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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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幸拜读陈建远先生主编的《中国社会——原型与演化》一书。该书全面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及现代变迁。其中“中华民族”一章,将重生意识列为中华民族国民性格的首要特征,引起我颇大兴趣。
  作者以深邃的目光,返顾我国远古时代盛行的太阳崇拜现象,并把以中华文明为主干的东亚文化崇拜太阳的精神,同西亚文化崇拜月亮的精神作了比较,从文化隐喻角度发现,太阳孕育万物,是生命的象征。崇拜太阳实即是崇拜生命。重视生命、珍爱生命,构成中华民族国民性格的基本特征。
  无独有偶,今天,考古学者们从古代残留的陶器饰纹、雕像绘画、文字词形和神话传说中,发现一条纵贯中国文化的生殖崇拜基线,它同太阳崇拜的精神正相吻合。
  在世界各民族中,中国人的确最看重生命。中国文化可称为重生文化。道家学说以重生为本,儒家学说亦以重生为本。中国的上层统治者和知识分子重生,下层庶民百姓亦重生。得现世之安逸,图生命之长寿,成为颠扑不破的人生目标。我们的祖先,不惜化费巨大精力,一代又一代,千年相传,孜孜不息地探求养身保命的妙方真道,其对生命的珍爱热情,实在令我们后世叹为观止。中国历史上有关保养身体和觅求长生之道的理论极其完备,这在世界其他民族中是罕见的。在日常礼仪中,中国人习惯在见面或通信的问候语中,泛用诸如“吃饭了吗?”“身体好吗?”“别来无恙”、“祝身体健康”之类词语,以示对生命和生活的关注。同时,对一切有关生死之事的典礼格外重视,如生日、满月、双满月、百日、周岁、寿辰、葬礼等不一而足。
  作者认为,浓厚的重生意识,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具有极大影响。“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价值判断、行为取向,皆与重生意识有关。”(第54页)“重生意识导致中国人注重感性实利,导致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格外淡薄。正因为重生,所以人们看重‘礼’,看重社会秩序的安定,看重人际关系的融洽,看重繁养后代和烹调膳食。”(第55页)在剖析国民性格特征时,作者以重生意识去解释乐感文化、理性和中庸、平均愿望、自大与自卑、家庭观念等其他性格特征,实是文化研究的新颖构思。
  中国人重生是显见的,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呢?
  无疑,重生意识塑造了中国人勤劳智慧、忍耐宽恕、务实刻苦、百折不挠等优点,这些优点使我们民族得以在以往数千年历史中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重生意识与我们民族文化的惰性有着内在联系。
  对肉体生命的重视,抑制了对生命本质的追求。人们不再有越轨的行为,但也失去开拓生活的激情。重生意识已经不是简单地表现为生儿育女、养身保命的处世态度,而且衍变成知足守旧、苟安偷生、忍辱负重、谨小慎微的人格特征。强化重生观念,适应了儒教的思想统治需要;反之,也正是重生观念,造就出儒教这种变态的宗教。重生意识与伦理教化在维护封建秩序时所起的作用,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重生意识使人们关心与个人肉体生存密切相关的一切问题,而对其他方面问题则兴致索然,以此造成封闭狭隘的心理状态。在那廉价的乐观态度、扭曲的平均观念、偏执的理性态度的多重遏抑下,我们民族的生命之火恍恍欲熄,失去奋发向上的活力。
  时至今日,尽管中国的社会制度历经重大变革,但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仍然保持着固有的模式,没有从根本上遭到破坏。在传统心态影响下,我们难免存有抱残守缺的心理,面临时代的激变,首先担心失去了什么,以致顾虑重重、进退维谷。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固然获得极大成就,但现代文明的生长却格外艰难。我们不是被外界压力所制约,而是被自身的惰性所束缚。
  要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首先需要我们彻底改变传统心态。改造社会、改造文化和改造人是一致的。只有在创建现代化社会过程中,我们才能成为现代化的人;只有现代化的人,才能创建真正的现代社会。作为崇拜太阳,热爱生命的炎黄子孙,我们应该在投身社会改革运动的潮流中,自觉冲刷遮蔽民族性格的历史尘土,光大其根本精神。我们仍然需要重视生命,但不是肉体生命,而是生命的本质。
  
  (《中国社会——原型与演化》,陈建远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版,5.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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