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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推选一本2016年文学类的学术专著，我会毫不犹豫地把票投给洪子诚先生的《材料与注释》。这本书2016年9月甫一问世，随即被广泛阅读，就我所知，人大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几位老师在课堂上频频提及此书并向大家推荐，认识的不少研究者也在阅读并谈论此书，上海学界更是在9月30日开了一天的读书会，反响热烈。洪子诚先生并不常出书，而每出则为精品，上一本还是五年前的《我的阅读史》，当时也是引起学界热议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不仅提供了新材料、新观点，同时也给予我们方法论上的启示。
何种材料，如何注释？
《材料与注释》主体部分是洪先生近几年的八篇资料性文章，后半部分则为四篇访谈录，表达了洪先生对于当代文学史写作、研究、教学的一系列观点，与前文相互呼应。这些材料大部分是没有发表过的，既包括1957年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记录稿，1962年“大连会议”的发言记录，也包括多位作家、文艺领导的检讨书与批判材料，这些材料是稀见的，作者在书中述及材料的来源：1967年初春，作者与北大中文系其他几位教师被抽调去编写《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在黄图岗中国作协宿舍那里接触到了中国作协档案室里的一批内部资料，于是分头复写。这一次集中梳理并加以注释，对于学界尤其是年轻的研究者是有很大助益的。
由于材料的特殊性，尤其大多是当事者检讨自己或批判他人的材料，研究者在使用时需要注意其限度。这一点洪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如《1962年大连会议》这篇引言中提到：“‘文革’开始后，邵荃麟、侯金镜等以‘走资派’‘黑帮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身份被审查、批判。他们的‘交代材料’是巨大压力下的产物，对人、事的性质认定，以及事实的真实性等方面，存在需要细心辨析以判明真偽的问题。”又如在《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引言中提及冯雪峰1957年及1966年都是处于审查的位置，但1966年时审查重点转移到此前审查他的那些人（周扬等）身上，身份、处境的复杂变化是阅读这些材料时需要留意的。为了避免出现“孤证”，最大化地发挥材料的作用，作者用心编排材料，围绕某一事件、主题，提取不同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和对话的关系。如《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一篇，围绕会议编排了邵荃麟、冯雪峰、郭小川、林默涵的“交代材料”或日记，《1962年大连会议》则主要引用侯金镜与邵荃麟的材料。《张光年谈周扬》一篇中频繁地将张光年1969年12月9日所写的《我和周扬的关系》与90年代李辉访谈张光年的整理稿进行对比，同一人物不同时期表述的差异一目了然。种种材料之间形成的历史叙述的缝隙，则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
注释也参与到这一过程当中。书中注释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介绍历史人物、背景等知识，对正文主要起补充说明的作用。岁月流逝，历史湮没已久，许多史实如无必要的介绍，后来的研究者或学生一无所知，会有理解上的障碍。如11页注释12就补充了马寒冰的生平，并引用《王林日记》丰富了关于马寒冰自杀原因的材料。二是引用不同的材料，与正文主材料形成“对质”的状态，有时候是一种补充关系，但更多时候注释与正文叙述存在偏差，缝隙较大，甚至成其反面。如《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第四部分夏衍“爆炸性”发言的注释，大量地引用不同在场者的回忆、材料，以及同一人不同时期的叙述，以期辨明事实。而洪先生的评判、“微言大义”也寓于其中。如55-56页注释38中作者写道：“周扬对这个注释策划、修改的经过，似乎也记不清了。”“不过，50年代权力拥有者以‘反党’名义所实施的那种严酷、无情的打击，仅仅以‘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的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一笔带过，也是有点轻描淡写。”
在注释中，我们也可看出洪先生的治学态度。对于自己未掌握的信息，他本来可以不注出，但为了提示学界，仍据实以告。如116页注释13中提到李雷：“当时在延安的东北籍作家，生平创作不详。”这个李雷其实非常重要，正文中林默涵在新侨饭店“理论批评座谈会”上的发言已经点明“毛主席关于暴露与歌颂的一段就是驳李雷的”。有学者即根据洪先生的提示，据此进行了考证，不久或将有文章问世。同样，在111～112页注9石凌鹤这一条，洪先生对于书中提到的情节出自他的哪部作品，也是注明了“不详”，留待其他研究者来解答。这种严谨、坦诚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
如何进入历史
