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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09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中指出，目前全球约有1/6的饥饿人口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他们以小农户生产模式为主，栽培的作物因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高达40%。
同样的损失也发生在中国。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病虫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近500亿斤，而农民在植物病虫害防治方面却存在各种误区。农药和化肥的过度使用已成为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自体来源，其背后则是农技推广难以跨越的“最后一公里”。
如何让植物获得智慧、减少病虫害威胁，其核心是让农民智慧地培植农作物。
来自CABI的调研
5月19日，国内首家“植物诊所”在广西兴安县开诊。开诊当天，来自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CABI）的万敏，目睹了农民对于农技的迫切需求。“一位30公里外的种植大户带着他的染病作物样本，特意赶来见我们的专家。”作为CABI北京代表处的项目协调员，她参与了“植物诊所”建立的整个过程。
包括中国在内，CABI已经在全世界22个国家开展了“植物智慧”项目，以期构建一个全球病虫害防治系统。“植物诊所”是项目内容之一，其二是为植物医师及农民提供百科全书式服务的“知识库”。
为使“植物智慧”项目更适合中国的水土，CABI做了大量前期调研。结果显示，类似“庄稼医院”、“植物医院”的项目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在中国出现，但大部分已经停办。而农技推广从乡镇至农民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依旧突出。
一般而言，如果出现病虫害问题，80%的农民首先想到去农药商店求助。用农药解决问题很简单，但不一定能对症下药，且容易造成农药残留和环境污染。
此外，由于机制不畅，很多农民有时会直接向县植保站寻求帮助，但很少去乡农技服务中心。“有些村民甚至不知道乡农技服务中心可以解决病虫害防治问题。”
为说明建立植物诊所的必要，CABI“植物健康系统”主任Eric Boa博士绘制了两个“植物健康系统图”。在第一份图表中，有与植物健康相关的农民、农资供应、管理、科研、推广等环节，但只是一个单向的循环结构，彼此间缺乏互动及沟通。
而在第二份图表中，CABI展示了一份理想的植物健康系统图。“植物诊所”这一环节位于系统图的中心位置，且与各个环节均有连接、互动，成为农技转化的关键一步。
记者走访过程中发现，“植物诊所”得到了农民的意向支持。与在乡级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设置的固定“植物诊所”相比，农民更希望诊所是移动的，能够深入到田间地头服务。有的农民建议，植物诊所应该在4—11月期间每月至少开诊两次，在农作物病虫害高发季节最好每周开诊一次。
为了使更多的农民了解“植物诊所”，万敏和同事们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在每个村子的显眼处张贴了宣传海报。由于兴安“植物诊所”开诊当天有CABI英国中心的“洋博士”前来坐诊，许多农民都慕名而来。
不一样的植物医生
2012年，在农业部的支持下，CABI分别与北京市植保站、广西兴安县农业局植保站成为合作伙伴，首批在中国建立了9个试点“植物诊所”。如果试点运行效果良好， “植物诊所”项目则有可能在全国进一步推广，这也为CABI做好中国本土化的服务预留了时间。
建立“植物诊所”，首先要做的就是培养植物医生。目前，北京、广西两地共培训了27名医师，其中广西10人，北京17人。这些医师大多是拥有多年植保经验的基层农技人员，有的来自植保站，有的来自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有的曾是农民田间学校的辅导员。
那么，这些植物医生与传统的农技人员有何区别？Eric Boa博士认为，传统培训只针对当地常见的病虫害进行，针对性很强，但知识面相对较窄。“我们想跳出来。比如一种病虫害出现，即使植物医生没有见过，也能根据症状把问题诊断到某类病害或虫害里，缩小盲目试药的范围。”
而在培训过程中，非化学防治一直是CABI向医师们强调的。遇到病例，医师不能首先想到农药，而要更多地考虑生物防治、耕种措施和物理防治。即使使用化学农药，也要尽量选择低毒的和专一性强的。
培训的另一项内容，则是要求植物医生了解当地农民能够获取哪些农药。项目把一些诊所设在农药店旁，希望农民在诊所获得了正确指导后，再去买合适的农药。
