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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闭上眼睛，跟几十个学员一起盘坐在垫子上，静静等待。
老师轻缓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一个冰凉的小球状东西送到嘴边，我张嘴含了进去。“不要咀嚼，先用舌头和口腔感受一下，它是什么质地的？形状？大小？它到底是什么呢？”
闭关结束后，他带着一套呼吸法走了出来，开始向人们传授。随着追随者的增多，他于1981年創办了“生活的艺术”组织，并在班加罗尔的郊区购置了这70英亩的土地，传授以静心呼吸法为核心的瑜伽课程。如今，据说学习过此课程的人次已经超过3亿，学员和老师遍布全球151个国家。
直到第一天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我们才正式学习净化呼吸法。“呼吸是你来到生命中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唯一能将你带回当下的风筝线，因为你无法为昨天或明天呼吸，只能为现在。但是，我们平常只用到了30%的肺活量。”
阿密特老师先让我们闭上眼，模仿吃完冰淇淋哈气的感觉，但是要闭着嘴，只关注喉咙。然后，我们跪坐着，配合肩膀和掌心的动作，开始用各种节奏交替呼吸，一共进行了20多分钟。接下来，在古儒吉的录音中，跟着他的轻柔的声音提示，我们以“闻花香的力度”，进行三回合，每回合100次由极慢至极快地呼吸。
刚开始练习时，我的关注点都在自己发麻的双腿上，周围学员们呼吸时发出的怪异声音，也让我想发笑。之后，我感觉双手发麻，无法移动。渐渐，我头脑开始空白，似乎开始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了，有一刻甚至觉得自己要漂浮起来。后来，除了努力地跟上呼吸节奏，我什么都顾不上想了。在调整呼吸的空当，我偷偷瞄了一眼周围，有些学员像是睡着了，有人猛烈地前后摇摆着身子，有人则泪流满面。 半小时的净化呼吸，感觉像几小时那么漫长。完成之后睁开眼，大家脸上都带着恍如隔世的表情，有的人显得非常满足，有的人则仍像在云里雾里。之前特别活跃的几个学员，没有再说过话。
我并没有体会到传说中那么戏剧性的情绪变化，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但很奇怪，来这里之后一直困扰着我的头痛消失了，来到陌生环境焦躁不安的心里，也洋溢起一种懒洋洋的平和感。
第二天傍晚，在园区中心的Ashram大道场，我见识了一场超乎想象的唱场。这本来是一种颇具宗教色彩的吟唱，成千上百名学员围坐在绘有巨型莲花的屋顶下，集体唱诵祝福或祈祷的歌曲。在我看来，这就如教会的唱诗，或是佛教寺院的诵经一般，参与者会觉得非常神圣，但旁观者难免觉得乏味。
而一群南美歌手学员的加入，让这次唱场变成了一场众人狂欢的演唱会。在南美乐手欢快的鼓点和吉他节奏中，全场人打着节拍，手舞足蹈，将颂歌唱出了流行歌曲般的曲调，那种氛围非但没有和庄严的道场形成违和感，反而带来了异常动人的气氛，让人瞬间心潮澎湃，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唱场结束后，众人散去，那几位歌手也披散着长发，背着乐器，在路上嬉戏打闹着回去了。如果不是他们身上那种学员常穿的白色长衬衣，我完全无法将这群年轻人和灵修或瑜伽等字眼联系起来。
但回想瑜伽文化在西方的发展，似乎正是娱乐圈和流行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毕业于印度德里大学圣士提反学院历史系，如今是中国艾扬格瑜伽学院院长的陈思告诉《南都周刊》记者，瑜伽在西方甚至全世界的推广，其实有点偶然。
“瑜伽在最初，是从哲学理念演变而来的。五千年前，喜马拉雅山麓地带的修行者在大自然中修炼时，无意发现各种动植物天生具有治疗、放松、保持清醒的方法，于是模仿其形态姿势，创立出一系列有益身心的锻炼系统。作为一种极艰难的苦修方式，一种修炼灵性的辅助工具，练瑜伽的只是个小众的流派，而且只传男不传女。”
1927年，一位年轻苏联女舞者只身来到印度，找一份电影演员的工作，随后嫁给了孟买的一位商人。由于从小看画册时，就对印度瑜伽极其着迷，她通过丈夫的关系，认识了在皇室授课的瑜伽大师克里希那玛查亚Krishnamacharya，坚持要后者收她为弟子。
作为现代哈他瑜伽的有力推动者，克里希那玛查亚当时已经意识到，印度年轻人受经济和商业的诱惑，专注于练习瑜伽的越来越少，而未来瑜伽的推广，可能更大程度上会依赖于女性。因此他不顾婆罗门的反对，破格收了世界上首位瑜伽女弟子，并因材施教，为她设计和教授了更适合女性的瑜伽。
从此，女孩为自己改名英德拉·戴维Indra Devi，并开始授课。1939年，她在上海开办了中国第一所瑜伽学校，地点是宋美龄的官邸，这位政界名媛由此成了忠实的瑜伽爱好者。八年以后，戴维将瑜伽学校开到美国好莱坞。演员葛丽泰·嘉宝、罗伯特·瑞安、珍妮弗·琼斯、小提琴家梅纽因等名人都在她学员之列，瑜伽也借着这些人的影响力，开始在西方世界掀起浪潮。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开始经历一连串的危机：法国五月风暴、中东石油危机、美国越南战争……年轻人开始质疑和抛弃过去的价值观，不修边幅，拒绝承担社会义务，浪迹天涯的嬉皮士运动开始兴起。在寻找新思维的路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印度。
对于这个遥远的国家，西方人似乎一直有着某种信念。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基督教的《新约》应该来自印度，因为“这个国家有着最温雅和善的文明”。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也写道：“印度在梦想和时间上与我们相距遥远，它属于我们灵魂所附的古老东方。”
