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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戒烟药的运动性执法，并未能根本上解决如何戒断鸦片瘾的问题。暴利驱使各药房仍明里暗里与监管者进行猫鼠游戏。
最 近几年，鼓吹服用药物来戒烟的观点尘嚣直上，而悉尼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的研究报告指出，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戒烟成功者并没有借助医疗辅助，“医疗化戒烟”行为的不断增多，是医药公司明显的利益驱动的结果。晚清时期鸦片盛行，借机发“戒烟财”的情况也不少。
1885年8月，上海英租界公堂接到一个控诉案。涉案金额并不多，仅十块大洋，但如果考虑到这背后所牵动的巨大市场需求，就知道它不容小觑了。
涉案的戒烟药粉是大英医院出品。按照该院洋人主管麦葛利署的指控，有人假冒他们的戒烟药粉，销售牟利，他请求拘捕相关人等。
一个叫顾松泉的中国人卷入此案，他是大英医院的华人雇员。顾松泉1857年生于上海浦东，因懂英文，得以进入大英医院药房配药间工作，虽然只是做些杂事，但亦因此习得有关调配药剂的知识。顾松泉后来经营中西大药房，很多药物都风靡一时，其中最为畅销的药品就是“中西”牌无双戒烟梅花参片，它占据了药房利润总额的60%。
大英医院的戒烟药遭到仿冒，说明西式戒烟药已经收割了一群拥趸。这是一个混乱的戒烟医药市场，绝大多数所谓的戒烟药，其实内含吗啡等物。如陈心谦、张天禄在《中国近代药学史》中所言，“外商药房利用烟民急欲解除烟毒痛苦的心理，配制形形色色的所谓‘戒烟药’出售，实际上是以毒代毒，变相贩毒。”但并非所有的戒烟药都含有吗啡，另有一些不含吗啡的戒烟中药，它们实则根本没有什么疗效。
各種虚假夸大的宣传，以及假冒伪劣，构成戒烟医药市场的主流生态。中药房更多将人参、鹿茸等入药，通过阴阳辩证推导出所谓的疗效，西药房则将含有吗啡的烟灰磨成细粉，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戒毒递减疗法。前者的疗效是想当然的欺诳，后者则仅仅是以烟灰替代鸦片，并无戒断之功。
戒烟药广告是晚清媒体广告的大宗品类。创刊于1872年的上海《申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翻阅《申报》，我们可以看到戒烟药广告的强势存在，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有明显上升趋势。
戒烟药如此厚利，以至于在全国遍地开花，各港口码头贩卖尤多。1891年，烟台各烟馆也纷纷制造戒烟药以出售，他们均宣称有秘方，实则烟灰而已。当时媒体用“以药代瘾”来称谓长期服用戒烟药者：“实则戒烟药之误人，较洋烟而更甚！……服此者其瘾愈大，驯致伤生。”
到1897年，按《申报》的报道，很多戒烟药的成分已由原来的烟灰升级为鸦片之精——吗啡。两年后，更传出吗啡药水用针管注射风行的消息，以至于江苏省政府要求附近县市严查。
因有朝廷的严禁吸食鸦片烟上谕，1906成为晚清禁烟的重要年份。这一年的年底，还专门出台了戒烟药管理规则，其中规定：售卖戒烟药品之人须有切实之铺保，其姓氏、住所、字号均须申报警厅，不得私行售卖;须将药方及已配合之药水丸散，呈送警厅鉴核，确有功效者方准出售;欲求速效妄加剧药或增减分量者重罚……
对戒烟药的全国性整肃随即开始。对戒烟药的运动性执法，并未能根本上解决如何戒断鸦片瘾的问题。暴利驱使各药房仍明里暗里与监管者进行猫鼠游戏。且禁令仅针对吗啡、烟灰成分，却放任市面流通含有各种中药成分、没有任何疗效的戒烟药。
终晚清被民国取代，如何用药物戒烟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进入民国，全国各地又开始推行强制戒烟政策。以浙江省为例，1912年初即要求取缔戒烟药的买卖，所有药店必须办理相关执照，否则所有戒烟药悉数充公，再犯者法办。买药的瘾君子也要有禁烟局执照，否则予以处罚并拘入戒烟局强制戒断。
