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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中庸》第十三章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中庸》第二十五章
“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
一只萝卜，碰上不同的命运：
放进坛里腌成美味，成了莫言跟同学的下酒菜；写进作品变得透明，成为一个文学生命的意象；被人从地里连秧扒走当旅游纪念、智慧宝宝，只因这是莫言家种的。
一只萝卜红了，但莫言还是那个莫言：少言，多智，拒绝被人称作大师。
很多中国人并不能了解，一只透明的红萝卜写的是什么，但莫言和他的生活经历所呈现出的传统品质、处世做人的价值观，我们并不陌生。在他创作的三十多年里，身处于剧裂变化的中国，我们都曾经历过多少类似的贫穷、欺负、奋斗、愤懑、妥协、纠结、放下、坚持等等，而经验经过时间的发酵，注入莫言心中的东北乡高密乡，成了一面人性的魔镜，照出两个自己：一个外，一个内；一个跟世界好好相处，一个跟内心自由交谈。如何好好安放两个自己不打架，不浮躁，不迷失恪守的价值，依然是我们这个裂变时代里的变中之常。
莫言给的，是一个中国式智慧的故事样本。
“时间是剪不掉的，剪掉的是废话”
黑西装，白衬衫，条纹领带，脸上写着平和、朴实、淡定。莫言在《芒果画报》参与协办的湖南卫视书香中国读书晚会上，简单地进行了两分半钟的演讲。寥寥数语，质朴中透着智慧，平淡中尽显真诚。
面对意犹未尽的观众，主持人汪涵问他：“原本预留的五到八分钟，减掉的是几分钟的时间，没有减掉的是什么？”
莫言回答：“我想时间是减不掉的，减掉的是废话，剩下的是时间。”
莫言原名管谟业，后来走上写作道路就改笔名为“莫言”。之所以以“莫言”为笔名，是他曾经屡次因自己的多言而给父母惹下麻烦，从此他告诫自己多做实事，少说废话。他在台上的机智应答，再次表明了这种处世态度，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当莫言从容地进行着他的阅读演讲时，后台有两位“不速之客”正等待得有些焦躁。那是莫言的两位同学：施放和徐广泽。从进入演播厅休息室，他俩就被十几个记者们包围，一直“穷追猛打”想从他们口中探出莫言的料。但2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了，只记得那时的莫言，无时无刻都抱着一本书，自顾自地读，“他话不多，但真的很聪明。”两人都如此回忆。
现场复原了他们当年读书求学时的书桌。棕色长方形的书桌，一边放着几本书，另一边摆着三个军绿色的茶缸。
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井喷，我们当然有很多的好奇，“那个时候聊文学，是喝茶多还是喝酒多？”
“施放喝酒多，施放是喝酒吃着绍兴的干萝卜咸菜，也分给我们吃。他们绍兴人好像把这个地球上所有的这种植物，都可以弄到那个咸菜坛子里去腌着吃。”莫言笑说。
“每天晚上，他都在宿舍里写小说。他对面是水房，别人都睡觉以后，他跑到水房里去写，他听那个流水声，那个流水滴答滴答。他说这种感觉是最妙，《透明的胡萝卜》就是这么写出来的。”施放说。
“智者乐水”，说的是智者思考的快乐，像水一样流动。恰如莫言。
大屏幕最后停在莫言的毕业照：最后一排正中，莫言露出一个脑袋，并不引人注目。而那天在现场，同样的同学，同样的位置，莫言依旧憨地笑着，露出两只小眼睛，脸上写满平和、朴实与淡定。
以爱与宽恕面对苦难、不平
晚会现场，说起小学读书的情形，莫言否认了他将《新华字典》倒背如流的“传说”，事实是，他把一本《新华字典》翻得破烂。老师为此还将教鞭轻轻敲打他的大脑壳，教训着他：“唉呀，你怎么就这么笨呢？”
小时候，莫言喜欢读书，但家里面穷买不起，只有向邻居家借。邻居说，想看书可以，那你得替我干活，推磨，推十圈，看一页。农村的石磨是靠把一个横棍放在肚皮上，用肚皮往前顶，才能转起来，非常吃力的。莫言为了多看一会儿，全部把粮食推完以后才去找对方，然后拿着书就跑到草垛边上去看。
