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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连潘石屹也没想到，自己在微博上发起的一个简单的投票活动，会如巨石投湖，激起如此之大的涟漪，余波甚至在十几天后，撼动了一项使用长达16年的国家标准。而这项国家标准，与过山车一样的房价走势无关，只与空气有关。
2011年11月的第一周，雾霾在初冬北京的出现频率达到了高潮。6日，潘石屹在自己拥有740万粉丝的微博上发起了一个投票活动，想了解一下有多少博友支持引入美国的空气检测标准。之所以产生这样看似“不务正业“的念头，只不过因为他有了和绝大多数北京人一样的困惑：为什么自己感受到的空气污染程度，要比环保局公布的说法严重得多？
紧接着，创新工场CEO李开复、作家洪晃等一众知名人士参与投票讨论，而后几天内，几万人的投票量彻底燃爆了关于“标准”的话题，也让一个叫PM2.5的新名词深入人心。作为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可以被人吸入肺内的颗粒物，PM2.5对人体的危害很大，却一直游离于国内空气质量监测范围之外，让公众陷入了深深的迷惑不解之中。
这次空气质量标准的讨论不断发酵并非个案，近一段时间以来，因“标准”困局而发生的或负面事件呈现频发态势，除去人人可恼的雾霾，还有“中国乳品标准全球最差标准，标准制定被大企业所左右”，“中国问题石膏板放毒在美遭起诉”，“铅含量超标，美国最大玩具公司召回在华产品”……似乎都在给公众强化这样一个认识：国内标准=较低标准。按照此等标准发布的数据，生产出的产品、往往暗藏风险，品质堪忧。
迟来，未必意味着完善
实际上，使用一套相对陈旧或指标值较低的标准体系，在国内很多行业领域内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截至到2012年，陷入非议漩涡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就已经使用近16年，1982年发布后，在1996年进行了部分修改后一直施行。距离最近的一次微调也是11年前的事了。日前，国家环保总局官方网站正在征求意见。而这次标准的修订也可能是幅度调整最大的一次，其中是否把PM2.5正式列为强制监测项目，则备受人们的关注。
相对于提升缓慢的空气质量标准，在普通人看来，刚刚开始实施的《生鲜牛乳收购标准》（即新国标）则更有荒诞的意味，居然出现关键性标准比原标准还降低的怪事。有参与标准制订讨论会的奶业专家近日曝出，乳品新国标送审稿中菌落总数、蛋白质含量这两项关键性标准在国标出台前被“莫名”推翻，其中每克生乳菌落总数和每百克蛋白质的含量，与上版相比都有所下降，引得舆论哗然。
至于送审稿在哪个环节发生改动，为什么改动，专家们均表示不清楚。回忆起乳品新国标的制订过程，西部乳业协会执行副会长魏荣禄颇有些遗憾：“我至今也没有明白，反复讨论形成的送审稿，其中一些关键性标准，最后为什么会被推翻？”
有的行业标准在负面事件大规模爆发之前，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只有巨额经济损失已经铸成，痛定思痛，方才大规模细化提升标准要求。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美泰公司发现中国玩具涂料含铅成分过高，在全球范围内召回82.4万件中国生产的芭比玩具。
此前，美泰公司已经先后因其他原因两次进行大规模的玩具召回。在积累效用之下，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修改并于2007年8月20日试行了《出口玩具质量许可(注册登记)实施细则》。该规定要求实施出口质量许可的产品系列从原来的4类增加到11类，分别为布绒玩具、竹木玩具、塑胶玩具、乘骑玩具、童车、电玩具、纸制玩具、类似文具类玩具、软体造型玩具、弹射玩具和金属玩具。
“特殊国情”令人无奈
按照一些专家的观点，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里，相应的标准没有及时出台，会带来短时间的“无法可依”实属正常，主管机关完全可以有节奏地把控各项规范和标准的出台时机。标准的制定就是很严肃的事情，都会有个过程，某一时段的滞后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很多时候，裹挟着复杂社会因素和利益纠葛的“标准”，并不仅仅是“节奏把握”所能一言以蔽之的。
