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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伦理本位，多角度，思辨认识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9－0031－05
在必修三的教学中，《宋明理学》一课比较难教，有老师戏称这一课是“送命理学”。理学究竟是什么？怎么教才能让学生明白？这两个问题让老师们伤透了脑筋。
人民版《宋明理学》一课有“儒学的困境与儒学复兴运动”“北宋五子和理学的创立”“朱熹的学说与理学的成熟”和“陆王心学与理学的发展”4个子目，介绍了宋明时期7位理学家的思想主张，其中以朱熹学说最为详细。朱熹是我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学说对宋元及其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朱熹的学说与理学的成熟”一目应是教学中的重点。
经过多次的课堂观察和教学实践，笔者发现，在“朱熹”一目的教学中，老师们通常围绕教材中“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这句话展开，把“理”作为教学难点，教学过程分两种进行：一种是从“本体论”“方法论”“修养论”和“政治理论”四个方面阐述朱熹的理学体系；另一种是把“理”解构为“宇宙之理”“个人之理”“社会之理”三个方面，由此阐释“理”的内涵。在这两种教学过程中，教师试图借助对思想文本的解读，通过有逻辑的教学语言，帮助学生理解朱熹学说。然而，实际课堂效果却不理想，学生获得的通常只是一堆抽象的哲学概念，一个干瘪的思想家朱熹。笔者认为，以闻“礼”识“理”为纲，将朱熹“礼”的言行作为学习的重点，通过构筑合理的历史想象，从而可以使学生对朱熹学说形成初步理解。
一、为什么选择朱熹“礼”的言行作为学习的重点
在宋代理学家的思想里，“理”是自然世界和人伦社会的内在规律，“礼”是规范社会行为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外在标准。“礼”不仅是典章制度，还应该是道德理念，其核心是“三纲五常”。选择朱熹的“礼”为教学重点有如下依据：
首先，教学应贴近学生的经验。从哲学角度讲述思想，陷于“理”“气”“太极”等抽象概念之中，对高中生来说，难度太大。其实早在八百多年前，朱熹就告诫我们：“近思录首卷（笔者注：此卷论“道体”）难看。……若只读此，则道理孤单，如顿兵坚城之下……久久后看第一卷，则渐晓得。”[1] （pp.26~29）可见“理”之难解。相形之下，“礼”的内容接近高中学生的心智水平和生活经验。只要联系得当，他们会很快理解。反之，忽略了有血有肉的思想家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环境，只见思想，不见思想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土壤，思想就变得空洞而难以理解。思想史首先是历史，然后才是思想。思想史教学必须关注历史土壤，而不是单一的思想文本解读。
其次，古代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古代中国是一个家国社会，因为“古代人们生活的……很多伦理价值上的观念和维护秩序的制度，都是从家庭、家族、宗族这里引申出来的，……并由此渐渐放大，而成为普遍伦理和国家制度的”[2] （p.51）。伦理道德的本质就是一种秩序，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汉代儒学提出的“三纲五常”，“礼”从一家学派的思想发展到一个专制社会的政治统治思想。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建立怎样的秩序？如何维护秩序？始终是古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焦点问题之一。
第三，“复礼”是理学家的追求；朱熹的“礼”也是天理。儒家的正统地位在汉代以后屡遭佛道两教和混乱政局的冲击，及至宋代，士大夫为重建儒家伦理秩序专心求学，著书立说。正如钱穆描述的那样“宋学……有一共同趋向之目标，即为重整中国旧传统，再建立人文社会政治教育之理论中心，把私人生活和群众生活再纽合上一条线”[3] （p.26）。朱熹是一生践行“礼”的著名思想家，“他晚年亲定《仪礼经传通解》二十三卷，成为绝笔之书；未及完成的丧、祭二礼，则拟定规摹次第，属之黄幹；黄幹编成丧礼，祭礼未成，又属之杨复，整个工作经三代人而完成”[4]。朱熹在融合周敦颐、张载和“二程”理学的基础上，对“理”做了相当精细而深刻地阐发。他说：“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5] （p.471）不仅三纲五常是天理，朱熹还认为万物之理终归于一的“太极”也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1] （p.2371）。而在格物方面，朱熹认为和穷自然事物之理相比，“涵养本源之功”是“格物致知之本者也”[5] （p.255）。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改变“从理到理”或者“由理到礼”的教学思路，探索“闻礼识理”的教学方法是必要的、合理的尝试。
