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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自中世纪早期，开篇于婚姻的起源与遗产；收笔在现代，聚焦婚姻的同居。一部两千多年的西方婚姻史与各时期的重点，交织眼前。与史论结合相伴的，是一幅社会风情变迁发展的图画。
布洛涅告诫道：“在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历史的遗产之前，必须先看看历史留给人们的是什么东西。”
《西方婚姻史》
作者：（法）让-克洛德·布洛涅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布洛涅：生于1966年，诗人、小说家和历史学家，出版著作多部。一身集角色多样，最有特色的，当属他的历史专著，这本《西方婚姻史》，就是一例。
这本书是《西方文明进程译丛》的一种。名头很大，套的是“西方”的帽子。其实，里面说的却是欧洲的事儿，而且基本是法国的。想来是作者来自法国的关系，如他所说“为有所侧重，于是我就越来越局限于对法国的研究，虽然间或也提及别的国家”。
读《西方婚姻史》，还带出了辜鸿铭先生，译者在《译后记》写道：“辜鸿铭曾有专文论述中国人和法国人的性情，结论是两者相近。”我比较看重译者翻译后写下的文字，把它作为解读的一把钥匙。
记得我在辜先生的《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里读到：“希伯来文明曾授予过欧洲人以‘义’的知识，但没有授予‘礼’，希腊文明曾给过欧洲人以‘礼’的知识，但未兼及‘义’。而中国文明，其教化是‘义’‘礼’并重的。”就此看来，这就是相近的基础。
掩上书来，就性情在婚姻上的诸多表现，中国人和法国人相近的地方还着实不少。若要比较两者的性情，上海是可胜任代表的。就说开埠之后，英租界的历史要比法租界早，公共租界的影响要比它大；但世人却习惯把上海比作“东方的巴黎”，而不是“东方的伦敦”或是“东方的纽约”。
比较就从婚姻迈出的第一步找对象说起。寻找是有标准的，标准是根据与自己匹配与否而来。匹配的原则就是门当户对。作者告诉我们：被世人视为浪漫和自由奔放的法国人，也是讲门当户对的。他举两个法国人为例：一个是为法国王后讲道的弗朗索瓦·巴莱：“有多少不般配的婚姻啊！有多少婚姻是凭激情结成的啊！社会是何等的混乱啊！家庭是怎样的蒙羞！高贵血统与低贱血统混合到了一起，富庶与贫穷混合到了一起；低级而粗俗的教育与出色的基督教教育混合到了一起，默默无闻或臭名昭著的名字与闻名遐迩、对国家民族说来十分珍贵的名字混合到了一起。”
另一个是写过《论不平等的起源》的卢梭，他提出“门当户对”在爱好和性格等方面“天性的般配”的观点，认为它比门第、财产和地位等方面的门当户对显得更为重要。他如是说，“应该使那些不管在什么形势下、不管住什么地方、也不管会沦落到何种社会地位都合适的人结为夫妇。”
除了在门当户对这个千年不变的话题上，中国人和法国人的性情相近也存在于较为时鲜的同居上。印象里，好像这专利该属生性开放，崇尚自由的美国人。后来发现老美也是抄的，源头在欧洲，中心在法兰西。《西方婚姻史》提到一位法国人较经典的说法：“如果我们永远相爱，干吗要这样的约束？假如我们不再相爱，这样的约束又有何用？”还有人提出，爱有多长同居就有多长；“如果可能，就同居一生一世。”
在这个世界上，是先有同居而后有婚姻的。当婚姻以法律关系确定之后，同居并未消失。伟大的《拿破仑法典》对同居的沉默，使得19世纪起出现同居在城市的大流行。研究者剖析其原因为：“出于自信，出于贫穷，或者出于无知”。而法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代表人物蒲鲁东对此是深恶痛绝，猛烈抨击。
没料到的是，女权运动把同居作为武器。与肖邦在西班牙帕尔玛同居过的乔治·桑冲锋在前，张扬的大旗上写着这样的口号：“做同居的自由女人！”其实，她们想借此进行婚姻的变革来保障自己的婚姻权利。在当时的法国，人们认为同居还能起到使大男子主义和男人的优越感收敛的作用。是妇女的解放和自立，从而使更多的人走上同居之路。直到今天，同居不但对男性有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心甘情愿地选择这一生活方式；原因没变，当代女性同男性一样追求独立。