就拿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的PM2.5来说，它已在国内大城市徘徊了20多年，却一直未能纳入国家空气质量评价体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有部分城市对PM2.5进行“研究性监测”。但是，这些监测结果不能作为环保执法的依据。研究表明，在不包括PM2.5的空气污染指数下，中国70%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可以达标；如果将PM2.5纳入修订中的新国标，城市空气质量的合格率可能会下降到20%。显然，对PM2.5“知而不测”或发布所谓“空气质量达标”是没有任何价值，也是脱离公众主观感受的。
这一次面对严峻的大气复合污染状况，国标API（我国空气质量评价指数）将再次调整，臭氧（8小时浓度）和PM2.5都极可能被纳入新的评价体系——不过，真正开始的时间表排到了4年之后的2016年。主管单位之所以考虑缓进的深层次原因，不在于监测手段技术差距，而在于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平衡。
伴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机动车辆的增多，污染物排放和城市悬浮物大量增加，而产业升级与绿色经济转型无疑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不可逆的都市化进程中，PM2.5的数值监测看似简单，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为实现环保目标，而限制某些产业或机动车的发展，无疑会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引发其他社会问题，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怪圈之中。
当前施行的国内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分成由高到低的三级，并且不同区域分开执行，这无疑会造成对同一类保护对象执行不一致的标准，表现出对污染物在人体内长期堆积而引起的慢性危害重视程度不是很高，进而导致环境评价不公正出现，而WHO标准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标准则把被保护对象放在首位。可以想见，三级分设在标准设定者的初衷里，必然是考虑到照顾“特殊国情”的因素而做出的一些妥协，是不得不做的无奈之举。
在因标准之争屡遭重创的玩具产业领域也是如此。在占据了中国玩具出口约70%份额的广东省，中小企业是外贸接单生产的主力，如果在产业发展尚不完善时，将行业标准定的过高，必然导致大量无法达标的中小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综合平衡后的结果，往往是尚不完善的标准长期通行，积累问题一旦爆发，往往给从业企业沉重打击。
角色灰暗的利益相关者
标准之所以成为标准，就在于其是公正、科学与权威性的统一，然而，当标准出自某些自身尚且问题频发的利益相关者之手，其认定过程又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必然让人疑窦丛生。即便其标准本身真的公平合理，也会因缺乏程序正义而引来争议不断。
“巴氏奶标准初稿的起草单位是蒙牛乳业集团，生鲜乳标准由伊利集团起草，酸奶标准则由光明集团起草。” 中国奶业协会乳品工业委员会副主任曾寿瀛透露出的乳品新国标制定内情，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让人更无法理解的还有，送审稿提出的标准是每克生乳菌落不超过50万个、每百克生乳蛋白质不低于2.95克，而此后正式公布的方案，菌落放宽到200万个，蛋白质降低到2.8克。“从最受关注的两个指标之一——生鲜乳菌落数看，标准是‘明降暗升’”。广东省奶业协会秘书长陈三有说。农业部门1986年制定的《生鲜乳收购标准》（ＧＢ／Ｔ6914－86）将每毫升生乳中所含菌落总数分为50万、100万、200万、400万四个等级，最低标准是400万，最高标准是50万。而新国标则取消了分级，将菌落数标准调整为200万。
“国家标准意味着低于这个标准是不能收购的，如果按照规定，以前是每毫升菌落数高于400万个不收，而现在是高于200万不收，从这个理论意义上讲，新国标的标准是提高了。”陈三有说。 而另一个指标蛋白质含量，新国标将每100克生鲜乳中含有的蛋白质从2.95克调整为2.8克，标准的确是下降了。
依照卫生部2010年发布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问答》的解释：我国目前奶牛饲养中，粗饲料结构单一、优质饲草饲喂率低；绝大部分奶牛在5月至9月的炎热季节进入泌乳高峰期，其生乳蛋白质含量明显低于其他季节；蛋白质含量低于2.95克的常乳是客观存在的；有利于生乳质量安全监管。
