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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山东，她学习了两套教材，认识了两拨同学，仿佛走上两条平行的命运轨道。
刚刚经历完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考验——高考，高三女孩宋毛毛（化名）心里沉甸甸的。即将离开山东和两年里朝夕相处的同学、老师，她万分不舍。
时间回溯到两年前，因自已没有北京户口，宋毛毛只身来到山东省济宁一中。对她而言，那是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陪伴她的只有孤独和压力。
从北京到山东，她学习了两套教材，认识了两拨同学，仿佛走上两条平行的命运轨道。高考结束，宋毛毛回到北京，回到她从小生活的地方，“这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辗转京鲁
当宋毛毛在考场挥汗如雨时，考场外的父母却思绪万千。1999年，刚满4岁的宋毛毛随父母来到北京。母亲焦怀玲与父亲宋有国在这里打拼着梦想，宋毛毛则同别的北京孩子一样，上小学、读初中、升高中。唯一不同的是，她没有北京户口。
直到2011年，宋毛毛平静的生活发生了转折，她不能在自已就读的学校——北京市通州三中参加高考。摆在她面前的人生道路异常艰难，她和家人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留在北京碰运气，还是回山东老家完成学业。
依照《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参加高考的学生只能在其户籍地报考。这也意味着，为了参加高考，宋毛毛必须回到那个自己从来没有生活过的“故乡”。
宋毛毛的遭遇并非个案。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现有流动人口2.6亿。在其背后，是5800万留守儿童和2700万随迁子女。而每一个随迁子女，都有一段辛酸的升学故事。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2011年春节后，焦怀玲把女儿送回山东读书，尽管她心里清楚，山东的高考录取分数比北京高很多，且竞争相当激烈。
回老家后，焦怀玲夫妇费了很大功夫才找到学校——山东济宁一中。由于就近没有可依靠的亲人，找学校时焦怀玲只好自己一家家跑，期间还需毛毛本人多次到场。由于正值高考复习的关键阶段，两地奔波使全家人在路上消耗了大量时间，这给焦怀玲夫妇和宋毛毛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尽管如此，宋毛毛还算幸运。在北京，来自陕西、宁夏、新疆等地的学生遭遇了新的门槛。从2005年起，为了制止高考移民现象，教育部出台文件，要求高考“学籍、户籍”双认定。虽然大部分省份的生源不受“双认定”限制，但回老家办理报名手续，需要转学籍、开会考证明等材料，十分繁琐。
失利之后
济宁一中是一所寄宿制高中，距宋毛毛熟悉的北京600公里。在离高考仅剩3个月的时间里，她一方面要努力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要承受高强度的学习压力。由于当地老师普通话不标准，在北京长大的她上课很吃力。
一开始，焦怀玲听到女儿的抱怨并未太在意。由于她和丈夫忙于工作，回山东看女儿的时间很少，因此两代人渐渐缺少沟通。直到后来，焦怀玲发现孩子性格有了些许变化。“不爱说话，不爱笑，爱发呆。”
就这样，宋毛毛迎来了2011年全国高考。
宋毛毛在北京通州三中读书时成绩优异，在班里成绩一直保持前五名，若在北京高考，上重点大学没有问题。但在山东，在重重压力下，宋毛毛高考失利了，情绪十分低落。
在此之前，两地“求考”的经历让宋毛毛印象颇深。“想在北京高考，北京给出的理由是必须有北京户籍。回到山东，那边的答复竟然是‘你没在我们这里念初中，不能给你办学籍’。”
如果没有学籍，宋毛毛只能以“社会招生”的名义考试，不能参加各大院校的自主招生；即使分数和其他考生相同，大学也会优先录取他们。
宋毛毛告诉母亲，这种户籍学籍“双捆绑”政策，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来。调整好状态后，自尊心很强的宋毛毛毅然决定复读。
为了全心全意照顾女儿，父亲宋有国辞去北京的工作，返回山东照顾女儿的生活起居，扮演起“全职爸爸”的角色。
“孩子一直想回北京读大学，但估计考上北京的好大学比较难。”焦怀玲说，她现在最担心的是孩子因为高考而受打击，“尤其是跟北京的同学相比，成绩差不多，但是别人能上好大学，毛毛却没有机会。”
重新出发
2011年7月初，在父亲的陪伴下，宋毛毛回到山东济宁一中继续复读。父亲无微不至的照顾，让她舒心许多。
