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宋代是我国传统绘画艺术走向鼎盛的时期，与此同时，中医药学在宋代也基本完成了自身体系的建构。在那些反映世间万象的宋代绘画作品中，包含着不少关乎医事活动的场景，解读这类作品，既能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宋代医学的发展情况，也能更好地欣赏和理解这些画作的丰富内涵。
采药人与中草药
《采薇图》又称《伯夷叔齐采薇图》，描绘的是周灭殷商之后，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避至首阳山采薇充饥，最后饿死的故事。历经北宋灭亡的画家李唐，在南宋复兴之际作《采薇图》，自有其褒贬深意。画面定格在二人采薇结束、席地交谈之时，虽然二人的生活艰苦困顿，但画家却很好地展现出伯夷、叔齐坚强乐观的一面。画中伯夷、叔齐所采之“薇”即今天的野豌豆，又名巢菜，在我国分布很广，其嫩苗可做野菜充饥，在《采薇图》中“薇”不是以野生状态出现的，而是被放置在筐篮中，地上还散落两把锄刀。“薇”除了作为一种可以充饥的植物外，还是一味中药材，它的全草可入药，其性味苦寒，有凉血清热之功效，用以主治温病、久热、阴虚发烧等病症。因此说，李唐在“无意间”为我们描绘了两位山间“采药人”的形象。
其实，在宋代绘画中“采药人”并不多见。据《宝绘录》记载，南宋宫廷画家马远曾绘有《云山采药图》，该画可能以唐人贾岛《寻隐者不遇》的诗意入画：“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可惜的是，此画已经失传。1974年，在山西省应县木塔第四层佛像背后的秘藏中意外发现一幅宋代《采药图》，这是目前可见的较早的“采药人”形象写真图。
南宋邓椿在《画继》中将绘画分为八门，其中之一是“蔬果药草”。与前代相比，《画继》将“药草”与“疏果”并列，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画科。从唐代的《新修本草》到北宋的《本草图经》，所有本草图像的绘制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借鉴、移植了绘画图式和技法，但其自身并未在艺术史上形成独立的画科。时至南宋，本草绘画从实用性图谱进入到绘画艺术殿堂，而《履巉岩本草》正是明证。
中草药经过辨析、采摘之后，还需要经过清洗晾晒和加工炮制等处理，才可以入药使用。在陕西省韩城市盘乐村发现的宋代古墓壁画中记录了中药材加工的情形。
壁画中除了墓主人之外，另有身形较小的九人分列墓主人两侧。左侧前排有一个盘腿坐姿的年轻男性，双手执杵，于臼中捣药。与捣药人相对的年轻男性蹲在地上，双手握着小箩，箩下有个稍大的药盘，似在把捣碎的草药过筛。左前排第三人为站着的年轻女性，她双手捧着带底座的浅色瓷碗，碗中可能是已經煎好的汤药。后排靠近方桌有一位站立男性，双手端着深色大盘，似正等待对面屏风后走出之人。桌上放有笔架、药葫芦和两本厚厚的书籍，估计应是药书。
右侧后方有一个方桌，桌上放满了药葫芦和药罐子。桌后有两人，其中一人身体略向前倾，目视对面之人手中的药书，他右手拿一个写着“白术”的药包，左手中也有一个写有“大黄”的药包。第二人身穿白色长袍，双手捧药书展示给举药包之人，书名为“北宋翰林医官使”王怀隐等人奉圣命编撰的《太平圣惠方》。总之，壁画中展现的应是宋代中药材加工炮制的情景，反映出墓主人的身份可能是药材作坊的主人或医生。 行医的医生们
在宋代，“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思想大行其道。唐代陆贽（宣公）被贬后著有医书《集验方》，南宋名臣、诗人杨万里评价说：“宣公之心，利天下而已。其用也，则医之以奏议；其不用也，则医之以方书。”对此，宋代文人士大夫们极为认同，陆游在自己的诗作中说：“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辛弃疾也说：“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宋代文人知医、通医蔚为风尚，他们既有仁民利國之心，也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儒医之名由此出现。在宋代很多重臣、名臣如掌禹锡、欧阳修、王安石、曾公亮、富弼、韩琦等都曾经整理古代医籍；许多人还著有医书，如司马光著《医问》、文彦博著《药准》、苏轼著《圣散子方》、沈括著《灵苑方》、陆游著《陆氏续集验方》等，其盛况历代少见。
