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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黑一雄是当代著名日裔英国作家，他在1954年出生于日本长崎，幼年随家人移民英国。他以细腻优雅的独特文风，以及对历史宏观事件中渺小无助的小人物命运的刻画，立足于世界文坛，在英国他与另外两位印度裔作家维迪亚德哈尔·奈波尔和萨鲁曼·鲁西迪并称为”文坛移民三雄”。因他的移民背景，他也被认作新英国人，但石黑一雄并不以文化差异和冲突作为写作的主题，他以“国际主义作家”自居，用极大的同情心刻画着在困境中挣扎和奋斗的人物，反映着人类社会共同的创伤。
《长日将尽》面世于1989年，是石黑一雄写作生涯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作品不再描述国别文化的冲突，而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于世界巨变中的英国社会。由于战争中的巨大伤亡、经济发展的放缓和政治结构的不合理，二战后的英国失去了在世界称霸的地位。大英帝国国力的衰退和社会的动荡却并没有极快的磨灭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在社会处于由传统的帝国主义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部分英国人试图竭力维持贵族文化传统和绅士贵族荣耀。石黑一雄在文中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段呈现了一个尽职尽责、追求完美、压抑情感的传统英国大家族男管家的形象——史蒂文斯。史蒂文斯六天的英国乡间驾车旅行成为了文章的时间线和逻辑轴，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和现实感悟与史蒂文斯大半生工作的回忆穿插交替，他在达林顿府效忠了三十五年的光阴，是一段不断追求完美和伟大的职业管家生涯。在短短六天的旅途中，他的回忆也展现了其自我欺骗、自我蒙蔽和虚构重塑的内容，史蒂文斯在对过去进行的反思和审查，将传统文化熏陶下的英国人在面对帝国衰落的失落和时代更替的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后现代社会中，人类难以避免的社会环境转变、伦理观念更迭和人类生存方式改变等现实问题，都通过这篇小说得以窥见[1]。
石黑一雄作为移民的新英国人，对帝国时期英国的繁盛与昌盛无法得以体验和共享荣耀，但在英国的成长和生活经历又给他以全新的视角。面对战后英国人帝国主义身份认同的迫切性和对帝国权力追寻的顽固观念，石黑一雄以国际化作家的创作身份让自己从英国传统文化边缘者的身份向英国的国家民族身份认同这一中心进行探索，在进行适当的英国文化的吸收和内化的同时，进行略带梳理的批判性研究。石黑一雄选择并逐渐形成了适合自己的“即在中心、又处边缘”的创作视角。这种修正主义式的视角让他既能切身体会和细致观察英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内里，又能让他没有历史负担和民族偏见的来冷静客观的思考英国社会的民族主义及英国身份构建等问题。他是异域出生的英国作家，他的英国公民身份存在连续性上的自然缺失，但却被他的修正主义观念调和和补充。他的本土意识与国际主义写作思维的结合，最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创作风格，在这样的创作风格上来看待英国帝国主义的衰落，就更具有客观的研究意义。
英国人对他们的贵族文化崇拜是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的，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早已完成了对封建制度的反抗，但英国的贵族制度从未被完全的否定，贵族制对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英国贵族早在盎格鲁-撒克逊统治时期，就以军事化家族的形式出现。英国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且底蕴深厚，自中世纪以来，英国乡绅、贵族处于上流社会的地位，农民、商人处于社会生活的末端。在这个等级制度严明的国家，贵族绅士反而成为了受人崇敬、爱戴的存在。作为长期受到贵族精神熏陶和维多利亚时期帝国文化培育的遗老，史蒂文斯以服务和管理贵族庄园为终生事业，达林顿府史蒂文斯心中不仅是物质生活场景，更是帝国权力的幻象，作为达林顿府的管家，其一言一行都象征着英国贵族阶级地位。史蒂文斯在工作中以全身心的奉献自己、压抑情感以获得雇主的认可和自身的尊严[2]。在他眼里豪门巨宅就是是世界能够正常运转的轴心，历史的巨轮也在貴族勋爵的运筹帷幄间得以转动。服务于身处轴心且对世界进程能够产生影响的贵族绅士，那就是服务了全人类，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促进了世界进步。一方面，史蒂文斯以成为能贡献自己、参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的管家为毕生追求;另一方面，他在服务生涯里所遭遇到的由于社会动荡和改变对他自己信仰的冲击和内心的矛盾煎熬也深深的折磨着他。
