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读两本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书有感
最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和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我们中国人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从“五四”算起，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但是把这种学习深入到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形成中去，真正说来到现在才刚刚开始。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人们已经感觉到它对我们求得思想上进一步解放所具有的巨大意义。青年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那种深邃的思想探索，深深触动和启发着我们，我们熟知的真理仿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现成的结论生动活跃起来了，随着认识的深入，眼界大为开阔了。我们早就学过马克思主义，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实质，生气勃勃的内在创造力量，博大精深的科学价值，许多东西却好象只是第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一样。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们好象重新发现和认识了马克思，就象以前还没有好好认识他似的。这种情况一方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没有过时，相反，从根本上说，它所包含的真理性和价值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这种情况的出现证明了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已经大大前进了，人民大为成熟了。因为只有中国和世界的新的时代的需要，才是我们进一步发掘和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财富的现实基础和真正动力。而这在以前是不具备或不充分具备的，所以那时我们往往只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尽管也是十分重要的)为满足。
在这种研究方面，我们同西方人和苏联人比起来显然晚了一大步。这当然是一个弱点和缺点，因此我们需要很好地学习和借鉴。但是这也毋宁说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因为我们中国人在现在开始进行这种研究的时候，无论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有了一个新起点。这个新起点里包含着许多东西，有些是西方人和苏联人迄今还没有能够得到的。因此，我们的研究虽然晚了一些，却能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相当深入的思考力、不受他们的束缚而独立地创造性地从事这种研究的能力。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中已经显示过自己的这种创造性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我们既能努力吸取外国人的长处，又能迅速赶上和超过他们。
在研究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和形成的问题上，苏联人的成果和经验是我们应当注意借鉴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苏联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方面，历史上曾长时间对我们发生过重要的影响，因而了解他们的发展对我们有着更切近的意义。两年来，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接连出版了苏联学者尼·伊·拉宾的两本有关青年马克思的著作译本，出的正是时候，选出这两本来出版也是有眼力的，因为它相当集中地体现和概括了苏联学者这方面的多年研究成果，又比较新，从它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现在所已达到的水平。
《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Борьбa вокруг идей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молодого Mаркса，直译为《围绕青年马克思的思想遗产的斗争》)，是一九六二年在苏联出版的。它是苏联学术界转入大力研究《经济学—哲学手稿》，并取得了某些成果后的一个总结性的评述。作者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要阐明研究马克思早期著作和围绕这些著作而进行的思想斗争的基本规律性。”(该书第4页)为此作者总结评述了苏联和国际共运中有关青年马克思的研究史，从梅林、普列汉诺夫起直至五六十年代之际止，这对于我们颇有参考价值。在这里拉宾特别强调了他所说的“列宁的研究原则”的意义，从他对“列宁原则”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知道苏联许多学者在研究中的思想水平。此外，全书约用了四分之一篇幅专门批判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马克思学”。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Mолодой Mаркс，直译为《青年马克思》)，是，拉宾在前书的思想基础上又经过几年研究写出来的，此书一九六八年在苏联出版，一九七六年又出了第二版，在苏联东欧理论界受到高度重视。如果说拉宾的前一本书是通过评述以往的研究史而提出某些研究原则的话，那么后一著作则是力图把这些原则加以具体的体现，从观点和材料上都标志着苏联人的最新水平。
我在这里不打算详细分析这两本书的各部分具体内容，只想就其中几个重点方面谈谈自己的想法。
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中，拉宾说，“本书特别重视具有版本学性质的细节，广泛参阅了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党中央档案馆中的手稿影印件。不参阅这些手稿影印件，在许多情况下就不可能深入到马克思思想创造的内在活动中去。”(第19页)这是拉宾这本书的特色，也是苏联学者研究的一种特殊优点和长处，值得我们注意。
