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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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德尔伯格到吉尔平,“霸权稳定论”一脉相承,论证了美国在近半个世纪的时期里主动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但从当下看,“霸权稳定论”却是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过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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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德尔伯格到吉尔平,“霸权稳定论”一脉相承,论证了美国在近半个世纪的时期里主动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但从当下看,“霸权稳定论”却是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过时解释.探讨“霸权之后的合作与纷争”的学者基欧汉,看似阐明了现有的国际机制在霸权之后短期的后续安排,但无法说明霸权之后新兴国家(非霸权)建立国际机制的可能性及必要性.基于上述观点,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指出,霸权与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并无直接联系,中国无论在实力还是意愿上都不是一个霸权国家,但非霸权行为体也可以探索政府间更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事实表明,中国以“合作共赢”、“责任分担”、“协作领导”、“公正平等”为原则的提供理念能极大地避免国际公共产品被“私物化”的可能性,也减少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动力不足的问题,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后新兴经济体进行国际机制构建的成功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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