这种说法本身存在着矛盾，相当于变相承认此前设定的2.95克的国标其根本无法完全达到，而这次修改只不过将一个低水准的实事以法规方式保证其合理性。甚至有人猜想，由于监管不到位，以前就已经有大量的不合格产品出现在市场上，现在不合格产品有了护身符。有专家表示，由于标准制定主体多元化、更新速度不够快、行业整体水平不高，确实存在国内部分标准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象。不过，内蒙古奶协秘书长那达木德却认为，“新国标”无损于民众健康，制定乳品标准要从客
【专家声音】
到底该不该委托
企业制定行业标准
专家简介：王丁棉，男，汉族，1955年4月出生。广东省奶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奶业年鉴》特邀编辑，中国奶业协会常务理事。
标准的制定，政府机关由于对行业不熟悉或不是很专业，故委托企业来代拟稿，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异议。由企业起好草交由政府再组织社会专家进行听证、论证，然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再进行反复的修改、完善，才可定稿并向外公布实施，这是基本的程序。当然，听证论证和修改的过程应听到包括消费者和养牛人的声音或意见，但新标淮的制定过程正缺少了消费者和奶农的参与。既缺乏了透明度，公平性也不够，民主化程度也不高。此外，标准的制定也应尽量与国际接轨，多参考国际标准。
虽然，新标准在出台前也循例走过一定的程序，但毕竟代起草企业有私心，加之邀请讨论的专家不完全是奶业内真正的专家，甚至连地方奶协的意见也不肯接受，结果，才导致该新标准存在那么多缺陷与不完善，甚至是激烈争论的地方。“据我所知，从起稿到定稿，当中的讨论会应开过好几次。但是，巴氏奶企业及其这方面的专家能参加的则寥寥无几，能参加的似乎是带有一点圈定性的。业内的曾寿瀛、魏荣禄等老专家也有幸参加过几次，但是他们上午谈成的东西，下午就被常温奶派推倒不算数，最终，他们的意见也得不到接纳。我在外围也提出过10条修改意见，也没有得到接纳，这包括对生鲜乳蛋白质含量在现阶段按分级设定的建议。”
观实际出发，而如果要达到该标准颁布前的要求，执行更高标准的话，会有70%的奶农将杀牛。
相关行业的利益是保护了，可如此标准的示范意义恐怕需要打个折扣，它正成为大型奶企以及产业上下游以“照顾国情”托词维持现状的借口。“国情固然要考虑，但是为了奶业有长远发展，乳品国标还是应该逐步和国际接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公共卫生应急检测关键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卢亦愚表示。乳品国标应该更加严格，即便不能立即达到国际标准，也应该逐步向其靠拢，尤其是制定了国标之后，对国标实施的监管更为重要，对违法者必须加大处罚力度。这客观上对奶牛饲养、生乳收购、乳品参与国际竞争都有积极意义。
绝非包治百病的神药
在很多场合下，新标准的出台意味着更优的行业规范与广阔的发展机会。刚出台不久的《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1部分：通用要求》等四项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国家标准，似乎给多年来雷声大雨点小的电动汽车行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与奶业、空气质量等标准体系的确立过程相比较，它表面上没有过多利益博弈的色彩。标准内容也主要指向汽车整车和电网建设的连接装置，力图建立统一标准，结束各个领域、各个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各自为战、互不兼容的乱局。不过，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姜克隽看来，这个美好初衷的实现前景，并不太乐观，依照他的观点“行业发展最大的绊脚石，不是标准的缺失，而是缺少关键技术的突破。”
“纯电动车将成为未来的主攻方向，其核心的三大部件：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和电动控制系统的核心技术还属低水平，远未达到节能和安全运行的程度。国内至今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技术可供国家推广。目前发展比较好的比亚迪，电动车百公里耗22度电，与汽油车能耗是差不多的，实际并不节能。而国产车提高续航能力，靠的是增加电池数量，这样就算不上是技术了。”