苏联人在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特别是早期著作方面，一直比较重视原始资料的考证，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遗稿落到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伯恩施坦这些人的手中，长期不能发表。列宁一直非常关注这件事。为了使这些宝贵的财富得到保存和发表，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当时的苏联党和国家付出了巨大努力，才得以接触这些文献档案，这样，象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经济学手稿》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等珍贵文献，才得以在苏联陆续出版，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首次问世。在列宁和党的关怀指导下，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组织了众多学者，认真收集、影印、鉴别、整理，编辑出版了这些著作，做了大量的科学工作。这是苏联学者们的一大历史功绩，值得人们尊敬。由于他们掌握了一大批珍贵的原始资料，有直接从事辨认字迹、查证细节的条件，又进行了翻译、注释和出版的工作，所以他们在这些方面无疑具有某种特别的优越地位(当然他们掌握的原始资料也决不是无遗漏的，就人们现在所知，目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还收藏有很大一批马克思恩格斯的未发表的手稿和读书笔记材料)。尼·拉宾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意识地发挥了这种长处。
我们看到，拉宾在评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该书称之为《1843年手稿》)时，就考证了该作品的中断及其原因，从而把考察马克思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后半部分思想的发展，同他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对各国历史所作的新研究的成果紧密结合起来。在评述《经济学—哲学手稿》时，他也考证了它同马克思当时所写的五本经济学摘要札记的关系，认为《手稿》中第一手稿同后两个手稿并不是一直写下来的，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这样一种比较细致的研究，对于人们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具体进程有相当大的益处。同过去这类著作相比，这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的引人注目之处。我们中国人在研究中目前还不具备这种条件，因此就更要注意和吸取他们的这种长处。拉宾说，不注意这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就无法深入到马克思思想创造的内在活动中去，这话确有一部分的真理性。不过，要真正深入到“思想创造的内在活动中去”，主要还靠我们的思考力，而资料和考证只是必备的条件，而在这种真正关系到研究命脉的思考力方面，我们对于拉宾是不能满意的。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时常在有意炫耀他的那些版本学知识，甚至达到无谓地卖弄的程度。例如他在谈到《手稿》中第一手稿前半部关于三个收入来源的时候，他大谈从影印件所发现的原稿中三个正文并行排列的特点，提出所谓马克思的“并行分析的方法”，认为是“一种启发的方法”，“并行分析具有深刻的意义”(第238、239、241页)。人们自然期待作者能说出一番深刻的思想和道理来，可是却不免失望。
总的说来，拉宾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还是增添了不少材料，某些方面对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是一种补充，对《手稿》之前的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叙述，吸取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有些地方写得还不错，因此它还是一本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他在《手稿》的评述上，虽然写得很多，却因为受奥依则尔曼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所持的否定态度所束缚，所以讲不清楚。从全书线索安排看，拉宾虽然力图找出某种方法论的原则和分期原因，但却是不成功的。他在书中提出，“按照列宁的分期原则，本书把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一、对世界概念的最初探索(一八三七——一八四一年)；二、在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中马克思观点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影响(一八四二——一八四三年)；三、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开始形成(一八四三年底——一八四四年八月)。”(第18页)我们看到的只是空洞词句，并没有深刻的概念和逻辑上的关联。究竟什么叫“世界概念”？马，克思一开始是从探索所谓“世界”这个概念出发的吗？“马克思观点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影响”只是他在一八四二——一八四三年思想发展的特征吗？这些拉宾并没有想到过要作一点说明，他只是把这些词扔给读者。据他说，他这种分期方法是“按照列宁的分期原则”得出来的，可是也同样没有说明。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茫然。用空洞的词句代替真正深入的思索和研讨，是断然不能弄清楚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遗憾的是，象这些缺乏思想性的情况，在相当一部分的苏联学者著作中常常如此，决非只是拉宾一人。