二、如何闻“礼”识“理”
1.勾勒朱熹的思想人生，为闻“礼”识“理”提供必要的历史背景。
忽略思想家生活时代、人生经历和思想实践的思想史教学，不仅使得思想的解读孤悬于空中，而且也会导致学生因失去合理的历史想象而削弱了对思想的理解力。
在教学中，笔者根据教材内容，通过阅读相关专著适当补充史料，勾勒出朱熹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思想人生。在“社会环境”方面，用简洁的语言白描了南宋社会“边患迭起弊政丛生”“社会价值观失序与重建”“士以天下为己任”“理学发展薪火相传”等社会状况。在“思想人生”方面，朱熹不是一个“书斋里的思想家”，儒学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无法使朱熹这样的儒家满足于理论的自我浃恰”[6] （p.151）。因此，在叙述朱熹人生经历的时候特别选择了他践行“礼”的生活经历稍加介绍，使学生了解论辩著书以求道、教化民心以行道构成了朱熹的一生。由此，学生尽可能获得一个较为饱满的思想家形象，为闻“礼”识“理”奠定基础。
2.考察朱熹教化民心的实践，了解“礼”的内涵。
“礼”充盈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道德观念之中，古今亦然。笔者选择了朱熹在书院教育和乡村治理两个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有助于精读深思。
材料一 1180年，朱熹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共有学舍二十余间，先招收生员二十名。他还亲自制定了书院学规。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束景南《朱熹研究》[7] （pp.102~103）
材料二 在知南康军时朱熹就请父老乡邻教诫子弟使“修其孝悌忠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庶几风俗之美不愧古人”，并说：若“我老老幼幼，他亦老老幼幼，互相推及，天下岂有不治。”
——周茶仙《朱熹乡村治理思想述论》[8]
第一，教师引导学生揣摩材料中“修其孝悌忠之行……天下岂有不治”等信息，了解到朱熹在民间社会推行“礼”不仅仅为了维护乡里和家族的秩序，其行为的价值归宿是规范国家秩序。简而言之，先“齐家”再“治国”，为了“治国”必须“齐家”。1189年，朱熹给皇帝上的一道《庚子应诏封事》中就这样写道：“天下国家之大莫大于恤民……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纲纪而已矣。”[7] （p.105）
第二，教师引导学生读材料中“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行”“不可以一日而不修……不可以一日而不讲且习”等词句，并结合教科书内容，了解朱熹“格物致知”的思想。在人伦社会里，“格物致知”的重点在于学“礼”，并在守“礼”的过程中内化为尊“礼”之心。从尊家族之“礼”到尊国家之“礼”，社会秩序便能得以重建和维护。正如朱熹晚年所讲：“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于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6] （p.167）
第三，在学生初步了解尊“礼”的内容、途径和目的之后，结合教科书内容和上述材料信息，进一步了解“礼”的内涵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
3.解读朱熹的思想原典，认识“礼”与“理”的关系。
解读思想原典的文本片段，是思想史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这不免会遇上一些抽象甚至深奥的言语。因此，我们不仅要精选通俗易懂的思想文本，而且所选文本之间要有逻辑关系，这样的文本才更有助于学生的理解，有利于他们形成一些认识。
材料三 “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掺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
——《朱子语类》卷1[1] （pp.1~6）
材料四 “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
——《朱熹集》卷五十九[5] （p.471）
“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
——《朱子语类》卷4[1] （p.68）
阅读上述思想文本，运用逻辑推理，可以形成这样一条信息链：理是一种规律。理生气，气生天地。而天地之间人的“理”是三纲五常。这个“理”是每个人都先天具备的，这便是“性”。人有善有恶，不是因为没有“理”，而是因为每个人的“气”有清浊之分。善养清气之人便是天然遵循三纲五常之礼。
大凡一个思想家不仅仅在于提出各种主张，更重要的是说服世人相信自己的主张。因此，大思想家常常会为自己的核心主张构筑一个庞大而精密的理论体系。