另外，他认为，国内车企的短视行为也不会因为质量标准的出现而发生太大的改变。目前很多企业都在用铁锂电池，它比全锂电池的造价要便宜很多，但是能量密度也低得多，体积还大，单位重量的储能差距很大，只是因为成本低就被广泛应用。所以，“技术水平的差距是他们无法形成成熟产品占领市场的根本原因”。
据了解，目前市面上已经推出的电动车，仅仅是在试运行。而反馈结果上看，这些示范车辆，其维护成本非常之高，比较尴尬的事实是，即使把国家补贴款给了购车企业，企业也往往不敢购买，因为车辆返修的成本很可能高于补贴款。而外资品牌的新能源汽车，“按照其有序的发展路线，在坚实的技术积累基础上，不久的将来即能实现充一次电行驶800公里的目标，车百公里的电耗不到10度，这将大大甩开与国内企业的差距。”姜克隽说。看来，新国标只是为化解行业内部电网配套与兼容的难题提供了思路而已。
阳光下的评判
树欲静而风不止，近几个月来，诸多朝热夕冷的“社会热点”迅速成为昨日黄花，可各种有关“标准”的讨论却未见降温。那些或艰深难懂或通俗明了的规章条文，突然从公众生活的模糊背景中凸显出来，成为每一个人获取可靠生活必须品与内心安全感的重要保证。无论在任何一个产业领域，一份真正集思广益、科学、负责的标准，都理应成为企业提高产品品质或服务的源动力和维护公众权益、确保产品安全的有力武器。
然而，现实的吊诡之处在于“标准”常常偏离它该有的本来面目，成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实现利益与关系平衡的工具，涂抹上太多密室交易的色彩。有时它让不合理的一切，披上了合理的外衣，给忽视百姓福祉的行为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有时，它又寄托了无法承担的目标任务，让一厢情愿的憧憬变成了纸上空谈。
当下中国的标准之困，不仅在于使用最高标准的科学规范与社会经济发展难于协调，更在于缺乏透明公开的标准研讨制定程序，也缺乏对公众知情权的真正尊重。鉴于各种各样的“隐情”广泛存在，标准制定者、利益相关者更习惯于对关键性数据进行有选择的披露，或干脆进行有意无意的误导，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仅仅让新出台标准本身不完善的风险增大，更让一个原本科学合理的标准承受不必要的质疑。
毋庸置疑，将标准制定的全过程置于阳光之下，是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
【解析】
中外空气质量标准
究竟有何不同
具体指标各不同
纵观各国制订的环境空气标准，PM10（直径在10微米以下的颗粒物），SO2（二氧化硫），NO2（二氧化氮），CO（一氧化碳）和Pb（铅）等仍是绝大多数国家共同控制的污染物，一些发达国家增加了PM2.5项目，并有增加苯、重金属等污染物的趋势。我国目前不得不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对这几种污染物的浓度做出限定。关于PM2.5项目，WHO和一些发达国家已把PM2.5作为核心监测指标进行长期监测。我国尚无对PM2.5的检测和限值标准。这与我国国情和对于健康耐受性的理解重视程度不同有关。
限值设定差异大
分析表明，中国一级标准中的各项主要污染物浓度限值在国际上是较为严格的，基本上与WHO指导标准的相应值持平。二级标准浓度限值都较WHO准则宽松。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CO浓度限值较为严格，NO2 和SO2处于中间水平，PM10和Pb较为宽松。
统计方法存不足
国内外经验表明，科学而严格的管理是进一步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有效保障。中国未规定污染物达标的统计要求，更没有具体的环境质量标准实施要求，相对放宽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达标的统计要求是指规定在一定时间内以一定的统计方式获得的污染物平均浓度水平不能超标的次数，即时间标准。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未设置任何达标的统计要求，而美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在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对多项污染物提出了达标的统计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监控力度的作用．由于中国没有设置该种限制方式，虽然很多污染物相应取值时间下的浓度均值不超标，但如果标准中也明确规定类似的达标统计要求，超标现象可能会较为严重。
