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无国界医生”（法文缩写MSF），在不少国人眼里既陌生又非常神秘，在世界各地无论哪里发生战争、内乱和地震、洪水等天灾人祸，总会出现他们的身影。MSF成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在自然灾害中负伤、生病或武装冲突的受害者提供援助。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竞相加入这一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救援组织，在救死扶伤中不断挑战自我，同时在世人面前展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光辉形象。他们的生活令人惊心动魄！
80后曾思斌：穿行在南苏丹的后勤“总管”
南苏丹，这个2011年7月9日正式宣告独立的全球最年轻国家，其实很多人对它并不陌生。1994年著名的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获奖作品——《饥饿的女孩》就取材于此。照片上，瘦小的苏丹小女孩奄奄一息地趴在前往食物救济中心的路上。她身后不远处，一只饥饿的秃鹫正贪婪地紧盯着这个犹如小动物一般的小小生命。画面中没有紧张，没有恐惧，小女孩身上根根分明的肋骨和静默的无力震撼了世界，同时也引来了巨大的争议。更为人所知的是，仅仅在获奖后的两个月，这张照片的作者、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由于无法承受外界对他在这样的危难下仍按动快门的谴责，自杀身亡。他留下的纸条上这样写着：“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南苏丹是世界上常规免疫覆盖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目前有75%的民众仍然无法获得基本医疗服务，超过八成医疗护理服务是由国际非政府组织所提供，超过九成人口每天靠不足一美元生活。常年暴力冲突和局势不稳，人们背着枪出门，这些因素也使外界的人道援助供应加倍困难。”来自中国四川绵阳的80后志愿人员曾思斌这样介绍。
在一个叫皮博尔的地方，那里大约每4个小孩就有一个活不过5岁。死亡原因，是由于疟疾、十二指肠溃疡、麻疹、肺炎等在大城市很容易治愈的疾病而引发的；而黑热病、几内亚线虫病这些我们很少听说的奇怪疾病，也会瞄准这些幼小的身体，向他们袭击，蚕食他们的生命；很多母亲死于与妊娠有关的并发症。医疗诊所严重缺乏，病人往往要长途跋涉，甚至徒步数日，才能就医。去年，曾思斌和同事来到了MSF设在当地的医疗点，为16万村民服务。
这个被人们称为阳光型的后勤“总管”，在无国界医生的皮博尔医疗点里，大到与政府、警察局、救援飞机的联络，以及去偏远村庄外展、饮用水的净化处理、为救援保障电力的通畅，保障医疗点及医疗行动的安全，小到电线、插座、电池，甚至一根螺丝钉的管理，都是他的工作范围。
今年1月10日，无国界医生接到紧急救助任务，一名中年男子腹部负伤，内脏外泄，在医护人员把男子内脏塞回腹腔简单缝合之后，短短的时间内，曾思斌想尽了各种方法，紧急联系了无国界医生的救援飞机，将生命垂危的伤员，送到了首都朱巴市较大的医院接受治疗。其中，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需要联系无国界医生驻朱巴的总部协调小组，之后联系就近最好的医院，还要考量安全因素以及全面的后勤支援、人员调配等等，而这一切，曾思斌和大家配合得天衣无缝。无国界医生最重要的使命是：不论什么人，不管他的政治立场，不分他的贵贱高低，生命都同等重要，只要他需要救助，无国界医生就会鼎力相助。
日前，记者在跟随无国界医生的车辆前往Gumuruk的路途中，曾思斌每半小时便通过无线电报话机与无国界医生在朱巴的协调办公室汇报路上的情况。因为一路走来道路两旁灌木、杂草丛生，据说，在冲突频发的时候，一些武装分子就守候在灌木丛里，随时都有出来滋事的危险。去年8月，无国界医生的一个从事外展服务的乡村诊所所在的村庄，遭到武装分子袭击，很多村民在冲突中丧命，甚至连无国界医生在村庄的医疗点也受到影响。但他们在如此危险的状况下，依然尽最大努力挽救了一个又一个脆弱的生命。而这也意味着曾思斌的工作强度更大——严格遵守无国界医生的安全守则，力求保障救援人员和医疗点的安全。