1908年的巴黎，曾对同居进行公开的大辩论。有趣的是，当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同居后，有些法国人就把同居看成政治选择的一道分水岭了。
应该说，对绝大多数的同居者来说，目的就是试婚。法国人的一种说法，我以为更贴近事物的本意；它叫做“仿婚同居”。仿或试，实际就意味着一种实验，总体的内容就是婚后俩人世界的提前运转及磨合。
同居在中国，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鲜事。只是在过去，同居者有点像地下工作者。住老房子时，有个离婚的邻居，没见她发过喜糖，家里就住进了男人。那人早上出来，总是鬼鬼祟祟；先由女邻居打开一条门缝，一见没人，就像刮绿毛风一样奔向楼梯口，一路鼠窜出楼。
想来是那时社会舆论的强大，道德充满力量。法律是没有规定不结婚就不能住一起，也不会有人打上门去；可当事人就觉得是好怕怕呃。
老外有句民谚，“一起吃喝一起睡，不是夫妻能是谁？”早在中世纪的欧洲，就将不要婚纱和戒指的同居视同正式夫妻的婚姻。这样的操作也可追溯到法国人那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律规定士兵的同居者能够享受士兵合法夫妻一样的待遇，从补贴到住房。在战后，这一政策仍依然不变。
人口普查揭示：法国从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同居人群从原来35对中有1对，增加到8对中就有1对。到今天，欧洲结婚的人数越来越少，同居者的数量已经超过正式婚姻。难怪有学者认为，“婚姻与同居内容接近了，形式也就不会相差太远。”
说到底，性情虽相近而绝不是相同。毕竟它还受到外力的影响，在西方在欧洲在法国，这影响来自家庭，还有国家和宗教。还是记住布洛涅的告诫：“在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历史的遗产之前，必须先看看历史留给人们的是什么东西。”
对于性情，也是如此。
布洛涅告诫道：“在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历史的遗产之前，必须先看看历史留给人们的是什么东西。”
《西方婚姻史》
作者：（法）让-克洛德·布洛涅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布洛涅：生于1966年，诗人、小说家和历史学家，出版著作多部。一身集角色多样，最有特色的，当属他的历史专著，这本《西方婚姻史》，就是一例。
这本书是《西方文明进程译丛》的一种。名头很大，套的是“西方”的帽子。其实，里面说的却是欧洲的事儿，而且基本是法国的。想来是作者来自法国的关系，如他所说“为有所侧重，于是我就越来越局限于对法国的研究，虽然间或也提及别的国家”。
读《西方婚姻史》，还带出了辜鸿铭先生，译者在《译后记》写道：“辜鸿铭曾有专文论述中国人和法国人的性情，结论是两者相近。”我比较看重译者翻译后写下的文字，把它作为解读的一把钥匙。
记得我在辜先生的《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里读到：“希伯来文明曾授予过欧洲人以‘义’的知识，但没有授予‘礼’，希腊文明曾给过欧洲人以‘礼’的知识，但未兼及‘义’。而中国文明，其教化是‘义’‘礼’并重的。”就此看来，这就是相近的基础。
掩上书来，就性情在婚姻上的诸多表现，中国人和法国人相近的地方还着实不少。若要比较两者的性情，上海是可胜任代表的。就说开埠之后，英租界的历史要比法租界早，公共租界的影响要比它大；但世人却习惯把上海比作“东方的巴黎”，而不是“东方的伦敦”或是“东方的纽约”。