1967年，瑜伽大師马哈里什到伦敦开课，出于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以及摆脱大麻和迷幻药的急切，披头士乐队成员哈里森说服其他三位一同前往听课，并在大师的邀请下，长途跋涉，前往印度小城瑞诗凯诗继续学习。
尽管这次行程并不如想象中神圣，最后还因为大师对同行的美国女演员性骚扰，整个乐队愤然回国，但瑞诗凯诗却从此成了“瑜伽圣地”，几乎是所有瑜伽爱好者必然朝拜的地方。
摄影师姬东还记得五年前第一次到瑞诗凯诗的经历：“整个小城起码有一百多家瑜伽学院，大大小小，有的只有一个大房间，有的却是能容纳上千人的小楼。里面什么流派都有，练习的有很多西方面孔，非常虔诚。”至于当年披头士们住过的豪华修行别墅，如今已经荒废，但参观的人总是络绎不绝。
对东方人来说，印度可能意味着佛教的起源，超脱此生苦难的答案都在这里，冥冥中有一种文化同源的指引力量。但奇怪的是，为什么对于文化背景迥异的西方，印度也有着如此大的精神感召力？
在陈思看来，西方无论是宗教传统，还是体育运动，很大程度都停留在表层。“基督教会让信徒从天上的神身上寻找力量，而印度文化和瑜伽，却长期鼓励人关注自身，通过管理自己的身心来获得能量， 发现被忽视的内在，这是西方文明所缺失的。”
而现代西方流行的成功学、自我激励、幸福课等所谓的“积极心理学”，几乎是佛学的另一个翻版。“无论是从荣格、佛洛姆、拉康，到现在的很多心理治疗精神分析，它们的核心其实就是佛学的各种技术和术语，用了心理学的外衣来包装而已。当年铃木大拙的禅宗与心理学的演讲，几乎改写了整个西方的心理学认知。你可以比较一下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和佛教的阿赖耶识，其实说的是同一种东西。”
来自瑞士的义工克里斯托弗·格雷泽从某方面印证了这个理论。出身于瑞士富裕家庭的他，家族掌管着当地最大的私立贵族学校，他本身也毕业于名校。但在银行界工作了一两年后，克里斯托弗发现，这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大学所受的教育，都在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但从没有人告诉我，我到底是谁？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开始在教义中寻找答案，甚至独自去荒岛生活，带着圣经，期望找到与神的连接点，可惜并没有如愿。 他又开始探索其他宗教，从老庄哲学，到伊斯兰教义，甚至是一些边远地区的冷门教派，依然没有找到答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好友的母亲是“生活的艺术”在瑞士唯一的老师，于是跟随她来到了班加罗尔，学习这种在他看来“最简单而最有效的心灵净化方法”。
如今，他已经在“生活的艺术”做了16年义工和老师，并带领着专门的团队，为世界各大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员工传授净化呼吸法，微软、苹果公司等都是他们的客户。“我每天至少工作十二个小时，一年280天都在出差，但我始终非常快乐，完全不觉得是在工作。”
在克里斯托弗看来，西方流行文化一直在变，但不论是摇滚、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现代成功学、减压、自我实现，似乎都能跟瑜伽找到完美的结合点。“我们的时代太疯狂了，一切都进行得那么迅速，人们急需找到一个平静、稳固的支点。比如我自己，我到现在依然一刻也离不开手机，已经上瘾了。如果没有练习净化呼吸，是很难维持每天这么良好的情绪的。”
他的团队曾在微软美国总部做过试验，看看如果没有外界影响，一位员工能在文件上集中多长时间的注意力。“你们猜猜，答案是多长？”
“半小时？”“二十分钟？”“十分钟……？”我们的回答越缩越短，但他却一直在摇头。“三分钟。就算没有任何因素打扰，只要三分钟一过，我们的思绪就会到处跑。”
至于克里斯托弗的宗教信仰，倒没有因为练习瑜伽而改变。“我依然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年圣诞节都会去教堂，而且会在里面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他看来，古儒吉对于宗教和灵性的比喻是很形象的。“他说，宗教就像一根根香蕉，表皮是它们的教义、仪式等，可能看起来各不相同，而内心的果肉，即我们所追求的自我、灵性，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于宗教的这种解释，让我联想起印度对于宗教的包容性。它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宗教气氛的国家，它是印度教和佛教的发源地，又混杂着伊斯兰教、耆那教、锡克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就如印度学者格查仁·达斯在《解放了大印度》中打的比喻：如果说美国是民族大熔炉，那么印度就是一幅巨大的民族镶嵌画，各民族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但互不影响，永远融合不到一块去。
兼容并包、互不影响的精神，也反映在印度教本身。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信徒占据了印度80.5%的人口。但它并没有一个创始人，没有绝对权威的经书，没有一个核心的宗教管理机构，没有明确的神学体系，甚至连皈依的标准都没有。
