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场与大城市

来源 :新民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hywxh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什么样的城市是好的?或者,到底是大都市好还是小城镇好?这一类笼而统之、非此即彼的问题,如果有明确的答案,多半是出于个体需求或偏好的选择。作为公共的议题,在笔者看来,则多属于伪问题一类。但一般人的确大多会有自己想要的和不想要的、有判断好与不好的能力。“好的城市”应该是能够满足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或者起码是大部分人的居住需求和生活愿望的地方吧。
  但社会自有其逻辑。与所有事物一样,城市是历史的、社会的,它还是空间的。我们能有什么样的城市,主要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什么样的观念,而首先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社会,以及这个社会处于什么样的演变轨道中。这样的社会和历史甚至也在塑造着人们的城市观念。
  在当今的中国,这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逻辑?举个最通俗的例子吧。人们大多不会怀疑,无论风格或规模如何,好的城市都应该首先立足于尽可能地满足居住者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民以食为天——譬如说,买菜和卖菜。我们的城市记忆中曾经有菜农、菜贩的“沿街叫卖”,今天有关“老上海”的各种民俗馆、博物馆中,还保留有各种曼妙的叫卖声;还有“集市”,这其实是古往今来各国城市的基本设置,在今天世界公认的美丽的欧洲城市,我们还到处能看到街头/广场的各种定期、定时的农副产品贸易集市。可是,在今天我们身处的城市中,沿街叫卖声已近于绝迹,集市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路边摊贩也成了城管的追逐对象……我们能去买菜的地方,被城市政府严格地规定、安排──除了超市,主要就只有“菜场”。
  菜场曾是社会主义物质匮乏时期政府保障市民生活供给的制度设置。今天,菜场成了基层政府(街道、镇)的一个经济实体——它归街道规划、经营、管理,既是个民生装置,也是一个营利单位。因为这个制度,街道在城市可以获得理所当然的土地安排,建成后,则可以获得所有摊位的出租收入。我们只要稍微去打听一下,就不难知道菜场背后的利益链和政治法则:
  居民:同样的菜,小区里的摊贩又近又便宜,但街道、居委会、城管就是不让他们进来卖,我们只能赶到菜场去买贵的……
  街头摊贩:菜场里要收摊位费的,我们外地人的摊位费还比本地人的贵……
  菜场摊贩:外面的摊贩如果不禁止,我们这里的生意就不行了,那我们也不租摊位了……
  街道:菜场是街道公司的主要产业之一,既然造了,就要经营。摊贩还有碍市容、安全……
  窥微见著,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今天市民的生活需要总是那么地不见容于城市的景观美容目标。
  都市居,大不易。有些分析者倾向于绕过权力控制系统,而将“城市”本身责之为诸恶之源。那么,去小城镇或乡村又如何?
  中国乡村曾有自身的社会模式、生活传统,在那样的传统中,市镇是乡村经济生活得以自洽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今天的乡村与市镇,能够自外于那些正左右着城市生活的政治的、经济的力量及其运行逻辑吗?事实是,这些年来,城市的法则,早已浸透到了整个社会的深处。几年前,笔者曾间接地介入过一起市镇菜场的动迁纠纷。这起纠纷起因于镇政府强行关闭原处于镇中心的老菜场而在远离镇中心的西部待开发地区另造大型菜场。这一行政举措自始至终遭到了镇上居民以及周边农民的强烈抵制,在那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群体抗官事件的江南小镇,竟至引得一千多人集结、与警察和城管大队对峙的大规模抗争事件。在这起抗争者屡仆屡起而最终仍以镇政府告胜的官民冲突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无论是大都市抑或小市镇,围绕政府垄断经营菜场摊位的制度设置,其背后的利益背景和运行机制——变民生需求为政府商机的机制——如出一辙。而且,在这起纠纷中,小镇的菜场迁移,被当地政府当作了拉动房地产开发的重要手段。以资本逻辑经营土地财政的政府角色,让小镇居民、乡村农民同我们的大城市居民一样,难以摆脱日常生活被地方政府意图任意干预的命运。
  唯利是图、缺少价值理念的城市增长是可怕的,而生活者无法成为权利主体的任何城市承诺总不免是可疑的。如果一般市民没有相应的权利和能力,按自己的愿望规划自己的城市、建设自己的社区,甚至很少途径去选择或参与、影响政府或专家们的规划,而只能生活在被公权力安排好的城市和规定好的生活中,城市,真的能让他们的生活更美好吗?(作者为华東师范大学教授)
其他文献
深圳打算5年内使GDP翻一番,赶上新加坡。他们最重要的砝码之一是撤销“二线关”,将特区面积从395平方公里扩张到1952平方公里。    深圳从来没有像2010年那样需要好消息。  今年是深圳设特区30周年。纪念日不仅没有让这里的官员欣欣然,相反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由于恰逢人大和政协换届,加之前任市长许宗衡于2009年6月起接受调查,至今没有移交司法机关,2010年可谓深圳的“多事之秋”,照惯
