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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认识，极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南。
[关键词] 发展； 三个代表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3）13-0005-06
2003年2月18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贯彻十六大精神研讨班结业式的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发展这一主题来贯穿的。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突出了发展这一主题。”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发展问题的新阐发，紧紧把握发展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不仅对于我们坚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于我们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发展本质的新揭示
对发展本质的认识是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国外发展理论对发展本质的认识，经历了由片面的经济增长到经济增长加结构改革再到经济社会生态综合发展的演变，虽然也在不断深化，但仍然存在相当的局限性，始终未能把握住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中国发展的实践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我们深刻认识发展的本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发展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过程。中国的发展从一个农业大国起步，现在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实现工业化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实现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就必须要掌握全世界范围内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特点、趋势和走向，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以先进的生产力代替落后的生产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发展又是一个在继承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吸收国外的现代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重铸民族精神的过程。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国的发展，必须坚持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各种思潮相互冲突和交融中，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人类所创造的新的优秀文明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文化事业，用先进理论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为广大群众、党员和干部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用爱国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全国各族人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发展还是一个摆脱贫困、愚昧和不平等，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政治各方面需要的过程。实现中国的发展，必须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应对国际国内的环境变化，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政治体制，调整人民群众之间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反映和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此可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深刻揭示了发展的本质，为我们解决好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二、发展地位的新论断
随着发展日愈成为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的主题，如何看待发展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作出科学回答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放眼世界、立足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发展的地位问题进行了科学的新阐述，作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科学论断。
首先，这一论断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能否发展起来实现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至关重要。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在近代落伍了。中国古代文明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直至清朝初年，中国还是世界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由于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错失历史发展的机遇，加之多次遭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长期处于发展缓慢、停滞乃至倒退的境地。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也遭受了不少的挫折。特别是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地区本来已经缩小了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1978年，中国在结束10年动乱之后，毅然把发展问题提到国家中心任务的地位，坚定地迈出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步伐，中国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们生活极大提高，社会全面进步取得巨大成就，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人们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正是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了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判断，明确地把发展作为党和国家最优先、最重要的任务提了出来。
其次，这一论断又是基于当代中国国情提出的迫切要求。虽然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中国还是一个欠发达国家。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看，按照英格尔斯标准，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达到3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2000年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5170美元，高收入国家已达到2768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也已达到1970美元。而我国则只有840美元，是发达国家人均水平的3%，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6%。从非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看，英格尔斯标准是70%以上，而美国目前的水平是97.2%，我国则只有25.1%。从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英格尔斯标准是45%以上，发达国家已达到68%，世界平均水平已达到64%，而中国2000年是33%。从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看，英格尔斯标准是50%以上，现在世界城市人口的平均水平已达到50%，发达国家已达到79%，而我国只有36%。从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在适龄青年中的比重，英格尔斯标准是30%-35%，发达国家已达到60%，美国是81%，我国1998年是7%。此外，我国虽然总体水平达到了小康，但由于我国国土辽阔，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很大，一些地区、一些乡村，一些居民群体的生活现在并没有摆脱贫困。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离不开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增强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离不开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离不开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较量中掌握主动权，离不开发展；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离不开发展。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当代中国国情的迫切需要。
三、发展阶段的新定位
一个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综合反映，它最能客观地、全面地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要求。因此，要推动社会发展离不开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与准确定位。改革开放前，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急于求成的意识，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作了“超阶段”的估计，结果欲速不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作了科学的定位，指出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我们既充满信心、又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呢？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什么样的关系，突出提出来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首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标志着我们走出了贫困，跨越了温饱，已经向着富裕迈进，标志着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突破。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标志着我们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创造一个新起点。这一新起点来之不易，但意义十分重大，这涉及对我们20多年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五大以来所取得成就的判断与评价。
其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没有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长过程，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具体发展阶段。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是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实现国民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历史长过程，总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个长过程中，我们已经经历了若干具体的发展阶段，还要继续经历若干具体的发展阶段。小康社会是其中一个重要阶段，是我们在胜利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开始实施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是继续向现代化目标迈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仍然必须继续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不动摇。看不到我国就要进入小康社会，有可能又有必要集中力量办一些有力地推进现代化的大事，是不对的；忘掉我们的基本国情，以为不应实行或者可以很快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策，更是不对的。所以，可以说，党的十六大划出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这就深化和丰富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不可逾越性，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做到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四、发展动力的新概括