不论是众所周知的梵天、湿婆等大神，还是某些只有偏远山村信奉的小神，都可以成为印度教的神祗。它更像是一种经过数世纪演变之后，形成的复杂的生活习惯。
尽管信奉神祗各不相同，但有一条规则制度，是所有印度教徒都遵从的：种姓制度。尽管各守各业，互不干涉的思想印度自古以来便有，比如史诗《薄伽梵歌》里的一段经文：“做你分内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贱；不做别人分内的事，即使别人的工作很高尚。为你的职守而死是生；为别人的职守而生是死。”但正式的种姓制度，却不是印度本土原生的。
关于它的起源，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公元前约1500年，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征服了当地深肤色的达罗毗茶人。为了巩固其统治，侵略者建立了以肤色为标准的“瓦尔纳”制度，并根据社会分工的不同，区分出了四性：专门从事宗教仪式的“婆罗门”；掌握军事、政治的“刹帝利”；从事商业活动的“吠舍”；以及下面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首陀罗”。
这几個种姓的层级依次降低，在各种姓内部，又再根据地域等不同细分成许多次种姓，一共有几千种之多。每个种姓之间遵守严格的规定，比如职业世袭，互不通婚，违反者会受到被贬为“贱民”等各种严苛的惩罚。
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到了现代社会，自然遭受到各种苛责和抗议。印度独立后，1948年，国会通过了废除种姓制度的议案，六年后通过了消除种姓歧视的宪法条款，各邦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赋予了低种姓去公共祈祷场所、商店、公立医院、佩戴首饰等权利。另外，在中央和各邦政府中，会为低种姓的人保留一定比例的工作名额。在教育方面，也为低种姓家庭的子女提供了各种方便。比如印度的大学必须执行“种姓预留制”，为来自低种姓、部落和“落后阶层”的中学毕业生保留22.5%入学名额。
但这种政策引发过很多争论甚至抗议。因为从一方面看，低种姓的学生，可能一开始的前期教育就跟不上其他阶层，而且高昂的大学学费也是个门槛，因此这个配额往往难以达到；另一方面，低收入的高种姓阶层学生，也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本来就无法通过财力来提高竞争力，还要因为配额制，明明成绩更高也得让位于低种姓考生。
我在这里认识了曾在中国留学的印度学生玛鲁，于是抛出一个疑惑很久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大家都做差不多的工作，每个人的种姓又没有刻在脸上，怎么分辨得出来？”他思考了一会，说，如果一个印度人远离自己的家乡，去到德里、孟买这种大城市，可能并不容易从外表辨认出来，因为大家的衣着、肤色都可能差不多。在大公司里，高种姓的人作为低种姓人的下属也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如果你知道他的姓氏，或者出生地等，就能大致看出端倪。” 比如《生活大爆炸》中虚构的主角之一Raj，他的姓氏是Koothrappali，就是刹帝利的典型姓氏。这是仅次于婆罗门的种姓，现代主要从事公务员、律师、医生等职业。而扮演Raj的演员Kunal Nayyar，据说也是刹帝利，因为印度电影演员的惯例是，只扮演跟本人种姓一致的角色。
我又问，印度已经如此国际化，印度人也每天跟各种外国人打交道，生活观念真的依然那么保守吗？比如“男人一定是一家之主，可以决定妻儿姐妹的婚嫁生活；饭桌上绝对不能讨论性话题；别说未婚同居，甚至男女在街上牵手，都是伤风败俗的事情，等等。” 他左右摇晃着脑袋：“我们的生活已经很现代了，许多东西跟你们想象中是不一样的，你自己去看一看不就知道了。”他接着教了我一句印度俗语：“不碰树木就无法穿越森林，不接触人就无法游览印度。”
这句话促使我在短短几天旅程中想尽一切办法，要去印度街头亲身体验下。结束瑜伽课程后，前往德里采访“世界文化节”的一天半空当里，我终于在这个国家伟大首都好好转了一圈。
印度老百姓说起首都时是只讲“德里”的。我们通常叫惯的“新德里”，只是它的一部分，与“旧德里”老城区相连，中间隔着印度门。
新德里道路宽敞，布局合理。当年英国人把这里定为殖民地的首都，建起了许多鲁琴斯式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而近郊也留下了很多宽敞洋气的使馆工作人员住宅。
据说在几年前，德里便已经把牛赶出了城外，因此我并没有看见神牛满街乱走，随处卧倒的盛况。但在新德里安静的办公或居民区，猴子到处都是。它们成群结队在路上游荡、躺着捉虱子，在邮筒和围墙上攀爬。看到行人走过，占据路中央的猴子丝毫没有让路的意思，只是懒洋洋地转个身，继续捉虱子。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好像打扰了它们的私生活似的。
相比起整洁有序的新德里，我更为充满“印度特色”的旧德里着迷。这里沿袭了17世纪莫卧儿王朝的风貌，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伊斯兰气息，比如标志性的红堡和贾玛清真寺。红堡脚下一路向西延伸的Chandni Chowk大道，在莫卧儿王朝的鼎盛时期，曾是条遍布商人和高档住宅的气派街道，从路两旁残存的哈维里Haveli民居里，那些精美的雕刻上，仍能窥见当时的一丝荣光。