虽然朱熹的理论体系还要宏大而精细，但是通过上述文本解读，学生也可以了解到朱熹赋予了“礼”以“理”的高度。这和董仲舒把“礼”的来源归于有形有情的“天”不同，朱熹把“礼”直接等同于无形、抽象的“理”，使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获得了“形而上”的“理”的支撑，因此，“尊礼”“守礼”变得不证自明。
每个人都天生具备“礼”的思想意识，只不过世人还要通过格物致知养“清气”，从而使“尊礼”和“守礼”成为每个人的自觉意识。由此，“礼”的世俗化在朱熹之后也日渐兴盛起来。“将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环节，诸如出生、婚礼、丧葬以及祖先祭祀，都纳入儒学指导的领域之内”[9] （p.334）的《朱子家礼》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便是一个典例。
4.思辨朱熹“礼”学的影响，认识探求理学意义的方法。
在阐述儒家思想历史影响的教学中，一般会出现两种偏差：一是阐述的视角单一，学生往往只停留在“儒家思想维护专制统治”此类的认识上；二是泛泛而谈儒家思想与当下社会生活的联系，导致学生的认识空洞化。
朱熹理学在历史上的影响广博宏远，要讲清它非朝夕所能完成，因此，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以思辨朱熹“礼”学的影响为分析个案，使学生由此一窥理学的历史影响，而更重要的是使学生认识探求理学意义的一般方法。
第一，建立思想史和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史之间的联系，多视角阐发“礼”学的历史影响。
从政治史来看，教科书对朱熹理学影响的表述是：“他的思想作为官方正统儒学，影响后世六七百年之久，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理解这个表述的关键有二：一是朱熹的理学什么时候成为官方正统儒学？朱熹晚年遭遇党禁，其理学从被斥为“伪学”到被奉为正统思想经历了曲折的政治斗争。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朱熹的理学从此被正式钦定为正统，此时朱熹离世已经四十一年了，而距南宋王朝的结束也已不远。因此，朱熹思想作为官方正统儒学，主要对元朝及其后的历史影响深远。二是朱熹的理学为什么能成为官方正统儒学？元仁宗的“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5] （p.577）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朱熹理学能成为正统思想不仅是因为朱熹对“礼”作了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完善操作程序的阐发，更是宋元以后专制统治日趋加强的需要使然。
从社会史来看，朱熹的“礼”对后世的民众生活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他经常告诫弟子要注意洒扫进退之节等生活细节以修身养性，也非常重视民间生活的种种规则和仪式。近人张亮采在《中国风俗史》序例中说道：“自宋至明，有讲学诸行，提倡实学，人知自励，洗尽五季之陋。仁人义士，清操直节，相望于数百年间，而负社会这责任者，不可胜数也。故命为由浮靡而趋敦朴时代。”[10] （p.270）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三纲”终将被历史的民主进程淘汰，但“仁、义、礼、智、信”早已融入我们这个民族的“伦理共识”之中，在民众中成为“一个隐性的然而又有约束力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对待家庭与社会的方式以及终极信念的共同点”[11] （p.2）。
限于[界，笔者只能找到有限的史料粗浅地说明朱熹的“礼”学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然而，通过建立思想史与其他各领域历史的联系，寻找相关史料来说明理学多元多面的历史意义，这一方法是可取的。
第二，思辨认识某一思想的历史影响是思想史教学中的难点，须慎重。
除了多视角认识朱熹“礼”学的影响外，笔者还以“礼”对妇女生活的影响为切入点，引导学生进行历史的思辨认识。
材料五 贞节观念虽经程朱底奖劝而加重，当时社会，影响尚小。社会风俗，总是旧势力的原子战胜，所以实际上宋代的离婚再嫁，尚觉容易。程子家有再嫁的妇人，何况其他。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12] （p.141）
材料六 据《福建通志》记载：就闽南十二个县的不完全统计，明清两朝未婚妻守节，为亡夫殉节等，明代有三百另七人，清代六百三十二人。其中受朱熹影响最深的同安、晋江、尤溪三县，在明代占二百另一人，清代占四百五十八人。晋江城廓的旌表贞节牌坊，触目皆是，有的两牌坊间仅距三尺。
——张立文《朱熹评传》[5] （p.580）
根据上述材料，提出一个讨论话题：“明清时期妇女守节、殉节是朱熹之错吗？”通过讨论，引导学生认识到这是“理”“礼”和专制权力结合的祸害，而非朱熹一人之过。正如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至于朱学本身，固然因政治的钦定而去掉了‘伪学’的身份，摆脱了被封杀的厄运，但却也因为政治对它进行了规范化了的符号运用，从而失去了思想上的活力。不仅是朱学失去了活力，而且对儒家精神作其他理解的学派，也因此受制于政治符号化了的朱学，而失去了自由思考与表达的权利。一句话，儒家的思想活力被儒学的政治文化所吞没。”[6] （pp.361~362）