2011年11月的第一周，雾霾在初冬北京的出现频率达到了高潮。6日，潘石屹在自己拥有740万粉丝的微博上发起了一个投票活动，想了解一下有多少博友支持引入美国的空气检测标准。之所以产生这样看似“不务正业“的念头，只不过因为他有了和绝大多数北京人一样的困惑：为什么自己感受到的空气污染程度，要比环保局公布的说法严重得多？
紧接着，创新工场CEO李开复、作家洪晃等一众知名人士参与投票讨论，而后几天内，几万人的投票量彻底燃爆了关于“标准”的话题，也让一个叫PM2.5的新名词深入人心。作为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可以被人吸入肺内的颗粒物，PM2.5对人体的危害很大，却一直游离于国内空气质量监测范围之外，让公众陷入了深深的迷惑不解之中。
这次空气质量标准的讨论不断发酵并非个案，近一段时间以来，因“标准”困局而发生的或负面事件呈现频发态势，除去人人可恼的雾霾，还有“中国乳品标准全球最差标准，标准制定被大企业所左右”，“中国问题石膏板放毒在美遭起诉”，“铅含量超标，美国最大玩具公司召回在华产品”……似乎都在给公众强化这样一个认识：国内标准=较低标准。按照此等标准发布的数据，生产出的产品、往往暗藏风险，品质堪忧。
迟来，未必意味着完善
实际上，使用一套相对陈旧或指标值较低的标准体系，在国内很多行业领域内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截至到2012年，陷入非议漩涡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就已经使用近16年，1982年发布后，在1996年进行了部分修改后一直施行。距离最近的一次微调也是11年前的事了。日前，国家环保总局官方网站正在征求意见。而这次标准的修订也可能是幅度调整最大的一次，其中是否把PM2.5正式列为强制监测项目，则备受人们的关注。
相对于提升缓慢的空气质量标准，在普通人看来，刚刚开始实施的《生鲜牛乳收购标准》（即新国标）则更有荒诞的意味，居然出现关键性标准比原标准还降低的怪事。有参与标准制订讨论会的奶业专家近日曝出，乳品新国标送审稿中菌落总数、蛋白质含量这两项关键性标准在国标出台前被“莫名”推翻，其中每克生乳菌落总数和每百克蛋白质的含量，与上版相比都有所下降，引得舆论哗然。
至于送审稿在哪个环节发生改动，为什么改动，专家们均表示不清楚。回忆起乳品新国标的制订过程，西部乳业协会执行副会长魏荣禄颇有些遗憾：“我至今也没有明白，反复讨论形成的送审稿，其中一些关键性标准，最后为什么会被推翻？”
有的行业标准在负面事件大规模爆发之前，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只有巨额经济损失已经铸成，痛定思痛，方才大规模细化提升标准要求。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美泰公司发现中国玩具涂料含铅成分过高，在全球范围内召回82.4万件中国生产的芭比玩具。
此前，美泰公司已经先后因其他原因两次进行大规模的玩具召回。在积累效用之下，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修改并于2007年8月20日试行了《出口玩具质量许可(注册登记)实施细则》。该规定要求实施出口质量许可的产品系列从原来的4类增加到11类，分别为布绒玩具、竹木玩具、塑胶玩具、乘骑玩具、童车、电玩具、纸制玩具、类似文具类玩具、软体造型玩具、弹射玩具和金属玩具。
“特殊国情”令人无奈
按照一些专家的观点，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里，相应的标准没有及时出台，会带来短时间的“无法可依”实属正常，主管机关完全可以有节奏地把控各项规范和标准的出台时机。标准的制定就是很严肃的事情，都会有个过程，某一时段的滞后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很多时候，裹挟着复杂社会因素和利益纠葛的“标准”，并不仅仅是“节奏把握”所能一言以蔽之的。
就拿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的PM2.5来说，它已在国内大城市徘徊了20多年，却一直未能纳入国家空气质量评价体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有部分城市对PM2.5进行“研究性监测”。但是，这些监测结果不能作为环保执法的依据。研究表明，在不包括PM2.5的空气污染指数下，中国70%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可以达标；如果将PM2.5纳入修订中的新国标，城市空气质量的合格率可能会下降到20%。显然，对PM2.5“知而不测”或发布所谓“空气质量达标”是没有任何价值，也是脱离公众主观感受的。
