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符号、符号经济及其社会历史背景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起源于符号，符号是文化的根基。区别于普通“记号”、“信号”的符号，不仅形成了人类种种文化景观，更是人类文化的独有标志。卡西尔曾提醒世人：“符号，就这个词的本来意义而言，是不可能被还原为单纯的信号的。信号和符号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论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卡西尔著，刘述先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40-41页）符号的魅力并不存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它的意义。符号一词衍生于拉丁文，基本义是“标签”或“象征”。符号是指具有其自身之外的隐喻或象征意义，并被用来产生一个由相互关联的意义所构成的系统。换言之，人之所以能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文化动物”和“符号动物”，最大奥秘就在于人类构建出的“意义”和“象征”世界。进一步发衍，对符号世界的研究就是符号学。符号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不过，作为一种科学观念的“符号学”是启蒙时期才由洛克提出。洛克《人类理解论》将“科学”划分为三类：第一为物理学；第二为实践之学；第三为标记之学，即符号学，其任务在于“考察人心为了理解事物、传达知识于他人时所用标记的本性。”（《人类理解论》，洛克著，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777页）与这时期的“科学”性内涵一脉相承，无论是索绪尔的符号学，还是皮尔斯的符号学，都在逻辑学及语言学的谱系下发展完善。尽管这个时期的符号学引领了“语言学转向”风尚，但符号对于人类文化的综合研究价值还并不算耀眼突出。
符号经济，或文化产业，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的出现和兴盛是人类文化当代转型的重要结果。文化的资本化和产业化，是人类步入后工业时代所面临的崭新课题，它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现代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从长时段的透视中凸显符号产业学科的历史语境。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基本产业是工业主义也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体现为人类生产能量的大释放，其基础是开发自然资源，然后生产最大化的利润，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运作规则。因此，符号如何变成资本这个问题在工业主义语境中不可能出现。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仅仅几百年，地球上的资源己经消耗了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主义的不再持续发展模式，必须谋求新的方向。因此，符号资本在这种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危机背景下提出的后现代经济转型之课题。较早的提法有“知识经济”、“非物质经济”还可称“虚拟经济”或“文化经济”。后现代符号经济要求把生产目标从无限制的开掘自然资源，转向不耗或少耗能源和资源和深入挖掘文化资源。
符号学真正大放文化光彩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是符号学与人类学相互促进的结果。从学理上看，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帮助人们明确了一个道理：“一切的文化，除了物质的形式之外，都是以符号的形式而存在的。”（《符号：语言与艺术》，俞建章、叶舒宪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7页）一方面，符号学迎合了人类学家的需求，对人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文化人类学则把符号学研究真正拓展到文化研究领域，符号人类学应运而生，并在20世纪后期取得了快速发展。符号人类学从符号现象入手研究和阐释文化，尤其关注仪式、神话、图腾、象征与宇宙观等方面的深层解读，涌现出诸如吉尔兹、利奇、特纳、道格拉斯、尼答姆等一批建树卓越、影响广泛的著名学者。在符号人类学的启示下，法国思想家、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宗师鲍德里亚从改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针对当代消费社会的现实变化，提出“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希望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外，拓展出符号批判的维度，揭示“消费暴力”所造成的异化新情况，开辟出“符号经济”这一全新的视野。与此同时，20世纪以来的人类生活现状更昭示了符号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地位。文化和符号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为人所重视，具备文化内涵和深入人心的“符号”塑造成为所有商品的追求目标。