中国20多年发展的实践证明，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手段，是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动力。进入新世纪，面对汹涌而来的世界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发展浪潮，改革的深入发展越来越需要开拓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以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构建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系统。
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通过创造性的活动赋予理论以新的形态和新的内涵，可以对开拓实践新领域、实现实践新飞跃提供强大的思想推动力量。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纵观世界近现代史，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创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从理论变为实践，从一国实践变为多国实践，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和面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推动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为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生产力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因此，他们历来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1]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未来的科技发展还将产生新的重大飞跃。正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态势，江泽民指出：“科技进步与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2]我们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力争在有条件的领域实现突破，力争在基础科学上有所发现、在技术上有所发明，才能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20多年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表明，单靠细枝末节和局部性的调整和改革不能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中国的发展必须通过全面的制度性的变革与创新以寻求更深层的发展动力源泉。在我国，进行制度创新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其具体制度进行系统全面的改革，打破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立和不断完善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个方面的体制，使得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并最终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只有进行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力量，科技创新的成果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只有进行制度创新，进行理论创新和科技创新所必需的宽松、开放的社会机制和社会氛围才能形成。
五、发展主体的新阐述
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必须明确什么阶级什么阶层可以成为中国发展的主体，并进而充分发挥发展主体的能动作用，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力量源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主体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结构，不仅包括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更包括一大批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实践中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这一当代中国发展主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我们任何时候也不会放弃。但是同时，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也为祖国富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我们要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们要按照十六大报告的精神，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六、发展战略的新部署
社会发展战略是社会发展中带全局性的、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战略布局问题，就是在重视解决主要矛盾的同时，应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处理好一系列重大矛盾和关系。二是战略重点问题，就是在解决一系列重大矛盾和关系问题上，要突出解决带有全局性的关键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作出了全面的新部署。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就是要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在当代，科技革命浪潮迭起，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确立科技兴国战略，对于我国在下一个世纪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意义尤为重要。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就是要在现代化建设中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关系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关系我们能否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关系我们能否更好地实现、发展、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实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经济结构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结构不合理，各方面关系不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不可能有效推进。我们所进行的结构调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适应性调整，而是新技术革命带动的、对经济的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调整；不是局部的调整，而是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在内的，以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面调整。我们要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争取在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国有经济布局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方面取得明显的进展。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宏伟战略任务，其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的意义是深远和难以估量的。邓小平同志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20世纪90年代末，党中央就西部大开发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把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上了日程。新世纪我国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实施西部大开发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在“引进来”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当前，我们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形势，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展空间，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七、发展机遇的新判断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自然会有强者与弱者之分，先进与后进之别。但历史发展并不总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能否做到由弱变强，后来居上，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能否抓住历史发展的机遇。党的十五大就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党的十六大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刻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审时度势，对我国发展机遇做出的一个新的、重大判断。当代世界尽管局部地区的动荡不安持续不断，但总的来说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没有变，这是我国最为重要的一个战略机遇大背景，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等等都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难得的机遇。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提出，要求我们从战略的高度认清面临的机遇，抢抓机遇，用好机遇。所以，当代中国无论是东部沿海还是中西部地区，都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当然，像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我国面临的重要机遇期同时也是面临巨大挑战的时期。就国际环境来看，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社会更加直接和全方位面对世界的挑战，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做到以我为主、趋利避害、为我所用，而不是任人摆布、丧失自我、随波逐流，这就存在一个机遇与挑战互为表里的问题。做好了，就是促进大发展的难得机遇期，反之，机遇期也有可能成为引发危机的风险期。就国内来说，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如：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失业人员增多，有些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国有企业和国资体制改革任务还相当繁重，市场经济秩序还比较混乱亟待规范，政府机关工作体制和工作作风存在的问题不少等等。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是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以积极的主动精神和深刻的忧患意识，抓住机遇而不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因循守旧，那么我们就一定能趋利避害，加快发展壮大自己。
八、发展道路的新设计
进入新世纪，人类社会正在从工业时代迈入信息时代，实现信息化已经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党的十六大指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我们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其实质是对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做出的与时俱进的新设计。它既体现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进行了新探索。
