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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以及兼容并包的
西方传统加东方智慧——
这是任何进步
不可或缺的条件；
世界史和世界哲学
如今刚刚喷薄欲出；
人类不论还要遭受多少苦难，
悲观是错误的。
苏格兰诗人麦克迪尔米德一九五五年在《悼念詹姆斯·乔伊斯》中写的这一段诗，生动地说明在全世界说来，文化交流还只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生事物，同时，也热情地歌颂了它的伟大意义。王佐良教授的英文著作《论契合》给读者的最主要的信息，正是表现在他引用的这段诗里。集子中虽然包括两篇四十年代的作品，其余却都是八十年代的新作，显然反映了作者毕生研究中外文学的成熟意见。
世界上不论哪一个民族，只要是文化发达的，无不受益于交流。称霸一时的古罗马帝国，全盘吸收了古希腊的文化遗产；现代欧洲列强的迅速发展，和文艺复兴以来各国之间在哲学、科学、文艺各方面频繁密切的接触、翻译分不开，更不必提全靠输入起步的美国和日本了。反之，旧中国封建王朝之所以落后挨打，也和它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有密切关系。王佐良指出，严复比当时中国其他知识分子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明白这个道理，深知改变落后挨打局面的主要关键不在购置军舰枪炮，而在于输入新的思想意识。他翻译的书，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全都是现代西方思想的代表作，正是高效率的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建成的基石。”而严复的这个救国之道也果然奏效，“短短数年之内……他的思想攻势就取得了成功。成功的程度也许还有一点过了头，因为随之而来的社会改革竟酿成革命，如脱缰之马，无法控制了。”(《翻译界两位先驱》)
据作者分析，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本来保守成性、复古有瘾，对严复所译“西学”是肯定无法接受的。严复之所以能赢得这批在当时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读者，全靠他的一个花招，那就是他的译文采用了投合他们口味的古色古香的文体。也就是说，严复的“雅”，实际上是一层糖衣，没有它，那些老夫子们不会服这剂苦药，严复译著中的那些思想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效果。对于中国翻译界争论了数十年的严复三字原则，这无疑是最切合历史实际而又符合信息论原理的解释。
除了严复以外，论文集中单独列论的中国大翻译家还有林纾和鲁迅。他们和严复的领域不同，对文化交流的贡献都在文学方面，因而作者更是熟门熟路、深入细致，除了同样根据他们的论著阐发了他们忧国忧民的主导思想以外，还联系他们的文体风格作了入木三分的分析，不仅能帮助读者深入体味这些文字大师的功力，而且能准确地指出中外文学遥相呼应的关系，使人在对比之中加深理解。例如他分析鲁迅在尖锐严厉的讽刺后面隐藏着赤忱之心，两次提到爱尔兰十七、十八世纪的讽刺散文家斯威夫特，使人看到这两位相距二百年的大文豪之间确有惊人的“契合”：不但同样的才气横溢、机智诙谐，同样的文字洗练、笔锋犀利，而且同样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是全书的一个重点，独自占了两篇论文。作者对他的论述并不限于翻译，而是全面分析了他的小说、论文、小品文、诗等类著作，描述了他既有极深的古文基础而又善于反映新鲜事物的独特风格对一切读者的魅力，使人对这个“多才多艺的巨人”形象有了相当认识，然后再论述他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倡导文化交流的种种活动，从而充分显示这也是他终生为之服务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论文集的一个特色，是对中国早期现代派诗歌的研究。作者在《现代派诗歌在中国》一文中指出，当前中国文坛上某些关于现代派的争辩，“使人感到中国人过去仿佛从未接触过现代派似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篇文章研究了“五·四”以后二十多年期间中国新诗中的现代派倾向，包括最早的王独清、冯乃超、李金发在法国印象派影响下写的新诗，特别是逐个研究了戴望舒、艾青、卞之琳、冯至、穆且等人的诗作，追溯了对他们产生影响的英、美、德、法各国现代派的根源。文章的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成就，是清楚地分析了每位诗人如何超越外国现代派的影响而进一步发展具有独特个性的诗歌。作者指出，所谓“现代派”，并不仅仅是一些新颖的技巧或风格，它对当时的中国诗坛的影响，主要在于“使两代的中国诗人增加了对新事物的敏感性。”然而现代派诗歌在中国终究未能发展成为主流，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当时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使许多诗人转向了革命；二是中国自己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诗歌传统之一，早已发展了各种各样诗歌技巧，因而欧美现代派诗歌中的许多新颖手法在中国诗人看来并不新奇，有深厚古典基础的中国诗人很容易超过他们所欣赏的欧美现代派诗人，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平。