在后现代经济的新型增长面前，甚至有西方思想家断言：“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文化彻底成为工业。”（《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斯科拉·拉什、西莉亚·卢瑞著，要新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283页）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20世纪中期以后这样迅猛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活。随着金融市场、电子技术、通讯信息的高度发展，人类财富积累方式、交流手段和生存环境皆随之而变。美国社会学家丹尼·贝尔于70年代提出的“后工业时代”，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提出的“后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用来阐述这些改变的，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弗罗里达则用“创意经济时代”来形容这个时代。（Florida， Richard.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Press， 2004.）明确符号产业及其产生语境后，我们便面对怎样运用符号资本打造文化产业精品的问题。《阿凡达》是国际市场上成功的文化产业精品，研究它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可以反观中国文化产业面临文化匾乏这一基本问题。
二、“地球人”——唯利是图与唯我主义
资本主义至今已经走过了300年左右的历史，其生产方式最基本的准则就是要扩大生产力、获得剩余价值。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就要无限制地攫取自然资源。实际上，《阿凡达》导演卡梅隆所塑造的地球人形象，就是对资本主义现存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做出的一个彻底的否定性宣判，毫不留余地予以彻底的否定。影片《阿凡达》男主人公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里他身患残疾，不能自由行走，周遭充斥着机械武器，被动地服从着长官指令和安排，丧失了真诚的宗教动机和对宇宙自然的神秘敬畏之情，导致世俗欲望的无限膨胀和对技术与利益追逐的不择手段。《阿凡达》里地球人轰炸的“恐怖行径”，让人不由想到，美国连连以“反恐”为幌子的大肆掠夺。继阿富汗战争后，这个世界上消耗能源最多的超级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无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公开绕开联合国，置全球和平人民的反对于不顾，公然侵犯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权，以“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幌子，不惜频频动用高科技大规模杀伤武器。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横行霸道是对其一向标榜的“民主”莫大嘲讽，而后美国的一系列举动让所有怀抱着启蒙时代以来西方民主理想幻想的善良人们彻底的失望，现代文明的科学技术被用作杀伤威慑别国人民的暴力手段，曾经孕育人类文明的两河流域，如《阿凡达》里面的参天神树一样，在“现代文明”的暴力洗礼中化成了荒墟的焦土，承受着莫大的辛酸和屈辱。不仅让人思索：到底“地球人”代表的是高度的文明还是高度的野蛮？当别人有自己要的东西时，就无耻的宣布对方为敌人，大肆进攻，施虐掠取。 按照影片的划分，可以把地球人看成是异化的人，纳威人是天真而没有被异化的人类，或者叫原生态人。地球人可以分成几种不同的异化的人，当然地球人中也尚存天良的，不愿丧失人性去为虎作怅，但是也被金钱所驱使，成为贪欲的工具。金钱的力量以跨国公司的大老板为代表，雇佣军队用于武力掠夺资源和保护贸易，雇佣科学家研究克隆技术，制造出纳威人的躯体，最终目的是要到外太空去寻找最值钱的能源——超导矿石，每公斤价值两千万美元。那么地球人为什么要到潘多拉去呢？说到底，因为地球的资源被消耗殆尽了，只有到外星去寻找替代品了，于是找到所谓潘多拉的超导矿石。在地球人中，以跨国公司老板为代表的贪婪金钱的经济人成了绝对的主导地位。电影出来以后美国军方还提出抗议，认为影片丑化了他们的形象，让观众联想到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想起了所有的倚仗先进武器凌驾在原住民之上的统治者。
我们把299万年不伤害自然资源的生活方式，叫“原生态社会”，把1万年前发明农业以来的叫“次生态社会”，把300来的工业主义叫“反生态社会”。 40亿年中，地球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整体生态毁灭的威胁，地球生命整体丝毫不受威胁。进入农业社会以来，生命的物种开始减少了。到了近300年以来的工业社会，每天都有物种在灭绝。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启蒙思想家当时认为人类只要摆脱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统治，进入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民主社会就会实现，人类未来的目标就三个词：自由、平等、博爱，这是启蒙时代写在旗帜上的。然而启蒙精神发展到今天，现实世界人和人之间的仇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无辜而死的冤魂的悲惨现实使人们质疑所谓启蒙的合理性、合法性。资源总量的有限性与人的需求的无限性是无法解决的终极矛盾。现代性所建立的生活方式，在反生态现实中的理性，实质上都是非理性的。