曾担任过翰林学士的苏轼以博学多才著称于世，他在自己的文集中多次记载给人开方赠药的事例。例如，苏轼在《与袁彦方》中谈到治疗足疾的药方：“足疾惟威灵仙、牛膝二味为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药也。”他还提示说需要根据脏腑元气的虚实加减牛膝，用酒及开水服下，用药期间忌茶。元祐五年（1090年）春，由于旱涝灾害接连发生，杭州爆发严重疫情，手脚发凉、腹痛腹泻、发热恶寒的寒疫肆虐。就在医生们束手无策之际，时任杭州太守的苏轼开出了“圣散子方”。据《圣散子后序》记载：“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
东京汴梁是北宋中医药业最为发达的城市。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城中药铺众多，如报慈寺街有“百钟圆药铺”，旧曹门街有“李生菜小儿药铺”，保康门有“潘家黄芪丸”，出界北巷巷口有“宋家生药铺”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绘有“赵太丞家”医馆，医馆门前有两个高大的市招—“冲天坐招”，分别书写“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大理中丸医肠胃冷”，可见这家医馆擅长诊治酒食所伤的脾胃病并专营此类药物。在距离“赵太丞家”医馆不远的街道转角处，还有一个刘家药店，门前也竖着“刘家上色沉檀栋”药材招牌。上述这些药铺分别经营着生药、熟药，熟药铺中既有小儿药、脾胃药等专科药铺，也有如黄芪丸等专营某种药物的药铺，反映出宋代中医药行业兴盛发达且分工精细。
宋代绘画讲求写实的风格充溢在花鸟、人物等各类题材中，而李嵩更是宋代画家中技艺高超、“画法工细”的翘楚人物。仔细观察《骷髅幻戏图》中的骷髅形象，画家对人体骨骼的描绘非常细致，整具骷髅立体构架合理，其姿态符合力学原理，各部分骨骼之间比例精准，骨骼形态及关节衔接处均描绘的清楚明确，颅骨上各骨连结缝隙清晰可见。为了展现出骨骼的质感，画家在勾勒骷髅的线条时笔力硬朗，转折处顿挫分明，与图中描绘仕女小儿笔墨的光滑细腻、婉转流畅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可见，李嵩显然对人体骨骼十分了解。
早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广西地方官吏吴简就曾命医生和画工解剖死囚，绘制出我国最早的人体内脏解剖图—《欧希范五脏图》。至12世纪初期，北宋名医杨介又根据泗州（今安徽泗县）死囚尸体解剖绘制《存真图》，其中对于人体血液循环系统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观察和描绘，居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北宋官员朱肱也曾绘制特色鲜明的解剖图谱《内外二景图》，对后世的“经络图”影响很大。南宋法医学家宋慈在《洗冤集录》中记载了大量人体解剖、尸体检验和死伤鉴定等内容，并绘制有人体检验法式样图。这些都說明宋人已经掌握了相当程度的解剖学知识，对人体内部结构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除了人体解剖，南宋名医刘昉还在《幼幼新书》中绘制小儿指纹图，施发在《察病指南》中绘制数十种脉象图。这些形象化的图谱较文字描述更加直观，用来表述与指纹、脉象有关的医学原理，或者用来示教学习也十分方便。
毫无疑问，讲求“格物致知”、写实工整的宋代绘画为我们记录了宋代医事的种种情景，更为重要的是绘画艺术被用来绘制与中医有关的各种应用图谱，这不仅为中医药学的理论和技术提供了形态学基础，促进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丰富了传统绘画的题材与内涵，进一步增强了绘画艺术的实用性和艺术价值。这对于我国中医药学和绘画艺术的传承、发展都十分有意义。