王佐良本人对现代派的兴趣，显然也不是从今日开始，这一点从集中所收的一篇别有风格的文章可以看得清楚。这本书基本格调是材料丰富、分析细致、立论客观公允，也就是说学术性很强，独有《一位中国诗人》一文除了学术性以外，还有亲切的散文气息。在文章涉及的四十年代初期，诗人穆旦还很年轻，他的诗的特点是以现代派的复杂思维和形象，表达出极其质朴的强烈感情，深刻地吐露了当时某些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而作者在分析诗人的精神面貌和艺术特色的同时，也以抒情的笔调描绘了在抗战时期的昆明培养了不少思想锐敏的青年的西南联合大学，写这些外表穷酸潦倒的学子如何在极其简陋的校园里谈心，在校园附近的小茶馆里高谈阔论，虽然图书资料少得可怜，议论所及却包括当时国外文艺界最新的话题，其中之一就是英美诗坛上新露面的现代派诗人。这一篇的写作年代是一九四六年，说不定作者构思的场合，也正是大西门内外的某个小茶馆，所以才这样绘声绘色、娓娓动听。
对于从事或有志翻译的读者说来，这部书中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也许是作者关于翻译的真知灼见。王佐良本人是极少数能够双向翻译的高手之一，因此他在讨论严复、林纾、鲁迅等人对文化交流的贡献的同时，能够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除此以外，书中还有两篇专门谈翻译的文章，其中一篇研究诗人戴望舒如何译诗，另一篇是作者本人的翻译经验。在这里，人们可以获得对于“诗不可译论”的最明确的回答：诗不仅可译，可以译好，而且为了人类更美好的共同生活，是必须翻译的。文学翻译中的一些最微妙的问题，例如形象语言究竟应该怎样处理才能达到与原著接近的效果等，在这里也有深入的探讨，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本人的宝贵经验。
最后三篇文章是对几位英语文学家的研究。除了关于奥凯西的短文是介绍中国翻译和演出这一位和其他几位爱尔兰剧作家的情况外，两篇长文(一篇主要研究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对古典戏剧家约翰·韦勃斯特的评论，另一篇研究现代苏格兰诗人麦克迪尔米德)和中外文化交流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书名和序言象一根红线，巧妙地把全书十一篇文章连成了一片。以麦克迪尔米德而言，这样一位既热情歌颂列宁而又高度赞扬乔伊斯的诗人，他所代表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必将继承和发展人类文化一切优秀遗产的无产阶级气魄，所以他在以他的诗篇为武器为苏格兰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同时，以同样的激情为人类文化的“大合成”而大声疾呼，这也是本文开端所引诗句的精神。
本书第一篇导论性的文章《论不同文学之间的契合》正是以这个精神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吸收西方文学的历史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概述。书末的参考书目，则是为有兴趣继续研究的同志提供了相当详尽的线索。美中不足的是书目第六部分(“新近出版的文学翻译作品”)基本上只收三家全国性文学出版社的书目。而实际上几年来许多地方出版社也出了不少好书，似乎可以编一个更全面的书目，更好地反映我国文学翻译界空前发展的新气象。
作为一部英文著作，论文集还有一个超越比较文学以至文化交流范围的意义，即是它文字优美，可充高级英语读物。学术文章很容易写得枯燥，可是这些论文每篇都灵活生动、斐然成章，读来津津有味。一般说来，不论水平多高的专家，用外语写作很难不露出语言上的破绽，因此我曾任意摘出几段请两位专搞语言文学的美国教授鉴定，他们一致认为无懈可击，看不出非母语的痕迹。顺便可以说一下，他们都对书发生浓厚兴趣，通读了全书。其中一位称赞它是难得的雅俗共赏的好书，另一位读完了还赶到外文部买了一本。他说：“这书既有灵活的形象，又有丰富的材料，美国大学里的教科书也都能写得这样生动就好了。”
说到买书，这书印刷精良，定价十元不能算贵，但是为了广大读者，特别是考虑到数目众多的英语爱好者的需要，我建议出版社出普及版。再版时还可以仔细校对一遍，消灭现在还存在的个别印刷错误。
(文内引文均为本文作者译)(《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Degrees of Affinity——Studies in Conparative Literature)北京外语学院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10元)
