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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戊戌变法，维新派，保守派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1—0068—03
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与保守派，“新党”与“旧党”，以及由此产生的新旧之争，似乎如楚河之汉界，清晰明了；守旧派自始至终守旧，反对一切维新之举；在守旧派的强势打击下，戊戌变法夭折了。这些历史“定论”并非坚实可靠。维新运动前期的“新”与“旧”是阵营对立吗?维新过程中的“新旧之争”，给维新事业造成的致命打击毋庸置疑，可是谁是“新党”，谁是‘旧党’，并不是从变法伊始就泾渭分明。近年的学术研究认为，戊戌变法前后的湖南乃至全国中所谓的“新派”并不全新，所谓的“旧派”也并不全旧。“新派”对新政的参与和接受程度是有差异的，而所谓“旧派”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甚至提倡维新变法。所谓“守旧”与“维新”，大致仅是相对而言。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处于千年未有之危机境况下的中国，“全国性语境中几乎已不存在真正纯粹的守旧派”。
学者们的研究首先以守旧派为突破口，通过其对变法的态度和实践活动来证实上述观点。考察“守旧派”分为两部分：一是以慈禧为代表的中央派，二是以王先谦、叶德辉为代表的地方派。
早在1957年就有人指出，光绪皇帝“下诏定国是”以及随后在军事、经济、文教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如果慈禧一开始就反对的话，那这些改革也不复存在了。很可惜，这一观点在当时革命史观的语境下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环境日益宽松。80年代，这个问题又重新提起。有人举证：光绪帝为了得到慈禧对变法的支持，将康有为所递的新书(《俄彼得政变记》《日本变政考》和李提摩太等撰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和新政条陈全部交其预览，通过对京官苏继祖的记录和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中的记载，分析慈禧看到这些条陈和新书后，对戊戌维新持一种默许的态度；根据慈禧处理杨深秀、徐致靖的措辞激烈、态度鲜明的上书进行分析，认为退居深宫而操实权的慈禧对维新派的建议始初并不反感，还认为他们的言论是有道理的，所以对变法采取支持的态度。但反对的意见认为，这些史料不足以说明慈禧是支持变法的，因为在“瓜分豆剖”的局势下，变法图强的呐喊层叠起伏，在社会要求变法的热潮中，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慈禧言“变法”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说慈禧支持变法，也只能是洋务派所言的变法，而非维新派所说的变法；慈禧支持变法是在未了解维新派的真正意图和政治目的之时，是在变法尚未逾越她所允许范围内的态度，慈禧没有也不可能支持变法。
1998年，袁伟时提出：19、20世纪之交的四大事件——甲午战败、戊戌维新、义和团、新政，是密切相关的四件事，并构成一条因果链条，从甲午战败到戊戌变法前，慈禧权力控制下的大清王朝已经开始学习西方，迈出了除旧布新的步伐；百日维新期间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除了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等内容外，大都已着手进行，而这些变革的举措，都是在慈禧的卵翼下实现的。在清末新政中，戊戌维新时期未能实现的各项改革大都一一付诸实践，这些都是在慈禧“垂帘听政”下的成果。袁伟时认为把慈禧说成是“维新变法的天敌没有足够的根据”。不久，他的观点遭到质疑。“新政”是慈禧“垂帘听政”的成果吗?如果说慈禧不是维新变法的天敌，那她就扮演了“护法尊者”的角色。在维新派的整个变法进程中有两个步骤：第一步类似于洋务派的“变器卫道”，第二步就要“变道”，变法的两个步骤有着不同的诉求，慈禧因此出现不同的态度，笼统地说慈禧对戊戌维新是同意还是反对，都是不准确的。
朱英教授也对慈禧对戊戌变法态度进行了研究。他从京师大学堂不是变法失败后唯一幸存的成果人手，认为维新时期的举措没有随变法的失败而完全消失，这与慈禧的态度有着密切地关系。简单地认定慈禧是守旧派的核心，自始至终都反对一切维新之举，难以解释某些变法措施为什么能够继续推行，因而认为，慈禧在戊戌变法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赞成和支持某些新政措施。
以上争议虽然尚未形成共识，但是却可说明，简单地将单一色彩的“旧”帽子戴在慈禧头上是不妥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并不可取。