这一次面对严峻的大气复合污染状况，国标API（我国空气质量评价指数）将再次调整，臭氧（8小时浓度）和PM2.5都极可能被纳入新的评价体系——不过，真正开始的时间表排到了4年之后的2016年。主管单位之所以考虑缓进的深层次原因，不在于监测手段技术差距，而在于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平衡。
伴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机动车辆的增多，污染物排放和城市悬浮物大量增加，而产业升级与绿色经济转型无疑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不可逆的都市化进程中，PM2.5的数值监测看似简单，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为实现环保目标，而限制某些产业或机动车的发展，无疑会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引发其他社会问题，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怪圈之中。
当前施行的国内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分成由高到低的三级，并且不同区域分开执行，这无疑会造成对同一类保护对象执行不一致的标准，表现出对污染物在人体内长期堆积而引起的慢性危害重视程度不是很高，进而导致环境评价不公正出现，而WHO标准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标准则把被保护对象放在首位。可以想见，三级分设在标准设定者的初衷里，必然是考虑到照顾“特殊国情”的因素而做出的一些妥协，是不得不做的无奈之举。
在因标准之争屡遭重创的玩具产业领域也是如此。在占据了中国玩具出口约70%份额的广东省，中小企业是外贸接单生产的主力，如果在产业发展尚不完善时，将行业标准定的过高，必然导致大量无法达标的中小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综合平衡后的结果，往往是尚不完善的标准长期通行，积累问题一旦爆发，往往给从业企业沉重打击。
角色灰暗的利益相关者
标准之所以成为标准，就在于其是公正、科学与权威性的统一，然而，当标准出自某些自身尚且问题频发的利益相关者之手，其认定过程又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必然让人疑窦丛生。即便其标准本身真的公平合理，也会因缺乏程序正义而引来争议不断。
“巴氏奶标准初稿的起草单位是蒙牛乳业集团，生鲜乳标准由伊利集团起草，酸奶标准则由光明集团起草。” 中国奶业协会乳品工业委员会副主任曾寿瀛透露出的乳品新国标制定内情，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让人更无法理解的还有，送审稿提出的标准是每克生乳菌落不超过50万个、每百克生乳蛋白质不低于2.95克，而此后正式公布的方案，菌落放宽到200万个，蛋白质降低到2.8克。“从最受关注的两个指标之一——生鲜乳菌落数看，标准是‘明降暗升’”。广东省奶业协会秘书长陈三有说。农业部门1986年制定的《生鲜乳收购标准》（ＧＢ／Ｔ6914－86）将每毫升生乳中所含菌落总数分为50万、100万、200万、400万四个等级，最低标准是400万，最高标准是50万。而新国标则取消了分级，将菌落数标准调整为200万。
“国家标准意味着低于这个标准是不能收购的，如果按照规定，以前是每毫升菌落数高于400万个不收，而现在是高于200万不收，从这个理论意义上讲，新国标的标准是提高了。”陈三有说。 而另一个指标蛋白质含量，新国标将每100克生鲜乳中含有的蛋白质从2.95克调整为2.8克，标准的确是下降了。
依照卫生部2010年发布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问答》的解释：我国目前奶牛饲养中，粗饲料结构单一、优质饲草饲喂率低；绝大部分奶牛在5月至9月的炎热季节进入泌乳高峰期，其生乳蛋白质含量明显低于其他季节；蛋白质含量低于2.95克的常乳是客观存在的；有利于生乳质量安全监管。