就像当地老话说的“无论谁在德里建起一座新的城市，最终都会毫无疑问地失去它”，不论政权更迭和战争如何影响，似乎都无法改变它生机勃勃的生命线和独特个性。如今，这条著名的大道已经被贩卖内衣、锅碗瓢盆、来自中国的便宜家电、各种小吃和百货的摊贩所占据。
有人曾用“有组织的无政府”向我形容过印度生活，它在交通上显得尤其贴切：你完全看不到一个红绿灯，也没有明显的交通指示牌，没有交警，大家就这么挤成一团，各自往要去的地方走，但却没有人被堵住，所有人都能前行，也没有人被乱开的车撞到，更没有因为不小心刮碰而下车理论，将周围塞得水泄不通的人。
在Chandni Chowk大道的T字路口，我像是陷入了色彩混乱的人浪中，香料、汗臭、叫卖声、狗叫、汽车喇叭声等，在强烈的阳光下，一波一波向你涌来，将你裹挟在里面随波逐流。举目四望，不论是哪条街道，都挤满了人，往各种方向慢悠悠地走。头顶则是纵横交错，杂乱如藤蔓的电线。
尽管我要去的地方不到二十分钟的走路距离，但徘徊了十分钟后，我放弃了穿越马路的尝试，跳上了一部人力三轮车。
印度的三轮车和车夫们，简直应该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人车一体，可快可慢，转弯灵活，就像一头公牛，在拥挤的人流中左冲右撞，抓住一切空隙向前冲，硬是能开出一条路来。遇到特别拥堵的小路，你坐在高高的软垫座位上，任凭车夫带着你从车群中飞驰，将人潮和一辆辆汽车甩在后头时，居然能体会出一种优越感来。
一路上，我见到几个免费公厕：路边一堵墙贴上瓷砖，下面挖几个坑或是装几个小便池，周围没有任何遮挡，更别提门和隔间。如厕的男士们直接背对着大路，一面解放自我一面谈笑风生。
“这样没有遮挡的也是厕所吗，那女性怎么上厕所呢？”我大声问车夫。“啊，这个……”他回答，“女生没法用的。她们要么在家里，要么去那种付费的公共厕所，实在不行，就天黑以后在草丛里解决咯，不过一定要小心。”
据说在上世纪90年代，印度平均5个家庭才拥有一个厕所。农村地区的厕所覆盖率更低。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截至2012年，超过58%的印度人口在户外大小便，约占全球在户外大小便人群的60%。
尽管印度政府在1991年就开始推行声势浩大的“全民卫生运动”，声称要杜绝户外大小便现象，实现所有家庭都有厕所。但世界银行水与卫生项目出台的《十年全民卫生运动》报告表明，印度家庭的厕所覆盖率由2001年时的21%上升至2012的65%，离目标还是有些距离。
因此，不论是整洁的新德里，还是乱糟糟的老德里，只要有一堵墙，你总能隔得远远就用鼻子感受到它的存在，然后在看到尴尬画面前远远绕开。
有些人将这种现象归咎于印度人不讲卫生，但出身印度移民家庭的諾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在《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中却有一段这样的解释：“据说，农民（不论是伊斯兰教徒或印度教徒）一旦被迫使用封闭的厕所，就会罹患幽闭恐惧症。我在北方邦一座纺织城镇结识一位相貌英俊的伊斯兰教小伙子。……他说，印度人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民族，他自己就常常跑到旷野上大解，因为他是诗人，热爱大自然……在他心目中，人世间最美好、最具诗情画意的活动，莫过于黎明时分迎着朝阳蹲在河岸上。”
确实，在许多印度人自己看来，他们非但不是不讲卫生，还应该被评为世界上最爱干净的人呢。送我回酒店的的士司机玛鲁曾在迪拜工作过，现在开着一家智能家电小公司，偶尔帮兄弟开开车。探讨起这个话题，他振振有词：“印度教对清洁卫生的规定可严格了，我们每天都会遵照教规沐浴一次，吃饭只用右手，如厕只用左手，绝不混淆。”
他车里放着份《印度周日时报》，我翻了一下，上面有整整4个版的《征婚启事》。在女性征婚那版，第一个大类是按征婚者的种姓划分的，占据了80%左右，其次才是按照征婚者地域、语言、二婚与否、国籍为标准的分类。大部分女性都会强调自己“非常貌美、苗条、受过良好教育”，除了少部分人不提或者提出“不限种姓”外，许多启事的末尾都要求新郎“属于更上层种姓”。
而在男士那边，按照种姓分类的相对少些，但仍占35%左右。许多人都自称“非常英俊，学历/工作/家境如何好”，“相貌比实际年龄显小”也是经常出现的关键词。不论男女，似乎都没什么人提自己的性格、兴趣爱好。
德里司机和北京司机似乎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不同的是，北京司机喜欢跟你唠政治，而德里司机则对宇宙观、人生观有着强烈的表达欲望。我向玛鲁抛出的任何问题，他都会毫不客气地重新构建：“不，你提出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我可以从三种可能性跟你分析：第一，……第二，……”
当他激动地双手离开方向盘挥舞起来，大声向我质疑 “为什么你对印度教这么多疑问？这只是一种生活，神从来不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是宗教要我们禁食、斋戒，遵守这个、遵守那个。一生很短暂，神只要求我们开开心心，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了”时，我举着报纸问，“如果你妹妹爱上了一个外国人或很低种姓的，就想嫁给他，你支持吗？”他迟疑了一下，坚决地说：“当然不行！反正我家的女人肯定不行。”
那一瞬间，我觉得印度在我眼里的形象更模糊了。这一路上感受到的那些共存的矛盾点：整洁与脏乱、现代化与保守、好争辩与豁达平和、规矩重重与自由自我……全部杂乱拼凑成一幅斑斓的马赛克，看不清具体轮廓。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采访某学者时，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此刻浮现在我眼前：“对印度最恶毒的诅咒，和最不吝啬的赞美，都是对的。对于这个国家，没有错误的答案。”
