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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中国古代打击乐器，属于鼓的一种，鼓身两端大，中腰细（即学界常定义的“细腰型”），用手掌拍击，以膜覆盖框架之上振动发音。古代文献中，《宋书·萧思话传》最早见到“细腰鼓”一名①，《隋书·乐志》最早出现“腰鼓”一词②，其后始见毛员鼓、都昙鼓、凸头鼓等多种称谓。史料记载表明腰鼓之用在南北朝初兴，隋唐兴盛，宋元广为流行，明以来广泛传于民间各地，尤其以少数民族地区为盛。现今考古所见各地佛教石窟、墓葬、砖雕等介质中多有腰鼓图像出现，尤其以敦煌莫高窟壁画留存居多。
学界对腰鼓的研究，有三个方面值得评注，亦有不及之处。
一、有关腰鼓的名实之研究。
对于腰鼓之名实，隋以后文献中多有记述，但一般都只提及其名，鲜见腰鼓具体造型、质地及乐器本体文字。中唐杜佑在《通典》中首论腰鼓形制质地，“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腹”。同时说都昙鼓“似腰鼓而小，以槌击之”，毛员鼓“似都昙而稍大”，还提到“正鼓、和鼓者，一以正，一以和，皆腰鼓也”。③成书于唐以后的《旧唐书》与《通志》“乐略二”都采纳了《通典》的描述“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腹”④。由此可见，在唐代流行的腰鼓有着“广首纤腹”的特征，其鼓框有木质的（小腰鼓）、瓦（土、瓷）材质的（大腰鼓，土鼓也），同时有大小之别。杜佑所提到都昙鼓和毛员鼓是两件在唐代后就已消失了的乐器，但它们与腰鼓形制一样，都是“广首纤腹”。据记载，都昙鼓用槌敲击演奏，显然比腰鼓要小，毛员鼓则稍大一些。同时，唐史用“正鼓”“和鼓”来与腰鼓配对使用而命名称呼之⑤，其实与都昙鼓和毛员鼓形制大小之区分相应，由于历史语境不同导致这一现象存在。北宋陈旸《乐书》“八音”⑥列俗部土之属“腰鼓”条。在“魏鼓”条记：“昔苻坚破龟兹国，获羯鼓、皆鼓、杖鼓，腰鼓，汉魏用之。……唐有正鼓、和鼓之别。后周有三等之制，右击以杖，左拍以手，后世谓之‘杖鼓’‘拍鼓’，亦谓之‘魏鼓’。”⑦在《大清会典图》中，所描绘的腰鼓是中间宽于两头的“花腔鼓，木匡冒革，面径一尺五寸二分，匡高一尺六寸，腰径一尺九寸六分”⑧。不仅数据具体，并可以由之判断清时腰鼓与唐时已全然不同，其“纤首广腹”的特征，是一种腰径要大于面径的鼓形。
腰鼓之用，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魏鼓”所记为最早：“腰鼓，汉魏用之。……宋萧思话所谓细腰鼓是也。”“其制同，其音异，弥衡衣采衣所击者是也。”⑨⑩这个记载指出细腰型腰鼓至迟已经在魏晋时开始应用，对应《宋书》，“思话年十许岁，未知书，以博诞游遨为事，好骑屋栋，打细腰鼓”。再看成书稍晚的《荆楚岁时记》，载曰“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的装饰，所以《旧唐书》称之“本胡鼓也”，明确了腰鼓一为胡乐，二出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且多用于集体活动。正是这一点，为今天我们观察腰鼓在各地流传的形态可以找到一个历史人类学的观察入口，余不多论。
近人之研究腰鼓，日本音乐学家林谦三（1899—1976）《东亚乐器考》有其开创引领作用。该书不仅全面考述了东亚各国古乐器名称语源、起源、沿革与音律，还根据四大纲目乐器分类体系，在第二章第四節“各种细腰鼓”中分两部分讨论了“细腰鼓的起源及在中国的传播”及细腰鼓传入日本后的发展情况，对属于皮类乐器的细腰鼓类乐器名称语源、起源、沿革、形制、演奏方式等进行了系统考述，可谓专注腰鼓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严昌洪、蒲亨强所著《中国鼓文化研究》？輲中，在对“鼓”的形成、发展历史考察中，探讨了鼓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艺术功能及其在不同社会文化事象中的内涵。在“古代的胡鼓”一节中论及细腰鼓，基于文化视角分析所得，在对细腰鼓的文化脉络所作初浅研究，尚有一定参考价值。当然，也有结论如其认为正鼓、和鼓之分槽腔型（直圆筒鼓框型）都属于腰鼓类乐器，当数错误之析。除此，还有基于腰鼓器名、形制的研究，如刘文荣的《古今同名乐器考（六）——腰鼓》，为较早列举古今中外文献论及腰鼓形制颇为详细的一文，该文就古今腰鼓之流变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遗存与分布作了简介。陆晓彤《细腰鼓器名史源疏证》通过文献爬梳，指出唐代腰鼓兴盛和胡俗乐器逐步华化的背景下，繁复出现细腰鼓之名，是造成文献多以细腰鼓称呼的重要原因。作者还通过器名及其流变的梳理与考证，理清了腰鼓异名同器问题。彭东焕、王映珏《唐宋羯鼓、腰鼓考辨》，不仅注意到中国鼓类器名众多的问题，还就羯鼓和腰鼓作了深入辨析。