这种说法本身存在着矛盾，相当于变相承认此前设定的2.95克的国标其根本无法完全达到，而这次修改只不过将一个低水准的实事以法规方式保证其合理性。甚至有人猜想，由于监管不到位，以前就已经有大量的不合格产品出现在市场上，现在不合格产品有了护身符。有专家表示，由于标准制定主体多元化、更新速度不够快、行业整体水平不高，确实存在国内部分标准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象。不过，内蒙古奶协秘书长那达木德却认为，“新国标”无损于民众健康，制定乳品标准要从客
【专家声音】
到底该不该委托
企业制定行业标准
专家简介：王丁棉，男，汉族，1955年4月出生。广东省奶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奶业年鉴》特邀编辑，中国奶业协会常务理事。
标准的制定，政府机关由于对行业不熟悉或不是很专业，故委托企业来代拟稿，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异议。由企业起好草交由政府再组织社会专家进行听证、论证，然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再进行反复的修改、完善，才可定稿并向外公布实施，这是基本的程序。当然，听证论证和修改的过程应听到包括消费者和养牛人的声音或意见，但新标淮的制定过程正缺少了消费者和奶农的参与。既缺乏了透明度，公平性也不够，民主化程度也不高。此外，标准的制定也应尽量与国际接轨，多参考国际标准。
虽然，新标准在出台前也循例走过一定的程序，但毕竟代起草企业有私心，加之邀请讨论的专家不完全是奶业内真正的专家，甚至连地方奶协的意见也不肯接受，结果，才导致该新标准存在那么多缺陷与不完善，甚至是激烈争论的地方。“据我所知，从起稿到定稿，当中的讨论会应开过好几次。但是，巴氏奶企业及其这方面的专家能参加的则寥寥无几，能参加的似乎是带有一点圈定性的。业内的曾寿瀛、魏荣禄等老专家也有幸参加过几次，但是他们上午谈成的东西，下午就被常温奶派推倒不算数，最终，他们的意见也得不到接纳。我在外围也提出过10条修改意见，也没有得到接纳，这包括对生鲜乳蛋白质含量在现阶段按分级设定的建议。”
观实际出发，而如果要达到该标准颁布前的要求，执行更高标准的话，会有70%的奶农将杀牛。
相关行业的利益是保护了，可如此标准的示范意义恐怕需要打个折扣，它正成为大型奶企以及产业上下游以“照顾国情”托词维持现状的借口。“国情固然要考虑，但是为了奶业有长远发展，乳品国标还是应该逐步和国际接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公共卫生应急检测关键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卢亦愚表示。乳品国标应该更加严格，即便不能立即达到国际标准，也应该逐步向其靠拢，尤其是制定了国标之后，对国标实施的监管更为重要，对违法者必须加大处罚力度。这客观上对奶牛饲养、生乳收购、乳品参与国际竞争都有积极意义。
绝非包治百病的神药
在很多场合下，新标准的出台意味着更优的行业规范与广阔的发展机会。刚出台不久的《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1部分：通用要求》等四项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国家标准，似乎给多年来雷声大雨点小的电动汽车行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与奶业、空气质量等标准体系的确立过程相比较，它表面上没有过多利益博弈的色彩。标准内容也主要指向汽车整车和电网建设的连接装置，力图建立统一标准，结束各个领域、各个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各自为战、互不兼容的乱局。不过，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姜克隽看来，这个美好初衷的实现前景，并不太乐观，依照他的观点“行业发展最大的绊脚石，不是标准的缺失，而是缺少关键技术的突破。”
“纯电动车将成为未来的主攻方向，其核心的三大部件：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和电动控制系统的核心技术还属低水平，远未达到节能和安全运行的程度。国内至今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技术可供国家推广。目前发展比较好的比亚迪，电动车百公里耗22度电，与汽油车能耗是差不多的，实际并不节能。而国产车提高续航能力，靠的是增加电池数量，这样就算不上是技术了。”