复读的压力远比首次高考大得多，宋毛毛默默承受着她这个花样年纪本不该承受的痛，可是她知道，自已必须学会接受这一切。压力转为动力，她慢慢开始习惯山东的教学，适应了学校生活，还结交了新朋友。
山东是异地高考第一个“破冰”的省份。在其近期出台的政策里，明确规定从2014年起，凡在山东省“高中阶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就地报名参加高考。但目前看来，这项变革并不能改变宋毛毛的命运。
女儿高考失利后，焦怀玲加入到异地考生家长联盟，开始四处奔波。在地铁旁、商场前组织外地考生家长联合签名，希望以此呼吁教育部门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我的女儿是赶不上了，但是还有很多孩子等不起啊。”
金淑是焦怀玲的朋友，她的女儿于1997年在北京出生，现为北京市和平街一中高二学生。北京的异地高考政策仍是未知数，而女儿今年11月份就要高考报名。时间紧迫，金淑和孩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留京还是回黑龙江？金淑选择冒险一搏。“我们想等待政策出台，甚至可以让女儿留级，只要她能在京参加高考。”
为了推动北京市高考户籍限制政策的松动，焦怀玲和金淑每月都向教育部和北京市委呼吁，至今未得到实质性回应。最后一搏，金淑其实没有胜算的把握，“实在不行就只能把孩子送出国。”
出国，是许多随迁子女的一根“救命稻草”，但高额的费用远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金淑算了笔帐：申请学校时需要支付数十万元手续费，每年学费大概是10万元，再加上孩子的日常开支，一个孩子出国留学的费用接近100万元。
重要的是，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在出国之后能否成材，也成为摆在家长面前的一道思考题。
转眼间，2012年高考已经结束，宋毛毛也再一次经历了高考的洗礼。她知道，山东是公认的高考“最难”省份之一，今年的报名人数达到69.2万，居全国第二。她还知道，这一次，她依然没有回头路可走。
走出考场，宋毛毛奔向父母。焦怀玲和丈夫什么也没问，但眉宇间透出的焦急还是被敏感的女儿捕捉到了。宋毛毛知道父母的心思，笑着牵起父母的手说：“咱们回家。”
“终于考完了，可以带着女儿回北京，不用再因想念女儿而整夜失眠。”焦怀玲喜极而泣，“以后女儿想在哪儿上大学我都支持她，只要她开心地成长。”
刚刚经历完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考验——高考，高三女孩宋毛毛（化名）心里沉甸甸的。即将离开山东和两年里朝夕相处的同学、老师，她万分不舍。
时间回溯到两年前，因自已没有北京户口，宋毛毛只身来到山东省济宁一中。对她而言，那是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陪伴她的只有孤独和压力。
从北京到山东，她学习了两套教材，认识了两拨同学，仿佛走上两条平行的命运轨道。高考结束，宋毛毛回到北京，回到她从小生活的地方，“这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辗转京鲁
当宋毛毛在考场挥汗如雨时，考场外的父母却思绪万千。1999年，刚满4岁的宋毛毛随父母来到北京。母亲焦怀玲与父亲宋有国在这里打拼着梦想，宋毛毛则同别的北京孩子一样，上小学、读初中、升高中。唯一不同的是，她没有北京户口。
直到2011年，宋毛毛平静的生活发生了转折，她不能在自已就读的学校——北京市通州三中参加高考。摆在她面前的人生道路异常艰难，她和家人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留在北京碰运气，还是回山东老家完成学业。
依照《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参加高考的学生只能在其户籍地报考。这也意味着，为了参加高考，宋毛毛必须回到那个自己从来没有生活过的“故乡”。
宋毛毛的遭遇并非个案。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现有流动人口2.6亿。在其背后，是5800万留守儿童和2700万随迁子女。而每一个随迁子女，都有一段辛酸的升学故事。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2011年春节后，焦怀玲把女儿送回山东读书，尽管她心里清楚，山东的高考录取分数比北京高很多，且竞争相当激烈。