老师轻缓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一个冰凉的小球状东西送到嘴边，我张嘴含了进去。“不要咀嚼，先用舌头和口腔感受一下，它是什么质地的？形状？大小？它到底是什么呢？”
闭关结束后，他带着一套呼吸法走了出来，开始向人们传授。随着追随者的增多，他于1981年創办了“生活的艺术”组织，并在班加罗尔的郊区购置了这70英亩的土地，传授以静心呼吸法为核心的瑜伽课程。如今，据说学习过此课程的人次已经超过3亿，学员和老师遍布全球151个国家。
直到第一天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我们才正式学习净化呼吸法。“呼吸是你来到生命中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唯一能将你带回当下的风筝线，因为你无法为昨天或明天呼吸，只能为现在。但是，我们平常只用到了30%的肺活量。”
阿密特老师先让我们闭上眼，模仿吃完冰淇淋哈气的感觉，但是要闭着嘴，只关注喉咙。然后，我们跪坐着，配合肩膀和掌心的动作，开始用各种节奏交替呼吸，一共进行了20多分钟。接下来，在古儒吉的录音中，跟着他的轻柔的声音提示，我们以“闻花香的力度”，进行三回合，每回合100次由极慢至极快地呼吸。
刚开始练习时，我的关注点都在自己发麻的双腿上，周围学员们呼吸时发出的怪异声音，也让我想发笑。之后，我感觉双手发麻，无法移动。渐渐，我头脑开始空白，似乎开始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了，有一刻甚至觉得自己要漂浮起来。后来，除了努力地跟上呼吸节奏，我什么都顾不上想了。在调整呼吸的空当，我偷偷瞄了一眼周围，有些学员像是睡着了，有人猛烈地前后摇摆着身子，有人则泪流满面。 半小时的净化呼吸，感觉像几小时那么漫长。完成之后睁开眼，大家脸上都带着恍如隔世的表情，有的人显得非常满足，有的人则仍像在云里雾里。之前特别活跃的几个学员，没有再说过话。
我并没有体会到传说中那么戏剧性的情绪变化，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但很奇怪，来这里之后一直困扰着我的头痛消失了，来到陌生环境焦躁不安的心里，也洋溢起一种懒洋洋的平和感。
第二天傍晚，在园区中心的Ashram大道场，我见识了一场超乎想象的唱场。这本来是一种颇具宗教色彩的吟唱，成千上百名学员围坐在绘有巨型莲花的屋顶下，集体唱诵祝福或祈祷的歌曲。在我看来，这就如教会的唱诗，或是佛教寺院的诵经一般，参与者会觉得非常神圣，但旁观者难免觉得乏味。
而一群南美歌手学员的加入，让这次唱场变成了一场众人狂欢的演唱会。在南美乐手欢快的鼓点和吉他节奏中，全场人打着节拍，手舞足蹈，将颂歌唱出了流行歌曲般的曲调，那种氛围非但没有和庄严的道场形成违和感，反而带来了异常动人的气氛，让人瞬间心潮澎湃，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唱场结束后，众人散去，那几位歌手也披散着长发，背着乐器，在路上嬉戏打闹着回去了。如果不是他们身上那种学员常穿的白色长衬衣，我完全无法将这群年轻人和灵修或瑜伽等字眼联系起来。
但回想瑜伽文化在西方的发展，似乎正是娱乐圈和流行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毕业于印度德里大学圣士提反学院历史系，如今是中国艾扬格瑜伽学院院长的陈思告诉《南都周刊》记者，瑜伽在西方甚至全世界的推广，其实有点偶然。
“瑜伽在最初，是从哲学理念演变而来的。五千年前，喜马拉雅山麓地带的修行者在大自然中修炼时，无意发现各种动植物天生具有治疗、放松、保持清醒的方法，于是模仿其形态姿势，创立出一系列有益身心的锻炼系统。作为一种极艰难的苦修方式，一种修炼灵性的辅助工具，练瑜伽的只是个小众的流派，而且只传男不传女。”
1927年，一位年轻苏联女舞者只身来到印度，找一份电影演员的工作，随后嫁给了孟买的一位商人。由于从小看画册时，就对印度瑜伽极其着迷，她通过丈夫的关系，认识了在皇室授课的瑜伽大师克里希那玛查亚Krishnamacharya，坚持要后者收她为弟子。
作为现代哈他瑜伽的有力推动者，克里希那玛查亚当时已经意识到，印度年轻人受经济和商业的诱惑，专注于练习瑜伽的越来越少，而未来瑜伽的推广，可能更大程度上会依赖于女性。因此他不顾婆罗门的反对，破格收了世界上首位瑜伽女弟子，并因材施教，为她设计和教授了更适合女性的瑜伽。
从此，女孩为自己改名英德拉·戴维Indra Devi，并开始授课。1939年，她在上海开办了中国第一所瑜伽学校，地点是宋美龄的官邸，这位政界名媛由此成了忠实的瑜伽爱好者。八年以后，戴维将瑜伽学校开到美国好莱坞。演员葛丽泰·嘉宝、罗伯特·瑞安、珍妮弗·琼斯、小提琴家梅纽因等名人都在她学员之列，瑜伽也借着这些人的影响力，开始在西方世界掀起浪潮。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开始经历一连串的危机：法国五月风暴、中东石油危机、美国越南战争……年轻人开始质疑和抛弃过去的价值观，不修边幅，拒绝承担社会义务，浪迹天涯的嬉皮士运动开始兴起。在寻找新思维的路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印度。
对于这个遥远的国家，西方人似乎一直有着某种信念。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基督教的《新约》应该来自印度，因为“这个国家有着最温雅和善的文明”。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也写道：“印度在梦想和时间上与我们相距遥远，它属于我们灵魂所附的古老东方。”