刚到外展地，还没安置好装备，已经有不少妇女带着生病的孩子，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了。瘦弱的孩子们，个个体重、个头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显然是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发育欠缺。曾思斌所在的外展团队，为这些营养不良的孩子提供治疗营养食品，病童的母亲每周可免费领取并带孩子来治疗、复查。而对那些严重营养不良、无法自己进食的病童，他们会把病童和看护人一起接到无国界医生基层医疗中心住院治疗。
尽管在MSF工作非常辛苦又赚不到什么钱，但每次看到大批黑人母亲和孩子病愈后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曾思斌心里都会油然产生一种自豪。
美丽屠铮：名震利比里亚的“中国玫瑰”
今年39岁的屠铮出生在广西桂林，父母均是医生。在香港科技大学生化系攻读理学博士时，屠铮知道了“无国界医生”这个国际组织。它是1971年在巴黎成立的一个非盈利组织，由医生、护士、麻醉师、实验室技术人员和后勤管理等人员组成，主要针对战争、内乱、天灾等地区的难民或贫民给予医疗援助。自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如今它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救援组织，每年有3000多名志愿人员在约60个国家服务。屠铮的表弟潘渊已经在MSF服务多年，是内地最早从事海外志愿救援工作的后勤人员。他途经香港时热情鼓励表姐：你是学医的，如果来“无国界医生”，能帮助很多人！
2007年3月，已在北京一家著名医院工作的屠铮，正式加入“无国界医生”，被派往利比里亚执行救援任务。这个仅有300万人口的小国，因14年的战乱导致20多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流离失所。初到首都蒙罗维亚，她曾经去逛过那些建在高处、可俯瞰整个市容的酒店。有的在战争中遭受过重创，却还在见证往昔的灯红酒绿。“我觉得还不如咱们的一个县城，很多公共设施都没有恢复，都是百废待兴。”这是屠铮的第一印象。
更令她吃惊的是，该国注册医生仅有121人，婴幼儿死亡率为32%，这意味着当地3万人才有一个医生，而10个孩子中大约有3个会夭亡。屠铮注意到，这里的孩子通常是按出生日取名的，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一个星期后孩子还活着，才会取一个正式的名字，而幸运存活下来的孩子，“星期几”则成为他们的昵称。 利比里亚属于热带气候，年降水量超过5000毫米，素有“非洲雨都”之称，不仅衣服晾不干，连手术服的扣子都会锈住。屠铮和她的“无国界医生”同事，不得不在后背上贴块胶布，代替扣子。
这里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旱季有时会达到40摄氏度。除了必须保证手术室和药房的清凉，医院没有能力再安装空调。到处苍蝇飞舞，挤满毫无保健常识的孕产妇，以及被烧伤或者烫伤的孩子。屠铮了解到，当地孕妇根本做不到定期产检，将近一半的人在家中按照民间传统方式接生。好不容易闯过鬼门关，忙着糊口的父母又疏于照料，孩子常常会被热油烫伤，甚至会掉进开水锅里。
有一次，一位当地妇女来到屠铮所在的Benson医院分娩，正常生了一个小男孩，发现肚子里还有胎儿，医护人员便采取剖腹产，结果接引出来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从未做过产检的妈妈，根本不晓得自己怀了三胞胎。
