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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发展至今，全球疫情扩散蔓延导致境外输入性风险显著增加，“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有关防控工作不容放松，疾控部门作为流行病学调查和医学管理等防控措施的关键单位，承担着重要的职责。
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如何展开？疾控中心工作存在哪些困难？《南风窗》记者专访了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周斌。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疾病预防控制。
流行病学调查是防控关键
南风窗：“一桌团年饭，三桌被感染”是广州市疾控中心在疫情早期作出的经典调查案例，这个调查是如何完成的？流行病学调查的重要性是什么？
张周斌：流行病学调查的核心就是从一个个看似孤立的病例案件中找到它们的共同联系。高质量的流行学调查对于发现密切接触者，尤其是密切接触者当中的可能感染者非常重要。只有及时找到，才能及时隔离。
对于一种完全陌生的流行病，只有做好流行病学调查，我们才能了解这个疾病在时间、空间、人群等方面的分布，然后从中推断出这个疾病可能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病毒的潜伏期有多长、传染性有多强等关键情况。
造成传染病流行的三个环节是指：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传染病流行的传播链。我们做传染病的防控工作，主要就是要围绕这三个环节来展开，最终破坏这个传播链，阻止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即便是健康教育，实际上主要也是针对易感人群展开的。
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同样围绕这三个环节展开。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把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在过往14天的活动脉络捋清楚，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并不断验证，进而摸清疾病的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
这项工作起初面对的是若干个个案，我们要找出共同点，挖掘传播链，首先就要对每一个个案完成一份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比如说，这个病例从哪里来，怎么来的，这段时间接触了哪些人，走过哪些地方，吃了什么，喝了什么等等。
困难在于，这些信息很细微，甚至会被很多人当作个人隐私。尤其是，很多被感染者本身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接触过病人，是以完全不自觉的方式被感染的。那么，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就必须一个环节紧扣着一个环节地去询问这些信息，用无数细微的信息形成一个完整的报告。
做好个案调查只是初步，接下来要把若干个看似孤立的调查案例联系起来，不断逼近真实的感染环节。前期病例以湖北输入为主，后面出现了广州本土病例，我们就对本地聚集性活动非常警惕，有了这个判断前提，再去着重关注聚集性活动发生的时间、地点、场所甚至是具体位置，最终确立了“一桌团年饭，三桌被感染”这个案例。
南风窗：从接到通知到完成调查，流行病学调查的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尚有哪些不足？
張周斌：对于流行性病学调查，国家有相应的规范，要求疾控中心在接到疫情报告的24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具体的工作流程就是，哪里发现就在哪里调查，疑似病例初筛为阳性后，我们的流调小分队立刻出动到现场。从初筛阳性到复核阳性，中间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尽可能利用这个时间差来做流调。从大年二十七开始，我们的工作状态就是二十四小时待命，即刻成队出动。对于新冠肺炎这种甲类传染病，流调工作人员还得穿着防护服，就和临床医生看病一样，一连工作好几个小时，非常辛苦。
一个问题在于，流调是需要大量人力的，但实际人力根本不够。这也就暴露出疾控中心人力不足的问题。对比医院来讲，一个三甲医院的医护人员基本都在千人以上，而一座特大型城市一般有二十所左右三甲医院，但广州市疾控中心只有312个在编人员。疾控中心作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又几乎没有医院那样的编外工作人员，可以说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南风窗：目前公众也非常关心流行病学调查情况，希望第一时间得知病例的过往活动轨迹，你认为，公众应当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一重要信息？
张周斌：在疾控中心做好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后，各地卫生行政部门会负责统一公布相应的调查结果。目前来看，公众最关心的就是病例在过往14天的活动轨迹，但从专业角度来讲，公众关心这个问题，如果只知道轨迹，不与病例的活动情况结合起来，意义不大。
流调工作了解病例的过往活动轨迹，目的是确定感染源，发现密切接触者，把他们隔离起来，保护起来。
从初筛阳性到复核阳性，中间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尽可能利用这个时间差来做流调。
具体来讲，一个病例曾经去过的地方，不会全都有病毒，而病毒恰巧直接被公众接触到的可能性就更低了。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一个病例在某个行经地点的传染风险。特别是他经过的一些公共场合，实际上公众也很难避免再次经过。我们不可能因为某个公共场合曾经有病例经过，就能做到完全避开这个公共场合。
更重要的是，公众要充分了解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做好针对性的防护措施，勤洗手，戴口罩，多通风，避免近距离接触，并且不要有过度的焦虑和恐慌。
流行病学调查不仅仅是“手艺活儿”
南风窗：流行病学调查是一项专业工作，它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是什么？
