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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兰是民族的,但是把花木兰变成世界的是迪斯尼;酱油是民族的,但是让酱油进入全球超市的是日本;杂技是民族的,但是把杂技融入世界的是加拿大的太阳马戏团。如果缺少了世界观,中国可以从“来料加工”提升到“来料创新”或“原料输出”,但是难以到达“原料创新世界化”,更别谈“来料创新世界化”了。
请容许我先做一个概念区分。在中国制造的产品是否已经全球化?毋庸置疑,它甚至已经 “横行”全世界!那么,中国的商业是否已经进入世界?人们大概会挠挠头,迟疑一下,然后说,好像还没有。
日本的商业是否已经全球化?美国的商业是否已经全球化?Yes!
肯定的“Yes”,和迟疑的“No”,两者之间的问题本质是什么?我们不是已经有了联想买下IBM的PC渠道品牌,吉利买下沃尔沃轿车渠道品牌了吗?难道海尔不是已经在美国设厂并成功打入美国市场了吗?中投公司不是刚刚拿下摩根士丹利超过10%的股权了吗?
尽管已经有了无数的海外收购及拓展,除了极少数的宏观企业家,今天中国企业家对“全球化商业”、“进军国际”的理解还停留在“资金+产品+品牌+渠道”的“四合一”公式上。大家以为,只要资金足、产品好、品牌强、渠道畅通,国际化就会成功。
直白地讲,中国的商业要国际化,从政府、企业家,到企业员工,都还差了一个关键要素:世界观!
世界对中国的要求不一样
这听起来有点玄,请容说明。
如果中国只是一个5000万人口的国家,甚至如日本、印尼般的3亿人口,上述的“四合一”公式也许就够用了。对中国台湾、韩国等经济体,“四合一”公式也已经绰绰有余。但是,对中国不够!
理由只有一个:世界对中国的要求不一样!
20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多数时间打的是“落后牌”:人均收入低、需要先进国家的支援理解、人力成本低、谁来投资都欢迎、国际责任我负担不起。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一两年开始,中国打起了“崛起牌”,尤其在国内。世界人民猛然意识到,中国已经崛起了!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间上床,身边都是“中国制造”。于是,发达国家的政府越来越不接受中国“落后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的地位,转而要求中国“尽善大国的国际责任义务”。这种态度的转变在过去四五年间已经成型。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大手笔经济刺激政策,更是加深了国际上对中国已经崛起的印象。
企业不分大小,只要你“来自中国”,今天人们对你的态度与5年前已经大不一样了。5年前,出口产品只需要价廉;今天,对方会关注你是否物美,注意种种政府补贴下你的利润(可杀价)空间。5年前,对外投资就是投资;今天,对方会分析你的“商业外战略意图”,甚至把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怨气迁怒到你身上。
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世界无人可及。但也正因为这点,中国的国际形象越来越难管理。因为办出了大事,世界认为你已经不需要额外照顾了;而正因为这些大事是集中力量才办出来的,国内的不均衡发展益发严重。在金融危机各国困难的状态下,其他国家只看到中国办成大事的那一面,而不会顾及中国国内的社会困难。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国内现实脱节了,并且距离越来越远。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政府的对外关系。其次受到冲击的,就是我们的企业及企业家了。毋庸讳言,世界各国政府及大企业都知道,中国今天的对外投资,多半是“拿资金换技术及市场”,而不是工艺或管理的加值。法国雷诺当年收购日产,除了资金还派出了力挽狂澜的总经理;宏碁的美国收购,除了资金、生产,还注入了工业设计及研发。中国企业,在拿“资金硬实力”换取对方“软实力”的条件下,很难让世界商界不把中国当成“干爹”或“冤大头”。
企业家应该都很了解做“干爹”的滋味。无休无止的条件谈判与算计,人人指望“干爹”一来就解决他们的所有遗留问题。中国企业背着沉重的“已经崛起”包袱,对外得要足面子,对内要力避“丧权辱国”的帽子;又要国际接轨,又要民族大旗。确实难!
切断“历史感”,培养“前瞻感”
今天中国商业全球化的最大困境在于世界的“中国印象”已经不一样。吊诡的是,世界的中国印象,取决于中国自己的世界观。
志在驰骋全球的中国企业家,以及扶持他们的相关政府单位,需要问自己几个问题:
问题一:自身企业已经达到的成就,除了得益于自身的努力、政府的扶持之外,有没有得益于在你创业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国际经贸环境?比例、分量如何?
