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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意(指意大利)公使王广圻者，才华卓然，为公使中有数人物。”
1919年5月18日，《大公报》发表专程采访巴黎和会的著名记者胡政之“外交人物之写真”的报道。在他辛辣而颇为传神的笔端，中国代表团一些成员“栩栩如生”，其中写道：“驻意(指意大利)公使王广圻者，才华卓然，为公使中有数人物，又为陆氏(指陆征祥)旧所信任。”王广圻一生追随陆征祥，在民国外交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踏入外交舞台
王广圻，1875年11月19日出生，字聚鹤，号劫军，原名曾颐，江苏南汇县人(今上海浦东区)。出生于诗书之家，自幼聪慧好学，因父亲过早去世，家境衰落。他立志求学以自立，以增监生身份入京师同文馆学习。京师同文馆是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培养洋务人才而设立的，在这里求学，意味着将走上外交官的仕途。
1905年，中国开设驻荷兰公使馆，王广圻被首任公使陆征祥选调，充任驻荷兰使馆翻译。在陆征祥的大力扶持和栽培下，才能突出的王广圻迅速得到擢升，历任使馆随员、二等书记官、一等书记官，出席1907年海牙第二次和平会议中国全权专使处三等参赞，荷属南洋群岛调查员，驻荷兰使馆二等参赞等。1909年2月，清政府为褒奖王广圻，特封赐其祖父通议大夫、祖母和母亲淑人名号。
1911年，陆征祥奉命赴俄任特使，主持与俄国谈判修订1881年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条约》，王广圻以参赞身份随行。不久，陆征祥转任驻俄公使，王广圻遂充任驻俄使馆二等参赞、留俄学务监督。此时，发生颠覆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王广圻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折。
外交总长的得力助手
1912年3月25日，新任责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任命驻俄外交代表陆征祥出任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陆征祥决定带王广圻回国，接受这一任命。王广圻出任外交部秘书长，协助陆征祥对外交部进行彻底改组。
回国途中，王广圻曾陪同陆征祥考察西欧外交机构，搜集有关资料，制订外交部改组计划。他遵照陆征祥的指示，以超人的胆识和魄力，厉行改革，而且毫不留情面，其中帮助陆征祥撵走盘踞晚清外务部20年、声势与王公大人比肩的于厨子一事，曾轰动海内外，一扫晚清以来“外务部为狗窑子”的贪腐混乱局面。在王广圻的配合下，陆征祥重建了外交部组织机构，规定使领馆为专业机构、使领馆人员由职业外交官充任，全面调整使领馆与外交部的关系，严格选拨外交部人员等，使中国外交机构初步实现了近代化，正如当时的见证人顾维钧所说：“驻外使馆和部内的事务都比较有了现代化的基础。”
6月15日，内阁总理唐绍仪与袁世凯发生分歧和矛盾，弃职出走天津。袁世凯委任陆征祥为代理国务总理，王广圻被袁世凯委任为国务院秘书长，协助处理政务。8月，陆征祥辞去国务院总理一职，9月，又辞去外交总长职位。王广圻亦随陆征祥分别辞去国务院秘书长和外交部秘书长职位。
不久，由沙俄操纵和制造的外蒙古獨立问题公开化。11月15日，袁世凯再次起用陆征祥任外交总长，王广圻也由此被推上了协助谈判解决外蒙古问题的舞台。12月29日，袁世凯委任王广圻为中国驻比利时全权公使，但实际上他没有赴任，一直在协助陆征祥处理外蒙古问题。直到次年11月14日，他才到任向比利时政府呈递国书，但12月27日就离职了。
出任驻意公使
1915年9月30日，王广圻被袁世凯委任为驻意大利全权公使。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激烈酣战。到任后，王广圻马上成为中国驻欧使节中最忙碌的人之一。1917年1月，当德国宣告开展无限制潜艇战之后，他就及时将美国船只被击沉真相、英国与法国船只被击沉消息，尤其是英国船只载有华人水手43人被营救经过，法国船只在地中海被击沉，内有千名华工，死亡约400人等情况，电告政府。
德国的行动为美国参战提供了契机。当美国对德绝交后，王广圻就立即将意大利的态度电告政府，赞同中国跟随英国采取行动。然而，意大利虽支持中国追随美国参战，但却趁机要挟，试图从中获利。当时，王广圻奉命向意大利政府征询关于中国参战条件的意见，中国希望加征关税、庚子赔款暂缓10年支付等，意大利政府却要求中国先明告对待奥匈帝国的态度，以此作为交换。王广圻与之抗辩，指出这是两个问题，不应混为一谈，但意大利方面纠缠于此，几次交涉都不得要领。王广圻最终探明只要他国赞同中国参战，意大利便不持异议，为此明告中国政府意大利是借端要挟，不必在意。