回老家后，焦怀玲夫妇费了很大功夫才找到学校——山东济宁一中。由于就近没有可依靠的亲人，找学校时焦怀玲只好自己一家家跑，期间还需毛毛本人多次到场。由于正值高考复习的关键阶段，两地奔波使全家人在路上消耗了大量时间，这给焦怀玲夫妇和宋毛毛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尽管如此，宋毛毛还算幸运。在北京，来自陕西、宁夏、新疆等地的学生遭遇了新的门槛。从2005年起，为了制止高考移民现象，教育部出台文件，要求高考“学籍、户籍”双认定。虽然大部分省份的生源不受“双认定”限制，但回老家办理报名手续，需要转学籍、开会考证明等材料，十分繁琐。
失利之后
济宁一中是一所寄宿制高中，距宋毛毛熟悉的北京600公里。在离高考仅剩3个月的时间里，她一方面要努力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要承受高强度的学习压力。由于当地老师普通话不标准，在北京长大的她上课很吃力。
一开始，焦怀玲听到女儿的抱怨并未太在意。由于她和丈夫忙于工作，回山东看女儿的时间很少，因此两代人渐渐缺少沟通。直到后来，焦怀玲发现孩子性格有了些许变化。“不爱说话，不爱笑，爱发呆。”
就这样，宋毛毛迎来了2011年全国高考。
宋毛毛在北京通州三中读书时成绩优异，在班里成绩一直保持前五名，若在北京高考，上重点大学没有问题。但在山东，在重重压力下，宋毛毛高考失利了，情绪十分低落。
在此之前，两地“求考”的经历让宋毛毛印象颇深。“想在北京高考，北京给出的理由是必须有北京户籍。回到山东，那边的答复竟然是‘你没在我们这里念初中，不能给你办学籍’。”
如果没有学籍，宋毛毛只能以“社会招生”的名义考试，不能参加各大院校的自主招生；即使分数和其他考生相同，大学也会优先录取他们。
宋毛毛告诉母亲，这种户籍学籍“双捆绑”政策，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来。调整好状态后，自尊心很强的宋毛毛毅然决定复读。
为了全心全意照顾女儿，父亲宋有国辞去北京的工作，返回山东照顾女儿的生活起居，扮演起“全职爸爸”的角色。
“孩子一直想回北京读大学，但估计考上北京的好大学比较难。”焦怀玲说，她现在最担心的是孩子因为高考而受打击，“尤其是跟北京的同学相比，成绩差不多，但是别人能上好大学，毛毛却没有机会。”
重新出发
2011年7月初，在父亲的陪伴下，宋毛毛回到山东济宁一中继续复读。父亲无微不至的照顾，让她舒心许多。
复读的压力远比首次高考大得多，宋毛毛默默承受着她这个花样年纪本不该承受的痛，可是她知道，自已必须学会接受这一切。压力转为动力，她慢慢开始习惯山东的教学，适应了学校生活，还结交了新朋友。
山东是异地高考第一个“破冰”的省份。在其近期出台的政策里，明确规定从2014年起，凡在山东省“高中阶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就地报名参加高考。但目前看来，这项变革并不能改变宋毛毛的命运。
女儿高考失利后，焦怀玲加入到异地考生家长联盟，开始四处奔波。在地铁旁、商场前组织外地考生家长联合签名，希望以此呼吁教育部门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我的女儿是赶不上了，但是还有很多孩子等不起啊。”
金淑是焦怀玲的朋友，她的女儿于1997年在北京出生，现为北京市和平街一中高二学生。北京的异地高考政策仍是未知数，而女儿今年11月份就要高考报名。时间紧迫，金淑和孩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留京还是回黑龙江？金淑选择冒险一搏。“我们想等待政策出台，甚至可以让女儿留级，只要她能在京参加高考。”
为了推动北京市高考户籍限制政策的松动，焦怀玲和金淑每月都向教育部和北京市委呼吁，至今未得到实质性回应。最后一搏，金淑其实没有胜算的把握，“实在不行就只能把孩子送出国。”
出国，是许多随迁子女的一根“救命稻草”，但高额的费用远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金淑算了笔帐：申请学校时需要支付数十万元手续费，每年学费大概是10万元，再加上孩子的日常开支，一个孩子出国留学的费用接近100万元。
重要的是，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在出国之后能否成材，也成为摆在家长面前的一道思考题。
转眼间，2012年高考已经结束，宋毛毛也再一次经历了高考的洗礼。她知道，山东是公认的高考“最难”省份之一，今年的报名人数达到69.2万，居全国第二。她还知道，这一次，她依然没有回头路可走。
走出考场，宋毛毛奔向父母。焦怀玲和丈夫什么也没问，但眉宇间透出的焦急还是被敏感的女儿捕捉到了。宋毛毛知道父母的心思，笑着牵起父母的手说：“咱们回家。”
“终于考完了，可以带着女儿回北京，不用再因想念女儿而整夜失眠。”焦怀玲喜极而泣，“以后女儿想在哪儿上大学我都支持她，只要她开心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