按照西方社会学家的看法，现代性有两个重要条件。一个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另一个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同时，这种控制所导致的杀人规模由于工业化和科技化的促进而突飞猛进，凶残百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对科技万物幻觉做出如下批判性的箴言：“一种发现可以带来幸福和繁荣，也可以导致人性的丧失，人类的毁灭。”（《创造力与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东西方的考察》，汤川秀树著，周林东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538页）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人既是发明的创造者，同时又是受制于发明创造过程的奴隶。”（《大失控与大混乱》，布热津斯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218页） 进入20世纪后，文明理性和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愈加突出，“人崇拜理性，最终却被理性所统治了。于是产生了深深的精神危机，于是不再相信过去赖以乐观的那个信条，文明的畸形发展就像根部脱离了土壤的大树。”（Watts， Allan. Seeds of Genius，Shafttesbury：Element Books， 1997. p. 41.）吴尔福教授为斯坦利·戴蒙德的《寻找原始人：对文明的批判》作序中写道：“西方世界的危机也是人类的危机，它不仅限于社会的、经济的和技术的问题。它关涉到我们对人的定义的真正理解。”（ Diamond， S. In Search of the Primitive： A Critique of Civilization， New Jersey：Transaction Books， 1974. p. xi.）在《原始人的挑战》中作者甚至提出应把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动物”的定义纠正为“人是宗教动物。”（Clarke， Robin. The Challenge of the Primitives， London：Jonathan Cape， 1975. p. 184.）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其蕴涵是：正是由于宗教动物逐渐丧失了真诚的宗教动机和对宇宙自然的神秘敬畏之情，才催生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导致世俗欲望的无限膨胀和对技术与利益追逐的不择手段。在这种生存危机下，文学艺术家做的就是帮助人们重新意识到这样的悖论，然后为人类社会寻找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去寻找救治精神危机的良药。如何批判人类社会的无限欲望及人类对物质的贪婪追求，这就是《阿凡达》的创作者们在思考的核心问题。过去两三百年竭泽而渔式的生产方式，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寻找替代的资源。这就要从主要依靠消耗自然资源的原始资本时代，进入到今天的文化资本新时代。这种转型的最主要意义，就是要用文化资本替代自然资源的开掘和消耗，需要加强对文化资源的再发现。
三、“纳威人”——原始智慧与诗性思维
面对新时代文化资本的转型，《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都想到了对策，想出完全不消耗自然资源的一种高级生命体，想象他们栖居在如诗如画的潘多拉星球。卡梅隆通过影片，追问地球人为什么会陷入如此的危机和窘境？如何解决与超越？他对之思考并进行了强烈批判，并在电影中创造了一个地球上没有的外星空间，这就是电影中的“潘多拉”。
那么，卡梅隆拍摄影片所依据的思想观念背景是什么？原始文化可能是卡梅隆创作的渊源所在，原住民也是纳威人的创作原型。与《星球大战》以来的充满危险的外太空世界有所不同，在卡梅隆看来，外太空非但丝毫不可怕，反而比人类要淳朴纯真，或者说反璞归真的世界就在那儿。卡梅隆创造的纳威人身上要找地球上的原型的话，那就是借用了人类学家所研究的这些原始人。人类学最早是研究人，所谓原始人，或者说是原住民，他们大部分赤身裸体，有的连农作物都不种，靠的就是打猎采野果为生，人类学称之为狩猎采集社会。卡梅隆把他们不同的特征通过想象嫁接到一起：身材三米高，深肤色，长着尾巴，以打猎为生，信仰自然神灵。他用了人类学研究原始文化的诸多元素来打造纳威人的形象，肤色是深蓝色的，显然不是西方的白人，也不是亚洲的黄种人，较接近的是非洲部落民，原住民部落一般都是深肤色的，把他们的耳朵塑造成和某种野兽的耳朵一样，再把人类进化中已经蜕掉的尾巴还原，甚至脑后的大辫子还有连接大自然网络、沟通信息的功能。卡梅隆利用了人类学研究原住民文化一个世纪以来的重要成果，塑造了在人格方面、在精神的生存状态方面都远远高于地球人的存在。纳威人表面上生活方式非常原始，他们的宗教信仰、通灵活动类似萨满教，万事万物都有灵。这些原住民的世界和地球人形成对照，主要是要反衬地球人的邪恶和偏执，也就是说现代文明进入了病症阶段。卡梅隆影片背后折射出西方知识界的集体转向，即转向原住民社会学习。这样的一些风向，现在已经成了相当普遍的一种思潮，即重新回到原来被认为是原始、落后的人与文化那里去，因为终于发现只有他们代表的那种生存方式才真正是可持续的，我们生存的这种方式是没法持续的。