西方传统加东方智慧——
这是任何进步
不可或缺的条件；
世界史和世界哲学
如今刚刚喷薄欲出；
人类不论还要遭受多少苦难，
悲观是错误的。
苏格兰诗人麦克迪尔米德一九五五年在《悼念詹姆斯·乔伊斯》中写的这一段诗，生动地说明在全世界说来，文化交流还只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生事物，同时，也热情地歌颂了它的伟大意义。王佐良教授的英文著作《论契合》给读者的最主要的信息，正是表现在他引用的这段诗里。集子中虽然包括两篇四十年代的作品，其余却都是八十年代的新作，显然反映了作者毕生研究中外文学的成熟意见。
世界上不论哪一个民族，只要是文化发达的，无不受益于交流。称霸一时的古罗马帝国，全盘吸收了古希腊的文化遗产；现代欧洲列强的迅速发展，和文艺复兴以来各国之间在哲学、科学、文艺各方面频繁密切的接触、翻译分不开，更不必提全靠输入起步的美国和日本了。反之，旧中国封建王朝之所以落后挨打，也和它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有密切关系。王佐良指出，严复比当时中国其他知识分子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明白这个道理，深知改变落后挨打局面的主要关键不在购置军舰枪炮，而在于输入新的思想意识。他翻译的书，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全都是现代西方思想的代表作，正是高效率的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建成的基石。”而严复的这个救国之道也果然奏效，“短短数年之内……他的思想攻势就取得了成功。成功的程度也许还有一点过了头，因为随之而来的社会改革竟酿成革命，如脱缰之马，无法控制了。”(《翻译界两位先驱》)
据作者分析，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本来保守成性、复古有瘾，对严复所译“西学”是肯定无法接受的。严复之所以能赢得这批在当时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读者，全靠他的一个花招，那就是他的译文采用了投合他们口味的古色古香的文体。也就是说，严复的“雅”，实际上是一层糖衣，没有它，那些老夫子们不会服这剂苦药，严复译著中的那些思想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效果。对于中国翻译界争论了数十年的严复三字原则，这无疑是最切合历史实际而又符合信息论原理的解释。
除了严复以外，论文集中单独列论的中国大翻译家还有林纾和鲁迅。他们和严复的领域不同，对文化交流的贡献都在文学方面，因而作者更是熟门熟路、深入细致，除了同样根据他们的论著阐发了他们忧国忧民的主导思想以外，还联系他们的文体风格作了入木三分的分析，不仅能帮助读者深入体味这些文字大师的功力，而且能准确地指出中外文学遥相呼应的关系，使人在对比之中加深理解。例如他分析鲁迅在尖锐严厉的讽刺后面隐藏着赤忱之心，两次提到爱尔兰十七、十八世纪的讽刺散文家斯威夫特，使人看到这两位相距二百年的大文豪之间确有惊人的“契合”：不但同样的才气横溢、机智诙谐，同样的文字洗练、笔锋犀利，而且同样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是全书的一个重点，独自占了两篇论文。作者对他的论述并不限于翻译，而是全面分析了他的小说、论文、小品文、诗等类著作，描述了他既有极深的古文基础而又善于反映新鲜事物的独特风格对一切读者的魅力，使人对这个“多才多艺的巨人”形象有了相当认识，然后再论述他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倡导文化交流的种种活动，从而充分显示这也是他终生为之服务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论文集的一个特色，是对中国早期现代派诗歌的研究。作者在《现代派诗歌在中国》一文中指出，当前中国文坛上某些关于现代派的争辩，“使人感到中国人过去仿佛从未接触过现代派似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篇文章研究了“五·四”以后二十多年期间中国新诗中的现代派倾向，包括最早的王独清、冯乃超、李金发在法国印象派影响下写的新诗，特别是逐个研究了戴望舒、艾青、卞之琳、冯至、穆且等人的诗作，追溯了对他们产生影响的英、美、德、法各国现代派的根源。文章的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成就，是清楚地分析了每位诗人如何超越外国现代派的影响而进一步发展具有独特个性的诗歌。作者指出，所谓“现代派”，并不仅仅是一些新颖的技巧或风格，它对当时的中国诗坛的影响，主要在于“使两代的中国诗人增加了对新事物的敏感性。”然而现代派诗歌在中国终究未能发展成为主流，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当时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使许多诗人转向了革命；二是中国自己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诗歌传统之一，早已发展了各种各样诗歌技巧，因而欧美现代派诗歌中的许多新颖手法在中国诗人看来并不新奇，有深厚古典基础的中国诗人很容易超过他们所欣赏的欧美现代派诗人，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平。