在这个13岁就开始“在几乎所有物体上涂鸦”的德国人看来,涂鸦为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架起了沟通桥梁,而且能把各个不同民族的人融合到一起,比许多政治家花大价钱搞的项目有效多了。    老弄堂里的涂鸦风波    上海华池路211弄,名曰“铁路新村”,其实就是条老旧的棚户弄堂,小摊贩、自行车、晾晒的衣服挤占着本就不宽敞的通道,灰黄矮墙上的裂纹诉说着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故事。就是这样一条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
今年5月,王石再次从南坡登顶。这一次,他带下了每天产生的800克到1000克垃圾,实践了难度极大的“零垃圾登顶”。    面容清癯、身形消瘦的王石出现在世博园万科馆,如果将身上的冲锋衣换成袈裟,也许会透出几分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味道。59岁的他,刚刚从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登顶归来,并再一次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纪录——中国“登顶珠峰最年长的人”。  如果说,7年前成功登顶珠峰更多是满足个人英雄主义情结;那
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我们最害怕被‘咔嚓’掉!”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孩,晃着长长的马尾辫,伸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    已是初夏,发生在春天的血腥记忆,尚未远去。  3月23日,梦魇一般的清晨,“郑医生”举起手中的尖刀,短短55秒钟内,8名幼童惨死,5名幼童重伤。  南平杀童案发生两个月以后,《新民周刊》记者重访南平发现,当地的校园处在森严的守卫之中。  一位依旧沉浸在悲恸中的遇难学生的父亲
政治学者指出,要有效治理贿选,根本还是要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框架内,实现贿选案件的可诉讼。这不仅有利于把村民自治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也是乡村治理走向法治时代的必由之路。    旧说,论读书,浙江看宁波,宁波看宁海,宁海看跃龙——原因大抵为“天下读书人的种子”方孝孺为宁海人,而跃龙山即为“种子”的读书处。  进入新时期后,浙江经济亦要看宁海:自2003年宁海首次跨入“全国百强县”后,以后的历届评选,
陈逸飞一生创作了多少作品,至今是个谜。但有一点是事实,就是赝品特别多,而且往往能存拍卖会上拍出好价钱。    陈逸飞离去,争议也稍有平息    上海有两个文化人一直饱受争议,始于若干年前,延续至当下,时时演变为具有八卦风格的公众话题。一个是余秋雨,另一个是陈逸飞。对前者,在文化的层面之下,是关乎道德的责问和鞭笞。对后者,在肯定其艺术天分之外,又多了一份惋惜,似乎画家向自己榨取得太狠。但在陈逸飞溘然
在“天使之眼”,2030年的“出行”是如此摄人心魄。    20年后的城市“行”生活将是怎样的?当4月11日黄浦江边的“天使之眼”首次被点亮,在夜幕下闪耀着奇幻旖旎的色彩时,以“直达2030”为主题的上汽集团一通用汽车馆也第一次预演了一场“零排放、零交通事故、远离对石油的依赖、远离交通堵塞”的2030城市生活。那里,在崭新的智能城市交通系统面前,汽车与交通的概念被彻底颠覆,属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政府着力重塑金融秩序。    美国惩治高盛刮骨疗毒,为了重建金融秩序,美国正在将整肃的矛头对准大型金融机构。  信用是任何一個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市场高涨期信用被撇到一边,泡沫崩溃后重塑信用是恢复信心的关键。  美国的次贷危机缘于丧失市场信用,在美国度过金融危机的最难关口、奥巴马的医改方案获得通过后,美国腾出手来向造成信用危机的大投行开刀。4月1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如同癌细胞远比正常细胞强悍,网上的恶,当然也比善跑得快、传得广。    话题是麦家被网络强暴引起的。  大概有被强暴的前科,如今但凡涉及“网暴”的事件,电视编导总爱找我,似乎被奸过一次了,就无所谓第二次了。 她问我,怎么看麦家事件。我说,不平。还想声援。问为什么。我说麦家没错,网络文学当然99%以上是垃圾。你人多势众又怎么了?人多势众更是垃圾。毛主席说了,真理总是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编导说,你这
民国上海,陆澹安一类文人非常摩登十分新潮。写鸳蝴体小说不在话下,他还编报纸,编杂志,编书,拍电影,开电影公司,当教授。当年他的名片可以印上两页,身份复杂,差不多相当于当下的王中军加郭敬明加易中天。    文人相忌,恐怕是百代不易的真理。老上海的文人,有人玩普罗,有人玩国仇家恨,有人玩布尔乔亚,有人玩风花雪月,有人玩纸醉金迷,当时各行其道,看起来还相安无事。后来世道大变,亭子间里的“小透卵”转眼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