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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人物画在中国古代人物绘画发展史中属于衰落期，人物形象大多程式化，缺少个性。但仍出现了有如陈洪绶、曾鯨等具有突破性的画家，他们同处一个时代，同属传统人物画家，但却在造型、技法和风格上完全不同。他们各有所长，在明清人物画坛中熠熠生辉，使人物画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新的面貌，在整个传统人物画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明清人物画 陈洪绶 曾鯨 传统变革
［中图分类号］J2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6－0071－01
中国传统人物绘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最早发展起来的题材。从彩陶装饰上的人形图案，到汉代帛画，至魏晋工笔人物画的早期雏形，发展到唐宋时期达到鼎盛，可以说传统人物画历经漫长的岁月，明清时期由于山水、花鸟画的兴盛，人物画渐渐褪去了往日的光辉而逐渐走向衰落。
明清人物画的通病就是人物形象程式化，缺少个性，虽有唐寅、仇英等画家的仕女画流传一时，但他们笔下的人物清一色的小眉小眼、尖下巴，缺少个性和生气，较为世俗化。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一定关系。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市民阶层扩大，反映在文化艺术领域上，就是促进了符合老百姓审美趣味的市民文化的发展。同时，明末社会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人们的思想也相对自由，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已经衰微的传统人物画开始逐渐摆脱传统窠臼去寻求变革之路。陈洪绶与曾鯨正是这一时期众多画家中最具有革新精神的两位大师。他们继承传统的，又追求“新”“奇”“绝”的艺术效果，追求个性的表达，同时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其他绘画技法，在造型风格和技法等方面创造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人物画新的样式与风格。
曾鯨，字波臣（1568-1650），擅画肖像画。他的人物肖像画在继承传统渲染技法的同时，汲取了西洋画的一些画法，形成了注重墨骨、层层烘染，立体感强的特殊技法和效果，是波臣派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肖像画有“如镜取影，俨然如生”之誉。他的代表作《王时敏小像》中仍沿用传统画法中“古法用笔”的特点，用淡墨以白描形式勾出人物外形轮廓和五官形象，但不同于古法的是，他没有直接用粉彩渲染，而是先用淡墨和淡赭石按结构染出凹凸感，这样较之古代人物画更具立体感，更真实。曾鯨采用的凹凸法是从对象本身结构出发的，并不拘泥于西画中所采取的明暗法，所以，他的这种凹凸法强调面部多层次的晕染，同时又使笔墨色浑然一体，更注重写实，形神兼备，完全是对传统人物画技法效果上的一种革新。在当时十分流行，一时间从学者众多，影响了谢彬、金谷生等一大批画家，因而形成“波臣派”。
曾鯨对古代人物画的贡献在于他对传统人物画技法的继承和突破。在线描上强调“骨法用笔”，又吸收西画技法层层晕染结构，使面部含蓄而厚实，体积感极强。这种“重墨骨，墨骨既成，然后敷彩”的技法使波臣派具备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的中国绘画美学特征，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和精湛的艺术魅力来铸就画家笔下的人物肖像画杰作，从中国绘画的发展脉络中创造了新式肖像画。
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1598-1652）。其一生创作了题材丰富的绘画作品，人物、山水、花鸟均有所成，但以人物画最为突出，在当时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独树一帜的开派性人物画大师，他的成就远超于同时代的其他画家。
陈洪绶人物画的特别之处是他对人物造型的夸张和变形。他在继承传统人物画的基础上创新出的“变形”人物画与以往的人物画形式有很大差异，较之古代人物画以及同时代的人物画显得格外突出，可以说是特立独行、令人惊叹的。传统人物画从魏晋的顾恺之到唐代的张萱、周昉等都尽力忠实于对象，描摹人物的真实状态，这种写实到宋代更加突出，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人物形象与环境表现得极其细致入微，再现了一个真实、生动的生活场面。明清时期的唐寅等画家笔下的人物形象也大多纤细瘦弱，缺少情感。而陈洪绶却完全不同，他在人性论的学术思想影响下，借画抒怀，将文人内心的高洁与自由不羁的性格抒写于画中，以极度夸张、变形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画家自身精神世界的流露。陈洪绶的人物画有着对对象的深刻理解和感受，也有着对自身精神世界的表现和对崇高精神世界的追求与向往。因此，他能够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突破传统，蜕变了传统人物画对自然物态的模拟，经过艺术的“变形”处理，使之与原型相去甚远，是中国人物绘画史上的一个巨大转折，对近现代人物画家影响深远。
陈洪绶与曾鯨同处于一个时代，同属中国古代传统人物画家，也同样尊重传统，都在继承传统人物画的技法和观念，并在其中汲取营养。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断努力地探索和变革着传统人物画的技法和理念。陈洪绶以奇绝夸张的变形手法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个人意志，增加了画中的“意味”，突出以形造“意”的成分，因此创造了与前代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造型样式和感受，成为中国人物绘画史上一个巨大的转折点。而曾鯨的肖像画则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更多地面对客观现实，是以写生为基础的。尤其是他借鉴西画之长创造了“凹凸法”，在当时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二者相比各有所长，但是不能否认的一点是，在明清人物画坛衰微的状况下，他们是最具有时代特征、最具有革新精神的两位人物画家。在整个古代人物绘画史中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物画古典形态的终结，人物画从此出现了一个新的形态。在整个中国人物画发展中，他二人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责任编辑：武聪