“无国界医生”开办的医院都是全免费的。在太多人需要救助的情况下，只能够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在屠铮眼里，按中国的标准，Benson医院充其量是个二级医院。这里无法化验肝肾功能，只能够做血常规检验，甚至没有一台X光机。唯一的B超机则是大宝贝，屠铮从进入医院开始，就不断被警告，“无国界医生”有B超机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如果这台B超机坏了，就再也没有补充了。
B超机开始被当地人神化。早在屠铮赴任以前，“无国界医生”在蒙罗维亚的救赎医院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地妇女交头接耳，说那台神奇的机器上有一个小小的荧幕，只要肤色白白的医生把像果冻一样的黏胶涂在妇女肚子上，直接穿过皮肤渗透到肚子里，就可以治疗不孕症。许多妇女蜂拥而来，做完B超，通常感觉都好多了。
“充分利用资源，无论是物力还是人力。”这是屠铮在“无国界医生”医院里工作最大的感受。屠铮曾经去参观利比里亚一家较大的外国医院，那里有七八张产床，一个月顶多接生200个孩子。Benson医院，只有3张产床，一个月差不多要接生400个孩子。
屠铮的营地离医院有半小时车程。“无国界医生”给大家配备手机，有急症打电话呼叫，百分之七八十的晚上会有事情。屠铮觉得前半夜被叫醒是幸福的，如果是后半夜被叫醒，只能在医院里熬通宵。她最长的一次曾连续工作36个小时。由于搭班的外科医生结束任务撤离，她在离开利比里亚之前，独自顶了一个月，一人做了60多例剖腹产，有时一天要做七八个手术。
除了12名国际志愿人员，Benson医院还有近300名利比里亚当地员工。在尽力做好诊治工作的同时，屠铮开始训练利比里亚员工，如教手术室的器械护士做流产手术等。屠铮的步骤是先挑出最灵光的、一点就通的护士，教会了最聪明的，再由她们去转教别人。没想到，短短几年竟滚雪球般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医务人才。
屠铮的同事来自世界各地，如阿根廷、德国、俄罗斯、希腊、西班牙等。一部分人把志愿工作看成一生中必须拥有的经历，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家庭变故，希望生活有所改变。Benson医院队长是一位30多岁的美国女性，来非洲7年了，她曾经参加过“绿色和平”组织，后转入“无国界医生”做行政管理。她多次夸奖屠铮“特别能干”，还叫她“中国玫瑰”。后来这名字甚至传遍了整个利比里亚。
硬汉潘渊：向世界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
潘渊的皮肤有点黑，扎着辫子，带着非常阳光的气息。他是“无国界医生”里首个来自中国内地的救援人员。
2001年春天，毕业于云南大学计算机系的潘渊，凭借出色的外语能力和计算机技能，成功通过考试并接到首个任务——赴非洲开展治疗“黑热病”的救援工作。这是一种经由蚊虫叮咬而传播的高致命性寄生虫病，每年致使全球6万人死亡。潘渊母亲用沉默代替了抗议，父亲则开明地表示了支持。那年6月，潘渊首次走出国门。
2002年7月，潘渊几经生死完成在非洲的救援工作后，刚回到昆明不久，又被派往孟加拉南部的难民营，为数万名无家可归的缅甸洛兴加难民提供基本医疗。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宗教问题逃难至此，最高峰时达25万人。看着营地周围把守的孟加拉军警，潘渊不敢想像这数万名难民是如何度过这十多年的“软禁”生活的。12月的一天，雨后的难民营又是一片泽国，泥浆混集着排泄物布满了每个角落，用纸皮树枝等简易材料建成的矮房散发着潮湿和霉味。为防止疟疾和肠胃疾病的传播，潘渊和其他志愿者在泥泞中逐家逐户进行卫生知识宣传，并叮嘱每个家长时刻监督孩子不要吮吸那沾满泥巴的手指。
一个正在手捧泥土修缮地面的小女孩引起了潘渊的注意。他弯腰走进这个不足8平方米的阴暗小屋，里面还有一位母亲和另外两个孩子，以及摆放在桌上的一些苞谷、大麦和盐巴等救济品，正是这些粗糙的食物让这里的孩子存活下来并营养不良。
在难民营的一角，潘渊还惊讶地发现了一所“学校”。在一个简陋的木棚下，一位老师带领300多个席地而坐的孩子，认真地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孩子们一边大声朗诵，一边偷看过往的行人，他们之中，很可能只有一半能活到成年。