学界以往有关传统绅士——王先谦、叶德辉的研究，简单的将其划为维新时期的顽固派，认为其自始至终守旧，反对一切维新之举。对这两个人物的研究也有助于认识所谓的“守旧派”。
90年代以来，学者们不再拘泥于固有的史料，在探索新的史料和历史真相的旅程中，形成了共感：甲午战后，素以守旧闻世的湖南，“幡然改途”，由守旧的中心一跃成为全国最富朝气之省。这种“突变”，仅靠几个地方大员和维新精英的摇旗呐喊是不可能实现的，旧派绅士对维新改革的推力是不能忽略的。学者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考察。
首先，学者们从旧派绅士的实业实践活动进行考证。旧派绅士在湖南早期维新运动中进行了大量的维新实践活动。以王先谦、张祖同、朱昌琳等为代表的旧派绅士，积极参与火柴厂、机器制造公司、矿务局、电报局、铸钱局、工商局、蚕桑局、水利公司的创办过程，提供资金；在兴办内河轮船，力争粤汉铁路入境等，均很出力㈣。罗志田通过分析王先谦对兴办轮船公司的态度认为，其观念和一些主要新派人物相比并不见得旧，可能“更新”，甚至肯定王先谦、叶德辉在戊戌维新中都是“名副其实的新派”。
其次，学者们注意到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旧派绅士们，并不是盲目固守着传统文化的壁垒，排斥一切西学，而是对西学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接纳态度。湖南绅士们在《湘绅公呈》中的言论，对西学并无“嫌忌”，即使被视为顽绅的王先谦、叶德辉等人。也并未完全反对西学。王先谦就曾坦然承认西学的地位和作用，叶德辉甚至还批评反对西学者。在教育方面，王先谦在自己创办的岳麓书院里进行课程改革，增设算学、译学等课程，并通令岳麓书院师生购阅鼓吹变法维新的《时务报》㈣。王先谦还领衔呈请创办时务学堂，在学堂成立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旧派绅士还撰文抨击科举制度的时候，擅长八股词章的叶德辉，称赞那些不沉溺于四书八股、鄙夷功名利禄的学者为“志士”，对朝野变革科举之议表示出了理解和同情。
旧派绅士的交友，以及他们和维新派人士的关系也能说明问题。古话云：不见其人观其友。王先谦就不全是与旧派来往。攻击新派最力的叶德辉，其交友实则兼有新旧人物。王先谦在邀请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总教习的问题上，持赞同态度，而且在梁启超人湘后，长沙士绅“款待优渥”。王先谦、张祖同等人还建议接待梁启超“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普请各绅以陪之，其礼貌可谓周矣”。后来大肆攻击维新派的叶德辉，一度也经常出席激进维新派主持的湘绅聚会，而且与梁启超的关系“极洽”，且常有“酒食往来”。
对湖南旧派绅士——叶德辉、王先谦的研究，可透视出湘绅在戊戌维新期间不仅没有对维新措施一味地反对，而且某些新政举措的顺利实施是在旧派绅士们的支持下进行的。这种新旧交织、利益交错的复杂现象，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以新旧对峙、截然两分描述戊戌变法缺乏实证。
结语
对于戊戌维新期间“新”与“旧”的研究，已经打破了传统结论。学者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基本产生了共识：
一、戊戌维新运动中“新”“旧”两派，并非自始至终泾渭分明。变法前后的湖南乃至全国，所谓的“新派”并不全新，所谓的“旧派”也并不全旧。“新派”人物对新政的参与和接受程度是有差异的。所谓“旧派”人物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甚至提倡维新变法。当时的“新”与“旧”呈交织在一起的状态，二者只能是相对而言。
二、评说戊戌维新期间的慈禧，不能简单地冠之以“旧派”或“保守派”“顽固派”。虽然研究者在慈禧对戊戌维新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的问题上存在争议，但是，没有人坚持慈禧一贯反对变革的定性论点。传统的说法不仅欠妥，而且不能诠释复杂的历史真相。
三、湖南早期维新取得的成就，旧派绅士的作用不可埋没。湖南维新运动的产生、发展，仅靠几个维新精英的摇旗呐喊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具有维新思想的地方大吏为湖南维新提供权力保障的同时，没有绅耆所作的贡献，湖南或许不可能成为全国维新运动最富朝气之省。
综上所述，新的研究表明，以“新”与“旧”二元对立的两分法来剪裁戊戌变法，会把纷繁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概念化。新旧之分难以准确涵盖维新期间的政治力量与集团利益之争，更难解释戊戌变法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对叶德辉的研究还引起另一个话题：叶德辉在大革命时期被当做土豪劣绅处死了，孰是孰非，耐人寻味。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1—0068—03