在“植物诊所”，医师会为每一株植物的病情填写“处方记录笺”。上边记录有植物的发育阶段、受害部位、首次发病时间、作物受害比重、症状、田间分布等。当了解到所有相关情况后，医师会在下方填写诊断结果及防治建议。所有诊断信息会自动生成电子数据。
“生成电子数据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方便我们对医师的工作进行管理与考核；二是可以了解当地病虫害情况，配合植保站进行防治工作。”
然而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的几家“植物诊所”仅在每周四上午开诊，能否满足农民的农技需求，还有待考量。
万敏对此的解释是，CABI目前在世界其他国家设立的“植物诊所”，也遵循每周一次或每两周一次的开诊时间。“我们的医师都是兼职的。如果每天开诊，人力、物力的消耗会很大。我们的宗旨就是用最小的投入，让本身已有的体系深入到农民中。”
理想中的“植物诊所”
在全球其他较为完善的“植物智慧”项目中，CABI将已经积累了100年的知识库分享给农民、植物医生、科研机构及大学，成为“植物诊所”的有效支撑。
在知识库中，使用者可以根据植物病情在数据库平台上进行自我诊断。比如谷穗腐烂，植物医生可以在谷穗分类中查找腐烂症状，与图例进行对比；初步确定病虫害原因后可以点击防治方法，来自世界范围的相关防治方法就会呈现在使用者面前。
这些数据一方面来自CABI之前的知识积累，另一些则来自其他相关国际研究机构，如国际水稻研究所和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遗憾的是，这个知识库目前是全英文的，中国用户、尤其是农民尚无法使用。
“国内相关单位目前对‘植物诊所’和知识库比较感兴趣，但CABI的百年知识积累不是短时间就能转化为中文的。框架搭建很容易，但背后的数据支撑十分复杂。”万敏告诉记者，国内目前采取的方法是，率先选择一两种作物建立数据库。
此外，CABI还与中国农业部合作，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所建立了生物安全联合实验室，实验室由双方共同管理。诊所可以说是“植物智慧”的第一线。诊所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提交当地实验室；当地解决不了的再提交省级实验室；如果还不行，后边还有国家、国际级的实验室。所有实验室为诊所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除目前尚在推行试点的北京和广西外，CABI还计划在河南等平原地区开展项目。“北京是典型的都市型农业，广西是典型的山区型农业。由于资源有限，平原地区的试点工作有可能在明年推进。”
而无论是植物医生的培训，还是具体的合作方式，CABI与中国农业部目前尚处在积极探索中。“植物诊所”仅是中国农民培养植物智慧的第一步。
同样的损失也发生在中国。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病虫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近500亿斤，而农民在植物病虫害防治方面却存在各种误区。农药和化肥的过度使用已成为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自体来源，其背后则是农技推广难以跨越的“最后一公里”。
如何让植物获得智慧、减少病虫害威胁，其核心是让农民智慧地培植农作物。
来自CABI的调研
5月19日，国内首家“植物诊所”在广西兴安县开诊。开诊当天，来自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CABI）的万敏，目睹了农民对于农技的迫切需求。“一位30公里外的种植大户带着他的染病作物样本，特意赶来见我们的专家。”作为CABI北京代表处的项目协调员，她参与了“植物诊所”建立的整个过程。
包括中国在内，CABI已经在全世界22个国家开展了“植物智慧”项目，以期构建一个全球病虫害防治系统。“植物诊所”是项目内容之一，其二是为植物医师及农民提供百科全书式服务的“知识库”。
为使“植物智慧”项目更适合中国的水土，CABI做了大量前期调研。结果显示，类似“庄稼医院”、“植物医院”的项目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在中国出现，但大部分已经停办。而农技推广从乡镇至农民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依旧突出。
一般而言，如果出现病虫害问题，80%的农民首先想到去农药商店求助。用农药解决问题很简单，但不一定能对症下药，且容易造成农药残留和环境污染。
此外，由于机制不畅，很多农民有时会直接向县植保站寻求帮助，但很少去乡农技服务中心。“有些村民甚至不知道乡农技服务中心可以解决病虫害防治问题。”
为说明建立植物诊所的必要，CABI“植物健康系统”主任Eric Boa博士绘制了两个“植物健康系统图”。在第一份图表中，有与植物健康相关的农民、农资供应、管理、科研、推广等环节，但只是一个单向的循环结构，彼此间缺乏互动及沟通。