首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等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处理好技术先进性和经济合理性的关系。要把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放在经济结构调整的优先位置，努力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其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注意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我国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经济基数越来越大，资源消耗越来越多，都不允许我们再走传统工业化“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老路，而必须把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作为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要求，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再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正确处理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就业岗位的关系。我国人口众多，积极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又要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和提高，既要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化解我国的人口压力，充分开发我国的人力资源。
九、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社会发展规律是由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构成的复杂体系。从社会规律存在范围、所要求的条件与具体作用看，普遍规律是对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过程及所有地域都起作用的规律，特殊规律则是对人类社会的某些阶段和一定地域起作用的规律。在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要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要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特殊规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和当代中国发展规律的认识的新成果。
我们党是执政党，要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深化对自身执政规律的认识是前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吸取世界上一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失去政权的深刻教训，总结了我们党80年历史经验，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一定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些都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重要体现。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近50年的历程，也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过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等问题都作出了深刻的回答，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所有这些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 相对于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而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更为普遍的规律。认识并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认识并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宽阔的世界眼光观察当今世界，对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对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现实作出了清醒地判断，使我们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有了更深刻、更具有时代特点的认识。
十、发展目标的新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奋斗目标，这是对我国发展目标提出的新要求。
说政治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是当之无愧的。在2001年1月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3]这是我们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在此之后，2002年的5·31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上进一步对我国的发展目标概括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衡量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发展水平,单纯依据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够的，加上了政治文明的发展目标才是全面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对当代中国的发展目标做出了新定位，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谋求的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发展；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发展；是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紧跟科技革命潮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发展；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
当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以发展为主题，关注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同时，自身也是在不断的发展中。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发展，中国更是在高歌猛进。党的十六大以后，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会肩负起在实践中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庄严历史责任，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不断创造新鲜经验，不断谱写新的理论篇章，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
[2]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第171页。
[3] 《论“三个代表”》，第134-135页。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处长）
责任编辑 谭荣邦
[关键词] 发展； 三个代表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3）13-0005-06
2003年2月18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贯彻十六大精神研讨班结业式的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发展这一主题来贯穿的。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突出了发展这一主题。”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发展问题的新阐发，紧紧把握发展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不仅对于我们坚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于我们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发展本质的新揭示
对发展本质的认识是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国外发展理论对发展本质的认识，经历了由片面的经济增长到经济增长加结构改革再到经济社会生态综合发展的演变，虽然也在不断深化，但仍然存在相当的局限性，始终未能把握住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中国发展的实践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我们深刻认识发展的本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发展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过程。中国的发展从一个农业大国起步，现在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实现工业化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实现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就必须要掌握全世界范围内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特点、趋势和走向，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以先进的生产力代替落后的生产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发展又是一个在继承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吸收国外的现代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重铸民族精神的过程。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国的发展，必须坚持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各种思潮相互冲突和交融中，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人类所创造的新的优秀文明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文化事业，用先进理论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为广大群众、党员和干部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用爱国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全国各族人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发展还是一个摆脱贫困、愚昧和不平等，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政治各方面需要的过程。实现中国的发展，必须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应对国际国内的环境变化，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政治体制，调整人民群众之间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反映和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此可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深刻揭示了发展的本质，为我们解决好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二、发展地位的新论断
随着发展日愈成为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的主题，如何看待发展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作出科学回答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放眼世界、立足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发展的地位问题进行了科学的新阐述，作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科学论断。
首先，这一论断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能否发展起来实现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至关重要。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在近代落伍了。中国古代文明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直至清朝初年，中国还是世界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由于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错失历史发展的机遇，加之多次遭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长期处于发展缓慢、停滞乃至倒退的境地。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也遭受了不少的挫折。特别是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地区本来已经缩小了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1978年，中国在结束10年动乱之后，毅然把发展问题提到国家中心任务的地位，坚定地迈出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步伐，中国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们生活极大提高，社会全面进步取得巨大成就，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人们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正是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了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判断，明确地把发展作为党和国家最优先、最重要的任务提了出来。