同时，王广圻又根据政府指令，积极了解意大利对德绝交、宣战的经过，以及如何处理德奥财产、人员等方面信息，以供政府参考。1917年5月26日，他还与中国驻欧人员施肇基，胡惟德、汪荣宝聚会，专门研究中国与协约国的关系，为中国参战费了不少心力。
参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
1919年1月，27个战胜国代表聚会巴黎，研究处置德奥等战败国问题。中国以战胜国身份，组成了62人的庞大代表团与会。不久，中国代表团内部因排名次序问题发生内讧。作为代表团的顾问，王广圻一方面协助陆征祥开展和会外交活动，另一方面则与胡惟德、颜惠庆、汪荣宝积极协商，促使陆征祥致电政府，要求政府将他们四人纳入其中，参加代表团会议讨论，而且应有表决权，以作陆征祥的后盾。3月，北京政府复电同意王广圻等四人参与讨论，但没有表决权。此举有利于维护中国代表团的团结和稳定。
4月30日，是中国代表团关于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耻辱日子。操纵巴黎和会的英、美，法决定牺牲中国，同意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并将此写入《对德和约》。这一赤裸裸的行径，将中国代表团推入了失败的深渊、逼入了死胡同。王广圻表态支持签字，在他看来，中国不签字，就意味着不能加入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一旦日本采取侵略中国人行动，就不能指望列强帮忙。他的忧虑反映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担忧。后来，中国代表团没有出席6月28日的签字仪式，拒签《对德和约》。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经历，让王广圻心痛，但没有影响他维护国人利益的行动。1920年4月，在他的成功交涉下，意大利将肆意扣留的中国船只“华乙”号交还中国。6月1日，他又代表中国与波斯驻意大利公使在罗马签署《中波友好条约》，两国约定互享除领事裁判权以外的最惠国待遇。这一条约开创了中国缔约的范例，从此中国再也没有给予任何一国领事裁判权的特权。
驻节荷兰最久的公使
1920年12月29日，北洋政府免去王广圻长达五年多的驻意大利公使职位，委派他担任中国驻荷兰全权公使，因为又有一项棘手的外交使命等着他。
1921年，正值1911年5月8日中国与荷兰签订的《荷兰领地殖民地领事条约》10年到期。原条约附件规定，1911年以后，依出生地原则，南洋荷属殖民地华侨所生后代，归入荷兰籍。这一条约为南洋华侨所痛恨，他们要求予以修改。王广圻曾追随陆征祥谈判签署该约，熟悉内情，自然是最合适的谈判人选。然而，此时的北洋政府内讧激烈，政府更替频繁，难以作谈判后盾。王广圻虽向荷兰政府提出谈判要求，改订新约，但直到北洋政府覆亡，一直难以如愿。
尽管如此，在荷兰公使任上，王广圻一直十分活跃。1921年9月，华盛顿会议前夕，他曾与其他八位驻欧外交公使联名致电国内，呼吁息争，一致对外。此时，日本为防止中国利用华盛顿会议，向中国提出中日直接谈判山东问题节略。王广圻最先电复外交部，详细陈述应对日本节略的策略和主张，指出中日直接谈判的利弊，尤其提醒应防止坠入日本的阴谋和算计中。1922年2月，当国内一些团体向驻京外国使团吁求，请其介入平息内争，王广圻深知其害，致电国内公开呼吁，此举是授入以干涉中国内政口实，有弊无利，实不可取。1923年，他加入驻欧使节讨饷行列，联名发出公开电，要求政府解决拖欠使馆经费和欠薪问题。1924年，他作为中国参加国际禁烟大会全权代表，前往瑞士出席会议，发出了中国的声音。
1927年，国民革命成燎原之势，北洋政府岌岌可危。7月8日，王广圻通电辞去驻荷公使职位，脱离北洋外交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广圻曾一度担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顾问。1930年11月，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总务司司长。1931年8月15日，他被委任担任中国驻波兰兼驻捷克斯洛伐克首任全权公使。后因“九·一八”事变发生，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前来中国调查事件真相，王广圻被委任为中国代表团秘书长。但是，由于日本施加种种阴谋和威胁手段，王广圻最终没有随调查团出关，也没有前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赴任，1933年5月13日被免职。此后，王广圻脱离外交舞台，悄无声息地度过了余生。著有《中立之国际法论》。
