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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是对古希腊悲剧艺术实践的总结，与“命运说”不同，它对悲剧做出了一种新的诠释。但囿于时代的局限，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过失说”不可避免地有着不合理的成分。
关键词：悲剧；亚里士多德；过失说；局限性
悲剧一直是文学宝库中生命力最强的文学体裁，以其崇高深刻的悲剧激情给人无可比拟的艺术感染力。“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阐释的悲剧“过失说”一反传统的“命运说”，对悲剧做出了一种新的诠释。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应该描述能够引起恐惧和怜悯情绪的事件，而“我们的怜悯之心，是由于感觉某人遭受了不应遭受的灾难而产生；恐惧的产生，是由于这些遭受灾难的人与我们自己很相似。” 所以在他看来，悲剧的主人公应选择“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的人，这样的人没有突出的优点和特别正直的美德”。选取与普通人相似的主人公，可以使观众感同身受，由主人公遭受的厄运联想到自身，因而产生恐惧的情感。“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作恶和堕落，而是由于他犯了某些错误。这种人享有富贵生活和很高声望，例如俄狄浦斯、梯厄斯忒斯和那些类似他们这样家族中的著名人物。”因犯错而导致悲剧的产生，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过失说”。
为了激发观众恐惧与怜悯的情绪，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行为的情节结构中，痛苦事件所牵涉的双方关系要很亲近。在诗人对传统材料的“有效处理”中，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通过剧中人物有意识的行为来完成，人物清楚自己的行动并且完全了解事实。比如在《美狄亚》中，美狄亚为了报复丈夫而故意杀死了自己的儿女。另一种情形是主人公在做出举动之前并不知情，直到事后才发现真相。如《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无论是误杀亲父还是娶母为妻都是在他毫不知情下的行动。
亚里士多德他的悲剧理论是对古希腊悲剧艺术实践的总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的作家和理论家都在继承他悲剧“过失说”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突破。比如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他虽未提出专门的悲剧理论，但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揣摩出他对悲剧的理解。他的悲剧作品多可归类为性格悲剧，但在悲剧的成因中又暗含了“过失”的因素。如在《奥赛罗》中奥赛罗听信谗言，因此杀害了爱妻铸成大错。但与亚里士多德单一的“过失说”相比，他的悲剧成因更加复杂，包括人物性格、超自然因素等等。
在学术界中，有人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 打破了传统的“命运说”，是与“命运说”截然不同、互相对立的一种新式解读。但他对悲剧人物过失的解释“判事不明”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脱离命运观呢？笔者认为不是的，“判事不明”正是神秘莫测的命运的另一种体现，无论主人公如何反抗，在不清楚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一切都是徒劳。俄狄浦斯王为躲避阿波罗神谕的命运所做的一切恰恰使自己陷入了命运的魔爪，主人公的过失从反面证明了命运的不可逆转。
但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又是对“命运说”的一种发展和进步，标志着戏剧由不可估摸的“神性”到“人性”的转变。“命运说”把人的行为能力弱化，将一切因果归因在命运，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早期对自然的畏惧心理在文学上的反映。人类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失败，因失败而妥协。我国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曾说过“悲剧家把阻遏人的自由意志的客观看做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名之为‘命运’”由于时代的变迁、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人类的地位发生了变革，表现在精神领域，亚里士多德打破了“命运说”这个固有传统，把戏剧中的“神”的因素抽离出，用人的行为替换戏剧元素中的不可抗力，体现着“去神化”和“伦理化”的趋势，提醒着人类生存的主导权在自己手中，而不是“莫须有”的命运。
在拥有进步意义的同时，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也有其局限性。首先，他仅仅注意到了悲剧的主观因素，即主人公自身所犯的错误，却忽视了剧中主人公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对其思想、行为的影响，即客观因素。主人公看似偶然的错误实际上是受着必然因素的支配，恩格斯曾指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冲突”是导致悲剧结局的最本质原因。因此，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阐释并非适用于一切悲剧作品。关于悲剧产生的简单归因，造成了许多复杂情节或者非因果关系的悲剧无法被解读。比如西方的现代悲剧，它把悲剧的视角从显赫的世家贵族推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主人公的悲剧不再主要表现为行动上的过失，而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人善良本性的扭曲造成的自我放逐……很明显，悲剧“过失说”不能解释这种悲剧题材。
总而言之，虽然囿于时代的局限，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过失说”不可避免地有着不合理的成分，但其在悲剧理论研究中的贡献是毋庸质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过失说”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过渡作用。将悲剧的成因从“神化” 的“命运”带到“人化”的“过失”中，从而为后世的悲剧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