比之书本，莫言的母亲是他一生更重要的导师。她教会莫言如何去做一个仁义的人。面对一个曾把母亲打翻在地的仇人，母亲拉住要冲上去报仇的莫言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面对一个乞讨的老人，莫言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而母亲却把自己好不容易才能吃上的半碗饺子送进老人的碗里。当小莫言因为相貌丑陋被人嘲笑，回家痛哭时，母亲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莫言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他的相貌，他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面对嘲弄却向人致歉，如果以为这就是懦弱，未免肤浅。莫言在年仅十岁时被视为“坏分子”而被迫辍学务农，连当兵也被人告发“出身不好”。种种这样的人生经历，很容易将常人从心里打到，再也爬不起来，但莫言始终记得母亲的谆谆教诲，以爱与宽恕面对苦难与不平。即使是到了自己的笔自由驰骋的小说世界，也没有让愤怒冲过他的文学理性和价值理念大堤，“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正所谓“道不远人”，爱与宽恕，仁与道义，这些在今天的现实看来正孑然远去的人本价值，原来一直在我们身边。要做到这些当然很难，因为必须放下某些东西。但如果做到了，其实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 炼成一种放下的力量
“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每个人都有两个自己，每个人都有安放自己的家乡。莫言倾尽全部情感，建立起一个高密东北乡的文学高地。回头望去，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那些喋喋不休的争议，已如轻薄的烟幕散去，莫言仿佛看到的是另一个自己。
“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 莫言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真正的反击力量并不来自于目眦欲裂的剑拔弩张，而是来自于内心深处对自身精神的锤炼，炼成一种放下的力量。
由文学的批评上升至批判的遭际，莫言早就经历过。上世纪九十年代，莫言为纪念去世的母亲，写出《丰乳肥臀》，希望献给天下的母亲，却一度成为受批判的小说，上面还派来了工作组对此审查。“他们让我做检查。起初我认为我没有什么好检查的，但我如果拒不检查，我的同事们就得熬着夜‘帮助’我，帮助我‘转变思想’。我的这些同事，平时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根本就没空看《丰乳肥臀》，但上边要批评，他们也没有办法。其中还有一个即将生产的孕妇，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位孕妇陪着我熬夜，我就在那份给我罗列了许多罪状的检查上签了一个名，然后就报到上级机关去了。”
妥协，其实也需要放下的勇气。因为，那意味着必须放下自认为不应该放下的东西，为了继续自己更爱的创作，和创作的价值信念。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写作？
诺奖公布后，对莫言的“怯懦”、“不敢批判现实”的口诛笔伐一直没有消停。莫言一如既往的少言回应，只是在瑞典学院演讲台这个“必须说话”的场合上，以讲故事的方式讲他的道理：面对苦难，真诚跟宽容一样可贵，“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人不哭。”尊卑有礼，逞强不等于勇敢。三十多年前，莫言将一位老长官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苦难的遭际需要放下苦情，才能轻装前行；人生的高峰需要放下光环，才能看清自己。经历让莫言早已学会了放下的智慧。
“据说印度人为捕捉猴子，制作一种木笼，笼中放着食物。猴子伸进手去，抓住食物，手就拿不出来。要想拿出手来，必须放下食物，但猴子绝对不肯放下食物，因为猴子没有‘放下’的智慧。人有‘放下’的智慧吗？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没有……人总是会有一些舍不得放下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弱点，也是人的丰富性所在。”