在他的回忆里，他全身心服务绅士贵族的职业素养和促进人类和平的伟大追求，不断地陷入困惑和矛盾。当在他得知自己服务了三十五年的勋爵的亲纳粹政策，会带来巨大的危害和严重的后果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忽视，甚至不惜自欺欺人的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以自身身份卑微无法全数理解动机高尚、思想伟大的爵爷为了世界的和平和进步所做的努力，只能完全信任雇主，做管家分内的事为依托，继续为其提供最好的服务;他即对世人批评爵爷为反犹太主义者而打抱不平和不愿苟同，又因自己奉爵爷的命令，解雇了庄园两名犹太女仆人而私下感到内疚和不安;他一方面坚定的维护达林顿爵爷品德高尚和伟大的绅士形象，为自己用黄金岁月服务这样的贵族而自豪，另一方面，在他的旅途中，却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对自己为这样一位伟大的绅士服务而讳莫若深。时代更新的冲击和世界的动荡在这位管家的世界观、人身观和价值观的衡量中，都留下来不可磨灭的印记，他所坚守和信仰的传统，受到了新的社会秩序的挑战和规约。最后，史蒂文斯不得不承认，以现在的眼光来回顾往事，以达林顿爵爷为代表的传统英国贵族阶级和权利中心的一些观点和做法连他们自己的贴身管家都觉得相当奇怪甚至令人讨厌了。
随着英国霸主地位的没落，曾辉煌一时的达林顿府也人走茶凉，但英式庄园所代表的贵族气质和高贵地位，却被新近强大和富庶起来的美国资产阶级追捧。他们认为能够拥有名贵的英式庄园可使身份显得更为尊贵，也能在英国这样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度寻求到一种认同感和补偿感。在世袭制贵族达林顿勋爵去世后，府邸由美国人法拉戴收购，传统的庄园世界开始发生着变异。在新兴阶级的商品化观念下，达林顿府只不过是一幢名副其实、历史悠久的英国府第，美国新贵们倾向于把这种英国老派上流阶层的文化的代表产物视为商业上的推销手段或者是人际关系的润滑物。史蒂文斯在新的雇主不在乎这位管家能给生活带来帮助，而英国老管家的身份能为自己带来虚荣。史蒂文斯的身份和存在价值连同他赖以生存的达林顿府一样，都变成了往昔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存在的象征和展示。 权力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生着悄无声息地更迭，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累积的权威和财富，向以新兴的美国资产阶级为领头人的世界新秩序转变。以达林顿府为代表的英式古老庄园和以史蒂文斯为代表的英式大管家的存在意义，也从贵族的身份、政治、文化的象征，演变成为一种商品拜物和物化的象征[3]。这种仅仅满足精神需求而没有实质存在价值的商品，也只有新兴的头号大国才能消费得起。正如史俊杰先生所说“《长日留痕》中作者将时代转换中的伦理困境，集中反映到了男管家史蒂文斯的语言和身份焦虑上。在小说中史蒂文斯这种焦虑是由于与原来主人的分离导致的，而对于整个时代来讲则是整个英国对帝国雄风不再的焦虑情绪。”[4]以史蒂文斯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遗老遗少，在面对帝国主义的衰败和帝国身份的丧失时，不得不选择继续在斜阳下聆听看似悠闲的田园牧歌，在游览英国特有的乡村图景中，在延绵不绝的自我美化似的怀旧中，稳固对帝国强盛时期的神圣印象。对于这种对帝国的回忆和虚构的幻想，石黑一雄作出了很好的解释：“我最近一直设法给念旧找一个更好的替代词，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深受垢污的情绪……比如在伦敦，有一种不堪回首的念旧情绪，它让人们想起大不列颠过去的强盛。而我认为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人们才觉得念旧情绪是大成问题的。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念旧实际上使人们沉湎于一种更舒适，更令人愉快的生活，而那种生活却是建立在许多其他人的痛苦之上的。如今，不管你谈论的是帝国的过去还是等级制度带来的各种福分，本质上是建立在使多数英国人沦为奴仆或工人的基础上的，那种念旧理所当然地受人抨击，被视为是一种糊涂的想法，十分要不得”[5]。
在小说《长日将尽》中，史蒂文斯的人生是个悲剧，他作为传统价值观念的追寻者，被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之中。社会观念的改变和国家地位的沦落在他的身上变成了自身信仰的崩塌和动摇。以新世界的观念来衡量，史蒂文斯曾经的行为荒谬而毫无意义，但那确是历史环境下，对他的社会身份做出的规约和要求，没有经历过帝国繁荣和陨落，便没有资格批判其对错。史蒂芬斯的身份和信仰注定了他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在旅行最后一站的韦茅斯，史蒂芬斯孤身处在英国典型乡村美景的熏陶中，在长日将尽之时，在风烛残年之际，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虚伪和迷失，在反思中认清了自己并重拾了自我。他内心真实的真实情感终于流露出来，他的人性在慢慢复苏，他慢慢意识到自己是个自由独立的人，而不再只是他人的附属物品。离开达林顿府的这趟旅行，他从幽闭的环境和一成不变的过往中走了出来，尽管遭遇了巨大的精神冲击，他也最终迎来了正视过往的勇气，和决定用更为积极的态度来充分利用我生命的日暮时分。这是他对过往错失了本应拥有的真挚感情而感到终觉遗憾的表达，是他在努力适应后现代社会发展的独特融入方式。