洪先生通过材料与注释的编排、“对话”并非只是为了展现这些作家、文艺官员的言不由衷、信口雌黄、尔虞我诈，尽管“秦兆阳、周扬、何其芳等在五六十年代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观点、主张，的确有许多变化，有的也确实前后矛盾”，但作者并不赞同对这一现象做简单的道德判断，转而思索当代史上道德与权力的运行机制，因为“不追问社会情境、制度，不解析权力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只严苛地纠缠个人道德，只能说是轻重不分”。书中引用丸山真男的话揭示了道德与权力的关系：“道德唯有在权力的强制之中并且在实体化之形式下始能存在，而权力也是作为道德权威体系之一始能显现其本身的社会意义。”同一时期大面积的作家、文艺官员都存在这个问题，这就不能仅仅从个人品质上来解释，还需要考察“一个社会所宣称的准绳与其形态相对应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培育或败坏其公民的真诚的程度”。作者在这里将问题引入更深层面的社会权力、社会制度方面的反思。道德至上的绝对主义，其实正是产生于个体“自由”空间狭小，意识形态全面、不留死角的“一体化”社会中，如十七年以至“文革”时期。
洪先生对于这段历史有着深切的态度与关怀。在《问题与方法》中，谈到90年代以来对于“文革”出现了新的阐释，意在突出“文革”的“合理性”或“先进性”。虽然这种理解，在学理上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洪先生引用了刘青峰的话：“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变迁的大脉络来看，‘文革’研究不能离开两个基点：第一，不要忘记和忽略至今还没有说话的沉默大多数；第二，它必须是中华民族历史反思的一部分。”认同对这种“文革”新的阐释表示批评，至少是保持一种距离。正如作者在其后所述，“对于无论是哪一个时期的历史，无论是哪一方面的现象，在说出我们考察、了解的事实和意见的同时，记住还有‘哑然无言’的大多数，总是有好处的。” 作为研究者，如何切入历史？尤其是自己即是亲历者、“过来人”，如何处理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如何处理那段历史中的“自己”？我们常常将其概括为“历史化”，似乎通过这三个字即可达到完全的冷静、“客观”，然而谈何容易？在访谈中，作者坦言回到历史情境的艰难：“既要有个人经验的积极介入，也要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对自我的立场、经验有警惕性的反思。离开个体经验和自我意识的加入，论述可能会成为无生命之物，成为悬空之物，但过度的投入、取代，对象也可能在‘自我’之中迷失，‘历史’成为主体的自我映照。”这让我想起程光炜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当代文学考证中的“感情视角”》，其中也谈到类似的观点。“道理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一到具体考证工作的操作的层面上，问题就发生了”，“作为与所叙述的‘历史’还保持着‘同步状态’的人来说，完全从叙述中挪走‘感情视角’是不现实的”。即使作为历史的“后来者”，处于“非同步状态”，也不可能完全去除“感情视角”。我倒更倾向于认同程先生的做法，在研究中稍微多带那么一点点感情，这样的学术才有与自身的血脉联系，也才有感染力，尽管这可能会伤害到学术的客观性。这个“度”的拿捏只能是研究者自己具体去体会，去把握。个中得失，如人饮水，也只有研究者自知。
在这方面，洪先生做了很好的示范。对于周扬、秦兆阳、张光年、林默涵、邵荃麟等人在历史中的种种表现，如“不老实”“两面派”等，书中理解他们的艰难抉择与苦衷，给予了更多的宽容与体谅，“自然与地位、权力等有關，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有着为探求事物真相而出现的犹豫、矛盾和分裂”。作者也更多地看到他们在极端年代里的闪光点，如从冯雪峰、邵荃麟、张光年的检讨、交代材料中，“看到他们在逆境中可能保持的自尊，尽可能叙述事实真相的态度。他们也批判自己，但更多是谈论事实本身；既没有竭力将责任推给他人，也没有将难堪的骂名加在自己头上讨得宽恕。”对于那一代文化官员对文学事业的执着，学识和艺术感觉的水准，努力在有限空间里争取文学的理想前景的焦虑和责任心，作者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诚如赵园先生在文章中赞许洪先生的品质，“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对于一些原则性的大是大非，洪先生还是有他的坚持。要避免简单的道德批判，不是说不需要道德批判。在《“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的最后一节“并非多余的话”，洪老师说：“所处的境遇也许相似，但人与人之间确有不同。我们也不应该将这种高下的差异轻易抹平。”
《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这篇文章很重要，作者在自序中用了整整一段话来解释要重复放置的原因，并说它也可以看作本书的“代序”。在文中，作者很坦诚地回顾了自己“文革”期间的表现，尤其是参与了几次批判的经历，这并不容易。作者在这里“不想去抽象谈论记忆的性质，也不想放到伦理的层面讨论”，他在自我剖析后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讨论“文革”精神和语言的“简化”倾向，这种简化的另一方面是一切的“本质只对勇气却不对观看开显”，发展到后期，语词成为姿态性口号，甚或沦为呓语，成为表演。在这里，作者并没有轻易放过自我，而是以“持续焦灼”的自我作为分析对象，去揭示历史的“本质”，从而反思历史，因为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真理只会让人认识到某种程度，——端看人多大程度‘勉强’自己去面对真理。”