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与保守派，“新党”与“旧党”，以及由此产生的新旧之争，似乎如楚河之汉界，清晰明了；守旧派自始至终守旧，反对一切维新之举；在守旧派的强势打击下，戊戌变法夭折了。这些历史“定论”并非坚实可靠。维新运动前期的“新”与“旧”是阵营对立吗?维新过程中的“新旧之争”，给维新事业造成的致命打击毋庸置疑，可是谁是“新党”，谁是‘旧党’，并不是从变法伊始就泾渭分明。近年的学术研究认为，戊戌变法前后的湖南乃至全国中所谓的“新派”并不全新，所谓的“旧派”也并不全旧。“新派”对新政的参与和接受程度是有差异的，而所谓“旧派”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甚至提倡维新变法。所谓“守旧”与“维新”，大致仅是相对而言。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处于千年未有之危机境况下的中国，“全国性语境中几乎已不存在真正纯粹的守旧派”。
学者们的研究首先以守旧派为突破口，通过其对变法的态度和实践活动来证实上述观点。考察“守旧派”分为两部分：一是以慈禧为代表的中央派，二是以王先谦、叶德辉为代表的地方派。
早在1957年就有人指出，光绪皇帝“下诏定国是”以及随后在军事、经济、文教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如果慈禧一开始就反对的话，那这些改革也不复存在了。很可惜，这一观点在当时革命史观的语境下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环境日益宽松。80年代，这个问题又重新提起。有人举证：光绪帝为了得到慈禧对变法的支持，将康有为所递的新书(《俄彼得政变记》《日本变政考》和李提摩太等撰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和新政条陈全部交其预览，通过对京官苏继祖的记录和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中的记载，分析慈禧看到这些条陈和新书后，对戊戌维新持一种默许的态度；根据慈禧处理杨深秀、徐致靖的措辞激烈、态度鲜明的上书进行分析，认为退居深宫而操实权的慈禧对维新派的建议始初并不反感，还认为他们的言论是有道理的，所以对变法采取支持的态度。但反对的意见认为，这些史料不足以说明慈禧是支持变法的，因为在“瓜分豆剖”的局势下，变法图强的呐喊层叠起伏，在社会要求变法的热潮中，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慈禧言“变法”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说慈禧支持变法，也只能是洋务派所言的变法，而非维新派所说的变法；慈禧支持变法是在未了解维新派的真正意图和政治目的之时，是在变法尚未逾越她所允许范围内的态度，慈禧没有也不可能支持变法。
1998年，袁伟时提出：19、20世纪之交的四大事件——甲午战败、戊戌维新、义和团、新政，是密切相关的四件事，并构成一条因果链条，从甲午战败到戊戌变法前，慈禧权力控制下的大清王朝已经开始学习西方，迈出了除旧布新的步伐；百日维新期间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除了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等内容外，大都已着手进行，而这些变革的举措，都是在慈禧的卵翼下实现的。在清末新政中，戊戌维新时期未能实现的各项改革大都一一付诸实践，这些都是在慈禧“垂帘听政”下的成果。袁伟时认为把慈禧说成是“维新变法的天敌没有足够的根据”。不久，他的观点遭到质疑。“新政”是慈禧“垂帘听政”的成果吗?如果说慈禧不是维新变法的天敌，那她就扮演了“护法尊者”的角色。在维新派的整个变法进程中有两个步骤：第一步类似于洋务派的“变器卫道”，第二步就要“变道”，变法的两个步骤有着不同的诉求，慈禧因此出现不同的态度，笼统地说慈禧对戊戌维新是同意还是反对，都是不准确的。
朱英教授也对慈禧对戊戌变法态度进行了研究。他从京师大学堂不是变法失败后唯一幸存的成果人手，认为维新时期的举措没有随变法的失败而完全消失，这与慈禧的态度有着密切地关系。简单地认定慈禧是守旧派的核心，自始至终都反对一切维新之举，难以解释某些变法措施为什么能够继续推行，因而认为，慈禧在戊戌变法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赞成和支持某些新政措施。
以上争议虽然尚未形成共识，但是却可说明，简单地将单一色彩的“旧”帽子戴在慈禧头上是不妥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并不可取。
