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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岩井俊二在以残酷青春为题材的影片《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对日本“个人化”时代青少年问题进行求解，父亲形象的缺失、学校教育的弱化是造成青少年社会化进程受阻的主要原因，岩井俊二对现代文明包裹下的青少年个体精神成长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关键词] 《关于莉莉周的一切》 个人化 自我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19.025
2000年岩井俊二创作小说《关于莉莉周的一切》，2001年又将其改编成同名电影。同样是关于残酷青春的作品，《梦旅人》和《燕尾蝶》具有强烈的超现实性，而电影《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则以写实的手法，反映了90年代末日本“个人化”时代青少年的自我成长问题。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是传统人际关系的瓦解，个体因为生活在不确定的社会关系中而失去了“本体安全”，随时处于自我焦虑的磨难中，个体的自我常常在断裂的人际背景中被撕成碎片。[1]如果说这种“自我认同”的困难在以个体为本位的西方社会已经让现代人不堪重负，那么在以群体为本位的日本就显得更为艰难，痛苦也就更为深重。
在日本传统的社会模式中，基本的人际状态不是“个人”而是“间人”，重视自我在群体中的位置和在彼此的关系中进行自我身份的认同。随着日本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以及对西方思想的全面吸收，日本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个人化”现象，但第一阶段的个人化仍以家庭为中心，个人化是有限度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个人化”进入第二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因特网与手机的普及，还有日本经济衰退、学校实施个性化教育等原因，日本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传统纽带更为松弛，日本人尤其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相较于西方社会，都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孤独感。
在日本个人化的第二个阶段，家庭不再是最后的港湾，婚姻关系变得可以选择，临时组成的家庭增多，家庭成员共同活动的时间减少，成长中的少年遇到的任何生理、心理问题无法为家长所了解，他们除了为孩子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之外，不能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莲见雄一的家庭就是一个组合家庭，他和母亲、继父以及继父带来的孩子伸——起生活。因为母亲的再嫁，雄一连姓都改了，而继父带来的孩子连名字都不愿改成“伸二”，这样一个家庭就存在了两个长子。当他到星野家做客，星野妈妈问他是否是长子时，他说是；问他是否有兄弟时，他说没有。这无疑表露了雄一自我身份的混乱，他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新家庭中的位置，或者说不接受在这个新家庭中的新身份。但他的困惑只能自我消化，他的妈妈不了解他，只从表面现象比如儿子不染发来判断儿子是个乖孩子，继父只管给雄一零花钱，却从不与他谈心。当妈妈知道他偷了音像店的CD时，不问青红皂白地追打雄一，大发歇斯底里。星野修介的成长环境也有很大的相似性，“工厂倒闭，家庭破裂”，跟美丽但孤单的母亲一起生活。
影片中，父亲形象的弱化和缺失是少年们的共同特点，而父亲的缺席又恰恰影响了孩子走向成年的社会化进程。良好的父亲形象是孩子尤其是男孩子确立自我身份和正确价值观的榜样，在服从、妥协和反抗的过程中孩子容易习得服从规则的行为意识，从而能够逐步适应成人社会中的群体规范。莲见的自闭、星野的暴力，无疑与他们父亲榜样的缺失是有很大关系的。
不只家庭的教育功能弱化，学校也同样如此。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教师小山内是个柔弱的年轻女子，她对学生是关心的，但作为教育者，她却没有能力为青春期的孩子们提供必要的心理疏导，也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比如莲见偷窃CD，她愿意出钱帮他买下来，也愿意一起听其中的歌曲，但对于孩子为什么痴迷于莉莉周的音乐却知之甚少。莲见在被星野侮辱和CD唱片被毁之后出现幻听并呕吐，小山内老师曾试图去了解，莲见也试图向老师倾吐，但可惜老师看着被毁的CD没有再追问下去。而喜欢弹德彪西的女孩久野阳子被星野的手下强暴之后自己剃了光头，老师只是给这个触目惊心的光头找了顶帽子；被迫“援助交际”的女孩津田诗织坠塔身亡后座位上也只是多了束鲜花；在犬伏被星野欺负而退学之后，小山内老师只是在全体同学面前说“这是全班的问题，让我们谈谈为何会发生这种事情”，而星野却唆使同学画漫画对老师加以嘲笑。