放下一个在荣辱中沉浮的自己，莫言拥抱内心的宁静。宁静是一种敞开的心态，唯如此，灵感的涌泉方在其中汪洋恣肆地流动。唯有这，是他安放自己的最好的家乡。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中庸》第二十五章
“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
一只萝卜，碰上不同的命运：
放进坛里腌成美味，成了莫言跟同学的下酒菜；写进作品变得透明，成为一个文学生命的意象；被人从地里连秧扒走当旅游纪念、智慧宝宝，只因这是莫言家种的。
一只萝卜红了，但莫言还是那个莫言：少言，多智，拒绝被人称作大师。
很多中国人并不能了解，一只透明的红萝卜写的是什么，但莫言和他的生活经历所呈现出的传统品质、处世做人的价值观，我们并不陌生。在他创作的三十多年里，身处于剧裂变化的中国，我们都曾经历过多少类似的贫穷、欺负、奋斗、愤懑、妥协、纠结、放下、坚持等等，而经验经过时间的发酵，注入莫言心中的东北乡高密乡，成了一面人性的魔镜，照出两个自己：一个外，一个内；一个跟世界好好相处，一个跟内心自由交谈。如何好好安放两个自己不打架，不浮躁，不迷失恪守的价值，依然是我们这个裂变时代里的变中之常。
莫言给的，是一个中国式智慧的故事样本。
“时间是剪不掉的，剪掉的是废话”
黑西装，白衬衫，条纹领带，脸上写着平和、朴实、淡定。莫言在《芒果画报》参与协办的湖南卫视书香中国读书晚会上，简单地进行了两分半钟的演讲。寥寥数语，质朴中透着智慧，平淡中尽显真诚。
面对意犹未尽的观众，主持人汪涵问他：“原本预留的五到八分钟，减掉的是几分钟的时间，没有减掉的是什么？”
莫言回答：“我想时间是减不掉的，减掉的是废话，剩下的是时间。”
莫言原名管谟业，后来走上写作道路就改笔名为“莫言”。之所以以“莫言”为笔名，是他曾经屡次因自己的多言而给父母惹下麻烦，从此他告诫自己多做实事，少说废话。他在台上的机智应答，再次表明了这种处世态度，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当莫言从容地进行着他的阅读演讲时，后台有两位“不速之客”正等待得有些焦躁。那是莫言的两位同学：施放和徐广泽。从进入演播厅休息室，他俩就被十几个记者们包围，一直“穷追猛打”想从他们口中探出莫言的料。但2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了，只记得那时的莫言，无时无刻都抱着一本书，自顾自地读，“他话不多，但真的很聪明。”两人都如此回忆。
现场复原了他们当年读书求学时的书桌。棕色长方形的书桌，一边放着几本书，另一边摆着三个军绿色的茶缸。
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井喷，我们当然有很多的好奇，“那个时候聊文学，是喝茶多还是喝酒多？”
“施放喝酒多，施放是喝酒吃着绍兴的干萝卜咸菜，也分给我们吃。他们绍兴人好像把这个地球上所有的这种植物，都可以弄到那个咸菜坛子里去腌着吃。”莫言笑说。
“每天晚上，他都在宿舍里写小说。他对面是水房，别人都睡觉以后，他跑到水房里去写，他听那个流水声，那个流水滴答滴答。他说这种感觉是最妙，《透明的胡萝卜》就是这么写出来的。”施放说。
“智者乐水”，说的是智者思考的快乐，像水一样流动。恰如莫言。
大屏幕最后停在莫言的毕业照：最后一排正中，莫言露出一个脑袋，并不引人注目。而那天在现场，同样的同学，同样的位置，莫言依旧憨地笑着，露出两只小眼睛，脸上写满平和、朴实与淡定。
以爱与宽恕面对苦难、不平
晚会现场，说起小学读书的情形，莫言否认了他将《新华字典》倒背如流的“传说”，事实是，他把一本《新华字典》翻得破烂。老师为此还将教鞭轻轻敲打他的大脑壳，教训着他：“唉呀，你怎么就这么笨呢？”
小时候，莫言喜欢读书，但家里面穷买不起，只有向邻居家借。邻居说，想看书可以，那你得替我干活，推磨，推十圈，看一页。农村的石磨是靠把一个横棍放在肚皮上，用肚皮往前顶，才能转起来，非常吃力的。莫言为了多看一会儿，全部把粮食推完以后才去找对方，然后拿着书就跑到草垛边上去看。
