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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以创造社、小诗派、湖畔诗人、新月派为代表，以崭新的精神气质书写的“自我”形象标志用自由和创造精神正向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五四浪漫主义文学；“自我”；新的精神气质
五四是一个标榜“新”的时代。人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觉醒了，觉醒了的人一方面感受到的是启蒙的自由理性之光，对旧的社会制度进行的是破坏，典型的如郭沐若《女神》中呈现的“绝端的自我”与巨大破坏力的形象；另一方面旧的一切如常并没发生多大的变化，这必然造成觉醒者的迷茫和无路可走之感，如郁达夫的《沉沦》中的零余者形象。但不管怎么说，创造社、小诗派、湖畔诗人、新月派等笔下的形象在面对这个方生未死的世界时，他们发现了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我”。所以他们笔下连小说的主人公形象很多都是以自我的经历为原型来写的，开创了一种“自述传小说”，又因为其急于倾诉和吐露自我心中的或爆发、或压抑的感情，很多都直采抒情的手法，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抒情时代。创造社、小诗派、湖畔诗人、新月派等热衷于“表现自我”的文学高歌个性解放、大胆展现自我的个性主义特征，大多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因为浪漫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便是主观主义，这两者的结合使得这一类别的文学充满一种“我”的情绪，个人在文学中首次作为主角隆重登场。从人生、社会、家庭、爱情、婚恋等题材上关注人的生存，觉醒了的‘人’用他的热情膨胀了自己，想从自我的扩展里面叫出改革的愿望。
郭沐若的《女神》受到的是“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的感召，同时又真正反映了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以《凤凰涅槃》、《天狗》、《晨安》、《地球，我的母亲》、《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为代表的诗歌，贯穿性的主体形象正是一个“开辟鸿蒙的大我”，一个新世纪的巨人形象。试看《天狗》：
全诗共29行，每行的开头都是“我”字。这种“我”字当头的写法，不但突出展示了诗人强烈的自我意识，也宣泄出了他那激荡不已的激情。天狗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和狂放的个性追求形象，喷发出五四时代文学独具的澎湃激情和破旧迎新的主题，充分表现出五四时代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新生的社会精神。第一节淋漓酣畅地表现了“天狗” 横扫旧宇宙的破坏精神，第二节写“天狗”获取无穷能量创造新宇宙新人生，第三节这汇聚了“全宇宙的能的总量”的“天狗”终于暴烈地行动起来，它“飞奔”、“狂叫”、“燃烧”，并且无情地“剥”、“食”、“吸”、“啮”自己的肉体，毁灭自己旧的形骸，进而渗透入自己的精神细胞，在内在本质上更敏锐、更自觉地把握自我意识。最后，以“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收束全篇，将“天狗”终于舍弃一切，希冀在爆裂中求得自我新生的革新精神，统一到郭沫若式的“涅磐”精神的新生。在象征性的诗歌意象中，塑造了一个大胆反抗，勇敢叛逆的抒情主体——“我”（即“天狗”）的形象。这种具有天马行空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主体，反映了一个新的时代来临时人类的无限生机和梦想。
如果说五四精神有郭沐若在《女神》中这样的“绝端的自主、绝端的自由”的张扬自我的主体意识，那郁达夫代表零余者则是五四精神的另一方面。作为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的郁达夫，深受欧洲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以《银灰色的死》、《沉沦》、《茫茫夜》和《茑萝行》、《杨梅烧酒》等为代表，郁达夫的小说主要写的是青春期的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由于个性的解放和爱国的情怀的受压抑，以至绝望而麻醉自己，戕害自己的人，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形象，在大胆的自我暴露中其实显示的是道德与人性的矛盾冲突，显示人性的被压抑和被扭曲。郁达夫抒情主人公零余者心理、生命孤独感这些特点，是缺乏爱和了解、是自身的才华找不到用武之地的孤独，是人在社会中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沉沦》中结尾主人公的独白：“祖国啊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样一种家国主题模式，反映了“中国现代主体的建构过程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国家的危机必然要反映为个人主体性的危机，而郁达夫的颓废和病态正是一种历史危机时刻主体性飘泊不定的反映。”①
五四时期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时期。“易卜生主义”在当时的盛行，使得娜拉成了女性纷纷效仿的榜样。五四文学创造并记录了时代新女性的形象，敢于冲破封建家长的包办婚姻、追求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但她们的形象却鲜明突出，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胡适话剧《终身大事》中的中产阶级出身的田亚梅因独立自主的信念，（下转第136页）
