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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无事，有时也看看香港凤凰台的专栏节目《李敖有话说》。李敖几次提起别人称他为“大师”，他说：“看，称我为大师。”但听起来，别人称他为“大师”，似有戏谑的味道，而他自己倒是很认真地自认为是“大师”的。
学贵专精。李敖是哪一门的“大师”呢?
李敖在台湾大学读的是历史系，他遇事都讲究拿出证据来。搞历史必搞考证。他大概就是史学“大师”和考据学“大师”吧。
我们且看他拿出来的是些什么样的证据。
1896年10月，一生为革命奔走辛劳的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驻英使馆诱捕，准备偷运回国处决。后经其师康德黎多方营救，清使馆才被迫释放孙中山。李敖说，孙中山在清政府驻英使馆曾跪地求饶，证据是该使馆的一位官员的文章中如是说。
考据之学，以清代为最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三章列指其“特色”有十，其三云：
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李敖提出的只是孤证，而且这个孤证是政治的敌对方面提供的，那就更应谨慎对待了。虽无反证，最多也只能“姑存之”，怎么就能贸然作为“定说”呢?
鲁迅的杂文集《热风》，收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录》二十七篇。李敖说，其中有一篇是周作人写的，鲁迅把它收进自己的杂文集了。证据是周作人晚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如是说。
鲁迅的《准风月谈》收入瞿秋白的《王道诗话》和《出卖灵魂的秘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从未听说《热风》中收有周作人的短评。这又是孤证。周氏兄弟早期志趣大致相同，后来在文学和政治上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周作人在抗战中还屈身事敌，当了汉奸。他的一封信怎么就能作为“定说”呢?
李敖说，1927年，鲁迅被蔡元培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三百元，定期支付四十九个月，共计一万四千七百元，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两。
这一次李敖没有拿出“证据”来。但证据是有的，那就是发表在2000年《新华文摘》第三期上陈明远的文章《鲁迅一生挣多少钱?——文化人经济生活》。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受聘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三百元，支付四十九个月，共计一万四千七百元，按照当时的黄金价格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两，这些数字都有了。李敖在引用这些材料的时候，按照通例，是应该说明出处的；但他没有说，难免让人感到遗憾。还是在《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三章中，梁启超所列清代朴学(即考据学)“特色”之六云：“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大不德”，这就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人品问题了。
李敖说，台湾有人说他搞的是“游戏史学”。从上面他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又岂止“游戏”而已。
另一样使李敖颇感自得的是他的文学创作。他说，只写短篇小说算不得文学家，文学家应该有长篇小说。因此，鲁迅不能算文学家，李敖有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当然就是文学家了。不论质量，只看长度，这是衡量文学作品最简单的办法。，它不需要任何学识，只要会数字数就行了。我这篇小文，字数将超过前后《赤壁赋》。如果我说，我是文学家，苏东坡算不得文学家，这不让人笑掉牙么?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907页论述台湾当代文学创作，历数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陈映真、王拓、王祯和、杨直矗、黄春明、琼瑶之名，就是未提李敖，更不说《北京法源寺》了。在谈到白先勇的时候，该书只说他的《台北人》“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并未提他的长篇小说《孽子》，而《台北人》只是十四个短篇小说组成的集子。可见小说并非只以长度取胜，而是以“艺术水平”论高下的。鲁迅的短篇小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又岂是《北京法源寺》所能企及的?
识字，看似与学问无关，但可说是做一切学问的起点。从未见有不识字的学者。李敖号称“大师”，读错的字音却不少，真可谓白(别)字连篇。例如，道行(音横)，误读为道行(音形)；扁(音偏)舟，误读为扁(音匾)舟(他还开玩笑说：“陈水扁的船。”)。洋泾浜(音帮)，误读为洋泾滨；平上(音赏)去人，误读为平上(音尚)去入；衣(音义)锦还乡，误读为衣(音依)锦还乡；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读音的正误，牵涉到对字义的理解。道行(音横)，指僧道修行的功夫，可引申为技能本领，道行(音形)又是何义呢?船有大小之别，扁(音偏)意为狭小，扁舟，小船也。扁(音匾)舟又是什么样的船呢?浜为小河沟，滨乃水边之义，两者岂可混淆?上(音赏)为汉语四声之一，上(音尚)乃方位词，汉语四声与方位何干?衣(音义)是动词，意为穿。《论语·雍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衣(音义)锦还乡，旧指富贵后穿锦绣之衣回乡，向亲友乡里夸耀。衣(音依)是名词，古时上为衣，下为裳。《诗经·邶风·绿衣》：“绿衣黄裳。”亦泛指衣裳。《论语·里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锦也是名词，指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或以此类丝织品做的衣裳。
做学问离不开读书，但信马由缰、漫无边际地读书，则非治学之道。李敖说话中广征博引，仿佛一个饱学之士，其实与学问完全搭不上边。老子日：“知者不博，搏者不知。”此之谓也。李敖于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迄无多大成就，如此读书，或为其原因之一。
看《李敖有话说》，得知李敖是很推崇毛泽东的。临末，抄录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与李敖“大师”共勉：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本文编辑：谭宗远)
学贵专精。李敖是哪一门的“大师”呢?