在孟加拉，潘渊经常往返于山区，他已经忘了曾多少次险些滑落山坡，只有身上数处被恶蚊蛰过的圆形伤疤，才印证着那段南亚岁月。当时他每周要花三分之二的时间在附近村庄之间运送药品、物资和垂危的病人。在后来写给父亲的信中，潘渊用了这样的开头：“能生长在中国是一种幸福……”
其后，他又奔赴西非的塞拉利昂、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十几国执行救援任务，足迹踏遍了大半个地球。尤其是2011年夏天，他和同事又来到炮火连天的利比亚。由于潘渊在后勤保障和管理方面为MSF做出了巨大贡献，总部负责人曾多次对他进行特别嘉奖，同时，潘渊也赢得了各国同事的友谊和尊重。美联社及英国路透社等世界著名媒体，多次对他的事迹进行报道，称赞潘渊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用救死扶伤的高尚行动，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这个负责任大国的光辉形象。
现在，同学和朋友大多已是公务员或老板之类，他们常常会羡慕潘渊的经历，但却不愿意抛弃一切去走同样的路。他们熟悉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更愿意切合实际地编织属于自己的财富梦想。在海外，潘渊经常被问及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为此他不得不耐心地向对方解释——“我来自中国！”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发动更多的民间力量，唤醒中国社会还处于蛰伏状态的志愿者精神。
（责编：卫红）
链接：
“无国界医生”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独立的公民捐助，目前全球共有超过330万个常年的捐款者。此外，它也少量接受企业和机构赞助，每年募集到的资金有十几亿美元甚至更多。近年来它发展很快，目前已在全球超过70个国家进行过救援行动。
“无国界医生”的志愿人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战乱地区曾多次遭受不测。2004年，“无国界医生”的5名员工在阿富汗惨遭杀害；2009年，4人在达尔富尔地区被部落武装绑架，后经多方营救数日后获释。
80后曾思斌：穿行在南苏丹的后勤“总管”
南苏丹，这个2011年7月9日正式宣告独立的全球最年轻国家，其实很多人对它并不陌生。1994年著名的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获奖作品——《饥饿的女孩》就取材于此。照片上，瘦小的苏丹小女孩奄奄一息地趴在前往食物救济中心的路上。她身后不远处，一只饥饿的秃鹫正贪婪地紧盯着这个犹如小动物一般的小小生命。画面中没有紧张，没有恐惧，小女孩身上根根分明的肋骨和静默的无力震撼了世界，同时也引来了巨大的争议。更为人所知的是，仅仅在获奖后的两个月，这张照片的作者、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由于无法承受外界对他在这样的危难下仍按动快门的谴责，自杀身亡。他留下的纸条上这样写着：“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南苏丹是世界上常规免疫覆盖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目前有75%的民众仍然无法获得基本医疗服务，超过八成医疗护理服务是由国际非政府组织所提供，超过九成人口每天靠不足一美元生活。常年暴力冲突和局势不稳，人们背着枪出门，这些因素也使外界的人道援助供应加倍困难。”来自中国四川绵阳的80后志愿人员曾思斌这样介绍。
在一个叫皮博尔的地方，那里大约每4个小孩就有一个活不过5岁。死亡原因，是由于疟疾、十二指肠溃疡、麻疹、肺炎等在大城市很容易治愈的疾病而引发的；而黑热病、几内亚线虫病这些我们很少听说的奇怪疾病，也会瞄准这些幼小的身体，向他们袭击，蚕食他们的生命；很多母亲死于与妊娠有关的并发症。医疗诊所严重缺乏，病人往往要长途跋涉，甚至徒步数日，才能就医。去年，曾思斌和同事来到了MSF设在当地的医疗点，为16万村民服务。