（上接第134页）而毅然地“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这是中国式的娜拉。冯沅君的小说《隔绝》、《隔绝之后》中的主人公是敢爱敢恨个性分明的勇敢者形象。庐隐的《或人的悲哀》、《海滨故人》中的女性则是冲出牢笼的娜拉在现实社会中茫然不知所往。而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记》则堪称复杂的现代女性的写照，沙菲不再像前期五四女性形象那样单薄和单纯，她在寻找的是女性的生存的意义。这样一种女性主体性形象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小诗派以冰心和宗白华为代表，对人生的体悟和哲理的随想是小诗最常表现的。冰心以“爱和美”哲学，童心、母爱是主题，明月、大海是背景，写对善的、美的、好的事物的追求。宗白华的小诗偏向于哲理性地对宇宙、人生的思索。与小诗派同时出现的湖畔诗人以清新纯净、自然率真的感情写成的诗歌集《蕙的风》，表达了青年诗人对不掺瑕疵的爱情质朴单纯的歌咏，他们是“五四”精神所催生的新一代的人，他们束缚更少，具有健康的身心，他们的诗是对自由、对爱和美的追求。而“自由、爱和美”正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徐志摩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这三位一体的信仰造就的是他那无拘无束的自由洒脱的性灵诗歌和散文。看《雪花的快乐》，“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这飘逸灵动的文字充分表现了诗人对自我确信的一种骄傲感，这是自由的精灵，这是有追求和信仰的魂。而归国后闻一多以“迸着血泪”的激愤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深刻的爱恋，捧出的是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对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赤诚热爱的心。
创造社、小诗派、湖畔诗人、新月派写的都是“我”的文学，用文学发出“我”的声音，表达“我”的想法和感受，这个“我”可以是一个开创者的形象，如郭沐若诗中“开辟洪荒”的“大我”形象；可以是一个在新旧时代中找不到自我位置的迷茫者，如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可以是追求美、善的人，如湖畔派诗人；也可以是自由的精灵、真挚爱着这个民族的人，如徐志摩、闻一多的诗；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所代表的是与传统精神迥异的新的精神气质，共同是以正向的方式来实现中国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用自由和创造精神，实现“人”，实现自我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注释：
①程光炜，刘勇，吴晓东，孔庆东，郜元宝.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二版，第83页.
参考文献：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2]张志扬.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顾爱彬、李瑞华译.（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旷新年.现代文学与现代性[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5]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李亚萍（1983-），女，湖南衡阳人，硕士，助教，韩山师范学院，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五四浪漫主义文学；“自我”；新的精神气质
五四是一个标榜“新”的时代。人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觉醒了，觉醒了的人一方面感受到的是启蒙的自由理性之光，对旧的社会制度进行的是破坏，典型的如郭沐若《女神》中呈现的“绝端的自我”与巨大破坏力的形象；另一方面旧的一切如常并没发生多大的变化，这必然造成觉醒者的迷茫和无路可走之感，如郁达夫的《沉沦》中的零余者形象。但不管怎么说，创造社、小诗派、湖畔诗人、新月派等笔下的形象在面对这个方生未死的世界时，他们发现了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我”。所以他们笔下连小说的主人公形象很多都是以自我的经历为原型来写的，开创了一种“自述传小说”，又因为其急于倾诉和吐露自我心中的或爆发、或压抑的感情，很多都直采抒情的手法，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抒情时代。创造社、小诗派、湖畔诗人、新月派等热衷于“表现自我”的文学高歌个性解放、大胆展现自我的个性主义特征，大多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因为浪漫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便是主观主义，这两者的结合使得这一类别的文学充满一种“我”的情绪，个人在文学中首次作为主角隆重登场。从人生、社会、家庭、爱情、婚恋等题材上关注人的生存，觉醒了的‘人’用他的热情膨胀了自己，想从自我的扩展里面叫出改革的愿望。
郭沐若的《女神》受到的是“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的感召，同时又真正反映了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以《凤凰涅槃》、《天狗》、《晨安》、《地球，我的母亲》、《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为代表的诗歌，贯穿性的主体形象正是一个“开辟鸿蒙的大我”，一个新世纪的巨人形象。试看《天狗》：
全诗共29行，每行的开头都是“我”字。这种“我”字当头的写法，不但突出展示了诗人强烈的自我意识，也宣泄出了他那激荡不已的激情。天狗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和狂放的个性追求形象，喷发出五四时代文学独具的澎湃激情和破旧迎新的主题，充分表现出五四时代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新生的社会精神。第一节淋漓酣畅地表现了“天狗” 横扫旧宇宙的破坏精神，第二节写“天狗”获取无穷能量创造新宇宙新人生，第三节这汇聚了“全宇宙的能的总量”的“天狗”终于暴烈地行动起来，它“飞奔”、“狂叫”、“燃烧”，并且无情地“剥”、“食”、“吸”、“啮”自己的肉体，毁灭自己旧的形骸，进而渗透入自己的精神细胞，在内在本质上更敏锐、更自觉地把握自我意识。最后，以“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收束全篇，将“天狗”终于舍弃一切，希冀在爆裂中求得自我新生的革新精神，统一到郭沫若式的“涅磐”精神的新生。在象征性的诗歌意象中，塑造了一个大胆反抗，勇敢叛逆的抒情主体——“我”（即“天狗”）的形象。这种具有天马行空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主体，反映了一个新的时代来临时人类的无限生机和梦想。
