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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13岁就开始“在几乎所有物体上涂鸦”的德国人看来,涂鸦为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架起了沟通桥梁,而且能把各个不同民族的人融合到一起,比许多政治家花大价钱搞的项目有效多了。
老弄堂里的涂鸦风波
上海华池路211弄,名曰“铁路新村”,其实就是条老旧的棚户弄堂,小摊贩、自行车、晾晒的衣服挤占着本就不宽敞的通道,灰黄矮墙上的裂纹诉说着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故事。就是这样一条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弄堂,最近却格外热闹起来。
5月中旬的一天,弄堂里来了几个德国人,他们在“新村”里华光高级中学内的“上海涂鸦公园”租借了一间工作室。几个老外在墙上喷喷刷刷,没几下功夫就把学校的围墙画得“弹眼落睛”,惹得好多居民都在校门口好奇张望。居民问老外,能不能把弄堂的墙也搞得漂亮些,这些本来就在上海2010世博会参与涂鸦创作的艺术家们爽快答应了:世博会的口号不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吗?
很快,鼻子套着橡皮管的大象、有中国特色的龙凤图、抱婴儿的女孩、洗澡盆里的小孩等生动有趣的图画覆盖了原来黯淡的破墙,顿时,老弄堂变得摩登靓丽起来,居民的心情也跟着“牢舒畅”。
住在弄堂口的居民陈济生说,以前也听说过涂鸦艺术,但是从来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他家里有个17个月大的小毛头,天天拉着大人跌跌冲冲地去“巡”一遍弄堂,看看哪里又多了新的图画。小毛头最喜欢那幅“抱婴儿的女孩”,总是摸摸女孩的裙边,再踮脚摸摸她手里的小婴儿。
可是有一天,小毛头发现,有两幅画不见了,本来涂鸦的地方被抹上了泥浆水。原来老外涂鸦事先没跟当地居委商量,“组织上的人”来清理了,怕老外这么“乱涂乱画”,搞出负面影响。居民们却急了,艺术家免费来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干嘛不让人家画?涂掉太可惜了!
陈济生打电话找电视台来报道,当天晚上,华池路211弄上了新闻,居民们在镜头前强烈呼吁保留涂鸦。这回,没人再来阻拦艺术家创作了,铁路新村也出了名,惹得一批批慕名者挤进弄堂来拍照,其中不乏外国游客。
“昨天就有几个英国人和日本人来照相呢。他们还想到学校里面去拍,现在学校门卫很严,不放外人进校,所以他们只好隔着铁门蹲着拍。”陈济生的妹妹比划着说。
她家门口那幅龙凤图,是德国人在弄堂里画的第二幅涂鸦。她自己还很喜欢弄堂尾那幅洗澡的小孩,画面正好与旁边的水管和水槽相呼应,澡盆上巧妙地连着下水管道,简陋的实物也成了艺术的一部分,融合得恰到好处。
40岁的阿基姆·华特(Akim Walta)是弄堂涂鸦创作者之一,他是德国嘻哈基地(Hip Hop Stützpunkt)的成员,也是上海世博会德国馆的城市艺术项目负责人。此次华特召集的团队里除了有德国最顶级的涂鸦艺术家,如路米(Loomit)和肯托(Cantwo),著名麦克莱(Maclaim)涂鸦团体的成员他素(Tasso)和卡西(Case)、擅长专业街舞和文字涂鸦的斯戈蒂(Scotty)等,还有来自韩国、法国、英国等的国际同行。
过去一个月里,华特忙着组织与上海世博会相关的16个艺术项目,带艺术家们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几个城市辗转,希望将涂鸦文化和街头艺术呈现给世博会的参观者,同时与中国艺术家开发可持续的合作关系。
就在离开上海参加广州53美术馆开馆仪式之“涂鸦——从德国到中国·广州”活动的前一天,陈家人邀请华特他们到家里吃晚饭,后者则以画册作为回赠。“我们和居民们的关系在短时间里就处得很好了,受到他们的晚饭邀请感到非常荣幸。他们真的很热情,也懂得欣赏我们的艺术。”华特说。
在这个13岁就开始“在几乎所有物体上涂鸦”的德国人看来,涂鸦为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架起了沟通桥梁,而且能把各个不同民族的人融合到一起,比许多政治家花大价钱搞的项目有效多了。
城市与涂鸦
涂鸦(Graffiti)是指在墙壁上乱涂乱写出来的图像或画作。文字涂鸦发源于上世纪60年代纽约的穷街区布朗克斯区(Bronx Zone),当时居住在这个区域的年轻人喜欢在墙面上胡乱涂画各自帮派的符号以占据地盘。