采药人与中草药
《采薇图》又称《伯夷叔齐采薇图》，描绘的是周灭殷商之后，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避至首阳山采薇充饥，最后饿死的故事。历经北宋灭亡的画家李唐，在南宋复兴之际作《采薇图》，自有其褒贬深意。画面定格在二人采薇结束、席地交谈之时，虽然二人的生活艰苦困顿，但画家却很好地展现出伯夷、叔齐坚强乐观的一面。画中伯夷、叔齐所采之“薇”即今天的野豌豆，又名巢菜，在我国分布很广，其嫩苗可做野菜充饥，在《采薇图》中“薇”不是以野生状态出现的，而是被放置在筐篮中，地上还散落两把锄刀。“薇”除了作为一种可以充饥的植物外，还是一味中药材，它的全草可入药，其性味苦寒，有凉血清热之功效，用以主治温病、久热、阴虚发烧等病症。因此说，李唐在“无意间”为我们描绘了两位山间“采药人”的形象。
其实，在宋代绘画中“采药人”并不多见。据《宝绘录》记载，南宋宫廷画家马远曾绘有《云山采药图》，该画可能以唐人贾岛《寻隐者不遇》的诗意入画：“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可惜的是，此画已经失传。1974年，在山西省应县木塔第四层佛像背后的秘藏中意外发现一幅宋代《采药图》，这是目前可见的较早的“采药人”形象写真图。
南宋邓椿在《画继》中将绘画分为八门，其中之一是“蔬果药草”。与前代相比，《画继》将“药草”与“疏果”并列，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画科。从唐代的《新修本草》到北宋的《本草图经》，所有本草图像的绘制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借鉴、移植了绘画图式和技法，但其自身并未在艺术史上形成独立的画科。时至南宋，本草绘画从实用性图谱进入到绘画艺术殿堂，而《履巉岩本草》正是明证。
中草药经过辨析、采摘之后，还需要经过清洗晾晒和加工炮制等处理，才可以入药使用。在陕西省韩城市盘乐村发现的宋代古墓壁画中记录了中药材加工的情形。
壁画中除了墓主人之外，另有身形较小的九人分列墓主人两侧。左侧前排有一个盘腿坐姿的年轻男性，双手执杵，于臼中捣药。与捣药人相对的年轻男性蹲在地上，双手握着小箩，箩下有个稍大的药盘，似在把捣碎的草药过筛。左前排第三人为站着的年轻女性，她双手捧着带底座的浅色瓷碗，碗中可能是已經煎好的汤药。后排靠近方桌有一位站立男性，双手端着深色大盘，似正等待对面屏风后走出之人。桌上放有笔架、药葫芦和两本厚厚的书籍，估计应是药书。
右侧后方有一个方桌，桌上放满了药葫芦和药罐子。桌后有两人，其中一人身体略向前倾，目视对面之人手中的药书，他右手拿一个写着“白术”的药包，左手中也有一个写有“大黄”的药包。第二人身穿白色长袍，双手捧药书展示给举药包之人，书名为“北宋翰林医官使”王怀隐等人奉圣命编撰的《太平圣惠方》。总之，壁画中展现的应是宋代中药材加工炮制的情景，反映出墓主人的身份可能是药材作坊的主人或医生。 行医的医生们
在宋代，“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思想大行其道。唐代陆贽（宣公）被贬后著有医书《集验方》，南宋名臣、诗人杨万里评价说：“宣公之心，利天下而已。其用也，则医之以奏议；其不用也，则医之以方书。”对此，宋代文人士大夫们极为认同，陆游在自己的诗作中说：“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辛弃疾也说：“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宋代文人知医、通医蔚为风尚，他们既有仁民利國之心，也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儒医之名由此出现。在宋代很多重臣、名臣如掌禹锡、欧阳修、王安石、曾公亮、富弼、韩琦等都曾经整理古代医籍；许多人还著有医书，如司马光著《医问》、文彦博著《药准》、苏轼著《圣散子方》、沈括著《灵苑方》、陆游著《陆氏续集验方》等，其盛况历代少见。
