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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是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担任党和国家、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他谨守寒素朴实的家风，严格约束家人，至今令人景仰。
“每个人都要锻炼，要能吃苦”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中央最高领袖定的是一级工资，但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他们拿的都是四级工资，也就是400多元。绝大多数人的工资，都是随着参加工作的年限而递增，而这几位最高领袖，又响应了毛泽东的倡导，工资实行“递减制”。
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要稍微高些。朱德作为十大元帅之首，功高德劭，完全可以拿元帅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为由，坚决不拿元帅工资。这样一来，他和夫人康克清两人的工资加在一起，才顶一个元帅的工资。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费用，加上十几个孩子吃、穿、上学的费用，还要接济家乡的亲戚，仅仅靠工资，日子就有点紧巴巴了。
朱德的女儿朱敏曾回忆说：“父亲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俭朴作风。他每顿饭差不多都是一碗米饭、一小盘素菜、一小盘自己家里腌的泡菜，另一盘菜里几片肉，一小碗汤。他的衣着也很简单，几件较好的衣服只有接见外宾或外出时才穿，一回到家里就换上旧衣服。他的内衣、毛巾都破到不能再补、无法再用时才换新的。他床上铺的褥子、床单，盖的被子也都用了二三十年，上面打了不少补丁。他对我们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补补能穿能盖就行，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好多年。’”
朱德从不肯要任何特殊照顾，不愿让国家为他多花一分钱。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由于来往客人多，粮食超支了50多斤。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他坚决不同意，并坚持和全家人一起吃菜糊糊，硬是用“瓜菜代”的办法把超支粮食补了回来。
对于吃苦的意义，1954年朱德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每个人都要锻炼，要能吃苦，有朴素作风。人们都是‘从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有些人本来出身很苦，但进城以后就变了，不俭朴了。我们的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只有我们才能用这么大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造社会，不但要改造经济，而且还要改造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旧习气不可能一下子除掉，沾染旧习气也很容易。如果不养成朴素、节约的习惯，生产无论怎样发展，人们的欲望也是难于满足的。”
“共产党员就是要带头艰苦朴素”
崇尚简朴是朱德的美德之一。朱德一生和旧势力、旧观念作斗争，为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大众谋解放，一生中过的都是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
保健医生顾英奇曾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朱德时的情景，只见朱德贴身穿的是一套浅蓝色丝绸面的丝棉袄裤，袄裤面已完全破烂，补丁挨着补丁，不知穿了多少年，一直舍不得丢弃。外边罩一套制服，照样年年穿它过冬。一直到1960年以后，这套棉衣实在无法再补了，才换了一套新的。
朱德还有一双穿了多年的老式棕色皮凉鞋，颜色已褪落得斑驳不匀失去光泽，但他也总是不肯换新的。他每年夏天叫卫士给拿这双鞋时，风趣地说：“拿草鞋来。”大家就都知道他要的是这双凉鞋。直到1965年顾英奇离开时，这双鞋还在伴随他老人家度夏。
1956年的一天，朱德要卫士拿一套灰色哔叽料中山装，卫士不情愿地说：“那套衣服两只袖子已经磨得破烂不堪，不能再穿了。”朱德却坚持要穿：“补一补，还可以再穿嘛！”衣服补好后，他很满意，高兴地说：“衣服不怕它破，破了可以补上，洗得干净，这样穿起有什么不好？中国人、外国人看了都好嘛！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带头艰苦朴素，做出榜样。”
那些年，工作人员为了朱德的健康，总想给他改善一下伙食，以保证营养。厨师邓林为此想了不少办法。而朱德为了这件事不知和他谈过多少次话。
有一次，朱德笑着问：“邓师傅是不是资本家呀？”
邓师傅红着脸赶紧说：“首长莫开玩笑，我哪里是什么资本家呵！”
朱德依然和蔼地说：“不是资本家，怎么那样阔气呀？不要天天都成席嘛，要吃家常便饭。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农民，是吃粗粮、小青菜长大的，身体也很健康。我不让你每天做大鱼大肉，不是怕花钱，主要是要养成俭朴的习惯，一切从六亿人民出发，生活上不要太超乎人民生活水平之上。”
在三年困难时期，朱德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更严了，减少了粮食定量，一般不吃肉食，并反复对大家讲：“现在国家经济困难，人民生活艰苦，我们要想到全国人民，要同他们同甘共苦，节约一点是一点，绝对不能铺张浪费。”朱德真正做到了同全国人民一道节衣缩食，共渡难关。
“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
