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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Q：你怎么看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市场?
CH:好莱坞电影进来是不可逆转的，这其实是好事情。跟好莱坞的对抗不是这一个月，我们每天都在面临好莱坞电影的冲击。我们没有出好作品，就会被欺负。伊朗的《一次别离》能进奥斯卡，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出打动人心灵的东西。我们的电影要关注本土，关注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国人的梦想。如果只是模仿，只是山寨好莱坞的电影，只会把好莱坞越做越大。
BQ：有人认为好莱坞电影会对青年导演形成最大的冲击，你怎么看？
CH：不，所有的导演都会受到冲击，大导演也一样。今年的香港金像奖，侯孝贤导演就说，《失恋33天》、《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受到欢迎，其实是启示电影工作者，要跟上时代的步伐，90后就要成为电影的消费主力，一定要关注他们在想什么。
BQ：你一直强调独立的批评，几次说起现在是华语电影最坏的时代，怎样在这个坏时代里坚持独立的批评？《青年电影手册》的影评人怎样保持其独立性和专业性？
CH：我们这几年出现的好电影的数量实在太少，独立的批评声音非常的稀少，正是因为如此，才更加珍贵，我们强调更加珍惜自己所发出的声音，不受雇佣、不媚权势、不论亲疏。我们试图重新树立一种既有真实力量又有语言美感的影评，来彻底对抗目前流行的附庸性商业影评。
《青年电影手册》是有强烈的“程青松风格”的，采访的导演一定是我喜欢的，比如姜文、王小帅；给我们供稿的电影评论家，比如崔卫平、郝建、戴锦华、朱大可、林奕华，都是我认可的，导演贾樟柯、娄烨也给我们写过稿子，质量都很高。我们不限制作者的文章长度，不删改作者的文字，不强调内容的时效性，而是强调“态度、深度和锐度”。
BQ：你经常谈到小众电影、独立电影和纪录片的内容，是不是想借此更突出其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的意义？
CH：因为当下的中国电影，好电影真的太少，关注现实的就更少。我所关注的这些独立电影，以及纪录片却恰恰都把目光对准了现实，他们都在记录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一切巨变。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影片才应该成为主流。
BQ：在你的观察结论中，商业大片烂片居多，在你看来商业和艺术品质是矛盾的吗？还是有更深层面的思考？
CH：其实商业片中有好电影，文艺片中也有烂片。我觉得商业和艺术不是矛盾和冲突的。被视为文艺片的《桃姐》就取得了很不错的票房,完全按照商业片模式操作的《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却票房惨败。
我们的艺术片导演在国际上是不差的，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曾拿下威尼斯金狮奖。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不同，艺术电影对票房的期待不大，依靠口碑传播，因为它是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大场面和大制作。商业片面临的压力更大。问题出在，好莱坞的商业片是有价值观的，中国的商业片没有价值观。
BQ：第三届金扫帚奖前不久颁奖了，创办这个奖的初衷何在？在经历这几届之后，你觉得有哪些进步?
CH：金扫帚奖是华语电影史上首个为年度最差影片颁发的奖项。当初创办这个奖还是基于激励与鞭策中国电影的目的。第一届的时候，还是有不少人充满怀疑的眼光，坚持做了三届之后，开始有人给予我们信任与支持。每一年都有很多的来宾来支持我们，今年香港的电影人文隽先生还自费从香港飞到北京来参加我们的颁奖活动。著名导演李少红、顾长卫，一线的演员秦海璐、郝蕾、王宝强、陈思成、潘粤明等也都来出席。最大的进步是我们这个奖参与投票的观众增加了，去年是4万多，今年已经达到20万。我非常珍惜这些参与的观众,如果他们不关心中国电影，就不会来投票。网络上的各种投票实在是太多了。
BQ：金扫帚奖的评选机制是怎样的？最终评选结果是否是基于网民的投票？
CH：“金扫帚奖”所有奖项均经由《青年电影手册》编辑部提供初选入围名单，入围名单均为上一年度公开放映的影片。评选结果由两轮投票产生，第一轮投票由网络投票完成，从网络投票中产生提名名单。第二轮投票由专业人士和影评人从提名名单中实名投票产生各个奖项的归属。也就是说由网络投票产生提名名单，专家从提名名单中选出最后的获奖者。跟导演协会的评奖方式很相似。从我们前三届的获奖情况来看，专家选出的获奖者跟网友投票选出的几乎是一致的。我们综合了民意和专家的见解，影评人的舆论导向作用我认为现在是微弱的，我们在努力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BQ：金扫帚奖是不是得罪了不少电影人？
CH：我还不知道到底得罪了谁。我们是对事不对人的，并不是否定一个创作者的全部创作，比如张艺谋也拍出过《秋菊打官司》这样优秀的影片，但是《三枪拍案惊奇》就是网友和专家投票最多的，他得金扫帚奖也是因为这部作品。从创办这个奖的那天起，我就想好了。我会坚持做下去的，我也从没想过是否得罪人。最重要的是，善于倾听批评声音的人，才是有希望的。