苏联人民当然是伟大的，它过去产生过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现在和将来还会这样。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创造发展上，列宁是我们永垂不朽的导师，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也曾作出巨大的贡献，此外还出现过不少优秀的科学家。我们读过的象卢森贝(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家)和巴日特诺夫(哲学和美学家)的一些有关著作，都有相当的价值。这些方面拉宾也是引以为荣的，在《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他对此作了评述。在苏联的这些成就中有一点我觉得似乎对我们颇有参考价值，这就是苏联三十年代研究中的一番争论。当时出现过一种“三阶段论”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最初是彻底的黑格尔主义者，后来变成彻底的费尔巴哈主义者，最后把二者综合，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否认了马克思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分阶段的发展。这两种观点都受到了批评和反驳，从而发展了研究的科学态度(见该书第56－63页)。这一成果在拉宾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中有清晰的表现(见该书第135一148页，特别是145－148页)。拉宾认为，马克思不同于大多数青年黑格尔派，他在一八四二年就已了解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本质，同时在某些重要方面已经超过费尔巴哈。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一八四二年三月“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不满，不只在于他指出了费尔巴哈不重视研究政治社会问题，也不在于填补这种不足，“而是对他的整个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改造”(第148页)，从而超越了它的范围，向历史唯物主义迈进。关于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的影响究竟如何估计的问题，我在《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和《关于评价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六期)中，谈到过自己的一些意见。东德学者W·毕雅拉斯有一篇论文《论马克思和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关系》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意见。现在，我们从拉宾的两本书中又得到了苏联人的研究考证性的看法。我想对我们当前的某些争论是有参考作用的。
最后，我想着重谈一谈拉宾所理解的“列宁的研究原则”这个问题。他在《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曾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但是，什么是他所理解的“列宁的研究原则”呢？“首先必须强调指出列宁研究这个问题的特点：利用一切与这个问题有关的资料。”(第37页)这么说来，利用一切有关资料这种科学上的一般原则，就提升为“列宁原则”了！接着，拉宾又来了一个“首先”：“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所作的伟大贡献，首先就在于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的深刻的、概括性的思想”(第38页)，终于进入了正题。那么，这些“一系列”的、“深刻的”、“概括性的思想”是什么呢？人们有理由希望拉宾告诉我们。可是除了在短短几页中我们读到拉宾写下来的有七八个之多的“追根溯源的原则”这个词而外，竟找不到任何有系统的分析和归纳。伟大列宁在研究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真正是一系列的深刻的概括的论述，全被淹没在一大片的“追根溯源”这个词的海洋里去了。
如果说拉宾所说的列宁的“追根溯源的原则”，还有一些能为人们所理解的意思的话，那就是他认为，列宁是从“现代”的“迫切需要”“出发”来研究马克思的(见第38页，41页)。具体来说，如：“列宁在研究布尔什维克党的某个历史阶段上被客观地提到首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某个方面的同时，也就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方面形成和进一步发展的历史。”(第38页)又如：“列宁把(莱茵报时期的——引者注)马克思称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列宁作出这种完全正确的评价，首先是因为他和其他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深刻理解革命民主主义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的本质。”(第43页)按照拉宾的说法，马克思之所以曾经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列宁作出这种判断，“首先是”因为俄国有过这种性质的革命。
从当前的需要(如果理解得正确的话)和实践任务(如果规定得正确的话)出发，来追溯马克思的思想，在为当前斗争服务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这当然是一种研究方法，不可否认这种方法的意义。理论本是实践的总结和进一步指导实践的指南。但是这决不是说，应该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极其狭隘地理解为理论只为当前的某一实践服务，即使这一实践规定得正确也是如此，更不用说规定得不正确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情形了。事实上，列宁从来不是这种狭隘实践的理论家，他一再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全面、深刻、丰富的科学理论，是人类全部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总结性成果。既然如此，马克思的理论虽然对各种实践都有指导意义，却不能认为我们只要通过某一实践或某些实践(即使是正确规定了的)，就可以理解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形成。只有全面的、深刻的、丰富的实践及其总和，只有对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实践的历史有一种贯穿的系统理解，只有对理论本身作出严肃认真的探讨，才能为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提供真正的基础。拉宾把列宁的思想作了这样一种曲解，是使人非常遗憾的。而这种曲解的原因，当然主要并不在于他个人。