曾担任过翰林学士的苏轼以博学多才著称于世，他在自己的文集中多次记载给人开方赠药的事例。例如，苏轼在《与袁彦方》中谈到治疗足疾的药方：“足疾惟威灵仙、牛膝二味为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药也。”他还提示说需要根据脏腑元气的虚实加减牛膝，用酒及开水服下，用药期间忌茶。元祐五年（1090年）春，由于旱涝灾害接连发生，杭州爆发严重疫情，手脚发凉、腹痛腹泻、发热恶寒的寒疫肆虐。就在医生们束手无策之际，时任杭州太守的苏轼开出了“圣散子方”。据《圣散子后序》记载：“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
东京汴梁是北宋中医药业最为发达的城市。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城中药铺众多，如报慈寺街有“百钟圆药铺”，旧曹门街有“李生菜小儿药铺”，保康门有“潘家黄芪丸”，出界北巷巷口有“宋家生药铺”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绘有“赵太丞家”医馆，医馆门前有两个高大的市招—“冲天坐招”，分别书写“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大理中丸医肠胃冷”，可见这家医馆擅长诊治酒食所伤的脾胃病并专营此类药物。在距离“赵太丞家”医馆不远的街道转角处，还有一个刘家药店，门前也竖着“刘家上色沉檀栋”药材招牌。上述这些药铺分别经营着生药、熟药，熟药铺中既有小儿药、脾胃药等专科药铺，也有如黄芪丸等专营某种药物的药铺，反映出宋代中医药行业兴盛发达且分工精细。
宋代绘画讲求写实的风格充溢在花鸟、人物等各类题材中，而李嵩更是宋代画家中技艺高超、“画法工细”的翘楚人物。仔细观察《骷髅幻戏图》中的骷髅形象，画家对人体骨骼的描绘非常细致，整具骷髅立体构架合理，其姿态符合力学原理，各部分骨骼之间比例精准，骨骼形态及关节衔接处均描绘的清楚明确，颅骨上各骨连结缝隙清晰可见。为了展现出骨骼的质感，画家在勾勒骷髅的线条时笔力硬朗，转折处顿挫分明，与图中描绘仕女小儿笔墨的光滑细腻、婉转流畅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可见，李嵩显然对人体骨骼十分了解。
早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广西地方官吏吴简就曾命医生和画工解剖死囚，绘制出我国最早的人体内脏解剖图—《欧希范五脏图》。至12世纪初期，北宋名医杨介又根据泗州（今安徽泗县）死囚尸体解剖绘制《存真图》，其中对于人体血液循环系统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观察和描绘，居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北宋官员朱肱也曾绘制特色鲜明的解剖图谱《内外二景图》，对后世的“经络图”影响很大。南宋法医学家宋慈在《洗冤集录》中记载了大量人体解剖、尸体检验和死伤鉴定等内容，并绘制有人体检验法式样图。这些都說明宋人已经掌握了相当程度的解剖学知识，对人体内部结构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除了人体解剖，南宋名医刘昉还在《幼幼新书》中绘制小儿指纹图，施发在《察病指南》中绘制数十种脉象图。这些形象化的图谱较文字描述更加直观，用来表述与指纹、脉象有关的医学原理，或者用来示教学习也十分方便。
毫无疑问，讲求“格物致知”、写实工整的宋代绘画为我们记录了宋代医事的种种情景，更为重要的是绘画艺术被用来绘制与中医有关的各种应用图谱，这不仅为中医药学的理论和技术提供了形态学基础，促进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丰富了传统绘画的题材与内涵，进一步增强了绘画艺术的实用性和艺术价值。这对于我国中医药学和绘画艺术的传承、发展都十分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