其次，这一论断又是基于当代中国国情提出的迫切要求。虽然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中国还是一个欠发达国家。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看，按照英格尔斯标准，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达到3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2000年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5170美元，高收入国家已达到2768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也已达到1970美元。而我国则只有840美元，是发达国家人均水平的3%，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6%。从非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看，英格尔斯标准是70%以上，而美国目前的水平是97.2%，我国则只有25.1%。从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英格尔斯标准是45%以上，发达国家已达到68%，世界平均水平已达到64%，而中国2000年是33%。从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看，英格尔斯标准是50%以上，现在世界城市人口的平均水平已达到50%，发达国家已达到79%，而我国只有36%。从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在适龄青年中的比重，英格尔斯标准是30%-35%，发达国家已达到60%，美国是81%，我国1998年是7%。此外，我国虽然总体水平达到了小康，但由于我国国土辽阔，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很大，一些地区、一些乡村，一些居民群体的生活现在并没有摆脱贫困。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离不开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增强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离不开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离不开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较量中掌握主动权，离不开发展；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离不开发展。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当代中国国情的迫切需要。
三、发展阶段的新定位
一个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综合反映，它最能客观地、全面地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要求。因此，要推动社会发展离不开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与准确定位。改革开放前，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急于求成的意识，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作了“超阶段”的估计，结果欲速不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作了科学的定位，指出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我们既充满信心、又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呢？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什么样的关系，突出提出来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首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标志着我们走出了贫困，跨越了温饱，已经向着富裕迈进，标志着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突破。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标志着我们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创造一个新起点。这一新起点来之不易，但意义十分重大，这涉及对我们20多年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五大以来所取得成就的判断与评价。
其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没有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长过程，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具体发展阶段。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是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实现国民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历史长过程，总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个长过程中，我们已经经历了若干具体的发展阶段，还要继续经历若干具体的发展阶段。小康社会是其中一个重要阶段，是我们在胜利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开始实施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是继续向现代化目标迈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仍然必须继续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不动摇。看不到我国就要进入小康社会，有可能又有必要集中力量办一些有力地推进现代化的大事，是不对的；忘掉我们的基本国情，以为不应实行或者可以很快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策，更是不对的。所以，可以说，党的十六大划出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这就深化和丰富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不可逾越性，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做到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四、发展动力的新概括
中国20多年发展的实践证明，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手段，是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动力。进入新世纪，面对汹涌而来的世界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发展浪潮，改革的深入发展越来越需要开拓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以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构建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系统。
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通过创造性的活动赋予理论以新的形态和新的内涵，可以对开拓实践新领域、实现实践新飞跃提供强大的思想推动力量。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纵观世界近现代史，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创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从理论变为实践，从一国实践变为多国实践，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和面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推动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为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生产力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因此，他们历来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1]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未来的科技发展还将产生新的重大飞跃。正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态势，江泽民指出：“科技进步与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2]我们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力争在有条件的领域实现突破，力争在基础科学上有所发现、在技术上有所发明，才能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20多年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表明，单靠细枝末节和局部性的调整和改革不能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中国的发展必须通过全面的制度性的变革与创新以寻求更深层的发展动力源泉。在我国，进行制度创新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其具体制度进行系统全面的改革，打破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立和不断完善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个方面的体制，使得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并最终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只有进行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力量，科技创新的成果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只有进行制度创新，进行理论创新和科技创新所必需的宽松、开放的社会机制和社会氛围才能形成。
五、发展主体的新阐述
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必须明确什么阶级什么阶层可以成为中国发展的主体，并进而充分发挥发展主体的能动作用，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力量源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主体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结构，不仅包括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更包括一大批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实践中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这一当代中国发展主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我们任何时候也不会放弃。但是同时，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也为祖国富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我们要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们要按照十六大报告的精神，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六、发展战略的新部署