在后现代社会的变革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没有国家和个人能避免被卷入时代车轮下，又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轉型是必然要面对的现实。对于长期处于霸主地位的英国和在英国国内处于阶级社会顶端的贵族来说，以反对权威、崇尚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社会的到来，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与威胁。《长日将尽》借史蒂文斯的回忆，描绘了历史变化发展中，帝国的消亡和时代的失落感在个人身上留下的痕迹和影响。当帝国霸权不复存在，国家和国民的身份也就不得不接受重新的思考[6]。造成这种迷茫和难以适从的既有个人的主观原因，也有社会和历史的客观原因。通过小微个人的名誉，石黑一雄表达了对全人类身份认同和道德困境走向的关注，表达了他对后现代社会人类多元生存方式的思考和探索，他以淡淡的哀伤和平静的语调，用国际主义小说的方式，对世界上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进程下的人文主义关怀，都具有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齐格蒙·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M].郇建立，李静韬，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2]石黑一雄.长日将尽[M].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3]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史俊杰.伦理转变中的困境———论《长日留痕》中男管家的焦虑”[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2，（01）：38-40.
[5]李春：《石黑一雄访谈录》，《当代外国文学》2005 年第4 期，第 134 –38页。
[6]凯瑟琳·霍尔.“视而不见”：帝国的记忆[M]/ /法拉，帕特森.记忆.户晓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9-38.
作者简介：
王玲（1989年2月）女，四川成都;汉族;学历：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历;职称：助教;研究方向：英国十九世纪及现当代文学对比研究、欧美文化研究。
《长日将尽》面世于1989年，是石黑一雄写作生涯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作品不再描述国别文化的冲突，而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于世界巨变中的英国社会。由于战争中的巨大伤亡、经济发展的放缓和政治结构的不合理，二战后的英国失去了在世界称霸的地位。大英帝国国力的衰退和社会的动荡却并没有极快的磨灭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在社会处于由传统的帝国主义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部分英国人试图竭力维持贵族文化传统和绅士贵族荣耀。石黑一雄在文中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段呈现了一个尽职尽责、追求完美、压抑情感的传统英国大家族男管家的形象——史蒂文斯。史蒂文斯六天的英国乡间驾车旅行成为了文章的时间线和逻辑轴，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和现实感悟与史蒂文斯大半生工作的回忆穿插交替，他在达林顿府效忠了三十五年的光阴，是一段不断追求完美和伟大的职业管家生涯。在短短六天的旅途中，他的回忆也展现了其自我欺骗、自我蒙蔽和虚构重塑的内容，史蒂文斯在对过去进行的反思和审查，将传统文化熏陶下的英国人在面对帝国衰落的失落和时代更替的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后现代社会中，人类难以避免的社会环境转变、伦理观念更迭和人类生存方式改变等现实问题，都通过这篇小说得以窥见[1]。
石黑一雄作为移民的新英国人，对帝国时期英国的繁盛与昌盛无法得以体验和共享荣耀，但在英国的成长和生活经历又给他以全新的视角。面对战后英国人帝国主义身份认同的迫切性和对帝国权力追寻的顽固观念，石黑一雄以国际化作家的创作身份让自己从英国传统文化边缘者的身份向英国的国家民族身份认同这一中心进行探索，在进行适当的英国文化的吸收和内化的同时，进行略带梳理的批判性研究。石黑一雄选择并逐渐形成了适合自己的“即在中心、又处边缘”的创作视角。这种修正主义式的视角让他既能切身体会和细致观察英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内里，又能让他没有历史负担和民族偏见的来冷静客观的思考英国社会的民族主义及英国身份构建等问题。他是异域出生的英国作家，他的英国公民身份存在连续性上的自然缺失，但却被他的修正主义观念调和和补充。他的本土意识与国际主义写作思维的结合，最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创作风格，在这样的创作风格上来看待英国帝国主义的衰落，就更具有客观的研究意义。