1919年5月18日，《大公报》发表专程采访巴黎和会的著名记者胡政之“外交人物之写真”的报道。在他辛辣而颇为传神的笔端，中国代表团一些成员“栩栩如生”，其中写道：“驻意(指意大利)公使王广圻者，才华卓然，为公使中有数人物，又为陆氏(指陆征祥)旧所信任。”王广圻一生追随陆征祥，在民国外交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踏入外交舞台
王广圻，1875年11月19日出生，字聚鹤，号劫军，原名曾颐，江苏南汇县人(今上海浦东区)。出生于诗书之家，自幼聪慧好学，因父亲过早去世，家境衰落。他立志求学以自立，以增监生身份入京师同文馆学习。京师同文馆是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培养洋务人才而设立的，在这里求学，意味着将走上外交官的仕途。
1905年，中国开设驻荷兰公使馆，王广圻被首任公使陆征祥选调，充任驻荷兰使馆翻译。在陆征祥的大力扶持和栽培下，才能突出的王广圻迅速得到擢升，历任使馆随员、二等书记官、一等书记官，出席1907年海牙第二次和平会议中国全权专使处三等参赞，荷属南洋群岛调查员，驻荷兰使馆二等参赞等。1909年2月，清政府为褒奖王广圻，特封赐其祖父通议大夫、祖母和母亲淑人名号。
1911年，陆征祥奉命赴俄任特使，主持与俄国谈判修订1881年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条约》，王广圻以参赞身份随行。不久，陆征祥转任驻俄公使，王广圻遂充任驻俄使馆二等参赞、留俄学务监督。此时，发生颠覆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王广圻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折。
外交总长的得力助手
1912年3月25日，新任责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任命驻俄外交代表陆征祥出任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陆征祥决定带王广圻回国，接受这一任命。王广圻出任外交部秘书长，协助陆征祥对外交部进行彻底改组。
回国途中，王广圻曾陪同陆征祥考察西欧外交机构，搜集有关资料，制订外交部改组计划。他遵照陆征祥的指示，以超人的胆识和魄力，厉行改革，而且毫不留情面，其中帮助陆征祥撵走盘踞晚清外务部20年、声势与王公大人比肩的于厨子一事，曾轰动海内外，一扫晚清以来“外务部为狗窑子”的贪腐混乱局面。在王广圻的配合下，陆征祥重建了外交部组织机构，规定使领馆为专业机构、使领馆人员由职业外交官充任，全面调整使领馆与外交部的关系，严格选拨外交部人员等，使中国外交机构初步实现了近代化，正如当时的见证人顾维钧所说：“驻外使馆和部内的事务都比较有了现代化的基础。”
6月15日，内阁总理唐绍仪与袁世凯发生分歧和矛盾，弃职出走天津。袁世凯委任陆征祥为代理国务总理，王广圻被袁世凯委任为国务院秘书长，协助处理政务。8月，陆征祥辞去国务院总理一职，9月，又辞去外交总长职位。王广圻亦随陆征祥分别辞去国务院秘书长和外交部秘书长职位。
不久，由沙俄操纵和制造的外蒙古獨立问题公开化。11月15日，袁世凯再次起用陆征祥任外交总长，王广圻也由此被推上了协助谈判解决外蒙古问题的舞台。12月29日，袁世凯委任王广圻为中国驻比利时全权公使，但实际上他没有赴任，一直在协助陆征祥处理外蒙古问题。直到次年11月14日，他才到任向比利时政府呈递国书，但12月27日就离职了。
出任驻意公使
1915年9月30日，王广圻被袁世凯委任为驻意大利全权公使。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激烈酣战。到任后，王广圻马上成为中国驻欧使节中最忙碌的人之一。1917年1月，当德国宣告开展无限制潜艇战之后，他就及时将美国船只被击沉真相、英国与法国船只被击沉消息，尤其是英国船只载有华人水手43人被营救经过，法国船只在地中海被击沉，内有千名华工，死亡约400人等情况，电告政府。
德国的行动为美国参战提供了契机。当美国对德绝交后，王广圻就立即将意大利的态度电告政府，赞同中国跟随英国采取行动。然而，意大利虽支持中国追随美国参战，但却趁机要挟，试图从中获利。当时，王广圻奉命向意大利政府征询关于中国参战条件的意见，中国希望加征关税、庚子赔款暂缓10年支付等，意大利政府却要求中国先明告对待奥匈帝国的态度，以此作为交换。王广圻与之抗辩，指出这是两个问题，不应混为一谈，但意大利方面纠缠于此，几次交涉都不得要领。王广圻最终探明只要他国赞同中国参战，意大利便不持异议，为此明告中国政府意大利是借端要挟，不必在意。