[2]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王若冰，武汉大学文学院2010汉语言文学。）
关键词：悲剧；亚里士多德；过失说；局限性
悲剧一直是文学宝库中生命力最强的文学体裁，以其崇高深刻的悲剧激情给人无可比拟的艺术感染力。“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阐释的悲剧“过失说”一反传统的“命运说”，对悲剧做出了一种新的诠释。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应该描述能够引起恐惧和怜悯情绪的事件，而“我们的怜悯之心，是由于感觉某人遭受了不应遭受的灾难而产生；恐惧的产生，是由于这些遭受灾难的人与我们自己很相似。” 所以在他看来，悲剧的主人公应选择“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的人，这样的人没有突出的优点和特别正直的美德”。选取与普通人相似的主人公，可以使观众感同身受，由主人公遭受的厄运联想到自身，因而产生恐惧的情感。“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作恶和堕落，而是由于他犯了某些错误。这种人享有富贵生活和很高声望，例如俄狄浦斯、梯厄斯忒斯和那些类似他们这样家族中的著名人物。”因犯错而导致悲剧的产生，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过失说”。
为了激发观众恐惧与怜悯的情绪，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行为的情节结构中，痛苦事件所牵涉的双方关系要很亲近。在诗人对传统材料的“有效处理”中，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通过剧中人物有意识的行为来完成，人物清楚自己的行动并且完全了解事实。比如在《美狄亚》中，美狄亚为了报复丈夫而故意杀死了自己的儿女。另一种情形是主人公在做出举动之前并不知情，直到事后才发现真相。如《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无论是误杀亲父还是娶母为妻都是在他毫不知情下的行动。
亚里士多德他的悲剧理论是对古希腊悲剧艺术实践的总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的作家和理论家都在继承他悲剧“过失说”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突破。比如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他虽未提出专门的悲剧理论，但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揣摩出他对悲剧的理解。他的悲剧作品多可归类为性格悲剧，但在悲剧的成因中又暗含了“过失”的因素。如在《奥赛罗》中奥赛罗听信谗言，因此杀害了爱妻铸成大错。但与亚里士多德单一的“过失说”相比，他的悲剧成因更加复杂，包括人物性格、超自然因素等等。
在学术界中，有人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 打破了传统的“命运说”，是与“命运说”截然不同、互相对立的一种新式解读。但他对悲剧人物过失的解释“判事不明”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脱离命运观呢？笔者认为不是的，“判事不明”正是神秘莫测的命运的另一种体现，无论主人公如何反抗，在不清楚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一切都是徒劳。俄狄浦斯王为躲避阿波罗神谕的命运所做的一切恰恰使自己陷入了命运的魔爪，主人公的过失从反面证明了命运的不可逆转。
但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又是对“命运说”的一种发展和进步，标志着戏剧由不可估摸的“神性”到“人性”的转变。“命运说”把人的行为能力弱化，将一切因果归因在命运，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早期对自然的畏惧心理在文学上的反映。人类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失败，因失败而妥协。我国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曾说过“悲剧家把阻遏人的自由意志的客观看做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名之为‘命运’”由于时代的变迁、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人类的地位发生了变革，表现在精神领域，亚里士多德打破了“命运说”这个固有传统，把戏剧中的“神”的因素抽离出，用人的行为替换戏剧元素中的不可抗力，体现着“去神化”和“伦理化”的趋势，提醒着人类生存的主导权在自己手中，而不是“莫须有”的命运。
在拥有进步意义的同时，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也有其局限性。首先，他仅仅注意到了悲剧的主观因素，即主人公自身所犯的错误，却忽视了剧中主人公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对其思想、行为的影响，即客观因素。主人公看似偶然的错误实际上是受着必然因素的支配，恩格斯曾指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冲突”是导致悲剧结局的最本质原因。因此，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阐释并非适用于一切悲剧作品。关于悲剧产生的简单归因，造成了许多复杂情节或者非因果关系的悲剧无法被解读。比如西方的现代悲剧，它把悲剧的视角从显赫的世家贵族推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主人公的悲剧不再主要表现为行动上的过失，而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人善良本性的扭曲造成的自我放逐……很明显，悲剧“过失说”不能解释这种悲剧题材。
总而言之，虽然囿于时代的局限，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过失说”不可避免地有着不合理的成分，但其在悲剧理论研究中的贡献是毋庸质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过失说”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过渡作用。将悲剧的成因从“神化” 的“命运”带到“人化”的“过失”中，从而为后世的悲剧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
[2]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王若冰，武汉大学文学院2010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