校方何尝不知道这些重大事件背后的罪魁祸首是星野，又何尝不知道星野在短时间内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校方视而不见，不予追究，或说不敢追究。学生在从自然人向社会人成长过渡过程中，学校应该是个中转站，但实际上90年代的日本中小学存在着功能弱化的现象。“自由化”、“个性化”的学校教育成为日本“个人化”的一个方面，学校在鼓励“个性”的旗帜下对学生放任自流，殊不知有些学生的个性已溢出社会规范，甚至存在反社会倾向。可以说学校社会功能的弱化使学生在自我认知方面出现了偏差，以致有些学生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学校欺负、暴力化行为泛滥，成长的过程显得愈发痛苦和艰难。
孩子本来应该在家庭和学校中获得最基本的价值参照，比如在父亲那里学习支配、服从，在学校同辈当中学习平等、尊重，可是当家庭、学校的社会功能荒废之后，孩子就容易出现价值混乱。比如影片中的星野，本来是个文质彬彬、品学兼优、有头脑爱思考的好学生，可进入初中之后，他的这些优秀品质却不断受到来自同辈和前辈同学的质疑与讥笑，他甚至被同学戏耍和欺负。假期赴冲绳岛旅行，他两次濒临死亡边缘，也旁观过一名旅客的突然死亡。而那个旅客跟他们讲过杀人树和珊瑚的故事，说过“自然界是个乐园，对某些生物，可能是地狱”的道理。星野在这次具有决定性的旅行中，领悟了生命的虚无和残酷，并直接将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照搬到人类社会。回来之后的星野推翻了一个社会人应该认同的正面价值，变得暴戾残忍，无论友情、爱情、同情、尊重通通被他踏在脚下，在本应以平等—尊重为主导模式的同辈群体中建立了支配—服从的关系模式。
无论是懦弱的莲见还是残忍的星野，他们与成人世界都存在着深深的断裂。他们成为“原子化”的个人，但无论内向懦弱也好，唯我独尊也好，他们在游离的“自我”中都找不到价值感和存在的意义，于是虚拟世界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歌星莉莉周是他们的信仰，但是莉莉周的歌声传达的颓废情绪，非但不能将他们从虚无中拯救出来，反倒成为他们加速沉沦的毒药，原本漂浮游离的孤独自我也并不能因为网络虚拟社区的存在而获得温暖和慰藉。就像莲见（Philia）在BBS上将信任赋予了“青猫”，可现实中的“青猫”却正是残酷践踏他的星野，网络上建立的信任关系受到现实的无情挑战之后，类似莲见杀人的悲剧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参考文献
[1]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8：226.
作者简介
何淑英（1970— ），女，黑龙江铁力人，文学硕士，中国计量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外国文学与电影。
[关键词] 《关于莉莉周的一切》 个人化 自我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19.025
2000年岩井俊二创作小说《关于莉莉周的一切》，2001年又将其改编成同名电影。同样是关于残酷青春的作品，《梦旅人》和《燕尾蝶》具有强烈的超现实性，而电影《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则以写实的手法，反映了90年代末日本“个人化”时代青少年的自我成长问题。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是传统人际关系的瓦解，个体因为生活在不确定的社会关系中而失去了“本体安全”，随时处于自我焦虑的磨难中，个体的自我常常在断裂的人际背景中被撕成碎片。[1]如果说这种“自我认同”的困难在以个体为本位的西方社会已经让现代人不堪重负，那么在以群体为本位的日本就显得更为艰难，痛苦也就更为深重。
在日本传统的社会模式中，基本的人际状态不是“个人”而是“间人”，重视自我在群体中的位置和在彼此的关系中进行自我身份的认同。随着日本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以及对西方思想的全面吸收，日本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个人化”现象，但第一阶段的个人化仍以家庭为中心，个人化是有限度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个人化”进入第二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因特网与手机的普及，还有日本经济衰退、学校实施个性化教育等原因，日本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传统纽带更为松弛，日本人尤其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相较于西方社会，都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孤独感。