这个被人们称为阳光型的后勤“总管”，在无国界医生的皮博尔医疗点里，大到与政府、警察局、救援飞机的联络，以及去偏远村庄外展、饮用水的净化处理、为救援保障电力的通畅，保障医疗点及医疗行动的安全，小到电线、插座、电池，甚至一根螺丝钉的管理，都是他的工作范围。
今年1月10日，无国界医生接到紧急救助任务，一名中年男子腹部负伤，内脏外泄，在医护人员把男子内脏塞回腹腔简单缝合之后，短短的时间内，曾思斌想尽了各种方法，紧急联系了无国界医生的救援飞机，将生命垂危的伤员，送到了首都朱巴市较大的医院接受治疗。其中，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需要联系无国界医生驻朱巴的总部协调小组，之后联系就近最好的医院，还要考量安全因素以及全面的后勤支援、人员调配等等，而这一切，曾思斌和大家配合得天衣无缝。无国界医生最重要的使命是：不论什么人，不管他的政治立场，不分他的贵贱高低，生命都同等重要，只要他需要救助，无国界医生就会鼎力相助。
日前，记者在跟随无国界医生的车辆前往Gumuruk的路途中，曾思斌每半小时便通过无线电报话机与无国界医生在朱巴的协调办公室汇报路上的情况。因为一路走来道路两旁灌木、杂草丛生，据说，在冲突频发的时候，一些武装分子就守候在灌木丛里，随时都有出来滋事的危险。去年8月，无国界医生的一个从事外展服务的乡村诊所所在的村庄，遭到武装分子袭击，很多村民在冲突中丧命，甚至连无国界医生在村庄的医疗点也受到影响。但他们在如此危险的状况下，依然尽最大努力挽救了一个又一个脆弱的生命。而这也意味着曾思斌的工作强度更大——严格遵守无国界医生的安全守则，力求保障救援人员和医疗点的安全。
刚到外展地，还没安置好装备，已经有不少妇女带着生病的孩子，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了。瘦弱的孩子们，个个体重、个头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显然是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发育欠缺。曾思斌所在的外展团队，为这些营养不良的孩子提供治疗营养食品，病童的母亲每周可免费领取并带孩子来治疗、复查。而对那些严重营养不良、无法自己进食的病童，他们会把病童和看护人一起接到无国界医生基层医疗中心住院治疗。
尽管在MSF工作非常辛苦又赚不到什么钱，但每次看到大批黑人母亲和孩子病愈后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曾思斌心里都会油然产生一种自豪。
美丽屠铮：名震利比里亚的“中国玫瑰”
今年39岁的屠铮出生在广西桂林，父母均是医生。在香港科技大学生化系攻读理学博士时，屠铮知道了“无国界医生”这个国际组织。它是1971年在巴黎成立的一个非盈利组织，由医生、护士、麻醉师、实验室技术人员和后勤管理等人员组成，主要针对战争、内乱、天灾等地区的难民或贫民给予医疗援助。自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如今它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救援组织，每年有3000多名志愿人员在约60个国家服务。屠铮的表弟潘渊已经在MSF服务多年，是内地最早从事海外志愿救援工作的后勤人员。他途经香港时热情鼓励表姐：你是学医的，如果来“无国界医生”，能帮助很多人！
2007年3月，已在北京一家著名医院工作的屠铮，正式加入“无国界医生”，被派往利比里亚执行救援任务。这个仅有300万人口的小国，因14年的战乱导致20多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流离失所。初到首都蒙罗维亚，她曾经去逛过那些建在高处、可俯瞰整个市容的酒店。有的在战争中遭受过重创，却还在见证往昔的灯红酒绿。“我觉得还不如咱们的一个县城，很多公共设施都没有恢复，都是百废待兴。”这是屠铮的第一印象。