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起源于符号，符号是文化的根基。区别于普通“记号”、“信号”的符号，不仅形成了人类种种文化景观，更是人类文化的独有标志。卡西尔曾提醒世人：“符号，就这个词的本来意义而言，是不可能被还原为单纯的信号的。信号和符号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论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卡西尔著，刘述先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40-41页）符号的魅力并不存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它的意义。符号一词衍生于拉丁文，基本义是“标签”或“象征”。符号是指具有其自身之外的隐喻或象征意义，并被用来产生一个由相互关联的意义所构成的系统。换言之，人之所以能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文化动物”和“符号动物”，最大奥秘就在于人类构建出的“意义”和“象征”世界。进一步发衍，对符号世界的研究就是符号学。符号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不过，作为一种科学观念的“符号学”是启蒙时期才由洛克提出。洛克《人类理解论》将“科学”划分为三类：第一为物理学；第二为实践之学；第三为标记之学，即符号学，其任务在于“考察人心为了理解事物、传达知识于他人时所用标记的本性。”（《人类理解论》，洛克著，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777页）与这时期的“科学”性内涵一脉相承，无论是索绪尔的符号学，还是皮尔斯的符号学，都在逻辑学及语言学的谱系下发展完善。尽管这个时期的符号学引领了“语言学转向”风尚，但符号对于人类文化的综合研究价值还并不算耀眼突出。
符号经济，或文化产业，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的出现和兴盛是人类文化当代转型的重要结果。文化的资本化和产业化，是人类步入后工业时代所面临的崭新课题，它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现代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从长时段的透视中凸显符号产业学科的历史语境。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基本产业是工业主义也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体现为人类生产能量的大释放，其基础是开发自然资源，然后生产最大化的利润，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运作规则。因此，符号如何变成资本这个问题在工业主义语境中不可能出现。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仅仅几百年，地球上的资源己经消耗了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主义的不再持续发展模式，必须谋求新的方向。因此，符号资本在这种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危机背景下提出的后现代经济转型之课题。较早的提法有“知识经济”、“非物质经济”还可称“虚拟经济”或“文化经济”。后现代符号经济要求把生产目标从无限制的开掘自然资源，转向不耗或少耗能源和资源和深入挖掘文化资源。
符号学真正大放文化光彩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是符号学与人类学相互促进的结果。从学理上看，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帮助人们明确了一个道理：“一切的文化，除了物质的形式之外，都是以符号的形式而存在的。”（《符号：语言与艺术》，俞建章、叶舒宪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7页）一方面，符号学迎合了人类学家的需求，对人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文化人类学则把符号学研究真正拓展到文化研究领域，符号人类学应运而生，并在20世纪后期取得了快速发展。符号人类学从符号现象入手研究和阐释文化，尤其关注仪式、神话、图腾、象征与宇宙观等方面的深层解读，涌现出诸如吉尔兹、利奇、特纳、道格拉斯、尼答姆等一批建树卓越、影响广泛的著名学者。在符号人类学的启示下，法国思想家、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宗师鲍德里亚从改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针对当代消费社会的现实变化，提出“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希望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外，拓展出符号批判的维度，揭示“消费暴力”所造成的异化新情况，开辟出“符号经济”这一全新的视野。与此同时，20世纪以来的人类生活现状更昭示了符号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地位。文化和符号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为人所重视，具备文化内涵和深入人心的“符号”塑造成为所有商品的追求目标。