思辨认识并不仅仅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用“积极影响”“消极影响”的评价方式常常使我们陷入机械、呆板甚至有偏差的历史认识之中。当我们面对宋明理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时，需要关注“深远的历史影响形成的历史是怎样的”“影响历史现象产生深远影响的因素有哪些”“这一历史现象中有哪些合理或不合理因素被后来的历史掩盖了甚至扭曲了”等问题，只有通过这样的深度思考，才能获得对宋明理学的同情之理解。
囿于学力，笔者对“朱熹的理学”一目的教学分析和设计浅尝辄止。但笔者相信，将抽象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融为一体，理解思想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这样的思想史教学才会有实效。
【作者简介】朱能，男，1973年生，浙江海宁人，中学高级教师，海宁市教师进修学校历史教研员。
【责任编辑：吴丹】
参考文献：
[1]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钱穆.宋明理学概述[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4]何俊.由礼转理抑或以礼合理：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视角[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5]张立文.朱熹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何俊.南宋儒学建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束景南.朱熹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8]周茶仙.朱熹乡村治理思想述论[J].安徽史学2007（2）.
[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0]万建中，周耀明，陈顺宣.汉族风俗史（第三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11]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M].湖南：岳麓出版社，2008.
[12]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9－0031－05
在必修三的教学中，《宋明理学》一课比较难教，有老师戏称这一课是“送命理学”。理学究竟是什么？怎么教才能让学生明白？这两个问题让老师们伤透了脑筋。
人民版《宋明理学》一课有“儒学的困境与儒学复兴运动”“北宋五子和理学的创立”“朱熹的学说与理学的成熟”和“陆王心学与理学的发展”4个子目，介绍了宋明时期7位理学家的思想主张，其中以朱熹学说最为详细。朱熹是我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学说对宋元及其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朱熹的学说与理学的成熟”一目应是教学中的重点。
经过多次的课堂观察和教学实践，笔者发现，在“朱熹”一目的教学中，老师们通常围绕教材中“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这句话展开，把“理”作为教学难点，教学过程分两种进行：一种是从“本体论”“方法论”“修养论”和“政治理论”四个方面阐述朱熹的理学体系；另一种是把“理”解构为“宇宙之理”“个人之理”“社会之理”三个方面，由此阐释“理”的内涵。在这两种教学过程中，教师试图借助对思想文本的解读，通过有逻辑的教学语言，帮助学生理解朱熹学说。然而，实际课堂效果却不理想，学生获得的通常只是一堆抽象的哲学概念，一个干瘪的思想家朱熹。笔者认为，以闻“礼”识“理”为纲，将朱熹“礼”的言行作为学习的重点，通过构筑合理的历史想象，从而可以使学生对朱熹学说形成初步理解。
一、为什么选择朱熹“礼”的言行作为学习的重点
在宋代理学家的思想里，“理”是自然世界和人伦社会的内在规律，“礼”是规范社会行为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外在标准。“礼”不仅是典章制度，还应该是道德理念，其核心是“三纲五常”。选择朱熹的“礼”为教学重点有如下依据：
首先，教学应贴近学生的经验。从哲学角度讲述思想，陷于“理”“气”“太极”等抽象概念之中，对高中生来说，难度太大。其实早在八百多年前，朱熹就告诫我们：“近思录首卷（笔者注：此卷论“道体”）难看。……若只读此，则道理孤单，如顿兵坚城之下……久久后看第一卷，则渐晓得。”[1] （pp.26~29）可见“理”之难解。相形之下，“礼”的内容接近高中学生的心智水平和生活经验。只要联系得当，他们会很快理解。反之，忽略了有血有肉的思想家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环境，只见思想，不见思想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土壤，思想就变得空洞而难以理解。思想史首先是历史，然后才是思想。思想史教学必须关注历史土壤，而不是单一的思想文本解读。