更令她吃惊的是，该国注册医生仅有121人，婴幼儿死亡率为32%，这意味着当地3万人才有一个医生，而10个孩子中大约有3个会夭亡。屠铮注意到，这里的孩子通常是按出生日取名的，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一个星期后孩子还活着，才会取一个正式的名字，而幸运存活下来的孩子，“星期几”则成为他们的昵称。 利比里亚属于热带气候，年降水量超过5000毫米，素有“非洲雨都”之称，不仅衣服晾不干，连手术服的扣子都会锈住。屠铮和她的“无国界医生”同事，不得不在后背上贴块胶布，代替扣子。
这里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旱季有时会达到40摄氏度。除了必须保证手术室和药房的清凉，医院没有能力再安装空调。到处苍蝇飞舞，挤满毫无保健常识的孕产妇，以及被烧伤或者烫伤的孩子。屠铮了解到，当地孕妇根本做不到定期产检，将近一半的人在家中按照民间传统方式接生。好不容易闯过鬼门关，忙着糊口的父母又疏于照料，孩子常常会被热油烫伤，甚至会掉进开水锅里。
有一次，一位当地妇女来到屠铮所在的Benson医院分娩，正常生了一个小男孩，发现肚子里还有胎儿，医护人员便采取剖腹产，结果接引出来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从未做过产检的妈妈，根本不晓得自己怀了三胞胎。
“无国界医生”开办的医院都是全免费的。在太多人需要救助的情况下，只能够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在屠铮眼里，按中国的标准，Benson医院充其量是个二级医院。这里无法化验肝肾功能，只能够做血常规检验，甚至没有一台X光机。唯一的B超机则是大宝贝，屠铮从进入医院开始，就不断被警告，“无国界医生”有B超机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如果这台B超机坏了，就再也没有补充了。
B超机开始被当地人神化。早在屠铮赴任以前，“无国界医生”在蒙罗维亚的救赎医院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地妇女交头接耳，说那台神奇的机器上有一个小小的荧幕，只要肤色白白的医生把像果冻一样的黏胶涂在妇女肚子上，直接穿过皮肤渗透到肚子里，就可以治疗不孕症。许多妇女蜂拥而来，做完B超，通常感觉都好多了。
“充分利用资源，无论是物力还是人力。”这是屠铮在“无国界医生”医院里工作最大的感受。屠铮曾经去参观利比里亚一家较大的外国医院，那里有七八张产床，一个月顶多接生200个孩子。Benson医院，只有3张产床，一个月差不多要接生400个孩子。
屠铮的营地离医院有半小时车程。“无国界医生”给大家配备手机，有急症打电话呼叫，百分之七八十的晚上会有事情。屠铮觉得前半夜被叫醒是幸福的，如果是后半夜被叫醒，只能在医院里熬通宵。她最长的一次曾连续工作36个小时。由于搭班的外科医生结束任务撤离，她在离开利比里亚之前，独自顶了一个月，一人做了60多例剖腹产，有时一天要做七八个手术。
除了12名国际志愿人员，Benson医院还有近300名利比里亚当地员工。在尽力做好诊治工作的同时，屠铮开始训练利比里亚员工，如教手术室的器械护士做流产手术等。屠铮的步骤是先挑出最灵光的、一点就通的护士，教会了最聪明的，再由她们去转教别人。没想到，短短几年竟滚雪球般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医务人才。
屠铮的同事来自世界各地，如阿根廷、德国、俄罗斯、希腊、西班牙等。一部分人把志愿工作看成一生中必须拥有的经历，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家庭变故，希望生活有所改变。Benson医院队长是一位30多岁的美国女性，来非洲7年了，她曾经参加过“绿色和平”组织，后转入“无国界医生”做行政管理。她多次夸奖屠铮“特别能干”，还叫她“中国玫瑰”。后来这名字甚至传遍了整个利比里亚。
硬汉潘渊：向世界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
潘渊的皮肤有点黑，扎着辫子，带着非常阳光的气息。他是“无国界医生”里首个来自中国内地的救援人员。