70年代,涂鸦渐渐撇开帮派意识,形成城市涂鸦,除了随意的喷写,墙头和地面还出现了许多精致的图像。到了80年代早期,嘻哈文化在不同背景的人群中流行开来,作为嘻哈文化四大元素(说唱、DJ、涂鸦、街舞)之一,涂鸦成为年轻人表达自我身份的一种方式,他们称自己为“写手”而非“画家”,并且给自己取假名或者代号。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柏林墙,不仅记录了一段德意志民族分裂的历史,也是一段辉煌的涂鸦艺术史。
柏林墙上的涂鸦艺术始于上世纪70年代,20多公里的墙体上有自由与民主、和平与生命等各种题材的画作,其中包括政治意味浓重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民主德国外长埃里希昂纳克的“兄弟之吻”。涂鸦墙的参与者既有国际涂鸦大师,也有学生和市民,这道亮丽的风景线堪称世界之最。
柏林墙倒塌后,这座最大的涂鸦博物馆也消失了。虽然部分涂鸦得以保留,但近几年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去年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德国政府出资300万美元委托艺术家们重现当年涂鸦作品。柏林市长劳斯沃韦赖特说:“涂鸦墙的图像是文献性记录,对以后的人来说,可以通过图像告诉他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柏林涂鸦墙的意义。”
在这次上海2010世博会“柏林周”期间,德国艺术家们就在暂时更名为“柏林广场”的欧洲中心广场上现场表演涂鸦作画,并且配以嘻哈说唱、街舞等表演方式,向游客展示西方街头艺术的魅力。
阿基姆·华特认为,美国主流的嘻哈文化更多偏向商业性质,而德国及其他欧洲城市的嘻哈艺术从一开始便已被认同为“文化”,他所理解的涂鸦是创意产业的重要推动力。“如今许多设计和广告类的创新也融入街头艺术,用于商业目的或进入艺术画廊。我的涂鸦更侧重于表达国际化创新艺术项目的文化内涵。”
对于写手来说,涂鸦与城市是密不可分的。就在世博德国馆附近,近期捷克共和国展馆内一场名为“大都市”的捷克街头艺术涂鸦展也盛大开幕。
6名捷克艺术家Cryptic257,Masker,Pasta,Point,Skarf和Tron在平均15岁的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从事涂鸦和街头艺术,混凝土墙、长椅、路灯或地下通道里灰色的墙面对每一个开始的涂鸦作者都是一个挑战。他们长年在布拉格街头游荡,每天都经历着匿名行动而带来的兴奋和冒险体验,经过多年在街上放荡无羁的喷涂,创造了20世纪末的VONTS(指在城市市区冒险画画的一群年轻人)风格,其中的一些人开始尝试推进涂鸦的发展,体验着那种不受边界限制的自由感。
这次大都市展上,他们用涂鸦、雕塑、视频等方式创作了一幅未来城市的拼贴画,把玩着梦想与现实。参观者走过砖墙和桥梁会直接进入布拉格地铁站入口大厅,地铁站带有典型大理石墙、布告牌、涂鸦板以及一台特殊的自动贩卖机。有趣的是,里面出售的不是饮料而是喷漆罐和面具。接下来是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居民楼群、具有蒂姆·伯顿《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风格的甜品店、以及展现超现实主义客房起居生活的三层塔楼截面模型。
展览将延续到6月20日,这期间,艺术家们还会在馆外一面10米宽的墙上对“生活”进行创作。他们认为,涂鸦不同于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其生命力是短暂的,他们都不追求自己作品的不朽。他们自己本身以及他们的作品,都是活在此时此刻,都迟早会消失在时间隧道中。
老弄堂里的涂鸦风波
上海华池路211弄,名曰“铁路新村”,其实就是条老旧的棚户弄堂,小摊贩、自行车、晾晒的衣服挤占着本就不宽敞的通道,灰黄矮墙上的裂纹诉说着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故事。就是这样一条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弄堂,最近却格外热闹起来。
5月中旬的一天,弄堂里来了几个德国人,他们在“新村”里华光高级中学内的“上海涂鸦公园”租借了一间工作室。几个老外在墙上喷喷刷刷,没几下功夫就把学校的围墙画得“弹眼落睛”,惹得好多居民都在校门口好奇张望。居民问老外,能不能把弄堂的墙也搞得漂亮些,这些本来就在上海2010世博会参与涂鸦创作的艺术家们爽快答应了:世博会的口号不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吗?