最后，让我们重新回到书名《材料与注释》，这里显露出对于材料的重视，这对于学界的导向是有作用的。在访谈中，洪老师指出当下文学史研究中，“理论崇拜在我们这里还是很强大。有时候，教学、学术研究不是从事实本身，从复杂的材料入手来提出问题，重视考察、研究的对象自身的丰富复杂经验，而是引用某种权威理论作为大前提，然后搜索、列举几个事例加以论证。这样，历史事实、情境被肢解了，失去原来那种丰富性，遗漏了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对象本身内部的差异，细节成为一种填充物。”而与之并存的是史料学的尴尬地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史料学研究并不是特别受重视，甚至可以说是比较边缘的。这种情况在近几年有所改观。正如洪先生在华东师大的演讲中与陈子善先生开玩笑，说是“风水轮流转”，史料学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今年以来，从南到北关于史料学的重要会议就有好几次，如4月8日至10日在长沙理工大学召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17日至18日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年谱与新文学研究的经典化”学术论坛。此后《文艺争鸣》刊发了一组讨论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的文章，引起很大反响。《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杂志创刊号即将于下半年出版。这是否意味着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兴起？当代文学历经六十多年，已到沉淀下来整理与研究史料的时候了，同时随着当代文学当事人的年事已高，甚至不少已经过世，史料的保存、整理与研究日益显出其紧迫性。在学术方法上，大家也逐渐认识到单纯依靠和引进某种理论“漂浮物”是不够的，因之，就像吴秀明先生早在2012年一篇文章中提出的那样：“现在提出并强调对文献史料的重视则可说是研究的又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它表明当代文学研究在经过十余年的酝酿积蓄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面临着一种新的艰难而又美丽的蜕变，有望在整体学术水平和层次上有一个大的提升。”这种转移与提升正在加速进行中，《材料与注释》或也可视为这种趋势的征候之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何种材料，如何注释？
《材料与注释》主体部分是洪先生近几年的八篇资料性文章，后半部分则为四篇访谈录，表达了洪先生对于当代文学史写作、研究、教学的一系列观点，与前文相互呼应。这些材料大部分是没有发表过的，既包括1957年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记录稿，1962年“大连会议”的发言记录，也包括多位作家、文艺领导的检讨书与批判材料，这些材料是稀见的，作者在书中述及材料的来源：1967年初春，作者与北大中文系其他几位教师被抽调去编写《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在黄图岗中国作协宿舍那里接触到了中国作协档案室里的一批内部资料，于是分头复写。这一次集中梳理并加以注释，对于学界尤其是年轻的研究者是有很大助益的。
由于材料的特殊性，尤其大多是当事者检讨自己或批判他人的材料，研究者在使用时需要注意其限度。这一点洪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如《1962年大连会议》这篇引言中提到：“‘文革’开始后，邵荃麟、侯金镜等以‘走资派’‘黑帮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身份被审查、批判。他们的‘交代材料’是巨大压力下的产物，对人、事的性质认定，以及事实的真实性等方面，存在需要细心辨析以判明真偽的问题。”又如在《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引言中提及冯雪峰1957年及1966年都是处于审查的位置，但1966年时审查重点转移到此前审查他的那些人（周扬等）身上，身份、处境的复杂变化是阅读这些材料时需要留意的。为了避免出现“孤证”，最大化地发挥材料的作用，作者用心编排材料，围绕某一事件、主题，提取不同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和对话的关系。如《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一篇，围绕会议编排了邵荃麟、冯雪峰、郭小川、林默涵的“交代材料”或日记，《1962年大连会议》则主要引用侯金镜与邵荃麟的材料。《张光年谈周扬》一篇中频繁地将张光年1969年12月9日所写的《我和周扬的关系》与90年代李辉访谈张光年的整理稿进行对比，同一人物不同时期表述的差异一目了然。种种材料之间形成的历史叙述的缝隙，则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