而在第二份图表中，CABI展示了一份理想的植物健康系统图。“植物诊所”这一环节位于系统图的中心位置，且与各个环节均有连接、互动，成为农技转化的关键一步。
记者走访过程中发现，“植物诊所”得到了农民的意向支持。与在乡级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设置的固定“植物诊所”相比，农民更希望诊所是移动的，能够深入到田间地头服务。有的农民建议，植物诊所应该在4—11月期间每月至少开诊两次，在农作物病虫害高发季节最好每周开诊一次。
为了使更多的农民了解“植物诊所”，万敏和同事们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在每个村子的显眼处张贴了宣传海报。由于兴安“植物诊所”开诊当天有CABI英国中心的“洋博士”前来坐诊，许多农民都慕名而来。
不一样的植物医生
2012年，在农业部的支持下，CABI分别与北京市植保站、广西兴安县农业局植保站成为合作伙伴，首批在中国建立了9个试点“植物诊所”。如果试点运行效果良好， “植物诊所”项目则有可能在全国进一步推广，这也为CABI做好中国本土化的服务预留了时间。
建立“植物诊所”，首先要做的就是培养植物医生。目前，北京、广西两地共培训了27名医师，其中广西10人，北京17人。这些医师大多是拥有多年植保经验的基层农技人员，有的来自植保站，有的来自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有的曾是农民田间学校的辅导员。
那么，这些植物医生与传统的农技人员有何区别？Eric Boa博士认为，传统培训只针对当地常见的病虫害进行，针对性很强，但知识面相对较窄。“我们想跳出来。比如一种病虫害出现，即使植物医生没有见过，也能根据症状把问题诊断到某类病害或虫害里，缩小盲目试药的范围。”
而在培训过程中，非化学防治一直是CABI向医师们强调的。遇到病例，医师不能首先想到农药，而要更多地考虑生物防治、耕种措施和物理防治。即使使用化学农药，也要尽量选择低毒的和专一性强的。
培训的另一项内容，则是要求植物医生了解当地农民能够获取哪些农药。项目把一些诊所设在农药店旁，希望农民在诊所获得了正确指导后，再去买合适的农药。
在“植物诊所”，医师会为每一株植物的病情填写“处方记录笺”。上边记录有植物的发育阶段、受害部位、首次发病时间、作物受害比重、症状、田间分布等。当了解到所有相关情况后，医师会在下方填写诊断结果及防治建议。所有诊断信息会自动生成电子数据。
“生成电子数据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方便我们对医师的工作进行管理与考核；二是可以了解当地病虫害情况，配合植保站进行防治工作。”
然而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的几家“植物诊所”仅在每周四上午开诊，能否满足农民的农技需求，还有待考量。
万敏对此的解释是，CABI目前在世界其他国家设立的“植物诊所”，也遵循每周一次或每两周一次的开诊时间。“我们的医师都是兼职的。如果每天开诊，人力、物力的消耗会很大。我们的宗旨就是用最小的投入，让本身已有的体系深入到农民中。”
理想中的“植物诊所”
在全球其他较为完善的“植物智慧”项目中，CABI将已经积累了100年的知识库分享给农民、植物医生、科研机构及大学，成为“植物诊所”的有效支撑。
在知识库中，使用者可以根据植物病情在数据库平台上进行自我诊断。比如谷穗腐烂，植物医生可以在谷穗分类中查找腐烂症状，与图例进行对比；初步确定病虫害原因后可以点击防治方法，来自世界范围的相关防治方法就会呈现在使用者面前。
这些数据一方面来自CABI之前的知识积累，另一些则来自其他相关国际研究机构，如国际水稻研究所和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遗憾的是，这个知识库目前是全英文的，中国用户、尤其是农民尚无法使用。
“国内相关单位目前对‘植物诊所’和知识库比较感兴趣，但CABI的百年知识积累不是短时间就能转化为中文的。框架搭建很容易，但背后的数据支撑十分复杂。”万敏告诉记者，国内目前采取的方法是，率先选择一两种作物建立数据库。
此外，CABI还与中国农业部合作，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所建立了生物安全联合实验室，实验室由双方共同管理。诊所可以说是“植物智慧”的第一线。诊所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提交当地实验室；当地解决不了的再提交省级实验室；如果还不行，后边还有国家、国际级的实验室。所有实验室为诊所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除目前尚在推行试点的北京和广西外，CABI还计划在河南等平原地区开展项目。“北京是典型的都市型农业，广西是典型的山区型农业。由于资源有限，平原地区的试点工作有可能在明年推进。”
而无论是植物医生的培训，还是具体的合作方式，CABI与中国农业部目前尚处在积极探索中。“植物诊所”仅是中国农民培养植物智慧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