1967年，瑜伽大師马哈里什到伦敦开课，出于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以及摆脱大麻和迷幻药的急切，披头士乐队成员哈里森说服其他三位一同前往听课，并在大师的邀请下，长途跋涉，前往印度小城瑞诗凯诗继续学习。
尽管这次行程并不如想象中神圣，最后还因为大师对同行的美国女演员性骚扰，整个乐队愤然回国，但瑞诗凯诗却从此成了“瑜伽圣地”，几乎是所有瑜伽爱好者必然朝拜的地方。
摄影师姬东还记得五年前第一次到瑞诗凯诗的经历：“整个小城起码有一百多家瑜伽学院，大大小小，有的只有一个大房间，有的却是能容纳上千人的小楼。里面什么流派都有，练习的有很多西方面孔，非常虔诚。”至于当年披头士们住过的豪华修行别墅，如今已经荒废，但参观的人总是络绎不绝。
对东方人来说，印度可能意味着佛教的起源，超脱此生苦难的答案都在这里，冥冥中有一种文化同源的指引力量。但奇怪的是，为什么对于文化背景迥异的西方，印度也有着如此大的精神感召力？
在陈思看来，西方无论是宗教传统，还是体育运动，很大程度都停留在表层。“基督教会让信徒从天上的神身上寻找力量，而印度文化和瑜伽，却长期鼓励人关注自身，通过管理自己的身心来获得能量， 发现被忽视的内在，这是西方文明所缺失的。”
而现代西方流行的成功学、自我激励、幸福课等所谓的“积极心理学”，几乎是佛学的另一个翻版。“无论是从荣格、佛洛姆、拉康，到现在的很多心理治疗精神分析，它们的核心其实就是佛学的各种技术和术语，用了心理学的外衣来包装而已。当年铃木大拙的禅宗与心理学的演讲，几乎改写了整个西方的心理学认知。你可以比较一下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和佛教的阿赖耶识，其实说的是同一种东西。”
来自瑞士的义工克里斯托弗·格雷泽从某方面印证了这个理论。出身于瑞士富裕家庭的他，家族掌管着当地最大的私立贵族学校，他本身也毕业于名校。但在银行界工作了一两年后，克里斯托弗发现，这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大学所受的教育，都在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但从没有人告诉我，我到底是谁？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开始在教义中寻找答案，甚至独自去荒岛生活，带着圣经，期望找到与神的连接点，可惜并没有如愿。 他又开始探索其他宗教，从老庄哲学，到伊斯兰教义，甚至是一些边远地区的冷门教派，依然没有找到答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好友的母亲是“生活的艺术”在瑞士唯一的老师，于是跟随她来到了班加罗尔，学习这种在他看来“最简单而最有效的心灵净化方法”。
如今，他已经在“生活的艺术”做了16年义工和老师，并带领着专门的团队，为世界各大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员工传授净化呼吸法，微软、苹果公司等都是他们的客户。“我每天至少工作十二个小时，一年280天都在出差，但我始终非常快乐，完全不觉得是在工作。”
在克里斯托弗看来，西方流行文化一直在变，但不论是摇滚、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现代成功学、减压、自我实现，似乎都能跟瑜伽找到完美的结合点。“我们的时代太疯狂了，一切都进行得那么迅速，人们急需找到一个平静、稳固的支点。比如我自己，我到现在依然一刻也离不开手机，已经上瘾了。如果没有练习净化呼吸，是很难维持每天这么良好的情绪的。”
他的团队曾在微软美国总部做过试验，看看如果没有外界影响，一位员工能在文件上集中多长时间的注意力。“你们猜猜，答案是多长？”
“半小时？”“二十分钟？”“十分钟……？”我们的回答越缩越短，但他却一直在摇头。“三分钟。就算没有任何因素打扰，只要三分钟一过，我们的思绪就会到处跑。”
至于克里斯托弗的宗教信仰，倒没有因为练习瑜伽而改变。“我依然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年圣诞节都会去教堂，而且会在里面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他看来，古儒吉对于宗教和灵性的比喻是很形象的。“他说，宗教就像一根根香蕉，表皮是它们的教义、仪式等，可能看起来各不相同，而内心的果肉，即我们所追求的自我、灵性，其实都是一样的。”
众神的迪士尼乐园
对于宗教的这种解释，让我联想起印度对于宗教的包容性。它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宗教气氛的国家，它是印度教和佛教的发源地，又混杂着伊斯兰教、耆那教、锡克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就如印度学者格查仁·达斯在《解放了大印度》中打的比喻：如果说美国是民族大熔炉，那么印度就是一幅巨大的民族镶嵌画，各民族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但互不影响，永远融合不到一块去。
兼容并包、互不影响的精神，也反映在印度教本身。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信徒占据了印度80.5%的人口。但它并没有一个创始人，没有绝对权威的经书，没有一个核心的宗教管理机构，没有明确的神学体系，甚至连皈依的标准都没有。
不论是众所周知的梵天、湿婆等大神，还是某些只有偏远山村信奉的小神，都可以成为印度教的神祗。它更像是一种经过数世纪演变之后，形成的复杂的生活习惯。