英国人对他们的贵族文化崇拜是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的，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早已完成了对封建制度的反抗，但英国的贵族制度从未被完全的否定，贵族制对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英国贵族早在盎格鲁-撒克逊统治时期，就以军事化家族的形式出现。英国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且底蕴深厚，自中世纪以来，英国乡绅、贵族处于上流社会的地位，农民、商人处于社会生活的末端。在这个等级制度严明的国家，贵族绅士反而成为了受人崇敬、爱戴的存在。作为长期受到贵族精神熏陶和维多利亚时期帝国文化培育的遗老，史蒂文斯以服务和管理贵族庄园为终生事业，达林顿府史蒂文斯心中不仅是物质生活场景，更是帝国权力的幻象，作为达林顿府的管家，其一言一行都象征着英国贵族阶级地位。史蒂文斯在工作中以全身心的奉献自己、压抑情感以获得雇主的认可和自身的尊严[2]。在他眼里豪门巨宅就是是世界能够正常运转的轴心，历史的巨轮也在貴族勋爵的运筹帷幄间得以转动。服务于身处轴心且对世界进程能够产生影响的贵族绅士，那就是服务了全人类，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促进了世界进步。一方面，史蒂文斯以成为能贡献自己、参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的管家为毕生追求;另一方面，他在服务生涯里所遭遇到的由于社会动荡和改变对他自己信仰的冲击和内心的矛盾煎熬也深深的折磨着他。
在他的回忆里，他全身心服务绅士贵族的职业素养和促进人类和平的伟大追求，不断地陷入困惑和矛盾。当在他得知自己服务了三十五年的勋爵的亲纳粹政策，会带来巨大的危害和严重的后果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忽视，甚至不惜自欺欺人的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以自身身份卑微无法全数理解动机高尚、思想伟大的爵爷为了世界的和平和进步所做的努力，只能完全信任雇主，做管家分内的事为依托，继续为其提供最好的服务;他即对世人批评爵爷为反犹太主义者而打抱不平和不愿苟同，又因自己奉爵爷的命令，解雇了庄园两名犹太女仆人而私下感到内疚和不安;他一方面坚定的维护达林顿爵爷品德高尚和伟大的绅士形象，为自己用黄金岁月服务这样的贵族而自豪，另一方面，在他的旅途中，却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对自己为这样一位伟大的绅士服务而讳莫若深。时代更新的冲击和世界的动荡在这位管家的世界观、人身观和价值观的衡量中，都留下来不可磨灭的印记，他所坚守和信仰的传统，受到了新的社会秩序的挑战和规约。最后，史蒂文斯不得不承认，以现在的眼光来回顾往事，以达林顿爵爷为代表的传统英国贵族阶级和权利中心的一些观点和做法连他们自己的贴身管家都觉得相当奇怪甚至令人讨厌了。
随着英国霸主地位的没落，曾辉煌一时的达林顿府也人走茶凉，但英式庄园所代表的贵族气质和高贵地位，却被新近强大和富庶起来的美国资产阶级追捧。他们认为能够拥有名贵的英式庄园可使身份显得更为尊贵，也能在英国这样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度寻求到一种认同感和补偿感。在世袭制贵族达林顿勋爵去世后，府邸由美国人法拉戴收购，传统的庄园世界开始发生着变异。在新兴阶级的商品化观念下，达林顿府只不过是一幢名副其实、历史悠久的英国府第，美国新贵们倾向于把这种英国老派上流阶层的文化的代表产物视为商业上的推销手段或者是人际关系的润滑物。史蒂文斯在新的雇主不在乎这位管家能给生活带来帮助，而英国老管家的身份能为自己带来虚荣。史蒂文斯的身份和存在价值连同他赖以生存的达林顿府一样，都变成了往昔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存在的象征和展示。 权力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生着悄无声息地更迭，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累积的权威和财富，向以新兴的美国资产阶级为领头人的世界新秩序转变。以达林顿府为代表的英式古老庄园和以史蒂文斯为代表的英式大管家的存在意义，也从贵族的身份、政治、文化的象征，演变成为一种商品拜物和物化的象征[3]。这种仅仅满足精神需求而没有实质存在价值的商品，也只有新兴的头号大国才能消费得起。正如史俊杰先生所说“《长日留痕》中作者将时代转换中的伦理困境，集中反映到了男管家史蒂文斯的语言和身份焦虑上。在小说中史蒂文斯这种焦虑是由于与原来主人的分离导致的，而对于整个时代来讲则是整个英国对帝国雄风不再的焦虑情绪。”