王佐良本人对现代派的兴趣，显然也不是从今日开始，这一点从集中所收的一篇别有风格的文章可以看得清楚。这本书基本格调是材料丰富、分析细致、立论客观公允，也就是说学术性很强，独有《一位中国诗人》一文除了学术性以外，还有亲切的散文气息。在文章涉及的四十年代初期，诗人穆旦还很年轻，他的诗的特点是以现代派的复杂思维和形象，表达出极其质朴的强烈感情，深刻地吐露了当时某些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而作者在分析诗人的精神面貌和艺术特色的同时，也以抒情的笔调描绘了在抗战时期的昆明培养了不少思想锐敏的青年的西南联合大学，写这些外表穷酸潦倒的学子如何在极其简陋的校园里谈心，在校园附近的小茶馆里高谈阔论，虽然图书资料少得可怜，议论所及却包括当时国外文艺界最新的话题，其中之一就是英美诗坛上新露面的现代派诗人。这一篇的写作年代是一九四六年，说不定作者构思的场合，也正是大西门内外的某个小茶馆，所以才这样绘声绘色、娓娓动听。
对于从事或有志翻译的读者说来，这部书中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也许是作者关于翻译的真知灼见。王佐良本人是极少数能够双向翻译的高手之一，因此他在讨论严复、林纾、鲁迅等人对文化交流的贡献的同时，能够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除此以外，书中还有两篇专门谈翻译的文章，其中一篇研究诗人戴望舒如何译诗，另一篇是作者本人的翻译经验。在这里，人们可以获得对于“诗不可译论”的最明确的回答：诗不仅可译，可以译好，而且为了人类更美好的共同生活，是必须翻译的。文学翻译中的一些最微妙的问题，例如形象语言究竟应该怎样处理才能达到与原著接近的效果等，在这里也有深入的探讨，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本人的宝贵经验。
最后三篇文章是对几位英语文学家的研究。除了关于奥凯西的短文是介绍中国翻译和演出这一位和其他几位爱尔兰剧作家的情况外，两篇长文(一篇主要研究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对古典戏剧家约翰·韦勃斯特的评论，另一篇研究现代苏格兰诗人麦克迪尔米德)和中外文化交流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书名和序言象一根红线，巧妙地把全书十一篇文章连成了一片。以麦克迪尔米德而言，这样一位既热情歌颂列宁而又高度赞扬乔伊斯的诗人，他所代表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必将继承和发展人类文化一切优秀遗产的无产阶级气魄，所以他在以他的诗篇为武器为苏格兰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同时，以同样的激情为人类文化的“大合成”而大声疾呼，这也是本文开端所引诗句的精神。
本书第一篇导论性的文章《论不同文学之间的契合》正是以这个精神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吸收西方文学的历史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概述。书末的参考书目，则是为有兴趣继续研究的同志提供了相当详尽的线索。美中不足的是书目第六部分(“新近出版的文学翻译作品”)基本上只收三家全国性文学出版社的书目。而实际上几年来许多地方出版社也出了不少好书，似乎可以编一个更全面的书目，更好地反映我国文学翻译界空前发展的新气象。
作为一部英文著作，论文集还有一个超越比较文学以至文化交流范围的意义，即是它文字优美，可充高级英语读物。学术文章很容易写得枯燥，可是这些论文每篇都灵活生动、斐然成章，读来津津有味。一般说来，不论水平多高的专家，用外语写作很难不露出语言上的破绽，因此我曾任意摘出几段请两位专搞语言文学的美国教授鉴定，他们一致认为无懈可击，看不出非母语的痕迹。顺便可以说一下，他们都对书发生浓厚兴趣，通读了全书。其中一位称赞它是难得的雅俗共赏的好书，另一位读完了还赶到外文部买了一本。他说：“这书既有灵活的形象，又有丰富的材料，美国大学里的教科书也都能写得这样生动就好了。”
说到买书，这书印刷精良，定价十元不能算贵，但是为了广大读者，特别是考虑到数目众多的英语爱好者的需要，我建议出版社出普及版。再版时还可以仔细校对一遍，消灭现在还存在的个别印刷错误。
(文内引文均为本文作者译)(《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Degrees of Affinity——Studies in Conparative Literature)北京外语学院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