问题二:那个“现成”的国际经贸环境,是哪些国家、哪些企业、哪些职业角色,通过多少时间才造就成功的?
问题三: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取得的商业成就,国际商业的现成“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起了多大的助力?如果缺少了这些别人投入大量心血才得以建立的现成国际基础,中国需要多花多少成本才能达到今天的成就?或者,这种成就可不可能达到?
问题四:自己的国际雄心是基于“民族志向”、“远征海外”,还是“融入国际环境”?
这几个不愉快的问题有了清楚答案后,中国企业就可以着手修订(或坚持)自己的世界观了。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外展企业,迟早都得要担起国际责任;单纯的买卖投资、在商言商作为,那是小国或弱国的专利。中国当年落后,发达国家已经给了中国余地了,这余地不会永远存在,并且已经越来越窄。中国的实情也许还负担不起太大的国际责任,但是饮水思源之心应当常在。
最危险的世界观就是,一切都是你欠我的,如果当年你不欺负我,我也不至于现在这样;所以现在我得到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努力而来,如果不是我自己争气,到现在你也不会主动给我。毋庸讳言,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思维中的主流,“大国崛起”之后更加如此。
这种“穷汉立志翻身”、“十年灯火一朝中举”的悲情,的确是人类的共同情操,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政府都用过它。然而,像中国这样一用百年的案例确实不多。
行文至此,穿插一段小故事。在大学的时候,我个人是个绝对的民族主义者,念念不忘的是八国联军的耻辱,只要有人愿意听,我就滔滔不绝。然后,在纽约读研时,一位同龄的意大利女生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哑口无言,从此修订了我的世界观。她说,好奇怪,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我们欧洲各国几百年来不断打仗、相互侵略,德国人家中都有前辈从法国抢来的战利品,意大利人遭其他民族侮辱的次数也不计其数,但是战争一结束,大家很快地都能开始合作,记忆归记忆,合作归合作。为什么你们中国人的战争记忆能够百年不衰呢?到现在还在决定你的思维,怎么这么年轻的一个人天天被历史困扰,为什么不把时间花在往前看上呢?
这一记来自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的闷棍,令我惊栗,意识到了国家竞争的真正关键不在于少数知识分子或国家领导人的世界观,而在于一般平民百姓的世界观。政府可以出台政策,领导人可以慷慨激励,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广大人民的价值观、世界观所决定的。
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家的世界观对中国的未来如此关键,甚至比政府的世界观还要关键。如果企业家不能率先由“都是你过去欠我的”、“穷小子翻身就是要娶你闺女”的价值观下脱身,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前途堪忧。
我建议,中国企业家的“历史感”,切断在1949年。那之前的历史,留给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去处理;被切断的历史感,用“前瞻感”来取代。今天国际经贸的基础建设,成型于二战之后,无论是海空运输通路、金融技术、政府财税、法律框架、会计规范都不例外。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那些都是中国之外的国家在二战后的成就。对于这些,我们用过的部分要饮水思源,我们不完全同意的部分,要么就投资精力为其加值,要么就加入。最不可取的,就是对外挥舞资金大旗,对内挥舞民族大旗,既不思源也不加值。
全球化就是世界观竞争
作为大国,没有世界观支撑的全球化是行不通的。
中国当前的主旋律是“中国创造”,但多数人还没想明白的是,即使中国真出现了大量的创新,那也仅仅是在“产品”层面的事。试问,苹果公司一连串的“i”系列,仅仅是产品或工业设计的“创新”吗?还是苹果公司掌握了一套关乎人类的世界观?法国、意大利的奢侈品牌,仅仅是“时尚创新”吗?还是它们抓住了凡是女人就会动心的某种世界观?可口可乐卖的是糖水还是年轻人的世界观?宝马、奔驰卖的是技术还是“世界参与感”?日本的寿司成为世界概念、日本酱油全球铺货是因为它更好吃吗?韩国总统李明博疯狂在世界媒体前推销泡菜所为何来?他推的是泡菜的外销GDP还是“世界风”?