其次，古代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古代中国是一个家国社会，因为“古代人们生活的……很多伦理价值上的观念和维护秩序的制度，都是从家庭、家族、宗族这里引申出来的，……并由此渐渐放大，而成为普遍伦理和国家制度的”[2] （p.51）。伦理道德的本质就是一种秩序，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汉代儒学提出的“三纲五常”，“礼”从一家学派的思想发展到一个专制社会的政治统治思想。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建立怎样的秩序？如何维护秩序？始终是古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焦点问题之一。
第三，“复礼”是理学家的追求；朱熹的“礼”也是天理。儒家的正统地位在汉代以后屡遭佛道两教和混乱政局的冲击，及至宋代，士大夫为重建儒家伦理秩序专心求学，著书立说。正如钱穆描述的那样“宋学……有一共同趋向之目标，即为重整中国旧传统，再建立人文社会政治教育之理论中心，把私人生活和群众生活再纽合上一条线”[3] （p.26）。朱熹是一生践行“礼”的著名思想家，“他晚年亲定《仪礼经传通解》二十三卷，成为绝笔之书；未及完成的丧、祭二礼，则拟定规摹次第，属之黄幹；黄幹编成丧礼，祭礼未成，又属之杨复，整个工作经三代人而完成”[4]。朱熹在融合周敦颐、张载和“二程”理学的基础上，对“理”做了相当精细而深刻地阐发。他说：“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5] （p.471）不仅三纲五常是天理，朱熹还认为万物之理终归于一的“太极”也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1] （p.2371）。而在格物方面，朱熹认为和穷自然事物之理相比，“涵养本源之功”是“格物致知之本者也”[5] （p.255）。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改变“从理到理”或者“由理到礼”的教学思路，探索“闻礼识理”的教学方法是必要的、合理的尝试。
二、如何闻“礼”识“理”
1.勾勒朱熹的思想人生，为闻“礼”识“理”提供必要的历史背景。
忽略思想家生活时代、人生经历和思想实践的思想史教学，不仅使得思想的解读孤悬于空中，而且也会导致学生因失去合理的历史想象而削弱了对思想的理解力。
在教学中，笔者根据教材内容，通过阅读相关专著适当补充史料，勾勒出朱熹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思想人生。在“社会环境”方面，用简洁的语言白描了南宋社会“边患迭起弊政丛生”“社会价值观失序与重建”“士以天下为己任”“理学发展薪火相传”等社会状况。在“思想人生”方面，朱熹不是一个“书斋里的思想家”，儒学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无法使朱熹这样的儒家满足于理论的自我浃恰”[6] （p.151）。因此，在叙述朱熹人生经历的时候特别选择了他践行“礼”的生活经历稍加介绍，使学生了解论辩著书以求道、教化民心以行道构成了朱熹的一生。由此，学生尽可能获得一个较为饱满的思想家形象，为闻“礼”识“理”奠定基础。
2.考察朱熹教化民心的实践，了解“礼”的内涵。
“礼”充盈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道德观念之中，古今亦然。笔者选择了朱熹在书院教育和乡村治理两个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有助于精读深思。
材料一 1180年，朱熹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共有学舍二十余间，先招收生员二十名。他还亲自制定了书院学规。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束景南《朱熹研究》[7] （pp.102~103）
材料二 在知南康军时朱熹就请父老乡邻教诫子弟使“修其孝悌忠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庶几风俗之美不愧古人”，并说：若“我老老幼幼，他亦老老幼幼，互相推及，天下岂有不治。”
——周茶仙《朱熹乡村治理思想述论》[8]
第一，教师引导学生揣摩材料中“修其孝悌忠之行……天下岂有不治”等信息，了解到朱熹在民间社会推行“礼”不仅仅为了维护乡里和家族的秩序，其行为的价值归宿是规范国家秩序。简而言之，先“齐家”再“治国”，为了“治国”必须“齐家”。1189年，朱熹给皇帝上的一道《庚子应诏封事》中就这样写道：“天下国家之大莫大于恤民……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纲纪而已矣。”[7] （p.105）