社会发展战略是社会发展中带全局性的、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战略布局问题，就是在重视解决主要矛盾的同时，应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处理好一系列重大矛盾和关系。二是战略重点问题，就是在解决一系列重大矛盾和关系问题上，要突出解决带有全局性的关键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作出了全面的新部署。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就是要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在当代，科技革命浪潮迭起，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确立科技兴国战略，对于我国在下一个世纪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意义尤为重要。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就是要在现代化建设中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关系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关系我们能否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关系我们能否更好地实现、发展、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实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经济结构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结构不合理，各方面关系不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不可能有效推进。我们所进行的结构调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适应性调整，而是新技术革命带动的、对经济的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调整；不是局部的调整，而是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在内的，以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面调整。我们要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争取在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国有经济布局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方面取得明显的进展。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宏伟战略任务，其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的意义是深远和难以估量的。邓小平同志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20世纪90年代末，党中央就西部大开发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把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上了日程。新世纪我国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实施西部大开发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在“引进来”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当前，我们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形势，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展空间，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七、发展机遇的新判断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自然会有强者与弱者之分，先进与后进之别。但历史发展并不总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能否做到由弱变强，后来居上，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能否抓住历史发展的机遇。党的十五大就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党的十六大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刻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审时度势，对我国发展机遇做出的一个新的、重大判断。当代世界尽管局部地区的动荡不安持续不断，但总的来说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没有变，这是我国最为重要的一个战略机遇大背景，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等等都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难得的机遇。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提出，要求我们从战略的高度认清面临的机遇，抢抓机遇，用好机遇。所以，当代中国无论是东部沿海还是中西部地区，都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当然，像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我国面临的重要机遇期同时也是面临巨大挑战的时期。就国际环境来看，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社会更加直接和全方位面对世界的挑战，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做到以我为主、趋利避害、为我所用，而不是任人摆布、丧失自我、随波逐流，这就存在一个机遇与挑战互为表里的问题。做好了，就是促进大发展的难得机遇期，反之，机遇期也有可能成为引发危机的风险期。就国内来说，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如：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失业人员增多，有些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国有企业和国资体制改革任务还相当繁重，市场经济秩序还比较混乱亟待规范，政府机关工作体制和工作作风存在的问题不少等等。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是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以积极的主动精神和深刻的忧患意识，抓住机遇而不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因循守旧，那么我们就一定能趋利避害，加快发展壮大自己。
八、发展道路的新设计
进入新世纪，人类社会正在从工业时代迈入信息时代，实现信息化已经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党的十六大指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我们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其实质是对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做出的与时俱进的新设计。它既体现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进行了新探索。
首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等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处理好技术先进性和经济合理性的关系。要把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放在经济结构调整的优先位置，努力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其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注意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我国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经济基数越来越大，资源消耗越来越多，都不允许我们再走传统工业化“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老路，而必须把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作为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要求，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再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正确处理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就业岗位的关系。我国人口众多，积极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又要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和提高，既要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化解我国的人口压力，充分开发我国的人力资源。
九、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社会发展规律是由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构成的复杂体系。从社会规律存在范围、所要求的条件与具体作用看，普遍规律是对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过程及所有地域都起作用的规律，特殊规律则是对人类社会的某些阶段和一定地域起作用的规律。在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要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要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特殊规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和当代中国发展规律的认识的新成果。
我们党是执政党，要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深化对自身执政规律的认识是前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吸取世界上一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失去政权的深刻教训，总结了我们党80年历史经验，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一定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些都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重要体现。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近50年的历程，也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过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等问题都作出了深刻的回答，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所有这些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 相对于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而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更为普遍的规律。认识并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认识并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宽阔的世界眼光观察当今世界，对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对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现实作出了清醒地判断，使我们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有了更深刻、更具有时代特点的认识。
十、发展目标的新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奋斗目标，这是对我国发展目标提出的新要求。
说政治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是当之无愧的。在2001年1月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3]这是我们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在此之后，2002年的5·31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上进一步对我国的发展目标概括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衡量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发展水平,单纯依据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够的，加上了政治文明的发展目标才是全面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对当代中国的发展目标做出了新定位，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谋求的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发展；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发展；是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紧跟科技革命潮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发展；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
当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以发展为主题，关注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同时，自身也是在不断的发展中。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发展，中国更是在高歌猛进。党的十六大以后，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会肩负起在实践中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庄严历史责任，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不断创造新鲜经验，不断谱写新的理论篇章，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
[2]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第171页。
[3] 《论“三个代表”》，第134-135页。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处长）
责任编辑 谭荣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