学界以往有关传统绅士——王先谦、叶德辉的研究，简单的将其划为维新时期的顽固派，认为其自始至终守旧，反对一切维新之举。对这两个人物的研究也有助于认识所谓的“守旧派”。
90年代以来，学者们不再拘泥于固有的史料，在探索新的史料和历史真相的旅程中，形成了共感：甲午战后，素以守旧闻世的湖南，“幡然改途”，由守旧的中心一跃成为全国最富朝气之省。这种“突变”，仅靠几个地方大员和维新精英的摇旗呐喊是不可能实现的，旧派绅士对维新改革的推力是不能忽略的。学者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考察。
首先，学者们从旧派绅士的实业实践活动进行考证。旧派绅士在湖南早期维新运动中进行了大量的维新实践活动。以王先谦、张祖同、朱昌琳等为代表的旧派绅士，积极参与火柴厂、机器制造公司、矿务局、电报局、铸钱局、工商局、蚕桑局、水利公司的创办过程，提供资金；在兴办内河轮船，力争粤汉铁路入境等，均很出力㈣。罗志田通过分析王先谦对兴办轮船公司的态度认为，其观念和一些主要新派人物相比并不见得旧，可能“更新”，甚至肯定王先谦、叶德辉在戊戌维新中都是“名副其实的新派”。
其次，学者们注意到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旧派绅士们，并不是盲目固守着传统文化的壁垒，排斥一切西学，而是对西学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接纳态度。湖南绅士们在《湘绅公呈》中的言论，对西学并无“嫌忌”，即使被视为顽绅的王先谦、叶德辉等人。也并未完全反对西学。王先谦就曾坦然承认西学的地位和作用，叶德辉甚至还批评反对西学者。在教育方面，王先谦在自己创办的岳麓书院里进行课程改革，增设算学、译学等课程，并通令岳麓书院师生购阅鼓吹变法维新的《时务报》㈣。王先谦还领衔呈请创办时务学堂，在学堂成立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旧派绅士还撰文抨击科举制度的时候，擅长八股词章的叶德辉，称赞那些不沉溺于四书八股、鄙夷功名利禄的学者为“志士”，对朝野变革科举之议表示出了理解和同情。
旧派绅士的交友，以及他们和维新派人士的关系也能说明问题。古话云：不见其人观其友。王先谦就不全是与旧派来往。攻击新派最力的叶德辉，其交友实则兼有新旧人物。王先谦在邀请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总教习的问题上，持赞同态度，而且在梁启超人湘后，长沙士绅“款待优渥”。王先谦、张祖同等人还建议接待梁启超“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普请各绅以陪之，其礼貌可谓周矣”。后来大肆攻击维新派的叶德辉，一度也经常出席激进维新派主持的湘绅聚会，而且与梁启超的关系“极洽”，且常有“酒食往来”。
对湖南旧派绅士——叶德辉、王先谦的研究，可透视出湘绅在戊戌维新期间不仅没有对维新措施一味地反对，而且某些新政举措的顺利实施是在旧派绅士们的支持下进行的。这种新旧交织、利益交错的复杂现象，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以新旧对峙、截然两分描述戊戌变法缺乏实证。
结语
对于戊戌维新期间“新”与“旧”的研究，已经打破了传统结论。学者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基本产生了共识：
一、戊戌维新运动中“新”“旧”两派，并非自始至终泾渭分明。变法前后的湖南乃至全国，所谓的“新派”并不全新，所谓的“旧派”也并不全旧。“新派”人物对新政的参与和接受程度是有差异的。所谓“旧派”人物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甚至提倡维新变法。当时的“新”与“旧”呈交织在一起的状态，二者只能是相对而言。
二、评说戊戌维新期间的慈禧，不能简单地冠之以“旧派”或“保守派”“顽固派”。虽然研究者在慈禧对戊戌维新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的问题上存在争议，但是，没有人坚持慈禧一贯反对变革的定性论点。传统的说法不仅欠妥，而且不能诠释复杂的历史真相。
三、湖南早期维新取得的成就，旧派绅士的作用不可埋没。湖南维新运动的产生、发展，仅靠几个维新精英的摇旗呐喊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具有维新思想的地方大吏为湖南维新提供权力保障的同时，没有绅耆所作的贡献，湖南或许不可能成为全国维新运动最富朝气之省。
综上所述，新的研究表明，以“新”与“旧”二元对立的两分法来剪裁戊戌变法，会把纷繁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概念化。新旧之分难以准确涵盖维新期间的政治力量与集团利益之争，更难解释戊戌变法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对叶德辉的研究还引起另一个话题：叶德辉在大革命时期被当做土豪劣绅处死了，孰是孰非，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