第二，教师引导学生读材料中“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行”“不可以一日而不修……不可以一日而不讲且习”等词句，并结合教科书内容，了解朱熹“格物致知”的思想。在人伦社会里，“格物致知”的重点在于学“礼”，并在守“礼”的过程中内化为尊“礼”之心。从尊家族之“礼”到尊国家之“礼”，社会秩序便能得以重建和维护。正如朱熹晚年所讲：“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于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6] （p.167）
第三，在学生初步了解尊“礼”的内容、途径和目的之后，结合教科书内容和上述材料信息，进一步了解“礼”的内涵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
3.解读朱熹的思想原典，认识“礼”与“理”的关系。
解读思想原典的文本片段，是思想史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这不免会遇上一些抽象甚至深奥的言语。因此，我们不仅要精选通俗易懂的思想文本，而且所选文本之间要有逻辑关系，这样的文本才更有助于学生的理解，有利于他们形成一些认识。
材料三 “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掺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
——《朱子语类》卷1[1] （pp.1~6）
材料四 “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
——《朱熹集》卷五十九[5] （p.471）
“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
——《朱子语类》卷4[1] （p.68）
阅读上述思想文本，运用逻辑推理，可以形成这样一条信息链：理是一种规律。理生气，气生天地。而天地之间人的“理”是三纲五常。这个“理”是每个人都先天具备的，这便是“性”。人有善有恶，不是因为没有“理”，而是因为每个人的“气”有清浊之分。善养清气之人便是天然遵循三纲五常之礼。
大凡一个思想家不仅仅在于提出各种主张，更重要的是说服世人相信自己的主张。因此，大思想家常常会为自己的核心主张构筑一个庞大而精密的理论体系。
虽然朱熹的理论体系还要宏大而精细，但是通过上述文本解读，学生也可以了解到朱熹赋予了“礼”以“理”的高度。这和董仲舒把“礼”的来源归于有形有情的“天”不同，朱熹把“礼”直接等同于无形、抽象的“理”，使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获得了“形而上”的“理”的支撑，因此，“尊礼”“守礼”变得不证自明。
每个人都天生具备“礼”的思想意识，只不过世人还要通过格物致知养“清气”，从而使“尊礼”和“守礼”成为每个人的自觉意识。由此，“礼”的世俗化在朱熹之后也日渐兴盛起来。“将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环节，诸如出生、婚礼、丧葬以及祖先祭祀，都纳入儒学指导的领域之内”[9] （p.334）的《朱子家礼》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便是一个典例。
4.思辨朱熹“礼”学的影响，认识探求理学意义的方法。
在阐述儒家思想历史影响的教学中，一般会出现两种偏差：一是阐述的视角单一，学生往往只停留在“儒家思想维护专制统治”此类的认识上；二是泛泛而谈儒家思想与当下社会生活的联系，导致学生的认识空洞化。
朱熹理学在历史上的影响广博宏远，要讲清它非朝夕所能完成，因此，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以思辨朱熹“礼”学的影响为分析个案，使学生由此一窥理学的历史影响，而更重要的是使学生认识探求理学意义的一般方法。
第一，建立思想史和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史之间的联系，多视角阐发“礼”学的历史影响。
从政治史来看，教科书对朱熹理学影响的表述是：“他的思想作为官方正统儒学，影响后世六七百年之久，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理解这个表述的关键有二：一是朱熹的理学什么时候成为官方正统儒学？朱熹晚年遭遇党禁，其理学从被斥为“伪学”到被奉为正统思想经历了曲折的政治斗争。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朱熹的理学从此被正式钦定为正统，此时朱熹离世已经四十一年了，而距南宋王朝的结束也已不远。因此，朱熹思想作为官方正统儒学，主要对元朝及其后的历史影响深远。二是朱熹的理学为什么能成为官方正统儒学？元仁宗的“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5] （p.577）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朱熹理学能成为正统思想不仅是因为朱熹对“礼”作了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完善操作程序的阐发，更是宋元以后专制统治日趋加强的需要使然。