张周斌：做到高质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对流调工作人员有很高的要求。说白了，这和侦探工作有不少相似之处，既要有良好的医学背景、扎实的流行病学基本功，同时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应变能力很强的沟通交流技巧。
不同的病例性格不同，表达意愿和能力也不同，几乎是千人千面。工作人员要帮助每一个调查者回忆过往14天的活动轨迹，以及每个时间节点可能接触的人，而且要尽全力做到滴水不漏。同时，工作人员必须对传播链有强烈的敏感性，要在若干个调查案例的庞杂信息中尽快找到共同点，逐步确定传播环节。 新冠病毒的传染性非常强，我们就要作出非常快、早、全的调查工作，专业性要求可想而知。
南风窗：专业流调工作人员的培养体系是怎么样的？还存在哪些不足？
张周斌：传统的医学高校培养体系中，是没有对应的流行病学调查专业的。现在的医学高校会开设公共卫生学、预防医学、食品卫生学等专业，以基础学科式的培养为主。在高校中，学生能够对传染病的传播情况和防控措施获取专业学习，这为流调工作打下了专业背景，但高校教学中缺乏实际流调工作的锻炼环节。
即便是毕业前的半年实习期，对于医学生的流调工作锻炼，在时间上也是非常不足的。一般情况下，一个相对专业的流调工作人员是需要好几年的历练时间的。
因此，我认为疾控中心需要建立和医院一样的“临床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培养体系。实际上，国家疾控中心在这方面已经建立一些试点，包括广州市疾控中心也是试点之一。临床医师规范化培训对于规培生在收入等方面是有一定保障的，但疾控中心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没有额外的资金预算去支持规范化培训。我们的疾控体系目前在给规培生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方面还存在困难，难以吸引他们到这里来发展和工作。
我也希望，高校能够和疾控中心联合打造流调专业人员的教学基地，这并不是简单的合作挂一个牌子，而是要建立良好的机制来保障人才的培养和就业。
南风窗：流调的工作方法似乎比较传统，那么科技手段和流调工作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张周斌：好比临床医师做手术，这看上去是一个“手艺活儿”，但高精尖的科技手段对它大有帮助。流调工作同样如此。
做流行病学调查时，如果完全依靠工作人员一句一句地询问，最后手动完成流调报告，这个过程耗时很长，也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疏漏。所以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个网络大数据平台，以此为支撑，更精准完善地做好病例的信息统计整理。
此次疫情，疾控中心同阿里巴巴合作開发了智能呼叫平台，互联网公司负责搭建呼叫平台，我们则提供呼叫时的话语脚本。借助这个平台，我们能在很短时间内联系到一个病例在密集场所的密切接触者和疑似感染者，并得到自动汇总形成的表格，这就大大节省了人力。
近期广州的疫情境外输入压力较大，为了应对和外国人的沟通问题，市疾控中心采购了10台翻译机，不少外国人是“异国他乡一个人”，智能翻译能够帮助我们和对方实现更好的沟通。
总的来说，科技手段不仅能大大提升流调工作的效率，还能协助解决当中的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等沟通方面的问题。对比不少行业而言，流调工作在这方面有些滞后。
疾控工作是普惠制的，也是一视同仁的
南风窗：目前广州的疫情防控压力如何？
张周斌：不管是以本地人为主的社区，还是外商、外国人聚集地，每个战斗单元都有不同的管理模式和工作对象，我们要做好联防联控，取长补短，共同战斗。每个单元做好各自的分工，那么疫情的整体工作也就随之做好了。
近期广东省公安厅要求在粤外国人必须接受新冠肺炎调查检验隔离治疗等防控措施，这对疾控部门也带来了更大的工作压力。但是只要对疫情防控有帮助，我们认为再大的压力也是值得的。
我们做疫情防控，目标不是管控某个人或者某类人，目标是消灭病毒，控制住疫情的传播和流行。只要涉及疫情防控，无论是谁，无论从哪里来，我们都应当采取一视同仁的措施，在传染病面前，谁也没有特权。给予特权，就是给予了一个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
我更愿意相信的是，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化的疾病，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常规的防护，提升健康素养，科学判断自己的感染风险，科学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不要对可能偶尔出现的零星病例感到恐慌。
疾控部门则主要是负责与疾病直接相关的事情，出现病例，我们立即出动做调查、甄别和病毒消杀。对于我们来讲，无论是境外人士还是国内公民，都只是病例，都是一样的。
南风窗：近期广州出现个别关联病例，你对接下来的疫情发展有何判断？
张周斌：面对传染性如此强的新冠病毒，一座千万人的特大城市能够完全断绝它的传染，真的很难。我们内心有强烈的希望，但目前的全球疫情态势，让我很难说服自己再坚持一段时间病毒就会彻底无影无踪。
说实在的，我也完全没有想到，疫情会演变成如此严峻的形势，它摧毁了先前很多的日常秩序。我更愿意相信的是，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化的疾病，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常规的防护，提升健康素养，科学判断自己的感染风险，科学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不要对可能偶尔出现的零星病例感到恐慌。
但对于传染性如此强烈的疾病来说，即便出现一例确诊病例，都需要高度重视。因此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对整个疾控体系进行一个全面的改革。
南风窗：对于疾控体系改革，你有哪些期待？
张周斌：此次疫情，各级政府部门非常重视，给了我们工作很大的支持。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来看，疾病预防控制的体制机制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疾控作为技术部门，首先要讲人才。比如相对临床医师来说，疾控人员的收入不高，这就限制了很多年轻人来疾控部门发展的意愿。另外，区县级疾控部门的检测能力、人力分配都还存在着明显的短板，这些问题跟政府的重视程度、财政的支持力度都有关系。
良好的疾控体系和机制建立起来后，人才吸引、收入、晋升空间、社会地位方面的导向都会变得更好，那么我们就能更加从容地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疫情。公共卫生是普惠性的，做好疾控工作，受益的将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