比之书本，莫言的母亲是他一生更重要的导师。她教会莫言如何去做一个仁义的人。面对一个曾把母亲打翻在地的仇人，母亲拉住要冲上去报仇的莫言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面对一个乞讨的老人，莫言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而母亲却把自己好不容易才能吃上的半碗饺子送进老人的碗里。当小莫言因为相貌丑陋被人嘲笑，回家痛哭时，母亲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莫言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他的相貌，他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面对嘲弄却向人致歉，如果以为这就是懦弱，未免肤浅。莫言在年仅十岁时被视为“坏分子”而被迫辍学务农，连当兵也被人告发“出身不好”。种种这样的人生经历，很容易将常人从心里打到，再也爬不起来，但莫言始终记得母亲的谆谆教诲，以爱与宽恕面对苦难与不平。即使是到了自己的笔自由驰骋的小说世界，也没有让愤怒冲过他的文学理性和价值理念大堤，“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正所谓“道不远人”，爱与宽恕，仁与道义，这些在今天的现实看来正孑然远去的人本价值，原来一直在我们身边。要做到这些当然很难，因为必须放下某些东西。但如果做到了，其实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 炼成一种放下的力量
“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每个人都有两个自己，每个人都有安放自己的家乡。莫言倾尽全部情感，建立起一个高密东北乡的文学高地。回头望去，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那些喋喋不休的争议，已如轻薄的烟幕散去，莫言仿佛看到的是另一个自己。
“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 莫言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真正的反击力量并不来自于目眦欲裂的剑拔弩张，而是来自于内心深处对自身精神的锤炼，炼成一种放下的力量。
由文学的批评上升至批判的遭际，莫言早就经历过。上世纪九十年代，莫言为纪念去世的母亲，写出《丰乳肥臀》，希望献给天下的母亲，却一度成为受批判的小说，上面还派来了工作组对此审查。“他们让我做检查。起初我认为我没有什么好检查的，但我如果拒不检查，我的同事们就得熬着夜‘帮助’我，帮助我‘转变思想’。我的这些同事，平时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根本就没空看《丰乳肥臀》，但上边要批评，他们也没有办法。其中还有一个即将生产的孕妇，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位孕妇陪着我熬夜，我就在那份给我罗列了许多罪状的检查上签了一个名，然后就报到上级机关去了。”
妥协，其实也需要放下的勇气。因为，那意味着必须放下自认为不应该放下的东西，为了继续自己更爱的创作，和创作的价值信念。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写作？
诺奖公布后，对莫言的“怯懦”、“不敢批判现实”的口诛笔伐一直没有消停。莫言一如既往的少言回应，只是在瑞典学院演讲台这个“必须说话”的场合上，以讲故事的方式讲他的道理：面对苦难，真诚跟宽容一样可贵，“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人不哭。”尊卑有礼，逞强不等于勇敢。三十多年前，莫言将一位老长官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苦难的遭际需要放下苦情，才能轻装前行；人生的高峰需要放下光环，才能看清自己。经历让莫言早已学会了放下的智慧。
“据说印度人为捕捉猴子，制作一种木笼，笼中放着食物。猴子伸进手去，抓住食物，手就拿不出来。要想拿出手来，必须放下食物，但猴子绝对不肯放下食物，因为猴子没有‘放下’的智慧。人有‘放下’的智慧吗？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没有……人总是会有一些舍不得放下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弱点，也是人的丰富性所在。”
放下一个在荣辱中沉浮的自己，莫言拥抱内心的宁静。宁静是一种敞开的心态，唯如此，灵感的涌泉方在其中汪洋恣肆地流动。唯有这，是他安放自己的最好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