全球化,就是世界观的竞争。在中国的企业家、员工还只有民族观而无世界观的时候,中国企业无法全球化;即使通过资金硬实力收购了世界品牌,也终将难以长久为继。近来有人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甚至“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非常对,但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只有具有世界观的人才能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花木兰是民族的,但是把花木兰变成世界的是迪斯尼;酱油是民族的,但是让酱油进入全球超市的是日本;杂技是民族的,但是把杂技融入世界的是加拿大的太阳马戏团。如果缺少了世界观,中国可以从“来料加工”提升到“来料创新”或“原料输出”,但是难以到达“原料创新世界化”,更别谈“来料创新世界化”了。
中国人!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目前处于八二开的状态:八分民族观,二分世界观。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至少得需要一个五五开的局面。
以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作为结束。中国人当中,百分百“土生”而非“海归”,第一个进入全球西方公司最高决策层的人,大概就是台湾的罗益强先生。罗先生的职业生涯由飞利浦集团全球7人董事会成员退休。他一生都工作于台湾飞利浦分部,但夺得了全球最权威的日本“戴明质量奖”。在荷兰飞利浦集团董事会邀请他出任7位全球董事中的一位时,他提出了一个请求:台湾飞利浦的世界成就完全是一批台湾人苦干出来的,台湾飞利浦有着本土骄傲的传统,因此能否让继任的总经理也选一位台湾人?飞利浦董事长给他的答复是:我们在荷兰乃至全球都有超级能干的人,如果在荷兰的飞利浦总部有这个气度提升你一个台湾人到这个万人之上的角色,为什么在台湾的总经理一定得是台湾人?飞利浦全球缴税,给荷兰政府缴的税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飞利浦是家全球公司,台湾的飞利浦员工也应该有全球视野。
某种程度上,台湾的宏碁公司也做到了这境界。随后大陆的海尔集团、联想集团乃至最近的吉利汽车,也遵循了这种世界观,但他们受到国内民族大旗的限制太多。
退休后的罗益强先生有许多发人深醒的观察。他注意到,今天大陆的家长都送孩子去学钢琴,恨不得自己家里也出个郎朗。“这如同中国制造业一样嘛!中国负责生产产品(演奏家),西方负责创作内涵和品牌还有商业环境;20年后,西方的交响乐团里都是中国人,但曲目和市场还是人家的。”
家长的世界观,决定了孩子被限制在“原料加工”的层次;企业家的世界观,又限制了什么?■
(欲与作者交流,请发邮件至:ken@cc2.cn)
[编辑 陈力]
E-mail:chinacbr@vip.163.com
请容许我先做一个概念区分。在中国制造的产品是否已经全球化?毋庸置疑,它甚至已经 “横行”全世界!那么,中国的商业是否已经进入世界?人们大概会挠挠头,迟疑一下,然后说,好像还没有。
日本的商业是否已经全球化?美国的商业是否已经全球化?Yes!
肯定的“Yes”,和迟疑的“No”,两者之间的问题本质是什么?我们不是已经有了联想买下IBM的PC渠道品牌,吉利买下沃尔沃轿车渠道品牌了吗?难道海尔不是已经在美国设厂并成功打入美国市场了吗?中投公司不是刚刚拿下摩根士丹利超过10%的股权了吗?
尽管已经有了无数的海外收购及拓展,除了极少数的宏观企业家,今天中国企业家对“全球化商业”、“进军国际”的理解还停留在“资金+产品+品牌+渠道”的“四合一”公式上。大家以为,只要资金足、产品好、品牌强、渠道畅通,国际化就会成功。
直白地讲,中国的商业要国际化,从政府、企业家,到企业员工,都还差了一个关键要素:世界观!
世界对中国的要求不一样
这听起来有点玄,请容说明。
如果中国只是一个5000万人口的国家,甚至如日本、印尼般的3亿人口,上述的“四合一”公式也许就够用了。对中国台湾、韩国等经济体,“四合一”公式也已经绰绰有余。但是,对中国不够!
理由只有一个:世界对中国的要求不一样!