此时戒烟运动的严厉性已远非晚清可比。另有一重要差别是，政府专门设置了戒烟局，垄断了所有的戒烟事宜，所有利益也自然尽入公权力彀中。至此，此前曾为所有药品最大宗的戒烟药，开始走入了历史。
最 近几年，鼓吹服用药物来戒烟的观点尘嚣直上，而悉尼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的研究报告指出，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戒烟成功者并没有借助医疗辅助，“医疗化戒烟”行为的不断增多，是医药公司明显的利益驱动的结果。晚清时期鸦片盛行，借机发“戒烟财”的情况也不少。
1885年8月，上海英租界公堂接到一个控诉案。涉案金额并不多，仅十块大洋，但如果考虑到这背后所牵动的巨大市场需求，就知道它不容小觑了。
涉案的戒烟药粉是大英医院出品。按照该院洋人主管麦葛利署的指控，有人假冒他们的戒烟药粉，销售牟利，他请求拘捕相关人等。
一个叫顾松泉的中国人卷入此案，他是大英医院的华人雇员。顾松泉1857年生于上海浦东，因懂英文，得以进入大英医院药房配药间工作，虽然只是做些杂事，但亦因此习得有关调配药剂的知识。顾松泉后来经营中西大药房，很多药物都风靡一时，其中最为畅销的药品就是“中西”牌无双戒烟梅花参片，它占据了药房利润总额的60%。
大英医院的戒烟药遭到仿冒，说明西式戒烟药已经收割了一群拥趸。这是一个混乱的戒烟医药市场，绝大多数所谓的戒烟药，其实内含吗啡等物。如陈心谦、张天禄在《中国近代药学史》中所言，“外商药房利用烟民急欲解除烟毒痛苦的心理，配制形形色色的所谓‘戒烟药’出售，实际上是以毒代毒，变相贩毒。”但并非所有的戒烟药都含有吗啡，另有一些不含吗啡的戒烟中药，它们实则根本没有什么疗效。
各種虚假夸大的宣传，以及假冒伪劣，构成戒烟医药市场的主流生态。中药房更多将人参、鹿茸等入药，通过阴阳辩证推导出所谓的疗效，西药房则将含有吗啡的烟灰磨成细粉，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戒毒递减疗法。前者的疗效是想当然的欺诳，后者则仅仅是以烟灰替代鸦片，并无戒断之功。
戒烟药广告是晚清媒体广告的大宗品类。创刊于1872年的上海《申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翻阅《申报》，我们可以看到戒烟药广告的强势存在，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有明显上升趋势。
戒烟药如此厚利，以至于在全国遍地开花，各港口码头贩卖尤多。1891年，烟台各烟馆也纷纷制造戒烟药以出售，他们均宣称有秘方，实则烟灰而已。当时媒体用“以药代瘾”来称谓长期服用戒烟药者：“实则戒烟药之误人，较洋烟而更甚！……服此者其瘾愈大，驯致伤生。”
到1897年，按《申报》的报道，很多戒烟药的成分已由原来的烟灰升级为鸦片之精——吗啡。两年后，更传出吗啡药水用针管注射风行的消息，以至于江苏省政府要求附近县市严查。
因有朝廷的严禁吸食鸦片烟上谕，1906成为晚清禁烟的重要年份。这一年的年底，还专门出台了戒烟药管理规则，其中规定：售卖戒烟药品之人须有切实之铺保，其姓氏、住所、字号均须申报警厅，不得私行售卖;须将药方及已配合之药水丸散，呈送警厅鉴核，确有功效者方准出售;欲求速效妄加剧药或增减分量者重罚……
对戒烟药的全国性整肃随即开始。对戒烟药的运动性执法，并未能根本上解决如何戒断鸦片瘾的问题。暴利驱使各药房仍明里暗里与监管者进行猫鼠游戏。且禁令仅针对吗啡、烟灰成分，却放任市面流通含有各种中药成分、没有任何疗效的戒烟药。
终晚清被民国取代，如何用药物戒烟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进入民国，全国各地又开始推行强制戒烟政策。以浙江省为例，1912年初即要求取缔戒烟药的买卖，所有药店必须办理相关执照，否则所有戒烟药悉数充公，再犯者法办。买药的瘾君子也要有禁烟局执照，否则予以处罚并拘入戒烟局强制戒断。
此时戒烟运动的严厉性已远非晚清可比。另有一重要差别是，政府专门设置了戒烟局，垄断了所有的戒烟事宜，所有利益也自然尽入公权力彀中。至此，此前曾为所有药品最大宗的戒烟药，开始走入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