朱德一生廉洁奉公，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不仅自己常常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从不为他们谋取特权。
1960年，朱德一个孙子满7岁该上小学了。开学那天，他背上书包，换上干净的衣服，高兴得不得了。他知道学校离家很远，以为可以坐汽车去。等着他的却是一辆三轮车。天真的孩子一见三轮车就嚷起来：“这不是四个轮子的，我要坐四个轮子的车！”朱德听了，严肃地告诉他：“你问一问王伯伯，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他坐过汽车吗？”拉车的王师傅说：“别说汽车，就连这三轮车也没坐过哟。旧社会我给有钱人家拉包车，光着脚跑遍北京城，可是还吃不饱肚子。”朱德又给孙子讲道理：“你要坐小汽车，别人的孩子也要坐小汽车，你们要浪费国家多少汽油啊？小汽车是公家给爷爷辦公事用的，你小孩去上学怎能坐小汽车呢？再说你今天坐，明天坐，以后还能和没有汽车坐的小朋友在一起吗？你今天想坐汽车，明天想穿新衣服，你能爱学习吗？”
朱德对家里所有子女无一例外，不准他们坐自己的汽车外出或上学。有时女儿生病，需要汽车送去看病或住院时，他还一再叮嘱秘书，按规定照付汽油费。
朱德有个孙子在青岛海军某部当兵。1974年，朱德的儿子朱琦病故以后，儿媳怕老人寂寞，就给朱德孙子所在部队首长写了一封信，请求把孙子调回北京，以便照顾老人。部队首长考虑到朱德的实际困难，就同意了。孙子调回北京的第一个星期天就去看望爷爷奶奶，一进家门，朱德就问：“你怎么回来了？是出差，还是开会？”孙子没有敢说自己调回北京了，只是说在北京某部帮助工作。几个月过去了，他又去看望爷爷和奶奶。朱德觉得可能有问题，就把孙子叫到自己的房间里，严肃地问道：“你在这里帮忙，要帮多久？怎么不走了？是不是调回北京了？”孙子一看再也瞒不住了，只好如实告诉爷爷。朱德一听，很不高兴：“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不要孝子贤孙，你从哪里来的，还应该回到哪里去！”事后他把部队首长请到家里来，详细问了孙子调回北京的经过，诚恳地说：“请你们还是把他调到部队的基层去锻炼吧！不要因为我的关系把他留在大机关里。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为子女谋特权。朱琦去世了，我年岁大，有组织上照顾，用不着他们。”部队首长非常感动，当场表示照办。
过了几天，孙子接到调令，要去南京部队的一个基层单位工作，他把这事告诉了朱德。朱德听后十分满意：“应该走出机关，到基层去锻炼，这样，对你的成长是大有好处的。你应该安心到基层去工作。”孙子希望过了春节再去部队：“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明天就是年三十了，春节还放三天假。我想过了春节再走，你看行吗？”朱德耐心地对他说：“不行！一个解放军战士，必须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要严格执行纪律。大年三十叫走也要走！到部队和同志们一起过年更有意思，可不能有特权思想。”
朱德曾经语重心长地跟子女讲：“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只想着自己的名誉、地位，这样的人早晚要被人民打倒。”
“每个人都要锻炼，要能吃苦”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中央最高领袖定的是一级工资，但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他们拿的都是四级工资，也就是400多元。绝大多数人的工资，都是随着参加工作的年限而递增，而这几位最高领袖，又响应了毛泽东的倡导，工资实行“递减制”。
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要稍微高些。朱德作为十大元帅之首，功高德劭，完全可以拿元帅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为由，坚决不拿元帅工资。这样一来，他和夫人康克清两人的工资加在一起，才顶一个元帅的工资。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费用，加上十几个孩子吃、穿、上学的费用，还要接济家乡的亲戚，仅仅靠工资，日子就有点紧巴巴了。
朱德的女儿朱敏曾回忆说：“父亲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俭朴作风。他每顿饭差不多都是一碗米饭、一小盘素菜、一小盘自己家里腌的泡菜，另一盘菜里几片肉，一小碗汤。他的衣着也很简单，几件较好的衣服只有接见外宾或外出时才穿，一回到家里就换上旧衣服。他的内衣、毛巾都破到不能再补、无法再用时才换新的。他床上铺的褥子、床单，盖的被子也都用了二三十年，上面打了不少补丁。他对我们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补补能穿能盖就行，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好多年。’”
朱德从不肯要任何特殊照顾，不愿让国家为他多花一分钱。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由于来往客人多，粮食超支了50多斤。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他坚决不同意，并坚持和全家人一起吃菜糊糊，硬是用“瓜菜代”的办法把超支粮食补了回来。
对于吃苦的意义，1954年朱德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每个人都要锻炼，要能吃苦，有朴素作风。人们都是‘从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有些人本来出身很苦，但进城以后就变了，不俭朴了。我们的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只有我们才能用这么大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造社会，不但要改造经济，而且还要改造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旧习气不可能一下子除掉，沾染旧习气也很容易。如果不养成朴素、节约的习惯，生产无论怎样发展，人们的欲望也是难于满足的。”