如果说五四精神有郭沐若在《女神》中这样的“绝端的自主、绝端的自由”的张扬自我的主体意识，那郁达夫代表零余者则是五四精神的另一方面。作为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的郁达夫，深受欧洲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以《银灰色的死》、《沉沦》、《茫茫夜》和《茑萝行》、《杨梅烧酒》等为代表，郁达夫的小说主要写的是青春期的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由于个性的解放和爱国的情怀的受压抑，以至绝望而麻醉自己，戕害自己的人，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形象，在大胆的自我暴露中其实显示的是道德与人性的矛盾冲突，显示人性的被压抑和被扭曲。郁达夫抒情主人公零余者心理、生命孤独感这些特点，是缺乏爱和了解、是自身的才华找不到用武之地的孤独，是人在社会中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沉沦》中结尾主人公的独白：“祖国啊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样一种家国主题模式，反映了“中国现代主体的建构过程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国家的危机必然要反映为个人主体性的危机，而郁达夫的颓废和病态正是一种历史危机时刻主体性飘泊不定的反映。”①
五四时期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时期。“易卜生主义”在当时的盛行，使得娜拉成了女性纷纷效仿的榜样。五四文学创造并记录了时代新女性的形象，敢于冲破封建家长的包办婚姻、追求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但她们的形象却鲜明突出，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胡适话剧《终身大事》中的中产阶级出身的田亚梅因独立自主的信念，（下转第136页）
（上接第134页）而毅然地“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这是中国式的娜拉。冯沅君的小说《隔绝》、《隔绝之后》中的主人公是敢爱敢恨个性分明的勇敢者形象。庐隐的《或人的悲哀》、《海滨故人》中的女性则是冲出牢笼的娜拉在现实社会中茫然不知所往。而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记》则堪称复杂的现代女性的写照，沙菲不再像前期五四女性形象那样单薄和单纯，她在寻找的是女性的生存的意义。这样一种女性主体性形象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小诗派以冰心和宗白华为代表，对人生的体悟和哲理的随想是小诗最常表现的。冰心以“爱和美”哲学，童心、母爱是主题，明月、大海是背景，写对善的、美的、好的事物的追求。宗白华的小诗偏向于哲理性地对宇宙、人生的思索。与小诗派同时出现的湖畔诗人以清新纯净、自然率真的感情写成的诗歌集《蕙的风》，表达了青年诗人对不掺瑕疵的爱情质朴单纯的歌咏，他们是“五四”精神所催生的新一代的人，他们束缚更少，具有健康的身心，他们的诗是对自由、对爱和美的追求。而“自由、爱和美”正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徐志摩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这三位一体的信仰造就的是他那无拘无束的自由洒脱的性灵诗歌和散文。看《雪花的快乐》，“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这飘逸灵动的文字充分表现了诗人对自我确信的一种骄傲感，这是自由的精灵，这是有追求和信仰的魂。而归国后闻一多以“迸着血泪”的激愤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深刻的爱恋，捧出的是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对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赤诚热爱的心。
创造社、小诗派、湖畔诗人、新月派写的都是“我”的文学，用文学发出“我”的声音，表达“我”的想法和感受，这个“我”可以是一个开创者的形象，如郭沐若诗中“开辟洪荒”的“大我”形象；可以是一个在新旧时代中找不到自我位置的迷茫者，如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可以是追求美、善的人，如湖畔派诗人；也可以是自由的精灵、真挚爱着这个民族的人，如徐志摩、闻一多的诗；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所代表的是与传统精神迥异的新的精神气质，共同是以正向的方式来实现中国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用自由和创造精神，实现“人”，实现自我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注释：
①程光炜，刘勇，吴晓东，孔庆东，郜元宝.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二版，第83页.
参考文献：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2]张志扬.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顾爱彬、李瑞华译.（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旷新年.现代文学与现代性[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5]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李亚萍（1983-），女，湖南衡阳人，硕士，助教，韩山师范学院，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