在该书结语中，拉宾总结了研究的“规律性”。他强调说，“对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态度，是对已经形成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表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感到兴趣，首先是对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感到兴趣的表现。”研究者的立场，“都决定于他同时代的某一哲学的立场。”(第136页)毋庸多言，拉宾所谓的“已经形成了的马克思主义”、“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的就是现今苏共所规定的理论和哲学。总之，研究马克思只能从这样一种需要和立场出发，这就是拉宾书中所主张的唯一正确的原则。既然如此，我们也就无法期待他给我们更多的东西了。这里谈一个小插曲也是颇有意思的：拉宾在该书中说到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能理解马克思的全部学说，把它只理解为一种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这大体说来是对的。奇怪的是他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归于当时“最重要的资料几乎完全没有发表”，所以他认为，“与其说”这是他们的“过错，不如说是他们的不幸”(第10页)。其实，拉宾完全清楚，当时这些“最重要的资料”正在伯恩施坦的手里，他自己在书里就谈到这一点。拉宾回避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曲解的真正原因，正在于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和他们一直不注意马克思理论的深刻性。看来拉宾这种评论是不妥的。
在读拉宾的这两本书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去年六月间王浩先生来北京大学络哲学系师生作讲演的时候所说的一些话。这位西南联大的老学长，到美国从事哲学研究已经三十多年了，成了一位著名的教授和学者，但是他并不满意，他深深感到西方社会和哲学的没落，认为只有祖国才是希望的所在。他说，二十世纪的中国，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在六十多年中经历了同时期的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曾有的如此剧烈深刻的革命和变动、前进和曲折，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就是当今世界极有希望产生伟大思想和哲学的地方。他还认为，新的哲学可以以马克思的《手稿》为基架加以充实来形成。王浩教授的某些具体论断自然是可以商榷的，但是我觉得他的话具有一种比较深刻的历史眼光，有对祖国的无限信赖和理解，对马克思也有一定的认识。他这一番话常常引起我的沉思和共鸣。我想我们中国人是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能力的，在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上，我们是会得到成功的。
一九八三年一月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苏〕尼·拉宾著，南京大学外文系俄语教研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五月第一版，1.15元《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马哲译，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八月第一版，0.38元)
最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和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我们中国人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从“五四”算起，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但是把这种学习深入到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形成中去，真正说来到现在才刚刚开始。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人们已经感觉到它对我们求得思想上进一步解放所具有的巨大意义。青年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那种深邃的思想探索，深深触动和启发着我们，我们熟知的真理仿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现成的结论生动活跃起来了，随着认识的深入，眼界大为开阔了。我们早就学过马克思主义，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实质，生气勃勃的内在创造力量，博大精深的科学价值，许多东西却好象只是第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一样。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们好象重新发现和认识了马克思，就象以前还没有好好认识他似的。这种情况一方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没有过时，相反，从根本上说，它所包含的真理性和价值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这种情况的出现证明了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已经大大前进了，人民大为成熟了。因为只有中国和世界的新的时代的需要，才是我们进一步发掘和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财富的现实基础和真正动力。而这在以前是不具备或不充分具备的，所以那时我们往往只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尽管也是十分重要的)为满足。
在这种研究方面，我们同西方人和苏联人比起来显然晚了一大步。这当然是一个弱点和缺点，因此我们需要很好地学习和借鉴。但是这也毋宁说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因为我们中国人在现在开始进行这种研究的时候，无论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有了一个新起点。这个新起点里包含着许多东西，有些是西方人和苏联人迄今还没有能够得到的。因此，我们的研究虽然晚了一些，却能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相当深入的思考力、不受他们的束缚而独立地创造性地从事这种研究的能力。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中已经显示过自己的这种创造性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我们既能努力吸取外国人的长处，又能迅速赶上和超过他们。