注释也参与到这一过程当中。书中注释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介绍历史人物、背景等知识，对正文主要起补充说明的作用。岁月流逝，历史湮没已久，许多史实如无必要的介绍，后来的研究者或学生一无所知，会有理解上的障碍。如11页注释12就补充了马寒冰的生平，并引用《王林日记》丰富了关于马寒冰自杀原因的材料。二是引用不同的材料，与正文主材料形成“对质”的状态，有时候是一种补充关系，但更多时候注释与正文叙述存在偏差，缝隙较大，甚至成其反面。如《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第四部分夏衍“爆炸性”发言的注释，大量地引用不同在场者的回忆、材料，以及同一人不同时期的叙述，以期辨明事实。而洪先生的评判、“微言大义”也寓于其中。如55-56页注释38中作者写道：“周扬对这个注释策划、修改的经过，似乎也记不清了。”“不过，50年代权力拥有者以‘反党’名义所实施的那种严酷、无情的打击，仅仅以‘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的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一笔带过，也是有点轻描淡写。”
在注释中，我们也可看出洪先生的治学态度。对于自己未掌握的信息，他本来可以不注出，但为了提示学界，仍据实以告。如116页注释13中提到李雷：“当时在延安的东北籍作家，生平创作不详。”这个李雷其实非常重要，正文中林默涵在新侨饭店“理论批评座谈会”上的发言已经点明“毛主席关于暴露与歌颂的一段就是驳李雷的”。有学者即根据洪先生的提示，据此进行了考证，不久或将有文章问世。同样，在111～112页注9石凌鹤这一条，洪先生对于书中提到的情节出自他的哪部作品，也是注明了“不详”，留待其他研究者来解答。这种严谨、坦诚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
如何进入历史
洪先生通过材料与注释的编排、“对话”并非只是为了展现这些作家、文艺官员的言不由衷、信口雌黄、尔虞我诈，尽管“秦兆阳、周扬、何其芳等在五六十年代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观点、主张，的确有许多变化，有的也确实前后矛盾”，但作者并不赞同对这一现象做简单的道德判断，转而思索当代史上道德与权力的运行机制，因为“不追问社会情境、制度，不解析权力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只严苛地纠缠个人道德，只能说是轻重不分”。书中引用丸山真男的话揭示了道德与权力的关系：“道德唯有在权力的强制之中并且在实体化之形式下始能存在，而权力也是作为道德权威体系之一始能显现其本身的社会意义。”同一时期大面积的作家、文艺官员都存在这个问题，这就不能仅仅从个人品质上来解释，还需要考察“一个社会所宣称的准绳与其形态相对应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培育或败坏其公民的真诚的程度”。作者在这里将问题引入更深层面的社会权力、社会制度方面的反思。道德至上的绝对主义，其实正是产生于个体“自由”空间狭小，意识形态全面、不留死角的“一体化”社会中，如十七年以至“文革”时期。
洪先生对于这段历史有着深切的态度与关怀。在《问题与方法》中，谈到90年代以来对于“文革”出现了新的阐释，意在突出“文革”的“合理性”或“先进性”。虽然这种理解，在学理上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洪先生引用了刘青峰的话：“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变迁的大脉络来看，‘文革’研究不能离开两个基点：第一，不要忘记和忽略至今还没有说话的沉默大多数；第二，它必须是中华民族历史反思的一部分。”认同对这种“文革”新的阐释表示批评，至少是保持一种距离。正如作者在其后所述，“对于无论是哪一个时期的历史，无论是哪一方面的现象，在说出我们考察、了解的事实和意见的同时，记住还有‘哑然无言’的大多数，总是有好处的。” 作为研究者，如何切入历史？尤其是自己即是亲历者、“过来人”，如何处理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如何处理那段历史中的“自己”？我们常常将其概括为“历史化”，似乎通过这三个字即可达到完全的冷静、“客观”，然而谈何容易？在访谈中，作者坦言回到历史情境的艰难：“既要有个人经验的积极介入，也要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对自我的立场、经验有警惕性的反思。离开个体经验和自我意识的加入，论述可能会成为无生命之物，成为悬空之物，但过度的投入、取代，对象也可能在‘自我’之中迷失，‘历史’成为主体的自我映照。”这让我想起程光炜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当代文学考证中的“感情视角”》，其中也谈到类似的观点。“道理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一到具体考证工作的操作的层面上，问题就发生了”，“作为与所叙述的‘历史’还保持着‘同步状态’的人来说，完全从叙述中挪走‘感情视角’是不现实的”。即使作为历史的“后来者”，处于“非同步状态”，也不可能完全去除“感情视角”。我倒更倾向于认同程先生的做法，在研究中稍微多带那么一点点感情，这样的学术才有与自身的血脉联系，也才有感染力，尽管这可能会伤害到学术的客观性。这个“度”的拿捏只能是研究者自己具体去体会，去把握。个中得失，如人饮水，也只有研究者自知。
