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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一生治经史之学，著作颇丰，但他曾告诉儿子蒙默，自己学问最深处，恰恰是不著一字的宋明理学。“理学不是拿来讲的，是拿来躬身实践的。”今天，当着记者，四川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蒙默，还能一字不差地回忆起父亲的原话。
蒙默说，父亲指导研究生，上来先是两句话。第一句引陆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条：“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蒙文通以教书为业，却曾两次遭遇未被大学续聘的尴尬。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他在历史系任教年余，却始终未去文学院院长胡适家拜访过一次，因而被同事钱穆称为“此亦稀有之事也”。据说此事弄得胡适难堪，以致置北大隋唐史无人授课一事于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而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转至天津一女师任教，与“领导”交往依然如故。
另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在四川大学，由于学阀玩弄手腕，蒙文通未被文学院续聘。但一干学生倾倒于他的学识，请求他继续授课。他说：“我可以不拿钱，但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于是让愿意上课的学生到自己家里，继续传授。
蒙文通深得理学“活泼”之旨。他曾“摆龙门阵”，用自己的名字幽过一默。“我原来叫蒙‘文通’；解放以后就有点儿蒙‘欠通’，说我这里也不对头，那里也不对头；后来干脆就变成了蒙‘不通’；现在好像是蒙‘又通’了。”
这段话说在上世纪60年代初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之后，蒙文通一度以为自己“又通”了。但他最后毕竟还是“不通”，在接下来的“文革”中被批斗，关进牛棚，受折磨后旋即病卒。
曾经有川大学生回忆蒙先生：“先生身材不高，体态丰盈，美髯垂胸，两眼炯炯有神，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之风。”
他讲课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不带讲稿，有时仅携一纸数十字的提要放在讲台上，但从来不看，遇风吹走了也不管；第二是不理会下课钟，听而不闻，照讲不误，每每等到下堂课的教师到了教室门口，才哈哈大笑而去。
他的考试也颇有趣味，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由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掏钱招待吃茶。
蒙文通曾对蒙默讲，自己对问学者知无不言，就像钟，“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他的学生常晚上登门问学，他总是热情接待，有问必答，侃侃而谈。夜深，学生告辞，他常不准走，令再谈一阵，等他燃过两根抽水烟的纸捻后才放行。
若白天登门问学，他多半邀对方去家隔壁的茶馆，一边吃茶，一边讲学，一边操着带些盐亭土腔的四川话得意地说：“你在茶馆里头听到我讲的，在课堂上不一定听得到喔。”
他的学生吴天墀说：“先生豁达大度，不拘小节，行乎自然，喜交朋友，社会上三教九流，一视同仁，所以有不少和尚、道士跟他有交情。喜欢上街坐茶馆，和人作海阔天空的闲谈，也爱邀熟人上餐馆小吃一顿。”
另一位学生隗瀛涛回忆说，一次，遇见蒙先生坐三轮车去学校。蒙先生一眼看见他后高声喊道：“隗先生（对他的戏称），我家有四川近代史资料，你快来看了写文章。我的文章发表了可以上耀华餐厅（成都著名的西餐厅），你的发表了也可以吃一顿回锅肉嘛！”
蒙文通爱听川戏，戏园子里好多人都认识这位“蒙先生”。他又好酒，据蒙默说，父亲喝黄酒至少有一两斤的量。
许多学者都曾慕名到成都拜访蒙文通，交往过后，他们往往发出这样的感叹：“读先生的书，以为只是一个恂恂儒者，没想到先生还这么豪迈。”
你该知道的
蒙文通（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四川省盐亭县石牛庙乡人。近代“蜀学”传人，经史大师。从20世纪20年代起先后执教于重庆府联中、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成都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文如其人，任教期间，蒙文通不仅学术迥异于人，而且脾性也有刚气。蒙文通先生数十年未离讲席，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材，可谓桃李遍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蒙文通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和学部委员。此期蒙文通犹喜撰述从未被人注意的思想家，辨其本源，考其流变，进而论其在历史中的影响，同期而地域、传说的注重较前期大为提高。在巴蜀史的研究中，蒙文通的研究也贯穿了他由经人史、经史兼治的学风。这里，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作为史学家，蒙文通先生怀着维护中华民族崇高利益的责任感，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时间，写成了一部考论古代百越民族史的专著《越史丛考》。这是一部充溢着实实在在的爱国精神的书，它的成就标志着我国古民族史研究的新水平。此外，还有《古地甄微》《儒学五论》《道书辑校十种》《巴蜀古史论述》 《先秦少数民族研究》等专著和学术论文数十篇。他在古代历史、古代地理、古代民族、古代学术、古代宗教等很多领域都给后人留下了十分丰硕的成果。此外还有数十万字遗稿尚待整理刊布。
蒙文通的教育是在国学大师的精心指教下进行的，他早年受业于清末国学大师廖平与刘师培，从研究传统的经学开始了他漫长的学术生涯，后来又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问佛学与古代学术思想。蒙文通先生最重要的史学思想是“通观达识，明其流变”，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史学家的任务，在于指出历史变化的痕迹，揭示发展的原因。在实践上蒙文通先生注重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去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
蒙文通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及古代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了一生，造诣很深，成就甚高。蒙文通先生佛学造诣也很高，据云是朱德老师能海上师的继承人之一。