[4]以史蒂文斯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遗老遗少，在面对帝国主义的衰败和帝国身份的丧失时，不得不选择继续在斜阳下聆听看似悠闲的田园牧歌，在游览英国特有的乡村图景中，在延绵不绝的自我美化似的怀旧中，稳固对帝国强盛时期的神圣印象。对于这种对帝国的回忆和虚构的幻想，石黑一雄作出了很好的解释：“我最近一直设法给念旧找一个更好的替代词，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深受垢污的情绪……比如在伦敦，有一种不堪回首的念旧情绪，它让人们想起大不列颠过去的强盛。而我认为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人们才觉得念旧情绪是大成问题的。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念旧实际上使人们沉湎于一种更舒适，更令人愉快的生活，而那种生活却是建立在许多其他人的痛苦之上的。如今，不管你谈论的是帝国的过去还是等级制度带来的各种福分，本质上是建立在使多数英国人沦为奴仆或工人的基础上的，那种念旧理所当然地受人抨击，被视为是一种糊涂的想法，十分要不得”[5]。
在小说《长日将尽》中，史蒂文斯的人生是个悲剧，他作为传统价值观念的追寻者，被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之中。社会观念的改变和国家地位的沦落在他的身上变成了自身信仰的崩塌和动摇。以新世界的观念来衡量，史蒂文斯曾经的行为荒谬而毫无意义，但那确是历史环境下，对他的社会身份做出的规约和要求，没有经历过帝国繁荣和陨落，便没有资格批判其对错。史蒂芬斯的身份和信仰注定了他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在旅行最后一站的韦茅斯，史蒂芬斯孤身处在英国典型乡村美景的熏陶中，在长日将尽之时，在风烛残年之际，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虚伪和迷失，在反思中认清了自己并重拾了自我。他内心真实的真实情感终于流露出来，他的人性在慢慢复苏，他慢慢意识到自己是个自由独立的人，而不再只是他人的附属物品。离开达林顿府的这趟旅行，他从幽闭的环境和一成不变的过往中走了出来，尽管遭遇了巨大的精神冲击，他也最终迎来了正视过往的勇气，和决定用更为积极的态度来充分利用我生命的日暮时分。这是他对过往错失了本应拥有的真挚感情而感到终觉遗憾的表达，是他在努力适应后现代社会发展的独特融入方式。
在后现代社会的变革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没有国家和个人能避免被卷入时代车轮下，又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轉型是必然要面对的现实。对于长期处于霸主地位的英国和在英国国内处于阶级社会顶端的贵族来说，以反对权威、崇尚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社会的到来，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与威胁。《长日将尽》借史蒂文斯的回忆，描绘了历史变化发展中，帝国的消亡和时代的失落感在个人身上留下的痕迹和影响。当帝国霸权不复存在，国家和国民的身份也就不得不接受重新的思考[6]。造成这种迷茫和难以适从的既有个人的主观原因，也有社会和历史的客观原因。通过小微个人的名誉，石黑一雄表达了对全人类身份认同和道德困境走向的关注，表达了他对后现代社会人类多元生存方式的思考和探索，他以淡淡的哀伤和平静的语调，用国际主义小说的方式，对世界上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进程下的人文主义关怀，都具有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齐格蒙·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M].郇建立，李静韬，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2]石黑一雄.长日将尽[M].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3]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史俊杰.伦理转变中的困境———论《长日留痕》中男管家的焦虑”[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2，（01）：38-40.
[5]李春：《石黑一雄访谈录》，《当代外国文学》2005 年第4 期，第 134 –38页。
[6]凯瑟琳·霍尔.“视而不见”：帝国的记忆[M]/ /法拉，帕特森.记忆.户晓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9-38.
作者简介：
王玲（1989年2月）女，四川成都;汉族;学历：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历;职称：助教;研究方向：英国十九世纪及现当代文学对比研究、欧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