“共产党员就是要带头艰苦朴素”
崇尚简朴是朱德的美德之一。朱德一生和旧势力、旧观念作斗争，为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大众谋解放，一生中过的都是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
保健医生顾英奇曾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朱德时的情景，只见朱德贴身穿的是一套浅蓝色丝绸面的丝棉袄裤，袄裤面已完全破烂，补丁挨着补丁，不知穿了多少年，一直舍不得丢弃。外边罩一套制服，照样年年穿它过冬。一直到1960年以后，这套棉衣实在无法再补了，才换了一套新的。
朱德还有一双穿了多年的老式棕色皮凉鞋，颜色已褪落得斑驳不匀失去光泽，但他也总是不肯换新的。他每年夏天叫卫士给拿这双鞋时，风趣地说：“拿草鞋来。”大家就都知道他要的是这双凉鞋。直到1965年顾英奇离开时，这双鞋还在伴随他老人家度夏。
1956年的一天，朱德要卫士拿一套灰色哔叽料中山装，卫士不情愿地说：“那套衣服两只袖子已经磨得破烂不堪，不能再穿了。”朱德却坚持要穿：“补一补，还可以再穿嘛！”衣服补好后，他很满意，高兴地说：“衣服不怕它破，破了可以补上，洗得干净，这样穿起有什么不好？中国人、外国人看了都好嘛！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带头艰苦朴素，做出榜样。”
那些年，工作人员为了朱德的健康，总想给他改善一下伙食，以保证营养。厨师邓林为此想了不少办法。而朱德为了这件事不知和他谈过多少次话。
有一次，朱德笑着问：“邓师傅是不是资本家呀？”
邓师傅红着脸赶紧说：“首长莫开玩笑，我哪里是什么资本家呵！”
朱德依然和蔼地说：“不是资本家，怎么那样阔气呀？不要天天都成席嘛，要吃家常便饭。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农民，是吃粗粮、小青菜长大的，身体也很健康。我不让你每天做大鱼大肉，不是怕花钱，主要是要养成俭朴的习惯，一切从六亿人民出发，生活上不要太超乎人民生活水平之上。”
在三年困难时期，朱德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更严了，减少了粮食定量，一般不吃肉食，并反复对大家讲：“现在国家经济困难，人民生活艰苦，我们要想到全国人民，要同他们同甘共苦，节约一点是一点，绝对不能铺张浪费。”朱德真正做到了同全国人民一道节衣缩食，共渡难关。
“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
朱德一生廉洁奉公，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不仅自己常常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从不为他们谋取特权。
1960年，朱德一个孙子满7岁该上小学了。开学那天，他背上书包，换上干净的衣服，高兴得不得了。他知道学校离家很远，以为可以坐汽车去。等着他的却是一辆三轮车。天真的孩子一见三轮车就嚷起来：“这不是四个轮子的，我要坐四个轮子的车！”朱德听了，严肃地告诉他：“你问一问王伯伯，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他坐过汽车吗？”拉车的王师傅说：“别说汽车，就连这三轮车也没坐过哟。旧社会我给有钱人家拉包车，光着脚跑遍北京城，可是还吃不饱肚子。”朱德又给孙子讲道理：“你要坐小汽车，别人的孩子也要坐小汽车，你们要浪费国家多少汽油啊？小汽车是公家给爷爷辦公事用的，你小孩去上学怎能坐小汽车呢？再说你今天坐，明天坐，以后还能和没有汽车坐的小朋友在一起吗？你今天想坐汽车，明天想穿新衣服，你能爱学习吗？”
朱德对家里所有子女无一例外，不准他们坐自己的汽车外出或上学。有时女儿生病，需要汽车送去看病或住院时，他还一再叮嘱秘书，按规定照付汽油费。
朱德有个孙子在青岛海军某部当兵。1974年，朱德的儿子朱琦病故以后，儿媳怕老人寂寞，就给朱德孙子所在部队首长写了一封信，请求把孙子调回北京，以便照顾老人。部队首长考虑到朱德的实际困难，就同意了。孙子调回北京的第一个星期天就去看望爷爷奶奶，一进家门，朱德就问：“你怎么回来了？是出差，还是开会？”孙子没有敢说自己调回北京了，只是说在北京某部帮助工作。几个月过去了，他又去看望爷爷和奶奶。朱德觉得可能有问题，就把孙子叫到自己的房间里，严肃地问道：“你在这里帮忙，要帮多久？怎么不走了？是不是调回北京了？”孙子一看再也瞒不住了，只好如实告诉爷爷。朱德一听，很不高兴：“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不要孝子贤孙，你从哪里来的，还应该回到哪里去！”事后他把部队首长请到家里来，详细问了孙子调回北京的经过，诚恳地说：“请你们还是把他调到部队的基层去锻炼吧！不要因为我的关系把他留在大机关里。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为子女谋特权。朱琦去世了，我年岁大，有组织上照顾，用不着他们。”部队首长非常感动，当场表示照办。
过了几天，孙子接到调令，要去南京部队的一个基层单位工作，他把这事告诉了朱德。朱德听后十分满意：“应该走出机关，到基层去锻炼，这样，对你的成长是大有好处的。你应该安心到基层去工作。”孙子希望过了春节再去部队：“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明天就是年三十了，春节还放三天假。我想过了春节再走，你看行吗？”朱德耐心地对他说：“不行！一个解放军战士，必须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要严格执行纪律。大年三十叫走也要走！到部队和同志们一起过年更有意思，可不能有特权思想。”
朱德曾经语重心长地跟子女讲：“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只想着自己的名誉、地位，这样的人早晚要被人民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