在研究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和形成的问题上，苏联人的成果和经验是我们应当注意借鉴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苏联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方面，历史上曾长时间对我们发生过重要的影响，因而了解他们的发展对我们有着更切近的意义。两年来，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接连出版了苏联学者尼·伊·拉宾的两本有关青年马克思的著作译本，出的正是时候，选出这两本来出版也是有眼力的，因为它相当集中地体现和概括了苏联学者这方面的多年研究成果，又比较新，从它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现在所已达到的水平。
《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Борьбa вокруг идей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молодого Mаркса，直译为《围绕青年马克思的思想遗产的斗争》)，是一九六二年在苏联出版的。它是苏联学术界转入大力研究《经济学—哲学手稿》，并取得了某些成果后的一个总结性的评述。作者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要阐明研究马克思早期著作和围绕这些著作而进行的思想斗争的基本规律性。”(该书第4页)为此作者总结评述了苏联和国际共运中有关青年马克思的研究史，从梅林、普列汉诺夫起直至五六十年代之际止，这对于我们颇有参考价值。在这里拉宾特别强调了他所说的“列宁的研究原则”的意义，从他对“列宁原则”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知道苏联许多学者在研究中的思想水平。此外，全书约用了四分之一篇幅专门批判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马克思学”。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Mолодой Mаркс，直译为《青年马克思》)，是，拉宾在前书的思想基础上又经过几年研究写出来的，此书一九六八年在苏联出版，一九七六年又出了第二版，在苏联东欧理论界受到高度重视。如果说拉宾的前一本书是通过评述以往的研究史而提出某些研究原则的话，那么后一著作则是力图把这些原则加以具体的体现，从观点和材料上都标志着苏联人的最新水平。
我在这里不打算详细分析这两本书的各部分具体内容，只想就其中几个重点方面谈谈自己的想法。
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中，拉宾说，“本书特别重视具有版本学性质的细节，广泛参阅了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党中央档案馆中的手稿影印件。不参阅这些手稿影印件，在许多情况下就不可能深入到马克思思想创造的内在活动中去。”(第19页)这是拉宾这本书的特色，也是苏联学者研究的一种特殊优点和长处，值得我们注意。
苏联人在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特别是早期著作方面，一直比较重视原始资料的考证，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遗稿落到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伯恩施坦这些人的手中，长期不能发表。列宁一直非常关注这件事。为了使这些宝贵的财富得到保存和发表，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当时的苏联党和国家付出了巨大努力，才得以接触这些文献档案，这样，象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经济学手稿》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等珍贵文献，才得以在苏联陆续出版，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首次问世。在列宁和党的关怀指导下，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组织了众多学者，认真收集、影印、鉴别、整理，编辑出版了这些著作，做了大量的科学工作。这是苏联学者们的一大历史功绩，值得人们尊敬。由于他们掌握了一大批珍贵的原始资料，有直接从事辨认字迹、查证细节的条件，又进行了翻译、注释和出版的工作，所以他们在这些方面无疑具有某种特别的优越地位(当然他们掌握的原始资料也决不是无遗漏的，就人们现在所知，目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还收藏有很大一批马克思恩格斯的未发表的手稿和读书笔记材料)。尼·拉宾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意识地发挥了这种长处。
我们看到，拉宾在评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该书称之为《1843年手稿》)时，就考证了该作品的中断及其原因，从而把考察马克思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后半部分思想的发展，同他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对各国历史所作的新研究的成果紧密结合起来。在评述《经济学—哲学手稿》时，他也考证了它同马克思当时所写的五本经济学摘要札记的关系，认为《手稿》中第一手稿同后两个手稿并不是一直写下来的，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这样一种比较细致的研究，对于人们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具体进程有相当大的益处。同过去这类著作相比，这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的引人注目之处。我们中国人在研究中目前还不具备这种条件，因此就更要注意和吸取他们的这种长处。拉宾说，不注意这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就无法深入到马克思思想创造的内在活动中去，这话确有一部分的真理性。不过，要真正深入到“思想创造的内在活动中去”，主要还靠我们的思考力，而资料和考证只是必备的条件，而在这种真正关系到研究命脉的思考力方面，我们对于拉宾是不能满意的。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时常在有意炫耀他的那些版本学知识，甚至达到无谓地卖弄的程度。例如他在谈到《手稿》中第一手稿前半部关于三个收入来源的时候，他大谈从影印件所发现的原稿中三个正文并行排列的特点，提出所谓马克思的“并行分析的方法”，认为是“一种启发的方法”，“并行分析具有深刻的意义”(第238、239、241页)。人们自然期待作者能说出一番深刻的思想和道理来，可是却不免失望。