尽管信奉神祗各不相同，但有一条规则制度，是所有印度教徒都遵从的：种姓制度。尽管各守各业，互不干涉的思想印度自古以来便有，比如史诗《薄伽梵歌》里的一段经文：“做你分内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贱；不做别人分内的事，即使别人的工作很高尚。为你的职守而死是生；为别人的职守而生是死。”但正式的种姓制度，却不是印度本土原生的。
关于它的起源，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公元前约1500年，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征服了当地深肤色的达罗毗茶人。为了巩固其统治，侵略者建立了以肤色为标准的“瓦尔纳”制度，并根据社会分工的不同，区分出了四性：专门从事宗教仪式的“婆罗门”；掌握军事、政治的“刹帝利”；从事商业活动的“吠舍”；以及下面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首陀罗”。
这几個种姓的层级依次降低，在各种姓内部，又再根据地域等不同细分成许多次种姓，一共有几千种之多。每个种姓之间遵守严格的规定，比如职业世袭，互不通婚，违反者会受到被贬为“贱民”等各种严苛的惩罚。
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到了现代社会，自然遭受到各种苛责和抗议。印度独立后，1948年，国会通过了废除种姓制度的议案，六年后通过了消除种姓歧视的宪法条款，各邦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赋予了低种姓去公共祈祷场所、商店、公立医院、佩戴首饰等权利。另外，在中央和各邦政府中，会为低种姓的人保留一定比例的工作名额。在教育方面，也为低种姓家庭的子女提供了各种方便。比如印度的大学必须执行“种姓预留制”，为来自低种姓、部落和“落后阶层”的中学毕业生保留22.5%入学名额。
但这种政策引发过很多争论甚至抗议。因为从一方面看，低种姓的学生，可能一开始的前期教育就跟不上其他阶层，而且高昂的大学学费也是个门槛，因此这个配额往往难以达到；另一方面，低收入的高种姓阶层学生，也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本来就无法通过财力来提高竞争力，还要因为配额制，明明成绩更高也得让位于低种姓考生。
我在这里认识了曾在中国留学的印度学生玛鲁，于是抛出一个疑惑很久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大家都做差不多的工作，每个人的种姓又没有刻在脸上，怎么分辨得出来？”他思考了一会，说，如果一个印度人远离自己的家乡，去到德里、孟买这种大城市，可能并不容易从外表辨认出来，因为大家的衣着、肤色都可能差不多。在大公司里，高种姓的人作为低种姓人的下属也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如果你知道他的姓氏，或者出生地等，就能大致看出端倪。” 比如《生活大爆炸》中虚构的主角之一Raj，他的姓氏是Koothrappali，就是刹帝利的典型姓氏。这是仅次于婆罗门的种姓，现代主要从事公务员、律师、医生等职业。而扮演Raj的演员Kunal Nayyar，据说也是刹帝利，因为印度电影演员的惯例是，只扮演跟本人种姓一致的角色。
我又问，印度已经如此国际化，印度人也每天跟各种外国人打交道，生活观念真的依然那么保守吗？比如“男人一定是一家之主，可以决定妻儿姐妹的婚嫁生活；饭桌上绝对不能讨论性话题；别说未婚同居，甚至男女在街上牵手，都是伤风败俗的事情，等等。” 他左右摇晃着脑袋：“我们的生活已经很现代了，许多东西跟你们想象中是不一样的，你自己去看一看不就知道了。”他接着教了我一句印度俗语：“不碰树木就无法穿越森林，不接触人就无法游览印度。”
这句话促使我在短短几天旅程中想尽一切办法，要去印度街头亲身体验下。结束瑜伽课程后，前往德里采访“世界文化节”的一天半空当里，我终于在这个国家伟大首都好好转了一圈。
印度老百姓说起首都时是只讲“德里”的。我们通常叫惯的“新德里”，只是它的一部分，与“旧德里”老城区相连，中间隔着印度门。
新德里道路宽敞，布局合理。当年英国人把这里定为殖民地的首都，建起了许多鲁琴斯式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而近郊也留下了很多宽敞洋气的使馆工作人员住宅。
据说在几年前，德里便已经把牛赶出了城外，因此我并没有看见神牛满街乱走，随处卧倒的盛况。但在新德里安静的办公或居民区，猴子到处都是。它们成群结队在路上游荡、躺着捉虱子，在邮筒和围墙上攀爬。看到行人走过，占据路中央的猴子丝毫没有让路的意思，只是懒洋洋地转个身，继续捉虱子。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好像打扰了它们的私生活似的。
相比起整洁有序的新德里，我更为充满“印度特色”的旧德里着迷。这里沿袭了17世纪莫卧儿王朝的风貌，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伊斯兰气息，比如标志性的红堡和贾玛清真寺。红堡脚下一路向西延伸的Chandni Chowk大道，在莫卧儿王朝的鼎盛时期，曾是条遍布商人和高档住宅的气派街道，从路两旁残存的哈维里Haveli民居里，那些精美的雕刻上，仍能窥见当时的一丝荣光。
就像当地老话说的“无论谁在德里建起一座新的城市，最终都会毫无疑问地失去它”，不论政权更迭和战争如何影响，似乎都无法改变它生机勃勃的生命线和独特个性。如今，这条著名的大道已经被贩卖内衣、锅碗瓢盆、来自中国的便宜家电、各种小吃和百货的摊贩所占据。