20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多数时间打的是“落后牌”:人均收入低、需要先进国家的支援理解、人力成本低、谁来投资都欢迎、国际责任我负担不起。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一两年开始,中国打起了“崛起牌”,尤其在国内。世界人民猛然意识到,中国已经崛起了!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间上床,身边都是“中国制造”。于是,发达国家的政府越来越不接受中国“落后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的地位,转而要求中国“尽善大国的国际责任义务”。这种态度的转变在过去四五年间已经成型。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大手笔经济刺激政策,更是加深了国际上对中国已经崛起的印象。
企业不分大小,只要你“来自中国”,今天人们对你的态度与5年前已经大不一样了。5年前,出口产品只需要价廉;今天,对方会关注你是否物美,注意种种政府补贴下你的利润(可杀价)空间。5年前,对外投资就是投资;今天,对方会分析你的“商业外战略意图”,甚至把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怨气迁怒到你身上。
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世界无人可及。但也正因为这点,中国的国际形象越来越难管理。因为办出了大事,世界认为你已经不需要额外照顾了;而正因为这些大事是集中力量才办出来的,国内的不均衡发展益发严重。在金融危机各国困难的状态下,其他国家只看到中国办成大事的那一面,而不会顾及中国国内的社会困难。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国内现实脱节了,并且距离越来越远。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政府的对外关系。其次受到冲击的,就是我们的企业及企业家了。毋庸讳言,世界各国政府及大企业都知道,中国今天的对外投资,多半是“拿资金换技术及市场”,而不是工艺或管理的加值。法国雷诺当年收购日产,除了资金还派出了力挽狂澜的总经理;宏碁的美国收购,除了资金、生产,还注入了工业设计及研发。中国企业,在拿“资金硬实力”换取对方“软实力”的条件下,很难让世界商界不把中国当成“干爹”或“冤大头”。
企业家应该都很了解做“干爹”的滋味。无休无止的条件谈判与算计,人人指望“干爹”一来就解决他们的所有遗留问题。中国企业背着沉重的“已经崛起”包袱,对外得要足面子,对内要力避“丧权辱国”的帽子;又要国际接轨,又要民族大旗。确实难!
切断“历史感”,培养“前瞻感”
今天中国商业全球化的最大困境在于世界的“中国印象”已经不一样。吊诡的是,世界的中国印象,取决于中国自己的世界观。
志在驰骋全球的中国企业家,以及扶持他们的相关政府单位,需要问自己几个问题:
问题一:自身企业已经达到的成就,除了得益于自身的努力、政府的扶持之外,有没有得益于在你创业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国际经贸环境?比例、分量如何?
问题二:那个“现成”的国际经贸环境,是哪些国家、哪些企业、哪些职业角色,通过多少时间才造就成功的?
问题三: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取得的商业成就,国际商业的现成“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起了多大的助力?如果缺少了这些别人投入大量心血才得以建立的现成国际基础,中国需要多花多少成本才能达到今天的成就?或者,这种成就可不可能达到?
问题四:自己的国际雄心是基于“民族志向”、“远征海外”,还是“融入国际环境”?
这几个不愉快的问题有了清楚答案后,中国企业就可以着手修订(或坚持)自己的世界观了。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外展企业,迟早都得要担起国际责任;单纯的买卖投资、在商言商作为,那是小国或弱国的专利。中国当年落后,发达国家已经给了中国余地了,这余地不会永远存在,并且已经越来越窄。中国的实情也许还负担不起太大的国际责任,但是饮水思源之心应当常在。
最危险的世界观就是,一切都是你欠我的,如果当年你不欺负我,我也不至于现在这样;所以现在我得到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努力而来,如果不是我自己争气,到现在你也不会主动给我。毋庸讳言,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思维中的主流,“大国崛起”之后更加如此。
这种“穷汉立志翻身”、“十年灯火一朝中举”的悲情,的确是人类的共同情操,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政府都用过它。然而,像中国这样一用百年的案例确实不多。
行文至此,穿插一段小故事。在大学的时候,我个人是个绝对的民族主义者,念念不忘的是八国联军的耻辱,只要有人愿意听,我就滔滔不绝。然后,在纽约读研时,一位同龄的意大利女生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哑口无言,从此修订了我的世界观。她说,好奇怪,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我们欧洲各国几百年来不断打仗、相互侵略,德国人家中都有前辈从法国抢来的战利品,意大利人遭其他民族侮辱的次数也不计其数,但是战争一结束,大家很快地都能开始合作,记忆归记忆,合作归合作。为什么你们中国人的战争记忆能够百年不衰呢?到现在还在决定你的思维,怎么这么年轻的一个人天天被历史困扰,为什么不把时间花在往前看上呢?