总的说来，拉宾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还是增添了不少材料，某些方面对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是一种补充，对《手稿》之前的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叙述，吸取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有些地方写得还不错，因此它还是一本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他在《手稿》的评述上，虽然写得很多，却因为受奥依则尔曼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所持的否定态度所束缚，所以讲不清楚。从全书线索安排看，拉宾虽然力图找出某种方法论的原则和分期原因，但却是不成功的。他在书中提出，“按照列宁的分期原则，本书把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一、对世界概念的最初探索(一八三七——一八四一年)；二、在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中马克思观点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影响(一八四二——一八四三年)；三、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开始形成(一八四三年底——一八四四年八月)。”(第18页)我们看到的只是空洞词句，并没有深刻的概念和逻辑上的关联。究竟什么叫“世界概念”？马，克思一开始是从探索所谓“世界”这个概念出发的吗？“马克思观点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影响”只是他在一八四二——一八四三年思想发展的特征吗？这些拉宾并没有想到过要作一点说明，他只是把这些词扔给读者。据他说，他这种分期方法是“按照列宁的分期原则”得出来的，可是也同样没有说明。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茫然。用空洞的词句代替真正深入的思索和研讨，是断然不能弄清楚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遗憾的是，象这些缺乏思想性的情况，在相当一部分的苏联学者著作中常常如此，决非只是拉宾一人。
苏联人民当然是伟大的，它过去产生过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现在和将来还会这样。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创造发展上，列宁是我们永垂不朽的导师，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也曾作出巨大的贡献，此外还出现过不少优秀的科学家。我们读过的象卢森贝(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家)和巴日特诺夫(哲学和美学家)的一些有关著作，都有相当的价值。这些方面拉宾也是引以为荣的，在《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他对此作了评述。在苏联的这些成就中有一点我觉得似乎对我们颇有参考价值，这就是苏联三十年代研究中的一番争论。当时出现过一种“三阶段论”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最初是彻底的黑格尔主义者，后来变成彻底的费尔巴哈主义者，最后把二者综合，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否认了马克思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分阶段的发展。这两种观点都受到了批评和反驳，从而发展了研究的科学态度(见该书第56－63页)。这一成果在拉宾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中有清晰的表现(见该书第135一148页，特别是145－148页)。拉宾认为，马克思不同于大多数青年黑格尔派，他在一八四二年就已了解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本质，同时在某些重要方面已经超过费尔巴哈。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一八四二年三月“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不满，不只在于他指出了费尔巴哈不重视研究政治社会问题，也不在于填补这种不足，“而是对他的整个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改造”(第148页)，从而超越了它的范围，向历史唯物主义迈进。关于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的影响究竟如何估计的问题，我在《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和《关于评价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六期)中，谈到过自己的一些意见。东德学者W·毕雅拉斯有一篇论文《论马克思和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关系》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意见。现在，我们从拉宾的两本书中又得到了苏联人的研究考证性的看法。我想对我们当前的某些争论是有参考作用的。
最后，我想着重谈一谈拉宾所理解的“列宁的研究原则”这个问题。他在《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曾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但是，什么是他所理解的“列宁的研究原则”呢？“首先必须强调指出列宁研究这个问题的特点：利用一切与这个问题有关的资料。”(第37页)这么说来，利用一切有关资料这种科学上的一般原则，就提升为“列宁原则”了！接着，拉宾又来了一个“首先”：“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所作的伟大贡献，首先就在于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的深刻的、概括性的思想”(第38页)，终于进入了正题。那么，这些“一系列”的、“深刻的”、“概括性的思想”是什么呢？人们有理由希望拉宾告诉我们。可是除了在短短几页中我们读到拉宾写下来的有七八个之多的“追根溯源的原则”这个词而外，竟找不到任何有系统的分析和归纳。伟大列宁在研究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真正是一系列的深刻的概括的论述，全被淹没在一大片的“追根溯源”这个词的海洋里去了。