很快,鼻子套着橡皮管的大象、有中国特色的龙凤图、抱婴儿的女孩、洗澡盆里的小孩等生动有趣的图画覆盖了原来黯淡的破墙,顿时,老弄堂变得摩登靓丽起来,居民的心情也跟着“牢舒畅”。
住在弄堂口的居民陈济生说,以前也听说过涂鸦艺术,但是从来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他家里有个17个月大的小毛头,天天拉着大人跌跌冲冲地去“巡”一遍弄堂,看看哪里又多了新的图画。小毛头最喜欢那幅“抱婴儿的女孩”,总是摸摸女孩的裙边,再踮脚摸摸她手里的小婴儿。
可是有一天,小毛头发现,有两幅画不见了,本来涂鸦的地方被抹上了泥浆水。原来老外涂鸦事先没跟当地居委商量,“组织上的人”来清理了,怕老外这么“乱涂乱画”,搞出负面影响。居民们却急了,艺术家免费来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干嘛不让人家画?涂掉太可惜了!
陈济生打电话找电视台来报道,当天晚上,华池路211弄上了新闻,居民们在镜头前强烈呼吁保留涂鸦。这回,没人再来阻拦艺术家创作了,铁路新村也出了名,惹得一批批慕名者挤进弄堂来拍照,其中不乏外国游客。
“昨天就有几个英国人和日本人来照相呢。他们还想到学校里面去拍,现在学校门卫很严,不放外人进校,所以他们只好隔着铁门蹲着拍。”陈济生的妹妹比划着说。
她家门口那幅龙凤图,是德国人在弄堂里画的第二幅涂鸦。她自己还很喜欢弄堂尾那幅洗澡的小孩,画面正好与旁边的水管和水槽相呼应,澡盆上巧妙地连着下水管道,简陋的实物也成了艺术的一部分,融合得恰到好处。
40岁的阿基姆·华特(Akim Walta)是弄堂涂鸦创作者之一,他是德国嘻哈基地(Hip Hop Stützpunkt)的成员,也是上海世博会德国馆的城市艺术项目负责人。此次华特召集的团队里除了有德国最顶级的涂鸦艺术家,如路米(Loomit)和肯托(Cantwo),著名麦克莱(Maclaim)涂鸦团体的成员他素(Tasso)和卡西(Case)、擅长专业街舞和文字涂鸦的斯戈蒂(Scotty)等,还有来自韩国、法国、英国等的国际同行。
过去一个月里,华特忙着组织与上海世博会相关的16个艺术项目,带艺术家们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几个城市辗转,希望将涂鸦文化和街头艺术呈现给世博会的参观者,同时与中国艺术家开发可持续的合作关系。
就在离开上海参加广州53美术馆开馆仪式之“涂鸦——从德国到中国·广州”活动的前一天,陈家人邀请华特他们到家里吃晚饭,后者则以画册作为回赠。“我们和居民们的关系在短时间里就处得很好了,受到他们的晚饭邀请感到非常荣幸。他们真的很热情,也懂得欣赏我们的艺术。”华特说。
在这个13岁就开始“在几乎所有物体上涂鸦”的德国人看来,涂鸦为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架起了沟通桥梁,而且能把各个不同民族的人融合到一起,比许多政治家花大价钱搞的项目有效多了。
城市与涂鸦
涂鸦(Graffiti)是指在墙壁上乱涂乱写出来的图像或画作。文字涂鸦发源于上世纪60年代纽约的穷街区布朗克斯区(Bronx Zone),当时居住在这个区域的年轻人喜欢在墙面上胡乱涂画各自帮派的符号以占据地盘。
70年代,涂鸦渐渐撇开帮派意识,形成城市涂鸦,除了随意的喷写,墙头和地面还出现了许多精致的图像。到了80年代早期,嘻哈文化在不同背景的人群中流行开来,作为嘻哈文化四大元素(说唱、DJ、涂鸦、街舞)之一,涂鸦成为年轻人表达自我身份的一种方式,他们称自己为“写手”而非“画家”,并且给自己取假名或者代号。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柏林墙,不仅记录了一段德意志民族分裂的历史,也是一段辉煌的涂鸦艺术史。
