作者提出的，创作者首先不应抱有功利性或以为道德做宣传的目的进行创作。而当作品出现，它在读者和社会中引起了什么道德讨论，那就不是艺术所统辖的事情了。
对于道德观这个艺术的附属品，唯美主义者并非对其不屑一顾，若诗学会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那么社会道德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着不同的标准，唯美主义者注意到的是特定的时代道德的反面，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中看，是另一种并非时代流行的道德观念，或者不如说，在唯美主义者那里，美本身就是道德的体现。劳伦斯在其《艺术和道德》一书中说，“真正的艺术家并不是用不道德取代道德。相反，他总是用一种比较美好的道德取代一种比较粗劣的道德。并且，一旦你看到一种比较美好的道德后，那一比较粗劣的道德就变得相对地不道德了。”[6]道德观念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的产物，是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中，唯美主义者更倾向于打破时代中凝固的道德观，而提供一种可能的，超越时代的广义上的道德观念。
三、结语
审美的无功利就好似一架天平的支撑轴，而艺术的道德教化作用与审美非功利观分置于两边的秤盘，当维多利亚时代的世俗道德和功利主义占上风压过艺术的非功利性时，就要往非功利性的成盘中增加砝码以保持平衡，而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就是这些砝码，唯美主义者宣称要架空艺术，使艺术和道德说教作用抽离开来，是出于维多利亚时代道德无孔不入让艺术家倍感窒息的背景下，以对抗当时的道德观来达到艺术的平衡。并且唯美主义理论家超越了维多利亚时代特定历史时期的狭义道德观，从而提倡了一种广义上且有超越时代性的新道德。
参考文献：
[1]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梁实秋. 英国文学史[M]. 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
[3]赵澧， 徐京安.唯美主义[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88.
[4]RichardEllmann.Oscar Wilde[M].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1988.
[5]BernardBergonzi.“Fin du Siele： The Decadent Period”[M]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1989.
[6]劳伦斯. 劳伦斯文艺随笔[M]. 广西：漓江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