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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前，农村青年要“进城”吃上商品粮，道路不外三条：推荐上大学，做工农兵学员；招工“进城”当工人；当兵当成四个兜，提干转业。这几条道，都不容易走，甚且可谓狭窄坎坷，近于羊肠。譬如吾乡，窝在大别山腹地，至今不脱老少边穷的帽子，跟发达无关，教育的分量当然不重。招工更难，整个新县，“大”企业，也就一家化肥厂，容纳不了几个人，就我所知，整个陈店乡，进化肥厂当工人的，一个都没有。结果，吾乡“跳农门”的道路，只剩下当兵这唯一一条窄缝。
我眼中那威风凛凛的公社司机，当兵转业的；村前岭上那条简易公路上，骑着绿色自行车招摇跑过的邮递员，当兵转业的；在供销社站柜台的，当兵转业的；公社能见到能吃派饭的男性，差不多都有到部队这个大熔炉冶炼的光辉经历。所以，每年招兵，吾乡那疙瘩，从没愁过兵源。不跟公社、大队负责推荐招兵的人武部门有点亲故，不能套点近乎，即使健壮如牛、灵敏如狐，一样报国无门。每年一度的披红挂彩、敲锣打鼓送新，在吾乡就是阵仗很大的节庆。我常常挤在夹道的人群后面，呆呆地望着漆成绿色的敞篷解放大卡，载着换了绿军装还没佩戴红领章的一众兴高采烈的新兵，绝尘而去。只是奇怪，何以新兵的家属，尤其奶奶妈妈们，要抹眼泪，心里难免不屑：婆妈。
话说有位仁兄，侥天之幸，当兵了。入伍一年之后，从“新兵蛋子”混成“老兵油子”（我没当过兵，不敢胡说，借用后来军旅小说中读到的两个有点赞赏色彩的谑称）后，这位仁兄探亲了。回来照例必得先在县城住一晚——这倒不能指责他贪图享受不念亲人。县城通乡下的班车，就一班嘛，还都在一大早，赶不上趟就只能破费住招待所了，好在探亲的旅费，部队早就想好了，周到。
早班车到家时，村子里还飘着炊烟。我们这位仁兄，放下行李，跟灶下生火做早饭的妈打了声招呼，问了声：“我爸干嘛去了？”老娘回答在某块地头薅草呢，你去叫他回来过早吧。仁兄出门，和村里碰到的任何一位婶娘招呼，给碰到的每一位爷们儿递上一根乡下稀罕的卷烟，三步两跳，一路哼着歌儿到了地头。“爸，这紫秆儿开白花的，是啥玩意儿啊？”躬身锄草的老头子一回头，倒握锄柄劈头打来。“哎呀不得了了，荞麦地里打死人了。”“你还晓得是荞麦啊？”仁兄落荒而逃。
这个故事在吾乡腾传一时，“紫秆儿开白花”成了取笑任何一位变腔调者的通用语了。我在县城读了高中，却发现，八里畈、陡山河、千斤、沙窝、卡房等不同公社的同学，差不多都有类似的故事。新县虽然人口不多，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格局，让村落只能随山走，住得相当分散，不同乡镇之间的横向交流当然不便，也不可能多的。即便每个公社都有当兵的，即便每位兵哥哥都在荞麦开花的时节探亲，也未必碰上听不惯撇了音调的老爹，老爹也不非抡锄头不可，吾乡播种荞麦的时候也不多的。故事的源头应该只有一个，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让人吃惊，传达出来的共同信息就是，对不认乡音这近乎“背叛”的厌恶不屑。
山给交流制造障碍，久处一方，几乎每一镇甚至每一村，都有可资识别的语音变化和用词歧异，外人听来，毫无区别，我们那小地方的人听来，响若闻雷。一开口，浒湾、吴陈河的同学就笑话我们，“蛮子”。我们这些陈店蛮子，又都不会混同郭家河蛮子、箭厂河蛮子、田铺蛮子，更不会跟“蛮得不得了”的湖北红安蛮子们搅成一团了。
到武汉念大学之后，渐渐发现，新县蛮子、红安蛮子、麻城蛮子、大悟蛮子们的口音，差别实在有限，我还能跟九江蛮子用土话交流呢。看来，洪武年间从南昌筷子巷被逼迁徙的口口传说，并非无据。