如果说拉宾所说的列宁的“追根溯源的原则”，还有一些能为人们所理解的意思的话，那就是他认为，列宁是从“现代”的“迫切需要”“出发”来研究马克思的(见第38页，41页)。具体来说，如：“列宁在研究布尔什维克党的某个历史阶段上被客观地提到首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某个方面的同时，也就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方面形成和进一步发展的历史。”(第38页)又如：“列宁把(莱茵报时期的——引者注)马克思称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列宁作出这种完全正确的评价，首先是因为他和其他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深刻理解革命民主主义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的本质。”(第43页)按照拉宾的说法，马克思之所以曾经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列宁作出这种判断，“首先是”因为俄国有过这种性质的革命。
从当前的需要(如果理解得正确的话)和实践任务(如果规定得正确的话)出发，来追溯马克思的思想，在为当前斗争服务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这当然是一种研究方法，不可否认这种方法的意义。理论本是实践的总结和进一步指导实践的指南。但是这决不是说，应该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极其狭隘地理解为理论只为当前的某一实践服务，即使这一实践规定得正确也是如此，更不用说规定得不正确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情形了。事实上，列宁从来不是这种狭隘实践的理论家，他一再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全面、深刻、丰富的科学理论，是人类全部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总结性成果。既然如此，马克思的理论虽然对各种实践都有指导意义，却不能认为我们只要通过某一实践或某些实践(即使是正确规定了的)，就可以理解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形成。只有全面的、深刻的、丰富的实践及其总和，只有对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实践的历史有一种贯穿的系统理解，只有对理论本身作出严肃认真的探讨，才能为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提供真正的基础。拉宾把列宁的思想作了这样一种曲解，是使人非常遗憾的。而这种曲解的原因，当然主要并不在于他个人。
在该书结语中，拉宾总结了研究的“规律性”。他强调说，“对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态度，是对已经形成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表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感到兴趣，首先是对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感到兴趣的表现。”研究者的立场，“都决定于他同时代的某一哲学的立场。”(第136页)毋庸多言，拉宾所谓的“已经形成了的马克思主义”、“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的就是现今苏共所规定的理论和哲学。总之，研究马克思只能从这样一种需要和立场出发，这就是拉宾书中所主张的唯一正确的原则。既然如此，我们也就无法期待他给我们更多的东西了。这里谈一个小插曲也是颇有意思的：拉宾在该书中说到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能理解马克思的全部学说，把它只理解为一种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这大体说来是对的。奇怪的是他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归于当时“最重要的资料几乎完全没有发表”，所以他认为，“与其说”这是他们的“过错，不如说是他们的不幸”(第10页)。其实，拉宾完全清楚，当时这些“最重要的资料”正在伯恩施坦的手里，他自己在书里就谈到这一点。拉宾回避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曲解的真正原因，正在于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和他们一直不注意马克思理论的深刻性。看来拉宾这种评论是不妥的。
在读拉宾的这两本书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去年六月间王浩先生来北京大学络哲学系师生作讲演的时候所说的一些话。这位西南联大的老学长，到美国从事哲学研究已经三十多年了，成了一位著名的教授和学者，但是他并不满意，他深深感到西方社会和哲学的没落，认为只有祖国才是希望的所在。他说，二十世纪的中国，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在六十多年中经历了同时期的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曾有的如此剧烈深刻的革命和变动、前进和曲折，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就是当今世界极有希望产生伟大思想和哲学的地方。他还认为，新的哲学可以以马克思的《手稿》为基架加以充实来形成。王浩教授的某些具体论断自然是可以商榷的，但是我觉得他的话具有一种比较深刻的历史眼光，有对祖国的无限信赖和理解，对马克思也有一定的认识。他这一番话常常引起我的沉思和共鸣。我想我们中国人是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能力的，在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上，我们是会得到成功的。
一九八三年一月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苏〕尼·拉宾著，南京大学外文系俄语教研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五月第一版，1.15元《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马哲译，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八月第一版，0.3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