这一记来自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的闷棍,令我惊栗,意识到了国家竞争的真正关键不在于少数知识分子或国家领导人的世界观,而在于一般平民百姓的世界观。政府可以出台政策,领导人可以慷慨激励,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广大人民的价值观、世界观所决定的。
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家的世界观对中国的未来如此关键,甚至比政府的世界观还要关键。如果企业家不能率先由“都是你过去欠我的”、“穷小子翻身就是要娶你闺女”的价值观下脱身,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前途堪忧。
我建议,中国企业家的“历史感”,切断在1949年。那之前的历史,留给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去处理;被切断的历史感,用“前瞻感”来取代。今天国际经贸的基础建设,成型于二战之后,无论是海空运输通路、金融技术、政府财税、法律框架、会计规范都不例外。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那些都是中国之外的国家在二战后的成就。对于这些,我们用过的部分要饮水思源,我们不完全同意的部分,要么就投资精力为其加值,要么就加入。最不可取的,就是对外挥舞资金大旗,对内挥舞民族大旗,既不思源也不加值。
全球化就是世界观竞争
作为大国,没有世界观支撑的全球化是行不通的。
中国当前的主旋律是“中国创造”,但多数人还没想明白的是,即使中国真出现了大量的创新,那也仅仅是在“产品”层面的事。试问,苹果公司一连串的“i”系列,仅仅是产品或工业设计的“创新”吗?还是苹果公司掌握了一套关乎人类的世界观?法国、意大利的奢侈品牌,仅仅是“时尚创新”吗?还是它们抓住了凡是女人就会动心的某种世界观?可口可乐卖的是糖水还是年轻人的世界观?宝马、奔驰卖的是技术还是“世界参与感”?日本的寿司成为世界概念、日本酱油全球铺货是因为它更好吃吗?韩国总统李明博疯狂在世界媒体前推销泡菜所为何来?他推的是泡菜的外销GDP还是“世界风”?
全球化,就是世界观的竞争。在中国的企业家、员工还只有民族观而无世界观的时候,中国企业无法全球化;即使通过资金硬实力收购了世界品牌,也终将难以长久为继。近来有人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甚至“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非常对,但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只有具有世界观的人才能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花木兰是民族的,但是把花木兰变成世界的是迪斯尼;酱油是民族的,但是让酱油进入全球超市的是日本;杂技是民族的,但是把杂技融入世界的是加拿大的太阳马戏团。如果缺少了世界观,中国可以从“来料加工”提升到“来料创新”或“原料输出”,但是难以到达“原料创新世界化”,更别谈“来料创新世界化”了。
中国人!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目前处于八二开的状态:八分民族观,二分世界观。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至少得需要一个五五开的局面。
以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作为结束。中国人当中,百分百“土生”而非“海归”,第一个进入全球西方公司最高决策层的人,大概就是台湾的罗益强先生。罗先生的职业生涯由飞利浦集团全球7人董事会成员退休。他一生都工作于台湾飞利浦分部,但夺得了全球最权威的日本“戴明质量奖”。在荷兰飞利浦集团董事会邀请他出任7位全球董事中的一位时,他提出了一个请求:台湾飞利浦的世界成就完全是一批台湾人苦干出来的,台湾飞利浦有着本土骄傲的传统,因此能否让继任的总经理也选一位台湾人?飞利浦董事长给他的答复是:我们在荷兰乃至全球都有超级能干的人,如果在荷兰的飞利浦总部有这个气度提升你一个台湾人到这个万人之上的角色,为什么在台湾的总经理一定得是台湾人?飞利浦全球缴税,给荷兰政府缴的税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飞利浦是家全球公司,台湾的飞利浦员工也应该有全球视野。
某种程度上,台湾的宏碁公司也做到了这境界。随后大陆的海尔集团、联想集团乃至最近的吉利汽车,也遵循了这种世界观,但他们受到国内民族大旗的限制太多。
退休后的罗益强先生有许多发人深醒的观察。他注意到,今天大陆的家长都送孩子去学钢琴,恨不得自己家里也出个郎朗。“这如同中国制造业一样嘛!中国负责生产产品(演奏家),西方负责创作内涵和品牌还有商业环境;20年后,西方的交响乐团里都是中国人,但曲目和市场还是人家的。”
家长的世界观,决定了孩子被限制在“原料加工”的层次;企业家的世界观,又限制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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