在后现代经济的新型增长面前，甚至有西方思想家断言：“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文化彻底成为工业。”（《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斯科拉·拉什、西莉亚·卢瑞著，要新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283页）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20世纪中期以后这样迅猛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活。随着金融市场、电子技术、通讯信息的高度发展，人类财富积累方式、交流手段和生存环境皆随之而变。美国社会学家丹尼·贝尔于70年代提出的“后工业时代”，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提出的“后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用来阐述这些改变的，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弗罗里达则用“创意经济时代”来形容这个时代。（Florida， Richard.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Press， 2004.）明确符号产业及其产生语境后，我们便面对怎样运用符号资本打造文化产业精品的问题。《阿凡达》是国际市场上成功的文化产业精品，研究它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可以反观中国文化产业面临文化匾乏这一基本问题。
二、“地球人”——唯利是图与唯我主义
资本主义至今已经走过了300年左右的历史，其生产方式最基本的准则就是要扩大生产力、获得剩余价值。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就要无限制地攫取自然资源。实际上，《阿凡达》导演卡梅隆所塑造的地球人形象，就是对资本主义现存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做出的一个彻底的否定性宣判，毫不留余地予以彻底的否定。影片《阿凡达》男主人公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里他身患残疾，不能自由行走，周遭充斥着机械武器，被动地服从着长官指令和安排，丧失了真诚的宗教动机和对宇宙自然的神秘敬畏之情，导致世俗欲望的无限膨胀和对技术与利益追逐的不择手段。《阿凡达》里地球人轰炸的“恐怖行径”，让人不由想到，美国连连以“反恐”为幌子的大肆掠夺。继阿富汗战争后，这个世界上消耗能源最多的超级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无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公开绕开联合国，置全球和平人民的反对于不顾，公然侵犯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权，以“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幌子，不惜频频动用高科技大规模杀伤武器。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横行霸道是对其一向标榜的“民主”莫大嘲讽，而后美国的一系列举动让所有怀抱着启蒙时代以来西方民主理想幻想的善良人们彻底的失望，现代文明的科学技术被用作杀伤威慑别国人民的暴力手段，曾经孕育人类文明的两河流域，如《阿凡达》里面的参天神树一样，在“现代文明”的暴力洗礼中化成了荒墟的焦土，承受着莫大的辛酸和屈辱。不仅让人思索：到底“地球人”代表的是高度的文明还是高度的野蛮？当别人有自己要的东西时，就无耻的宣布对方为敌人，大肆进攻，施虐掠取。 按照影片的划分，可以把地球人看成是异化的人，纳威人是天真而没有被异化的人类，或者叫原生态人。地球人可以分成几种不同的异化的人，当然地球人中也尚存天良的，不愿丧失人性去为虎作怅，但是也被金钱所驱使，成为贪欲的工具。金钱的力量以跨国公司的大老板为代表，雇佣军队用于武力掠夺资源和保护贸易，雇佣科学家研究克隆技术，制造出纳威人的躯体，最终目的是要到外太空去寻找最值钱的能源——超导矿石，每公斤价值两千万美元。那么地球人为什么要到潘多拉去呢？说到底，因为地球的资源被消耗殆尽了，只有到外星去寻找替代品了，于是找到所谓潘多拉的超导矿石。在地球人中，以跨国公司老板为代表的贪婪金钱的经济人成了绝对的主导地位。电影出来以后美国军方还提出抗议，认为影片丑化了他们的形象，让观众联想到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想起了所有的倚仗先进武器凌驾在原住民之上的统治者。
我们把299万年不伤害自然资源的生活方式，叫“原生态社会”，把1万年前发明农业以来的叫“次生态社会”，把300来的工业主义叫“反生态社会”。 40亿年中，地球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整体生态毁灭的威胁，地球生命整体丝毫不受威胁。进入农业社会以来，生命的物种开始减少了。到了近300年以来的工业社会，每天都有物种在灭绝。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启蒙思想家当时认为人类只要摆脱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统治，进入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民主社会就会实现，人类未来的目标就三个词：自由、平等、博爱，这是启蒙时代写在旗帜上的。然而启蒙精神发展到今天，现实世界人和人之间的仇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无辜而死的冤魂的悲惨现实使人们质疑所谓启蒙的合理性、合法性。资源总量的有限性与人的需求的无限性是无法解决的终极矛盾。现代性所建立的生活方式，在反生态现实中的理性，实质上都是非理性的。