同时，王广圻又根据政府指令，积极了解意大利对德绝交、宣战的经过，以及如何处理德奥财产、人员等方面信息，以供政府参考。1917年5月26日，他还与中国驻欧人员施肇基，胡惟德、汪荣宝聚会，专门研究中国与协约国的关系，为中国参战费了不少心力。
参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
1919年1月，27个战胜国代表聚会巴黎，研究处置德奥等战败国问题。中国以战胜国身份，组成了62人的庞大代表团与会。不久，中国代表团内部因排名次序问题发生内讧。作为代表团的顾问，王广圻一方面协助陆征祥开展和会外交活动，另一方面则与胡惟德、颜惠庆、汪荣宝积极协商，促使陆征祥致电政府，要求政府将他们四人纳入其中，参加代表团会议讨论，而且应有表决权，以作陆征祥的后盾。3月，北京政府复电同意王广圻等四人参与讨论，但没有表决权。此举有利于维护中国代表团的团结和稳定。
4月30日，是中国代表团关于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耻辱日子。操纵巴黎和会的英、美，法决定牺牲中国，同意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并将此写入《对德和约》。这一赤裸裸的行径，将中国代表团推入了失败的深渊、逼入了死胡同。王广圻表态支持签字，在他看来，中国不签字，就意味着不能加入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一旦日本采取侵略中国人行动，就不能指望列强帮忙。他的忧虑反映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担忧。后来，中国代表团没有出席6月28日的签字仪式，拒签《对德和约》。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经历，让王广圻心痛，但没有影响他维护国人利益的行动。1920年4月，在他的成功交涉下，意大利将肆意扣留的中国船只“华乙”号交还中国。6月1日，他又代表中国与波斯驻意大利公使在罗马签署《中波友好条约》，两国约定互享除领事裁判权以外的最惠国待遇。这一条约开创了中国缔约的范例，从此中国再也没有给予任何一国领事裁判权的特权。
驻节荷兰最久的公使
1920年12月29日，北洋政府免去王广圻长达五年多的驻意大利公使职位，委派他担任中国驻荷兰全权公使，因为又有一项棘手的外交使命等着他。
1921年，正值1911年5月8日中国与荷兰签订的《荷兰领地殖民地领事条约》10年到期。原条约附件规定，1911年以后，依出生地原则，南洋荷属殖民地华侨所生后代，归入荷兰籍。这一条约为南洋华侨所痛恨，他们要求予以修改。王广圻曾追随陆征祥谈判签署该约，熟悉内情，自然是最合适的谈判人选。然而，此时的北洋政府内讧激烈，政府更替频繁，难以作谈判后盾。王广圻虽向荷兰政府提出谈判要求，改订新约，但直到北洋政府覆亡，一直难以如愿。
尽管如此，在荷兰公使任上，王广圻一直十分活跃。1921年9月，华盛顿会议前夕，他曾与其他八位驻欧外交公使联名致电国内，呼吁息争，一致对外。此时，日本为防止中国利用华盛顿会议，向中国提出中日直接谈判山东问题节略。王广圻最先电复外交部，详细陈述应对日本节略的策略和主张，指出中日直接谈判的利弊，尤其提醒应防止坠入日本的阴谋和算计中。1922年2月，当国内一些团体向驻京外国使团吁求，请其介入平息内争，王广圻深知其害，致电国内公开呼吁，此举是授入以干涉中国内政口实，有弊无利，实不可取。1923年，他加入驻欧使节讨饷行列，联名发出公开电，要求政府解决拖欠使馆经费和欠薪问题。1924年，他作为中国参加国际禁烟大会全权代表，前往瑞士出席会议，发出了中国的声音。
1927年，国民革命成燎原之势，北洋政府岌岌可危。7月8日，王广圻通电辞去驻荷公使职位，脱离北洋外交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广圻曾一度担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顾问。1930年11月，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总务司司长。1931年8月15日，他被委任担任中国驻波兰兼驻捷克斯洛伐克首任全权公使。后因“九·一八”事变发生，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前来中国调查事件真相，王广圻被委任为中国代表团秘书长。但是，由于日本施加种种阴谋和威胁手段，王广圻最终没有随调查团出关，也没有前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赴任，1933年5月13日被免职。此后，王广圻脱离外交舞台，悄无声息地度过了余生。著有《中立之国际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