在日本个人化的第二个阶段，家庭不再是最后的港湾，婚姻关系变得可以选择，临时组成的家庭增多，家庭成员共同活动的时间减少，成长中的少年遇到的任何生理、心理问题无法为家长所了解，他们除了为孩子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之外，不能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莲见雄一的家庭就是一个组合家庭，他和母亲、继父以及继父带来的孩子伸——起生活。因为母亲的再嫁，雄一连姓都改了，而继父带来的孩子连名字都不愿改成“伸二”，这样一个家庭就存在了两个长子。当他到星野家做客，星野妈妈问他是否是长子时，他说是；问他是否有兄弟时，他说没有。这无疑表露了雄一自我身份的混乱，他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新家庭中的位置，或者说不接受在这个新家庭中的新身份。但他的困惑只能自我消化，他的妈妈不了解他，只从表面现象比如儿子不染发来判断儿子是个乖孩子，继父只管给雄一零花钱，却从不与他谈心。当妈妈知道他偷了音像店的CD时，不问青红皂白地追打雄一，大发歇斯底里。星野修介的成长环境也有很大的相似性，“工厂倒闭，家庭破裂”，跟美丽但孤单的母亲一起生活。
影片中，父亲形象的弱化和缺失是少年们的共同特点，而父亲的缺席又恰恰影响了孩子走向成年的社会化进程。良好的父亲形象是孩子尤其是男孩子确立自我身份和正确价值观的榜样，在服从、妥协和反抗的过程中孩子容易习得服从规则的行为意识，从而能够逐步适应成人社会中的群体规范。莲见的自闭、星野的暴力，无疑与他们父亲榜样的缺失是有很大关系的。
不只家庭的教育功能弱化，学校也同样如此。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教师小山内是个柔弱的年轻女子，她对学生是关心的，但作为教育者，她却没有能力为青春期的孩子们提供必要的心理疏导，也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比如莲见偷窃CD，她愿意出钱帮他买下来，也愿意一起听其中的歌曲，但对于孩子为什么痴迷于莉莉周的音乐却知之甚少。莲见在被星野侮辱和CD唱片被毁之后出现幻听并呕吐，小山内老师曾试图去了解，莲见也试图向老师倾吐，但可惜老师看着被毁的CD没有再追问下去。而喜欢弹德彪西的女孩久野阳子被星野的手下强暴之后自己剃了光头，老师只是给这个触目惊心的光头找了顶帽子；被迫“援助交际”的女孩津田诗织坠塔身亡后座位上也只是多了束鲜花；在犬伏被星野欺负而退学之后，小山内老师只是在全体同学面前说“这是全班的问题，让我们谈谈为何会发生这种事情”，而星野却唆使同学画漫画对老师加以嘲笑。校方何尝不知道这些重大事件背后的罪魁祸首是星野，又何尝不知道星野在短时间内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校方视而不见，不予追究，或说不敢追究。学生在从自然人向社会人成长过渡过程中，学校应该是个中转站，但实际上90年代的日本中小学存在着功能弱化的现象。“自由化”、“个性化”的学校教育成为日本“个人化”的一个方面，学校在鼓励“个性”的旗帜下对学生放任自流，殊不知有些学生的个性已溢出社会规范，甚至存在反社会倾向。可以说学校社会功能的弱化使学生在自我认知方面出现了偏差，以致有些学生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学校欺负、暴力化行为泛滥，成长的过程显得愈发痛苦和艰难。
孩子本来应该在家庭和学校中获得最基本的价值参照，比如在父亲那里学习支配、服从，在学校同辈当中学习平等、尊重，可是当家庭、学校的社会功能荒废之后，孩子就容易出现价值混乱。比如影片中的星野，本来是个文质彬彬、品学兼优、有头脑爱思考的好学生，可进入初中之后，他的这些优秀品质却不断受到来自同辈和前辈同学的质疑与讥笑，他甚至被同学戏耍和欺负。假期赴冲绳岛旅行，他两次濒临死亡边缘，也旁观过一名旅客的突然死亡。而那个旅客跟他们讲过杀人树和珊瑚的故事，说过“自然界是个乐园，对某些生物，可能是地狱”的道理。星野在这次具有决定性的旅行中，领悟了生命的虚无和残酷，并直接将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照搬到人类社会。回来之后的星野推翻了一个社会人应该认同的正面价值，变得暴戾残忍，无论友情、爱情、同情、尊重通通被他踏在脚下，在本应以平等—尊重为主导模式的同辈群体中建立了支配—服从的关系模式。
无论是懦弱的莲见还是残忍的星野，他们与成人世界都存在着深深的断裂。他们成为“原子化”的个人，但无论内向懦弱也好，唯我独尊也好，他们在游离的“自我”中都找不到价值感和存在的意义，于是虚拟世界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歌星莉莉周是他们的信仰，但是莉莉周的歌声传达的颓废情绪，非但不能将他们从虚无中拯救出来，反倒成为他们加速沉沦的毒药，原本漂浮游离的孤独自我也并不能因为网络虚拟社区的存在而获得温暖和慰藉。就像莲见（Philia）在BBS上将信任赋予了“青猫”，可现实中的“青猫”却正是残酷践踏他的星野，网络上建立的信任关系受到现实的无情挑战之后，类似莲见杀人的悲剧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参考文献
[1]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8：226.
作者简介
何淑英（1970— ），女，黑龙江铁力人，文学硕士，中国计量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外国文学与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