1968年，蒙文通撰完《越史丛考》的初稿后便与世长辞，享年74岁。长眠于山清水秀的长松寺公墓。
蒙默说，父亲指导研究生，上来先是两句话。第一句引陆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条：“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蒙文通以教书为业，却曾两次遭遇未被大学续聘的尴尬。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他在历史系任教年余，却始终未去文学院院长胡适家拜访过一次，因而被同事钱穆称为“此亦稀有之事也”。据说此事弄得胡适难堪，以致置北大隋唐史无人授课一事于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而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转至天津一女师任教，与“领导”交往依然如故。
另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在四川大学，由于学阀玩弄手腕，蒙文通未被文学院续聘。但一干学生倾倒于他的学识，请求他继续授课。他说：“我可以不拿钱，但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于是让愿意上课的学生到自己家里，继续传授。
蒙文通深得理学“活泼”之旨。他曾“摆龙门阵”，用自己的名字幽过一默。“我原来叫蒙‘文通’；解放以后就有点儿蒙‘欠通’，说我这里也不对头，那里也不对头；后来干脆就变成了蒙‘不通’；现在好像是蒙‘又通’了。”
这段话说在上世纪60年代初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之后，蒙文通一度以为自己“又通”了。但他最后毕竟还是“不通”，在接下来的“文革”中被批斗，关进牛棚，受折磨后旋即病卒。
曾经有川大学生回忆蒙先生：“先生身材不高，体态丰盈，美髯垂胸，两眼炯炯有神，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之风。”
他讲课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不带讲稿，有时仅携一纸数十字的提要放在讲台上，但从来不看，遇风吹走了也不管；第二是不理会下课钟，听而不闻，照讲不误，每每等到下堂课的教师到了教室门口，才哈哈大笑而去。
他的考试也颇有趣味，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由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掏钱招待吃茶。
蒙文通曾对蒙默讲，自己对问学者知无不言，就像钟，“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他的学生常晚上登门问学，他总是热情接待，有问必答，侃侃而谈。夜深，学生告辞，他常不准走，令再谈一阵，等他燃过两根抽水烟的纸捻后才放行。
若白天登门问学，他多半邀对方去家隔壁的茶馆，一边吃茶，一边讲学，一边操着带些盐亭土腔的四川话得意地说：“你在茶馆里头听到我讲的，在课堂上不一定听得到喔。”
他的学生吴天墀说：“先生豁达大度，不拘小节，行乎自然，喜交朋友，社会上三教九流，一视同仁，所以有不少和尚、道士跟他有交情。喜欢上街坐茶馆，和人作海阔天空的闲谈，也爱邀熟人上餐馆小吃一顿。”
另一位学生隗瀛涛回忆说，一次，遇见蒙先生坐三轮车去学校。蒙先生一眼看见他后高声喊道：“隗先生（对他的戏称），我家有四川近代史资料，你快来看了写文章。我的文章发表了可以上耀华餐厅（成都著名的西餐厅），你的发表了也可以吃一顿回锅肉嘛！”
蒙文通爱听川戏，戏园子里好多人都认识这位“蒙先生”。他又好酒，据蒙默说，父亲喝黄酒至少有一两斤的量。
许多学者都曾慕名到成都拜访蒙文通，交往过后，他们往往发出这样的感叹：“读先生的书，以为只是一个恂恂儒者，没想到先生还这么豪迈。”
你该知道的
蒙文通（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四川省盐亭县石牛庙乡人。近代“蜀学”传人，经史大师。从20世纪20年代起先后执教于重庆府联中、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成都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文如其人，任教期间，蒙文通不仅学术迥异于人，而且脾性也有刚气。蒙文通先生数十年未离讲席，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材，可谓桃李遍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蒙文通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和学部委员。此期蒙文通犹喜撰述从未被人注意的思想家，辨其本源，考其流变，进而论其在历史中的影响，同期而地域、传说的注重较前期大为提高。在巴蜀史的研究中，蒙文通的研究也贯穿了他由经人史、经史兼治的学风。这里，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作为史学家，蒙文通先生怀着维护中华民族崇高利益的责任感，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时间，写成了一部考论古代百越民族史的专著《越史丛考》。这是一部充溢着实实在在的爱国精神的书，它的成就标志着我国古民族史研究的新水平。此外，还有《古地甄微》《儒学五论》《道书辑校十种》《巴蜀古史论述》 《先秦少数民族研究》等专著和学术论文数十篇。他在古代历史、古代地理、古代民族、古代学术、古代宗教等很多领域都给后人留下了十分丰硕的成果。此外还有数十万字遗稿尚待整理刊布。
蒙文通的教育是在国学大师的精心指教下进行的，他早年受业于清末国学大师廖平与刘师培，从研究传统的经学开始了他漫长的学术生涯，后来又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问佛学与古代学术思想。蒙文通先生最重要的史学思想是“通观达识，明其流变”，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史学家的任务，在于指出历史变化的痕迹，揭示发展的原因。在实践上蒙文通先生注重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去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
蒙文通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及古代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了一生，造诣很深，成就甚高。蒙文通先生佛学造诣也很高，据云是朱德老师能海上师的继承人之一。
1968年，蒙文通撰完《越史丛考》的初稿后便与世长辞，享年74岁。长眠于山清水秀的长松寺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