在这方面，洪先生做了很好的示范。对于周扬、秦兆阳、张光年、林默涵、邵荃麟等人在历史中的种种表现，如“不老实”“两面派”等，书中理解他们的艰难抉择与苦衷，给予了更多的宽容与体谅，“自然与地位、权力等有關，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有着为探求事物真相而出现的犹豫、矛盾和分裂”。作者也更多地看到他们在极端年代里的闪光点，如从冯雪峰、邵荃麟、张光年的检讨、交代材料中，“看到他们在逆境中可能保持的自尊，尽可能叙述事实真相的态度。他们也批判自己，但更多是谈论事实本身；既没有竭力将责任推给他人，也没有将难堪的骂名加在自己头上讨得宽恕。”对于那一代文化官员对文学事业的执着，学识和艺术感觉的水准，努力在有限空间里争取文学的理想前景的焦虑和责任心，作者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诚如赵园先生在文章中赞许洪先生的品质，“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对于一些原则性的大是大非，洪先生还是有他的坚持。要避免简单的道德批判，不是说不需要道德批判。在《“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的最后一节“并非多余的话”，洪老师说：“所处的境遇也许相似，但人与人之间确有不同。我们也不应该将这种高下的差异轻易抹平。”
《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这篇文章很重要，作者在自序中用了整整一段话来解释要重复放置的原因，并说它也可以看作本书的“代序”。在文中，作者很坦诚地回顾了自己“文革”期间的表现，尤其是参与了几次批判的经历，这并不容易。作者在这里“不想去抽象谈论记忆的性质，也不想放到伦理的层面讨论”，他在自我剖析后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讨论“文革”精神和语言的“简化”倾向，这种简化的另一方面是一切的“本质只对勇气却不对观看开显”，发展到后期，语词成为姿态性口号，甚或沦为呓语，成为表演。在这里，作者并没有轻易放过自我，而是以“持续焦灼”的自我作为分析对象，去揭示历史的“本质”，从而反思历史，因为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真理只会让人认识到某种程度，——端看人多大程度‘勉强’自己去面对真理。”
最后，让我们重新回到书名《材料与注释》，这里显露出对于材料的重视，这对于学界的导向是有作用的。在访谈中，洪老师指出当下文学史研究中，“理论崇拜在我们这里还是很强大。有时候，教学、学术研究不是从事实本身，从复杂的材料入手来提出问题，重视考察、研究的对象自身的丰富复杂经验，而是引用某种权威理论作为大前提，然后搜索、列举几个事例加以论证。这样，历史事实、情境被肢解了，失去原来那种丰富性，遗漏了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对象本身内部的差异，细节成为一种填充物。”而与之并存的是史料学的尴尬地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史料学研究并不是特别受重视，甚至可以说是比较边缘的。这种情况在近几年有所改观。正如洪先生在华东师大的演讲中与陈子善先生开玩笑，说是“风水轮流转”，史料学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今年以来，从南到北关于史料学的重要会议就有好几次，如4月8日至10日在长沙理工大学召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17日至18日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年谱与新文学研究的经典化”学术论坛。此后《文艺争鸣》刊发了一组讨论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的文章，引起很大反响。《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杂志创刊号即将于下半年出版。这是否意味着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兴起？当代文学历经六十多年，已到沉淀下来整理与研究史料的时候了，同时随着当代文学当事人的年事已高，甚至不少已经过世，史料的保存、整理与研究日益显出其紧迫性。在学术方法上，大家也逐渐认识到单纯依靠和引进某种理论“漂浮物”是不够的，因之，就像吴秀明先生早在2012年一篇文章中提出的那样：“现在提出并强调对文献史料的重视则可说是研究的又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它表明当代文学研究在经过十余年的酝酿积蓄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面临着一种新的艰难而又美丽的蜕变，有望在整体学术水平和层次上有一个大的提升。”这种转移与提升正在加速进行中，《材料与注释》或也可视为这种趋势的征候之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