按照西方社会学家的看法，现代性有两个重要条件。一个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另一个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同时，这种控制所导致的杀人规模由于工业化和科技化的促进而突飞猛进，凶残百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对科技万物幻觉做出如下批判性的箴言：“一种发现可以带来幸福和繁荣，也可以导致人性的丧失，人类的毁灭。”（《创造力与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东西方的考察》，汤川秀树著，周林东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538页）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人既是发明的创造者，同时又是受制于发明创造过程的奴隶。”（《大失控与大混乱》，布热津斯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218页） 进入20世纪后，文明理性和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愈加突出，“人崇拜理性，最终却被理性所统治了。于是产生了深深的精神危机，于是不再相信过去赖以乐观的那个信条，文明的畸形发展就像根部脱离了土壤的大树。”（Watts， Allan. Seeds of Genius，Shafttesbury：Element Books， 1997. p. 41.）吴尔福教授为斯坦利·戴蒙德的《寻找原始人：对文明的批判》作序中写道：“西方世界的危机也是人类的危机，它不仅限于社会的、经济的和技术的问题。它关涉到我们对人的定义的真正理解。”（ Diamond， S. In Search of the Primitive： A Critique of Civilization， New Jersey：Transaction Books， 1974. p. xi.）在《原始人的挑战》中作者甚至提出应把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动物”的定义纠正为“人是宗教动物。”（Clarke， Robin. The Challenge of the Primitives， London：Jonathan Cape， 1975. p. 184.）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其蕴涵是：正是由于宗教动物逐渐丧失了真诚的宗教动机和对宇宙自然的神秘敬畏之情，才催生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导致世俗欲望的无限膨胀和对技术与利益追逐的不择手段。在这种生存危机下，文学艺术家做的就是帮助人们重新意识到这样的悖论，然后为人类社会寻找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去寻找救治精神危机的良药。如何批判人类社会的无限欲望及人类对物质的贪婪追求，这就是《阿凡达》的创作者们在思考的核心问题。过去两三百年竭泽而渔式的生产方式，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寻找替代的资源。这就要从主要依靠消耗自然资源的原始资本时代，进入到今天的文化资本新时代。这种转型的最主要意义，就是要用文化资本替代自然资源的开掘和消耗，需要加强对文化资源的再发现。
三、“纳威人”——原始智慧与诗性思维
面对新时代文化资本的转型，《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都想到了对策，想出完全不消耗自然资源的一种高级生命体，想象他们栖居在如诗如画的潘多拉星球。卡梅隆通过影片，追问地球人为什么会陷入如此的危机和窘境？如何解决与超越？他对之思考并进行了强烈批判，并在电影中创造了一个地球上没有的外星空间，这就是电影中的“潘多拉”。
那么，卡梅隆拍摄影片所依据的思想观念背景是什么？原始文化可能是卡梅隆创作的渊源所在，原住民也是纳威人的创作原型。与《星球大战》以来的充满危险的外太空世界有所不同，在卡梅隆看来，外太空非但丝毫不可怕，反而比人类要淳朴纯真，或者说反璞归真的世界就在那儿。卡梅隆创造的纳威人身上要找地球上的原型的话，那就是借用了人类学家所研究的这些原始人。人类学最早是研究人，所谓原始人，或者说是原住民，他们大部分赤身裸体，有的连农作物都不种，靠的就是打猎采野果为生，人类学称之为狩猎采集社会。卡梅隆把他们不同的特征通过想象嫁接到一起：身材三米高，深肤色，长着尾巴，以打猎为生，信仰自然神灵。他用了人类学研究原始文化的诸多元素来打造纳威人的形象，肤色是深蓝色的，显然不是西方的白人，也不是亚洲的黄种人，较接近的是非洲部落民，原住民部落一般都是深肤色的，把他们的耳朵塑造成和某种野兽的耳朵一样，再把人类进化中已经蜕掉的尾巴还原，甚至脑后的大辫子还有连接大自然网络、沟通信息的功能。卡梅隆利用了人类学研究原住民文化一个世纪以来的重要成果，塑造了在人格方面、在精神的生存状态方面都远远高于地球人的存在。纳威人表面上生活方式非常原始，他们的宗教信仰、通灵活动类似萨满教，万事万物都有灵。这些原住民的世界和地球人形成对照，主要是要反衬地球人的邪恶和偏执，也就是说现代文明进入了病症阶段。卡梅隆影片背后折射出西方知识界的集体转向，即转向原住民社会学习。这样的一些风向，现在已经成了相当普遍的一种思潮，即重新回到原来被认为是原始、落后的人与文化那里去，因为终于发现只有他们代表的那种生存方式才真正是可持续的，我们生存的这种方式是没法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