从社会史来看，朱熹的“礼”对后世的民众生活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他经常告诫弟子要注意洒扫进退之节等生活细节以修身养性，也非常重视民间生活的种种规则和仪式。近人张亮采在《中国风俗史》序例中说道：“自宋至明，有讲学诸行，提倡实学，人知自励，洗尽五季之陋。仁人义士，清操直节，相望于数百年间，而负社会这责任者，不可胜数也。故命为由浮靡而趋敦朴时代。”[10] （p.270）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三纲”终将被历史的民主进程淘汰，但“仁、义、礼、智、信”早已融入我们这个民族的“伦理共识”之中，在民众中成为“一个隐性的然而又有约束力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对待家庭与社会的方式以及终极信念的共同点”[11] （p.2）。
限于[界，笔者只能找到有限的史料粗浅地说明朱熹的“礼”学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然而，通过建立思想史与其他各领域历史的联系，寻找相关史料来说明理学多元多面的历史意义，这一方法是可取的。
第二，思辨认识某一思想的历史影响是思想史教学中的难点，须慎重。
除了多视角认识朱熹“礼”学的影响外，笔者还以“礼”对妇女生活的影响为切入点，引导学生进行历史的思辨认识。
材料五 贞节观念虽经程朱底奖劝而加重，当时社会，影响尚小。社会风俗，总是旧势力的原子战胜，所以实际上宋代的离婚再嫁，尚觉容易。程子家有再嫁的妇人，何况其他。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12] （p.141）
材料六 据《福建通志》记载：就闽南十二个县的不完全统计，明清两朝未婚妻守节，为亡夫殉节等，明代有三百另七人，清代六百三十二人。其中受朱熹影响最深的同安、晋江、尤溪三县，在明代占二百另一人，清代占四百五十八人。晋江城廓的旌表贞节牌坊，触目皆是，有的两牌坊间仅距三尺。
——张立文《朱熹评传》[5] （p.580）
根据上述材料，提出一个讨论话题：“明清时期妇女守节、殉节是朱熹之错吗？”通过讨论，引导学生认识到这是“理”“礼”和专制权力结合的祸害，而非朱熹一人之过。正如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至于朱学本身，固然因政治的钦定而去掉了‘伪学’的身份，摆脱了被封杀的厄运，但却也因为政治对它进行了规范化了的符号运用，从而失去了思想上的活力。不仅是朱学失去了活力，而且对儒家精神作其他理解的学派，也因此受制于政治符号化了的朱学，而失去了自由思考与表达的权利。一句话，儒家的思想活力被儒学的政治文化所吞没。”[6] （pp.361~362）
思辨认识并不仅仅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用“积极影响”“消极影响”的评价方式常常使我们陷入机械、呆板甚至有偏差的历史认识之中。当我们面对宋明理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时，需要关注“深远的历史影响形成的历史是怎样的”“影响历史现象产生深远影响的因素有哪些”“这一历史现象中有哪些合理或不合理因素被后来的历史掩盖了甚至扭曲了”等问题，只有通过这样的深度思考，才能获得对宋明理学的同情之理解。
囿于学力，笔者对“朱熹的理学”一目的教学分析和设计浅尝辄止。但笔者相信，将抽象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融为一体，理解思想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这样的思想史教学才会有实效。
【作者简介】朱能，男，1973年生，浙江海宁人，中学高级教师，海宁市教师进修学校历史教研员。
【责任编辑：吴丹】
参考文献：
[1]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钱穆.宋明理学概述[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4]何俊.由礼转理抑或以礼合理：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视角[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5]张立文.朱熹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何俊.南宋儒学建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束景南.朱熹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8]周茶仙.朱熹乡村治理思想述论[J].安徽史学2007（2）.
[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0]万建中，周耀明，陈顺宣.汉族风俗史（第三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11]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M].湖南：岳麓出版社，2008.
[12]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