比较就从婚姻迈出的第一步找对象说起。寻找是有标准的，标准是根据与自己匹配与否而来。匹配的原则就是门当户对。作者告诉我们：被世人视为浪漫和自由奔放的法国人，也是讲门当户对的。他举两个法国人为例：一个是为法国王后讲道的弗朗索瓦·巴莱：“有多少不般配的婚姻啊！有多少婚姻是凭激情结成的啊！社会是何等的混乱啊！家庭是怎样的蒙羞！高贵血统与低贱血统混合到了一起，富庶与贫穷混合到了一起；低级而粗俗的教育与出色的基督教教育混合到了一起，默默无闻或臭名昭著的名字与闻名遐迩、对国家民族说来十分珍贵的名字混合到了一起。”
另一个是写过《论不平等的起源》的卢梭，他提出“门当户对”在爱好和性格等方面“天性的般配”的观点，认为它比门第、财产和地位等方面的门当户对显得更为重要。他如是说，“应该使那些不管在什么形势下、不管住什么地方、也不管会沦落到何种社会地位都合适的人结为夫妇。”
除了在门当户对这个千年不变的话题上，中国人和法国人的性情相近也存在于较为时鲜的同居上。印象里，好像这专利该属生性开放，崇尚自由的美国人。后来发现老美也是抄的，源头在欧洲，中心在法兰西。《西方婚姻史》提到一位法国人较经典的说法：“如果我们永远相爱，干吗要这样的约束？假如我们不再相爱，这样的约束又有何用？”还有人提出，爱有多长同居就有多长；“如果可能，就同居一生一世。”
在这个世界上，是先有同居而后有婚姻的。当婚姻以法律关系确定之后，同居并未消失。伟大的《拿破仑法典》对同居的沉默，使得19世纪起出现同居在城市的大流行。研究者剖析其原因为：“出于自信，出于贫穷，或者出于无知”。而法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代表人物蒲鲁东对此是深恶痛绝，猛烈抨击。
没料到的是，女权运动把同居作为武器。与肖邦在西班牙帕尔玛同居过的乔治·桑冲锋在前，张扬的大旗上写着这样的口号：“做同居的自由女人！”其实，她们想借此进行婚姻的变革来保障自己的婚姻权利。在当时的法国，人们认为同居还能起到使大男子主义和男人的优越感收敛的作用。是妇女的解放和自立，从而使更多的人走上同居之路。直到今天，同居不但对男性有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心甘情愿地选择这一生活方式；原因没变，当代女性同男性一样追求独立。
1908年的巴黎，曾对同居进行公开的大辩论。有趣的是，当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同居后，有些法国人就把同居看成政治选择的一道分水岭了。
应该说，对绝大多数的同居者来说，目的就是试婚。法国人的一种说法，我以为更贴近事物的本意；它叫做“仿婚同居”。仿或试，实际就意味着一种实验，总体的内容就是婚后俩人世界的提前运转及磨合。
同居在中国，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鲜事。只是在过去，同居者有点像地下工作者。住老房子时，有个离婚的邻居，没见她发过喜糖，家里就住进了男人。那人早上出来，总是鬼鬼祟祟；先由女邻居打开一条门缝，一见没人，就像刮绿毛风一样奔向楼梯口，一路鼠窜出楼。
想来是那时社会舆论的强大，道德充满力量。法律是没有规定不结婚就不能住一起，也不会有人打上门去；可当事人就觉得是好怕怕呃。
老外有句民谚，“一起吃喝一起睡，不是夫妻能是谁？”早在中世纪的欧洲，就将不要婚纱和戒指的同居视同正式夫妻的婚姻。这样的操作也可追溯到法国人那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律规定士兵的同居者能够享受士兵合法夫妻一样的待遇，从补贴到住房。在战后，这一政策仍依然不变。
人口普查揭示：法国从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同居人群从原来35对中有1对，增加到8对中就有1对。到今天，欧洲结婚的人数越来越少，同居者的数量已经超过正式婚姻。难怪有学者认为，“婚姻与同居内容接近了，形式也就不会相差太远。”
说到底，性情虽相近而绝不是相同。毕竟它还受到外力的影响，在西方在欧洲在法国，这影响来自家庭，还有国家和宗教。还是记住布洛涅的告诫：“在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历史的遗产之前，必须先看看历史留给人们的是什么东西。”
对于性情，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