离家越远，家乡方言的些微界限也就越模糊。社会越开放，方言融入通用语的速度就越快。譬如吾乡，“紫秆儿开白花”的时代，像那位仁兄那样改口叫“爸”的，跟白乌鸦一样稀罕，吃商品粮的孩子的专利嘛，如今还喊父亲为“大”的，基本上都是我这样人过四十天过午的“古董”了。
我眼中那威风凛凛的公社司机，当兵转业的；村前岭上那条简易公路上，骑着绿色自行车招摇跑过的邮递员，当兵转业的；在供销社站柜台的，当兵转业的；公社能见到能吃派饭的男性，差不多都有到部队这个大熔炉冶炼的光辉经历。所以，每年招兵，吾乡那疙瘩，从没愁过兵源。不跟公社、大队负责推荐招兵的人武部门有点亲故，不能套点近乎，即使健壮如牛、灵敏如狐，一样报国无门。每年一度的披红挂彩、敲锣打鼓送新，在吾乡就是阵仗很大的节庆。我常常挤在夹道的人群后面，呆呆地望着漆成绿色的敞篷解放大卡，载着换了绿军装还没佩戴红领章的一众兴高采烈的新兵，绝尘而去。只是奇怪，何以新兵的家属，尤其奶奶妈妈们，要抹眼泪，心里难免不屑：婆妈。
话说有位仁兄，侥天之幸，当兵了。入伍一年之后，从“新兵蛋子”混成“老兵油子”（我没当过兵，不敢胡说，借用后来军旅小说中读到的两个有点赞赏色彩的谑称）后，这位仁兄探亲了。回来照例必得先在县城住一晚——这倒不能指责他贪图享受不念亲人。县城通乡下的班车，就一班嘛，还都在一大早，赶不上趟就只能破费住招待所了，好在探亲的旅费，部队早就想好了，周到。
早班车到家时，村子里还飘着炊烟。我们这位仁兄，放下行李，跟灶下生火做早饭的妈打了声招呼，问了声：“我爸干嘛去了？”老娘回答在某块地头薅草呢，你去叫他回来过早吧。仁兄出门，和村里碰到的任何一位婶娘招呼，给碰到的每一位爷们儿递上一根乡下稀罕的卷烟，三步两跳，一路哼着歌儿到了地头。“爸，这紫秆儿开白花的，是啥玩意儿啊？”躬身锄草的老头子一回头，倒握锄柄劈头打来。“哎呀不得了了，荞麦地里打死人了。”“你还晓得是荞麦啊？”仁兄落荒而逃。
这个故事在吾乡腾传一时，“紫秆儿开白花”成了取笑任何一位变腔调者的通用语了。我在县城读了高中，却发现，八里畈、陡山河、千斤、沙窝、卡房等不同公社的同学，差不多都有类似的故事。新县虽然人口不多，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格局，让村落只能随山走，住得相当分散，不同乡镇之间的横向交流当然不便，也不可能多的。即便每个公社都有当兵的，即便每位兵哥哥都在荞麦开花的时节探亲，也未必碰上听不惯撇了音调的老爹，老爹也不非抡锄头不可，吾乡播种荞麦的时候也不多的。故事的源头应该只有一个，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让人吃惊，传达出来的共同信息就是，对不认乡音这近乎“背叛”的厌恶不屑。
山给交流制造障碍，久处一方，几乎每一镇甚至每一村，都有可资识别的语音变化和用词歧异，外人听来，毫无区别，我们那小地方的人听来，响若闻雷。一开口，浒湾、吴陈河的同学就笑话我们，“蛮子”。我们这些陈店蛮子，又都不会混同郭家河蛮子、箭厂河蛮子、田铺蛮子，更不会跟“蛮得不得了”的湖北红安蛮子们搅成一团了。
到武汉念大学之后，渐渐发现，新县蛮子、红安蛮子、麻城蛮子、大悟蛮子们的口音，差别实在有限，我还能跟九江蛮子用土话交流呢。看来，洪武年间从南昌筷子巷被逼迁徙的口口传说，并非无据。
离家越远，家乡方言的些微界限也就越模糊。社会越开放，方言融入通用语的速度就越快。譬如吾乡，“紫秆儿开白花”的时代，像那位仁兄那样改口叫“爸”的，跟白乌鸦一样稀罕，吃商品粮的孩子的专利嘛，如今还喊父亲为“大”的，基本上都是我这样人过四十天过午的“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