有人曾用“有组织的无政府”向我形容过印度生活，它在交通上显得尤其贴切：你完全看不到一个红绿灯，也没有明显的交通指示牌，没有交警，大家就这么挤成一团，各自往要去的地方走，但却没有人被堵住，所有人都能前行，也没有人被乱开的车撞到，更没有因为不小心刮碰而下车理论，将周围塞得水泄不通的人。
在Chandni Chowk大道的T字路口，我像是陷入了色彩混乱的人浪中，香料、汗臭、叫卖声、狗叫、汽车喇叭声等，在强烈的阳光下，一波一波向你涌来，将你裹挟在里面随波逐流。举目四望，不论是哪条街道，都挤满了人，往各种方向慢悠悠地走。头顶则是纵横交错，杂乱如藤蔓的电线。
尽管我要去的地方不到二十分钟的走路距离，但徘徊了十分钟后，我放弃了穿越马路的尝试，跳上了一部人力三轮车。
印度的三轮车和车夫们，简直应该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人车一体，可快可慢，转弯灵活，就像一头公牛，在拥挤的人流中左冲右撞，抓住一切空隙向前冲，硬是能开出一条路来。遇到特别拥堵的小路，你坐在高高的软垫座位上，任凭车夫带着你从车群中飞驰，将人潮和一辆辆汽车甩在后头时，居然能体会出一种优越感来。
一路上，我见到几个免费公厕：路边一堵墙贴上瓷砖，下面挖几个坑或是装几个小便池，周围没有任何遮挡，更别提门和隔间。如厕的男士们直接背对着大路，一面解放自我一面谈笑风生。
“这样没有遮挡的也是厕所吗，那女性怎么上厕所呢？”我大声问车夫。“啊，这个……”他回答，“女生没法用的。她们要么在家里，要么去那种付费的公共厕所，实在不行，就天黑以后在草丛里解决咯，不过一定要小心。”
据说在上世纪90年代，印度平均5个家庭才拥有一个厕所。农村地区的厕所覆盖率更低。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截至2012年，超过58%的印度人口在户外大小便，约占全球在户外大小便人群的60%。
尽管印度政府在1991年就开始推行声势浩大的“全民卫生运动”，声称要杜绝户外大小便现象，实现所有家庭都有厕所。但世界银行水与卫生项目出台的《十年全民卫生运动》报告表明，印度家庭的厕所覆盖率由2001年时的21%上升至2012的65%，离目标还是有些距离。
因此，不论是整洁的新德里，还是乱糟糟的老德里，只要有一堵墙，你总能隔得远远就用鼻子感受到它的存在，然后在看到尴尬画面前远远绕开。
有些人将这种现象归咎于印度人不讲卫生，但出身印度移民家庭的諾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在《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中却有一段这样的解释：“据说，农民（不论是伊斯兰教徒或印度教徒）一旦被迫使用封闭的厕所，就会罹患幽闭恐惧症。我在北方邦一座纺织城镇结识一位相貌英俊的伊斯兰教小伙子。……他说，印度人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民族，他自己就常常跑到旷野上大解，因为他是诗人，热爱大自然……在他心目中，人世间最美好、最具诗情画意的活动，莫过于黎明时分迎着朝阳蹲在河岸上。”
确实，在许多印度人自己看来，他们非但不是不讲卫生，还应该被评为世界上最爱干净的人呢。送我回酒店的的士司机玛鲁曾在迪拜工作过，现在开着一家智能家电小公司，偶尔帮兄弟开开车。探讨起这个话题，他振振有词：“印度教对清洁卫生的规定可严格了，我们每天都会遵照教规沐浴一次，吃饭只用右手，如厕只用左手，绝不混淆。”
他车里放着份《印度周日时报》，我翻了一下，上面有整整4个版的《征婚启事》。在女性征婚那版，第一个大类是按征婚者的种姓划分的，占据了80%左右，其次才是按照征婚者地域、语言、二婚与否、国籍为标准的分类。大部分女性都会强调自己“非常貌美、苗条、受过良好教育”，除了少部分人不提或者提出“不限种姓”外，许多启事的末尾都要求新郎“属于更上层种姓”。
而在男士那边，按照种姓分类的相对少些，但仍占35%左右。许多人都自称“非常英俊，学历/工作/家境如何好”，“相貌比实际年龄显小”也是经常出现的关键词。不论男女，似乎都没什么人提自己的性格、兴趣爱好。
德里司机和北京司机似乎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不同的是，北京司机喜欢跟你唠政治，而德里司机则对宇宙观、人生观有着强烈的表达欲望。我向玛鲁抛出的任何问题，他都会毫不客气地重新构建：“不，你提出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我可以从三种可能性跟你分析：第一，……第二，……”
当他激动地双手离开方向盘挥舞起来，大声向我质疑 “为什么你对印度教这么多疑问？这只是一种生活，神从来不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是宗教要我们禁食、斋戒，遵守这个、遵守那个。一生很短暂，神只要求我们开开心心，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了”时，我举着报纸问，“如果你妹妹爱上了一个外国人或很低种姓的，就想嫁给他，你支持吗？”他迟疑了一下，坚决地说：“当然不行！反正我家的女人肯定不行。”
那一瞬间，我觉得印度在我眼里的形象更模糊了。这一路上感受到的那些共存的矛盾点：整洁与脏乱、现代化与保守、好争辩与豁达平和、规矩重重与自由自我……全部杂乱拼凑成一幅斑斓的马赛克，看不清具体轮廓。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采访某学者时，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此刻浮现在我眼前：“对印度最恶毒的诅咒，和最不吝啬的赞美，都是对的。对于这个国家，没有错误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