CH:好莱坞电影进来是不可逆转的，这其实是好事情。跟好莱坞的对抗不是这一个月，我们每天都在面临好莱坞电影的冲击。我们没有出好作品，就会被欺负。伊朗的《一次别离》能进奥斯卡，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出打动人心灵的东西。我们的电影要关注本土，关注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国人的梦想。如果只是模仿，只是山寨好莱坞的电影，只会把好莱坞越做越大。
BQ：有人认为好莱坞电影会对青年导演形成最大的冲击，你怎么看？
CH：不，所有的导演都会受到冲击，大导演也一样。今年的香港金像奖，侯孝贤导演就说，《失恋33天》、《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受到欢迎，其实是启示电影工作者，要跟上时代的步伐，90后就要成为电影的消费主力，一定要关注他们在想什么。
BQ：你一直强调独立的批评，几次说起现在是华语电影最坏的时代，怎样在这个坏时代里坚持独立的批评？《青年电影手册》的影评人怎样保持其独立性和专业性？
CH：我们这几年出现的好电影的数量实在太少，独立的批评声音非常的稀少，正是因为如此，才更加珍贵，我们强调更加珍惜自己所发出的声音，不受雇佣、不媚权势、不论亲疏。我们试图重新树立一种既有真实力量又有语言美感的影评，来彻底对抗目前流行的附庸性商业影评。
《青年电影手册》是有强烈的“程青松风格”的，采访的导演一定是我喜欢的，比如姜文、王小帅；给我们供稿的电影评论家，比如崔卫平、郝建、戴锦华、朱大可、林奕华，都是我认可的，导演贾樟柯、娄烨也给我们写过稿子，质量都很高。我们不限制作者的文章长度，不删改作者的文字，不强调内容的时效性，而是强调“态度、深度和锐度”。
BQ：你经常谈到小众电影、独立电影和纪录片的内容，是不是想借此更突出其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的意义？
CH：因为当下的中国电影，好电影真的太少，关注现实的就更少。我所关注的这些独立电影，以及纪录片却恰恰都把目光对准了现实，他们都在记录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一切巨变。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影片才应该成为主流。
BQ：在你的观察结论中，商业大片烂片居多，在你看来商业和艺术品质是矛盾的吗？还是有更深层面的思考？
CH：其实商业片中有好电影，文艺片中也有烂片。我觉得商业和艺术不是矛盾和冲突的。被视为文艺片的《桃姐》就取得了很不错的票房,完全按照商业片模式操作的《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却票房惨败。
我们的艺术片导演在国际上是不差的，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曾拿下威尼斯金狮奖。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不同，艺术电影对票房的期待不大，依靠口碑传播，因为它是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大场面和大制作。商业片面临的压力更大。问题出在，好莱坞的商业片是有价值观的，中国的商业片没有价值观。
BQ：第三届金扫帚奖前不久颁奖了，创办这个奖的初衷何在？在经历这几届之后，你觉得有哪些进步?
CH：金扫帚奖是华语电影史上首个为年度最差影片颁发的奖项。当初创办这个奖还是基于激励与鞭策中国电影的目的。第一届的时候，还是有不少人充满怀疑的眼光，坚持做了三届之后，开始有人给予我们信任与支持。每一年都有很多的来宾来支持我们，今年香港的电影人文隽先生还自费从香港飞到北京来参加我们的颁奖活动。著名导演李少红、顾长卫，一线的演员秦海璐、郝蕾、王宝强、陈思成、潘粤明等也都来出席。最大的进步是我们这个奖参与投票的观众增加了，去年是4万多，今年已经达到20万。我非常珍惜这些参与的观众,如果他们不关心中国电影，就不会来投票。网络上的各种投票实在是太多了。
BQ：金扫帚奖的评选机制是怎样的？最终评选结果是否是基于网民的投票？
CH：“金扫帚奖”所有奖项均经由《青年电影手册》编辑部提供初选入围名单，入围名单均为上一年度公开放映的影片。评选结果由两轮投票产生，第一轮投票由网络投票完成，从网络投票中产生提名名单。第二轮投票由专业人士和影评人从提名名单中实名投票产生各个奖项的归属。也就是说由网络投票产生提名名单，专家从提名名单中选出最后的获奖者。跟导演协会的评奖方式很相似。从我们前三届的获奖情况来看，专家选出的获奖者跟网友投票选出的几乎是一致的。我们综合了民意和专家的见解，影评人的舆论导向作用我认为现在是微弱的，我们在努力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BQ：金扫帚奖是不是得罪了不少电影人？
CH：我还不知道到底得罪了谁。我们是对事不对人的，并不是否定一个创作者的全部创作，比如张艺谋也拍出过《秋菊打官司》这样优秀的影片，但是《三枪拍案惊奇》就是网友和专家投票最多的，他得金扫帚奖也是因为这部作品。从创办这个奖的那天起，我就想好了。我会坚持做下去的，我也从没想过是否得罪人。最重要的是，善于倾听批评声音的人，才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