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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改革开放以来，外来务工者的讨论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而《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一书是正式基于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对于深圳某一工厂的女工生存状况的讨论与分析。而本文正是基于该书的视角下梳理梳理中国女工的多元主体的形成机制。
关键词：打工妹；多元主体；机制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的城市化是以农村向城市“输血”为代价的。在改革开放这一大背景下，大量资本流入到了国内，在城市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大好经济发展景象，城市之中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支撑这样的发展。而与此同时，农村发展呈现出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大量的农村人口怀揣着梦想与逃离父权制的愿望来到城市，体验在城市当中的“自由”。但是事实却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美满，他们进入了另一主体的限制——资本。
当农村女孩进入到工厂时，由农民变为工人时，多元主体的形成便开始了。代表资本的一方即工厂的管理者对由农村而来的女孩们进行规训使其适应新的工人身份，这是合理的。而明显地，作者使用了福科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理论。在生产线上，工厂的管理者们要求其按规定的动作完成工作，丝毫不差，如同机器一般地将这些女工们异化；在时间安排表上，将女工们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试图把毫无时间观念的农村女孩们转变为“时间就是金钱”的拼命工作的工人，同时用加班工时的方式将这一观念进行内化；而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使这些“准”女工的言谈举止受到了限制，同时监视器这一作为全景敞视机制的媒介使女工们时时刻刻感受到权利对其生活的重塑性。
当然这些外在的微观性的强制权利理所当然地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女工们在这种强权的控制下往往表现得不开心，缺乏适应感，会想方设法地钻这些规章制度的漏洞，并且在一定时期运用自己独到的身体优势与资本方进行讨价还价，这就造成了虽然表面上这些女工是驯服的，但是内在还是并未成为一个所谓“合格”的工人。资本需要不灵活但是服从的打工者的同时也需要已经内化的“合格的”工人，这时差异政治与论述政治就尤显重要了。
差异政治包含了城乡地方及血缘、语言等方面，同时也涉及论述政治。当来自农村的女孩们第一次进入了工厂时，管理层一直对其贴着类似于农村人是没有教养的、粗鲁的、土气的各种带有贬义色彩的标签。而权利话语塑造的卑贱主体使这群来自农村的姑娘们越来越趋于自卑，越来越想抛弃过去的身份，自愿地接受来自工厂的一些规章制度，由内而外地接受自己的新身份，进行自我重塑。
由于中国传统人情世界与资本主义所倡导的个体化是相互矛盾的，而个体化这一转变会增加打工妹个体内在的强烈不适感。而地方区域的差异政治同时扮演着助长与抵制工厂对女工个体化的两种相反角色。将女工作为一个整体性来看，地方区域的差异政治将原本可以作为与工厂站在对立面的一个整群体从地域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小群体，同时在不同的小群体之间存在着相互斗争，彼此歧视。比如资本方就认为说广东话的打工妹优于其他地区的打工妹，而更加愿意提拔说广东话的打工妹作为组长监管其他的打工妹，在这一语境下资方将城鄉差异与地区差异结合在一起，强制地用权利将会说广东话作为可以向上流动的资本，在加速打工妹抛弃过去身份进行内部重塑的同时加速了对打工妹的个体化。但是将打工妹群体看作原本就是一个个的小群体的角度下，地方区域的差异政治却抵制了资本对打工妹的个人化。由于中国农村是一个亲缘与地缘的社会，导致每一个来自农村的打工妹都带上了这样的影子。在工厂的强制权利下，由血缘或者地缘而形成的群体内部加强了其内部的整合力以抵制来自资方的个人分化，甚至有一些打工妹通过这一群体的链接纽带方式选择“转厂”这一带有逃避色彩的抵制策略（朱虹，2008）。由此可见，现代主体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具有分裂性。
在毛时代的政治话语环境下，强调的是在同等工作环境下男女的平等性，并且不论男女都带上了无产阶级的审美色彩，在这一基础上大众对于无产阶级的审美超越了对女性特有的性的期待。当改革开放后，随着外资的流入，大众媒体话语权的开放，在资本权利的强制塑造下出现了所谓的符合潮流的“现代性女性”。每个打工妹在周围看不见也感受不到的资本权利下自发地使自己合乎“现代女性”的标准，同时自我也并没有意识到所谓的城市品位是由资本方制定的游戏而已。想通过消费使自己重塑为都市女性，改造自己自发地成为新的主体，但是同时也在都市消费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城乡的消费差异与歧视。可以理解为在消费这一作为行动目标的背后中他们受到了差异政治与论述政治的双重改造。
值得指出的是，《女工》一书的作者认为现代中国没有哪一个社会事实将女工这一群体完全包容。工厂的体制无法完整容纳灵活的女工，反而认为其是愚笨的；现代资本的品位与大众品味并没有完全将女工所同化，简单来说，女工的改造还没有结束，女工们“仍然是半农半工的打工妹，是资本和权力塑造出来的扭曲的主体”。（陶艳兰，2011）但是就目前来说，有学者指出目前已经有一些打工妹凭借一点一滴的资本积累逐步转化为“城市人”，虽然做个“城市人”对于大多数的打工妹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是通过一点一滴的微观改造比如追求和城市人一样的穿着打扮等，“像个城市人”即被城市所吸收接纳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梦想。
参考文献：
[1]朱虹.身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J].社会，2008，（6）：153-175，227.
[2]陶艳兰.无名者生命的诗：中国女工多元主体的形成与抗争[J].社会，2011，（5）：226-242.
[3]余晓敏，潘毅.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J].社会学研究，2008，（3）：143-171，245.