另外，他认为，国内车企的短视行为也不会因为质量标准的出现而发生太大的改变。目前很多企业都在用铁锂电池，它比全锂电池的造价要便宜很多，但是能量密度也低得多，体积还大，单位重量的储能差距很大，只是因为成本低就被广泛应用。所以，“技术水平的差距是他们无法形成成熟产品占领市场的根本原因”。
据了解，目前市面上已经推出的电动车，仅仅是在试运行。而反馈结果上看，这些示范车辆，其维护成本非常之高，比较尴尬的事实是，即使把国家补贴款给了购车企业，企业也往往不敢购买，因为车辆返修的成本很可能高于补贴款。而外资品牌的新能源汽车，“按照其有序的发展路线，在坚实的技术积累基础上，不久的将来即能实现充一次电行驶800公里的目标，车百公里的电耗不到10度，这将大大甩开与国内企业的差距。”姜克隽说。看来，新国标只是为化解行业内部电网配套与兼容的难题提供了思路而已。
阳光下的评判
树欲静而风不止，近几个月来，诸多朝热夕冷的“社会热点”迅速成为昨日黄花，可各种有关“标准”的讨论却未见降温。那些或艰深难懂或通俗明了的规章条文，突然从公众生活的模糊背景中凸显出来，成为每一个人获取可靠生活必须品与内心安全感的重要保证。无论在任何一个产业领域，一份真正集思广益、科学、负责的标准，都理应成为企业提高产品品质或服务的源动力和维护公众权益、确保产品安全的有力武器。
然而，现实的吊诡之处在于“标准”常常偏离它该有的本来面目，成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实现利益与关系平衡的工具，涂抹上太多密室交易的色彩。有时它让不合理的一切，披上了合理的外衣，给忽视百姓福祉的行为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有时，它又寄托了无法承担的目标任务，让一厢情愿的憧憬变成了纸上空谈。
当下中国的标准之困，不仅在于使用最高标准的科学规范与社会经济发展难于协调，更在于缺乏透明公开的标准研讨制定程序，也缺乏对公众知情权的真正尊重。鉴于各种各样的“隐情”广泛存在，标准制定者、利益相关者更习惯于对关键性数据进行有选择的披露，或干脆进行有意无意的误导，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仅仅让新出台标准本身不完善的风险增大，更让一个原本科学合理的标准承受不必要的质疑。
毋庸置疑，将标准制定的全过程置于阳光之下，是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
【解析】
中外空气质量标准
究竟有何不同
具体指标各不同
纵观各国制订的环境空气标准，PM10（直径在10微米以下的颗粒物），SO2（二氧化硫），NO2（二氧化氮），CO（一氧化碳）和Pb（铅）等仍是绝大多数国家共同控制的污染物，一些发达国家增加了PM2.5项目，并有增加苯、重金属等污染物的趋势。我国目前不得不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对这几种污染物的浓度做出限定。关于PM2.5项目，WHO和一些发达国家已把PM2.5作为核心监测指标进行长期监测。我国尚无对PM2.5的检测和限值标准。这与我国国情和对于健康耐受性的理解重视程度不同有关。
限值设定差异大
分析表明，中国一级标准中的各项主要污染物浓度限值在国际上是较为严格的，基本上与WHO指导标准的相应值持平。二级标准浓度限值都较WHO准则宽松。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CO浓度限值较为严格，NO2 和SO2处于中间水平，PM10和Pb较为宽松。
统计方法存不足
国内外经验表明，科学而严格的管理是进一步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有效保障。中国未规定污染物达标的统计要求，更没有具体的环境质量标准实施要求，相对放宽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达标的统计要求是指规定在一定时间内以一定的统计方式获得的污染物平均浓度水平不能超标的次数，即时间标准。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未设置任何达标的统计要求，而美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在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对多项污染物提出了达标的统计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监控力度的作用．由于中国没有设置该种限制方式，虽然很多污染物相应取值时间下的浓度均值不超标，但如果标准中也明确规定类似的达标统计要求，超标现象可能会较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