李敖在台湾大学读的是历史系，他遇事都讲究拿出证据来。搞历史必搞考证。他大概就是史学“大师”和考据学“大师”吧。
我们且看他拿出来的是些什么样的证据。
1896年10月，一生为革命奔走辛劳的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驻英使馆诱捕，准备偷运回国处决。后经其师康德黎多方营救，清使馆才被迫释放孙中山。李敖说，孙中山在清政府驻英使馆曾跪地求饶，证据是该使馆的一位官员的文章中如是说。
考据之学，以清代为最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三章列指其“特色”有十，其三云：
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李敖提出的只是孤证，而且这个孤证是政治的敌对方面提供的，那就更应谨慎对待了。虽无反证，最多也只能“姑存之”，怎么就能贸然作为“定说”呢?
鲁迅的杂文集《热风》，收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录》二十七篇。李敖说，其中有一篇是周作人写的，鲁迅把它收进自己的杂文集了。证据是周作人晚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如是说。
鲁迅的《准风月谈》收入瞿秋白的《王道诗话》和《出卖灵魂的秘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从未听说《热风》中收有周作人的短评。这又是孤证。周氏兄弟早期志趣大致相同，后来在文学和政治上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周作人在抗战中还屈身事敌，当了汉奸。他的一封信怎么就能作为“定说”呢?
李敖说，1927年，鲁迅被蔡元培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三百元，定期支付四十九个月，共计一万四千七百元，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两。
这一次李敖没有拿出“证据”来。但证据是有的，那就是发表在2000年《新华文摘》第三期上陈明远的文章《鲁迅一生挣多少钱?——文化人经济生活》。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受聘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三百元，支付四十九个月，共计一万四千七百元，按照当时的黄金价格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两，这些数字都有了。李敖在引用这些材料的时候，按照通例，是应该说明出处的；但他没有说，难免让人感到遗憾。还是在《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三章中，梁启超所列清代朴学(即考据学)“特色”之六云：“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大不德”，这就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人品问题了。
李敖说，台湾有人说他搞的是“游戏史学”。从上面他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又岂止“游戏”而已。
另一样使李敖颇感自得的是他的文学创作。他说，只写短篇小说算不得文学家，文学家应该有长篇小说。因此，鲁迅不能算文学家，李敖有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当然就是文学家了。不论质量，只看长度，这是衡量文学作品最简单的办法。，它不需要任何学识，只要会数字数就行了。我这篇小文，字数将超过前后《赤壁赋》。如果我说，我是文学家，苏东坡算不得文学家，这不让人笑掉牙么?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907页论述台湾当代文学创作，历数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陈映真、王拓、王祯和、杨直矗、黄春明、琼瑶之名，就是未提李敖，更不说《北京法源寺》了。在谈到白先勇的时候，该书只说他的《台北人》“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并未提他的长篇小说《孽子》，而《台北人》只是十四个短篇小说组成的集子。可见小说并非只以长度取胜，而是以“艺术水平”论高下的。鲁迅的短篇小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又岂是《北京法源寺》所能企及的?
识字，看似与学问无关，但可说是做一切学问的起点。从未见有不识字的学者。李敖号称“大师”，读错的字音却不少，真可谓白(别)字连篇。例如，道行(音横)，误读为道行(音形)；扁(音偏)舟，误读为扁(音匾)舟(他还开玩笑说：“陈水扁的船。”)。洋泾浜(音帮)，误读为洋泾滨；平上(音赏)去人，误读为平上(音尚)去入；衣(音义)锦还乡，误读为衣(音依)锦还乡；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读音的正误，牵涉到对字义的理解。道行(音横)，指僧道修行的功夫，可引申为技能本领，道行(音形)又是何义呢?船有大小之别，扁(音偏)意为狭小，扁舟，小船也。扁(音匾)舟又是什么样的船呢?浜为小河沟，滨乃水边之义，两者岂可混淆?上(音赏)为汉语四声之一，上(音尚)乃方位词，汉语四声与方位何干?衣(音义)是动词，意为穿。《论语·雍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衣(音义)锦还乡，旧指富贵后穿锦绣之衣回乡，向亲友乡里夸耀。衣(音依)是名词，古时上为衣，下为裳。《诗经·邶风·绿衣》：“绿衣黄裳。”亦泛指衣裳。《论语·里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锦也是名词，指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或以此类丝织品做的衣裳。
做学问离不开读书，但信马由缰、漫无边际地读书，则非治学之道。李敖说话中广征博引，仿佛一个饱学之士，其实与学问完全搭不上边。老子日：“知者不博，搏者不知。”此之谓也。李敖于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迄无多大成就，如此读书，或为其原因之一。
看《李敖有话说》，得知李敖是很推崇毛泽东的。临末，抄录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与李敖“大师”共勉：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本文编辑：谭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