[4]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J].开放时代，2005，（2）：95-107.
作者简介：周思瑶，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学。
关键词：打工妹；多元主体；机制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的城市化是以农村向城市“输血”为代价的。在改革开放这一大背景下，大量资本流入到了国内，在城市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大好经济发展景象，城市之中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支撑这样的发展。而与此同时，农村发展呈现出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大量的农村人口怀揣着梦想与逃离父权制的愿望来到城市，体验在城市当中的“自由”。但是事实却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美满，他们进入了另一主体的限制——资本。
当农村女孩进入到工厂时，由农民变为工人时，多元主体的形成便开始了。代表资本的一方即工厂的管理者对由农村而来的女孩们进行规训使其适应新的工人身份，这是合理的。而明显地，作者使用了福科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理论。在生产线上，工厂的管理者们要求其按规定的动作完成工作，丝毫不差，如同机器一般地将这些女工们异化；在时间安排表上，将女工们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试图把毫无时间观念的农村女孩们转变为“时间就是金钱”的拼命工作的工人，同时用加班工时的方式将这一观念进行内化；而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使这些“准”女工的言谈举止受到了限制，同时监视器这一作为全景敞视机制的媒介使女工们时时刻刻感受到权利对其生活的重塑性。
当然这些外在的微观性的强制权利理所当然地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女工们在这种强权的控制下往往表现得不开心，缺乏适应感，会想方设法地钻这些规章制度的漏洞，并且在一定时期运用自己独到的身体优势与资本方进行讨价还价，这就造成了虽然表面上这些女工是驯服的，但是内在还是并未成为一个所谓“合格”的工人。资本需要不灵活但是服从的打工者的同时也需要已经内化的“合格的”工人，这时差异政治与论述政治就尤显重要了。
差异政治包含了城乡地方及血缘、语言等方面，同时也涉及论述政治。当来自农村的女孩们第一次进入了工厂时，管理层一直对其贴着类似于农村人是没有教养的、粗鲁的、土气的各种带有贬义色彩的标签。而权利话语塑造的卑贱主体使这群来自农村的姑娘们越来越趋于自卑，越来越想抛弃过去的身份，自愿地接受来自工厂的一些规章制度，由内而外地接受自己的新身份，进行自我重塑。
由于中国传统人情世界与资本主义所倡导的个体化是相互矛盾的，而个体化这一转变会增加打工妹个体内在的强烈不适感。而地方区域的差异政治同时扮演着助长与抵制工厂对女工个体化的两种相反角色。将女工作为一个整体性来看，地方区域的差异政治将原本可以作为与工厂站在对立面的一个整群体从地域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小群体，同时在不同的小群体之间存在着相互斗争，彼此歧视。比如资本方就认为说广东话的打工妹优于其他地区的打工妹，而更加愿意提拔说广东话的打工妹作为组长监管其他的打工妹，在这一语境下资方将城鄉差异与地区差异结合在一起，强制地用权利将会说广东话作为可以向上流动的资本，在加速打工妹抛弃过去身份进行内部重塑的同时加速了对打工妹的个体化。但是将打工妹群体看作原本就是一个个的小群体的角度下，地方区域的差异政治却抵制了资本对打工妹的个人化。由于中国农村是一个亲缘与地缘的社会，导致每一个来自农村的打工妹都带上了这样的影子。在工厂的强制权利下，由血缘或者地缘而形成的群体内部加强了其内部的整合力以抵制来自资方的个人分化，甚至有一些打工妹通过这一群体的链接纽带方式选择“转厂”这一带有逃避色彩的抵制策略（朱虹，2008）。由此可见，现代主体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具有分裂性。
在毛时代的政治话语环境下，强调的是在同等工作环境下男女的平等性，并且不论男女都带上了无产阶级的审美色彩，在这一基础上大众对于无产阶级的审美超越了对女性特有的性的期待。当改革开放后，随着外资的流入，大众媒体话语权的开放，在资本权利的强制塑造下出现了所谓的符合潮流的“现代性女性”。每个打工妹在周围看不见也感受不到的资本权利下自发地使自己合乎“现代女性”的标准，同时自我也并没有意识到所谓的城市品位是由资本方制定的游戏而已。想通过消费使自己重塑为都市女性，改造自己自发地成为新的主体，但是同时也在都市消费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城乡的消费差异与歧视。可以理解为在消费这一作为行动目标的背后中他们受到了差异政治与论述政治的双重改造。
值得指出的是，《女工》一书的作者认为现代中国没有哪一个社会事实将女工这一群体完全包容。工厂的体制无法完整容纳灵活的女工，反而认为其是愚笨的；现代资本的品位与大众品味并没有完全将女工所同化，简单来说，女工的改造还没有结束，女工们“仍然是半农半工的打工妹，是资本和权力塑造出来的扭曲的主体”。（陶艳兰，2011）但是就目前来说，有学者指出目前已经有一些打工妹凭借一点一滴的资本积累逐步转化为“城市人”，虽然做个“城市人”对于大多数的打工妹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是通过一点一滴的微观改造比如追求和城市人一样的穿着打扮等，“像个城市人”即被城市所吸收接纳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梦想。
参考文献：
[1]朱虹.身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J].社会，2008，（6）：153-175，227.
[2]陶艳兰.无名者生命的诗：中国女工多元主体的形成与抗争[J].社会，2011，（5）：226-242.
[3]余晓敏，潘毅.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J].社会学研究，2008，（3）：143-171，245.
[4]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J].开放时代，2005，（2）：95-107.
作者简介：周思瑶，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