柏林墙上的涂鸦艺术始于上世纪70年代,20多公里的墙体上有自由与民主、和平与生命等各种题材的画作,其中包括政治意味浓重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民主德国外长埃里希昂纳克的“兄弟之吻”。涂鸦墙的参与者既有国际涂鸦大师,也有学生和市民,这道亮丽的风景线堪称世界之最。
柏林墙倒塌后,这座最大的涂鸦博物馆也消失了。虽然部分涂鸦得以保留,但近几年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去年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德国政府出资300万美元委托艺术家们重现当年涂鸦作品。柏林市长劳斯沃韦赖特说:“涂鸦墙的图像是文献性记录,对以后的人来说,可以通过图像告诉他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柏林涂鸦墙的意义。”
在这次上海2010世博会“柏林周”期间,德国艺术家们就在暂时更名为“柏林广场”的欧洲中心广场上现场表演涂鸦作画,并且配以嘻哈说唱、街舞等表演方式,向游客展示西方街头艺术的魅力。
阿基姆·华特认为,美国主流的嘻哈文化更多偏向商业性质,而德国及其他欧洲城市的嘻哈艺术从一开始便已被认同为“文化”,他所理解的涂鸦是创意产业的重要推动力。“如今许多设计和广告类的创新也融入街头艺术,用于商业目的或进入艺术画廊。我的涂鸦更侧重于表达国际化创新艺术项目的文化内涵。”
对于写手来说,涂鸦与城市是密不可分的。就在世博德国馆附近,近期捷克共和国展馆内一场名为“大都市”的捷克街头艺术涂鸦展也盛大开幕。
6名捷克艺术家Cryptic257,Masker,Pasta,Point,Skarf和Tron在平均15岁的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从事涂鸦和街头艺术,混凝土墙、长椅、路灯或地下通道里灰色的墙面对每一个开始的涂鸦作者都是一个挑战。他们长年在布拉格街头游荡,每天都经历着匿名行动而带来的兴奋和冒险体验,经过多年在街上放荡无羁的喷涂,创造了20世纪末的VONTS(指在城市市区冒险画画的一群年轻人)风格,其中的一些人开始尝试推进涂鸦的发展,体验着那种不受边界限制的自由感。
这次大都市展上,他们用涂鸦、雕塑、视频等方式创作了一幅未来城市的拼贴画,把玩着梦想与现实。参观者走过砖墙和桥梁会直接进入布拉格地铁站入口大厅,地铁站带有典型大理石墙、布告牌、涂鸦板以及一台特殊的自动贩卖机。有趣的是,里面出售的不是饮料而是喷漆罐和面具。接下来是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居民楼群、具有蒂姆·伯顿《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风格的甜品店、以及展现超现实主义客房起居生活的三层塔楼截面模型。
展览将延续到6月20日,这期间,艺术家们还会在馆外一面10米宽的墙上对“生活”进行创作。他们认为,涂鸦不同于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其生命力是短暂的,他们都不追求自己作品的不朽。他们自己本身以及他们的作品,都是活在此时此刻,都迟早会消失在时间隧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