［关键词］明清人物画 陈洪绶 曾鯨 传统变革
［中图分类号］J2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6－0071－01
中国传统人物绘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最早发展起来的题材。从彩陶装饰上的人形图案，到汉代帛画，至魏晋工笔人物画的早期雏形，发展到唐宋时期达到鼎盛，可以说传统人物画历经漫长的岁月，明清时期由于山水、花鸟画的兴盛，人物画渐渐褪去了往日的光辉而逐渐走向衰落。
明清人物画的通病就是人物形象程式化，缺少个性，虽有唐寅、仇英等画家的仕女画流传一时，但他们笔下的人物清一色的小眉小眼、尖下巴，缺少个性和生气，较为世俗化。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一定关系。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市民阶层扩大，反映在文化艺术领域上，就是促进了符合老百姓审美趣味的市民文化的发展。同时，明末社会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人们的思想也相对自由，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已经衰微的传统人物画开始逐渐摆脱传统窠臼去寻求变革之路。陈洪绶与曾鯨正是这一时期众多画家中最具有革新精神的两位大师。他们继承传统的，又追求“新”“奇”“绝”的艺术效果，追求个性的表达，同时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其他绘画技法，在造型风格和技法等方面创造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人物画新的样式与风格。
曾鯨，字波臣（1568-1650），擅画肖像画。他的人物肖像画在继承传统渲染技法的同时，汲取了西洋画的一些画法，形成了注重墨骨、层层烘染，立体感强的特殊技法和效果，是波臣派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肖像画有“如镜取影，俨然如生”之誉。他的代表作《王时敏小像》中仍沿用传统画法中“古法用笔”的特点，用淡墨以白描形式勾出人物外形轮廓和五官形象，但不同于古法的是，他没有直接用粉彩渲染，而是先用淡墨和淡赭石按结构染出凹凸感，这样较之古代人物画更具立体感，更真实。曾鯨采用的凹凸法是从对象本身结构出发的，并不拘泥于西画中所采取的明暗法，所以，他的这种凹凸法强调面部多层次的晕染，同时又使笔墨色浑然一体，更注重写实，形神兼备，完全是对传统人物画技法效果上的一种革新。在当时十分流行，一时间从学者众多，影响了谢彬、金谷生等一大批画家，因而形成“波臣派”。
曾鯨对古代人物画的贡献在于他对传统人物画技法的继承和突破。在线描上强调“骨法用笔”，又吸收西画技法层层晕染结构，使面部含蓄而厚实，体积感极强。这种“重墨骨，墨骨既成，然后敷彩”的技法使波臣派具备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的中国绘画美学特征，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和精湛的艺术魅力来铸就画家笔下的人物肖像画杰作，从中国绘画的发展脉络中创造了新式肖像画。
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1598-1652）。其一生创作了题材丰富的绘画作品，人物、山水、花鸟均有所成，但以人物画最为突出，在当时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独树一帜的开派性人物画大师，他的成就远超于同时代的其他画家。
陈洪绶人物画的特别之处是他对人物造型的夸张和变形。他在继承传统人物画的基础上创新出的“变形”人物画与以往的人物画形式有很大差异，较之古代人物画以及同时代的人物画显得格外突出，可以说是特立独行、令人惊叹的。传统人物画从魏晋的顾恺之到唐代的张萱、周昉等都尽力忠实于对象，描摹人物的真实状态，这种写实到宋代更加突出，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人物形象与环境表现得极其细致入微，再现了一个真实、生动的生活场面。明清时期的唐寅等画家笔下的人物形象也大多纤细瘦弱，缺少情感。而陈洪绶却完全不同，他在人性论的学术思想影响下，借画抒怀，将文人内心的高洁与自由不羁的性格抒写于画中，以极度夸张、变形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画家自身精神世界的流露。陈洪绶的人物画有着对对象的深刻理解和感受，也有着对自身精神世界的表现和对崇高精神世界的追求与向往。因此，他能够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突破传统，蜕变了传统人物画对自然物态的模拟，经过艺术的“变形”处理，使之与原型相去甚远，是中国人物绘画史上的一个巨大转折，对近现代人物画家影响深远。
陈洪绶与曾鯨同处于一个时代，同属中国古代传统人物画家，也同样尊重传统，都在继承传统人物画的技法和观念，并在其中汲取营养。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断努力地探索和变革着传统人物画的技法和理念。陈洪绶以奇绝夸张的变形手法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个人意志，增加了画中的“意味”，突出以形造“意”的成分，因此创造了与前代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造型样式和感受，成为中国人物绘画史上一个巨大的转折点。而曾鯨的肖像画则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更多地面对客观现实，是以写生为基础的。尤其是他借鉴西画之长创造了“凹凸法”，在当时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二者相比各有所长，但是不能否认的一点是，在明清人物画坛衰微的状况下，他们是最具有时代特征、最具有革新精神的两位人物画家。在整个古代人物绘画史中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物画古典形态的终结，人物画从此出现了一个新的形态。在整个中国人物画发展中，他二人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责任编辑：武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