2001年春天，毕业于云南大学计算机系的潘渊，凭借出色的外语能力和计算机技能，成功通过考试并接到首个任务——赴非洲开展治疗“黑热病”的救援工作。这是一种经由蚊虫叮咬而传播的高致命性寄生虫病，每年致使全球6万人死亡。潘渊母亲用沉默代替了抗议，父亲则开明地表示了支持。那年6月，潘渊首次走出国门。
2002年7月，潘渊几经生死完成在非洲的救援工作后，刚回到昆明不久，又被派往孟加拉南部的难民营，为数万名无家可归的缅甸洛兴加难民提供基本医疗。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宗教问题逃难至此，最高峰时达25万人。看着营地周围把守的孟加拉军警，潘渊不敢想像这数万名难民是如何度过这十多年的“软禁”生活的。12月的一天，雨后的难民营又是一片泽国，泥浆混集着排泄物布满了每个角落，用纸皮树枝等简易材料建成的矮房散发着潮湿和霉味。为防止疟疾和肠胃疾病的传播，潘渊和其他志愿者在泥泞中逐家逐户进行卫生知识宣传，并叮嘱每个家长时刻监督孩子不要吮吸那沾满泥巴的手指。
一个正在手捧泥土修缮地面的小女孩引起了潘渊的注意。他弯腰走进这个不足8平方米的阴暗小屋，里面还有一位母亲和另外两个孩子，以及摆放在桌上的一些苞谷、大麦和盐巴等救济品，正是这些粗糙的食物让这里的孩子存活下来并营养不良。
在难民营的一角，潘渊还惊讶地发现了一所“学校”。在一个简陋的木棚下，一位老师带领300多个席地而坐的孩子，认真地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孩子们一边大声朗诵，一边偷看过往的行人，他们之中，很可能只有一半能活到成年。
在孟加拉，潘渊经常往返于山区，他已经忘了曾多少次险些滑落山坡，只有身上数处被恶蚊蛰过的圆形伤疤，才印证着那段南亚岁月。当时他每周要花三分之二的时间在附近村庄之间运送药品、物资和垂危的病人。在后来写给父亲的信中，潘渊用了这样的开头：“能生长在中国是一种幸福……”
其后，他又奔赴西非的塞拉利昂、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十几国执行救援任务，足迹踏遍了大半个地球。尤其是2011年夏天，他和同事又来到炮火连天的利比亚。由于潘渊在后勤保障和管理方面为MSF做出了巨大贡献，总部负责人曾多次对他进行特别嘉奖，同时，潘渊也赢得了各国同事的友谊和尊重。美联社及英国路透社等世界著名媒体，多次对他的事迹进行报道，称赞潘渊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用救死扶伤的高尚行动，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这个负责任大国的光辉形象。
现在，同学和朋友大多已是公务员或老板之类，他们常常会羡慕潘渊的经历，但却不愿意抛弃一切去走同样的路。他们熟悉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更愿意切合实际地编织属于自己的财富梦想。在海外，潘渊经常被问及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为此他不得不耐心地向对方解释——“我来自中国！”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发动更多的民间力量，唤醒中国社会还处于蛰伏状态的志愿者精神。
（责编：卫红）
链接：
“无国界医生”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独立的公民捐助，目前全球共有超过330万个常年的捐款者。此外，它也少量接受企业和机构赞助，每年募集到的资金有十几亿美元甚至更多。近年来它发展很快，目前已在全球超过70个国家进行过救援行动。
“无国界医生”的志愿人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战乱地区曾多次遭受不测。2004年，“无国界医生”的5名员工在阿富汗惨遭杀害；2009年，4人在达尔富尔地区被部落武装绑架，后经多方营救数日后获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