二、关于腰鼓产生源流之推衍
上文中，可以理出二条线索，认为腰鼓至少在魏晋时期已见流行，及腰鼓出自胡地之说。还有就是腰鼓与“杖鼓”之关系的梳理。
先看腰鼓之起源。隋唐正史笔记史料所持观点，即腰鼓盛行于胡地说。今人研究以林谦三、周菁葆等人为代表，认为腰鼓起源于印度，后沿古代北方丝绸之路经由西域或直接传入我国。尽管截止目前考古未见出土汉代腰鼓实物，但林谦三通过文献考察发现，确认“细腰鼓”已在“汉魏用之”，且经由西域传至中原。金文达《对古代中印音乐交流中的某些问题的再探讨》中，以西域流行的细腰鼓为例对龟兹乐艺术风格对比考察后，论证了这一乐器在沟通中印两国之间音乐文化交流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深化了西域腰鼓之自印度传入在龟兹中转的历史因由。周菁葆则依靠他对丝路沿线考古所见类似腰鼓图像材料的研读，观察到早在公元前1世纪印度《乐舞论》就有称为“达马鲁”的细腰鼓，还有“帕那瓦”或“阿林亚”等称谓。与之同时，印度雕塑、绘画中也多有这类乐器图像出现。他随之对新疆地区石窟壁画的考察中，发现很多形制特征类似印度雕塑绘画中的细腰鼓图像，结合新疆地区壁画绘制年代的考证，时代上要明显晚于印度，可见印度传入的可能性。除此，周菁葆还综合麦积山石窟北周第26窟中的腰鼓、武昌何家珑墓初唐时期细腰鼓俑和五代王建墓石刻细腰鼓的考察，探讨了印度细腰鼓传入我国的路径（丝绸之路）及传播方式。任志录与李艳慧都从唐代鲁山花瓷腰鼓出发，前者对腰鼓概念、唐及唐以前腰鼓的实物遗存等进行了探讨，后者分析了腰鼓入华之与佛教传入的密切关系，认为印度佛教乐舞艺术形式到达西域后，在与本土乐舞融合基础上形成龟兹乐为载体进入了中原。 与主张源自印度说相对的，是相信腰鼓出自本土的一派学者，以牛龙菲、伍国栋等为代表。给二位学者以影响的，仍然是古籍文献所载。牛龙菲从《后汉书·东夷列传》读到三韩风俗中，“以腊日家家祭祀，俗云：腊鼓鸣，春草生也”。结合南朝梁宗懔对十二月八日腊日风俗的记载，“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輲，可知有一种具有原始巫术色彩的“腊鼓”。借此推论中国的细腰鼓不仅在汉代就已存在，还用于腊日祭祀击奏传统之中。他同时还指出，现今朝鲜族、瑶族以“长鼓”命名的细腰鼓，也许正是三韩风俗所用“腊鼓”的遗存。根据《荆楚岁时记》所记，伍国栋申发出《长鼓研究——兼论细腰鼓之起源》一文，指出源于古代盘瓠部落“武陵蛮”和“五溪蛮”的瑶族，其住地即今天的荆楚之地，其地流行之长鼓乐舞文化根系于《荆楚岁时记》所载汉魏时期荆楚之地腊日祭祀活动，其祭祀所用乐器细腰鼓，既确证了汉魏时代的历史记载，又印证了一族一地傩舞之用细腰鼓的古代遗存猜测。相关考古发现成果亦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腰鼓出自本土之说的材料。如《青海民和县阳山墓地发掘简报》及赵志和《首次发现的我国原始社会的土鼓》中，考证了1980年在青海民和县阳山遗址出土的相关喇叭形陶器，指出三件彩陶器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土鼓，加上牛龙菲对甘肃永登河桥乐山村出土类似陶器的考察研究，认为细腰鼓在中国出现，甚或可以推测到更早的历史时代。
再看腰鼓与杖鼓的亲缘关系。文献所见两杖鼓，《通典》首提，《乐府杂录》也有。杖鼓出自宋代文献，首见于《乐书》，《梦溪笔谈·乐律》也有。此二者都与腰鼓有着亲缘关系。早在《羯鼓录》中：“捻小碧上，掌下须有朋肯之声，据此乃是汉震第二鼓也。且磉用石末花瓷，固是腰鼓，掌下朋肯声，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第二鼓者，左以杖，右以手指。）”？輲此“第二鼓”与《新唐书》所载“革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相一致。到后周时出现“三等之制”，却只字不提“两杖鼓”，偶有“第二鼓”之说，似乎就是《梦溪笔谈》所提“杖鼓”，即“今之杖鼓”，左击右拍，所谓“一头以手拊之，则唐之‘汉震第二鼓’也”，即细腰鼓。所以，沈括认为唐时杖鼓应为两头都用杖的两杖鼓，为腰鼓之外的一种，它盛行于唐朝，与羯鼓因缘紧密。这一史料引起了当代学者的广泛关注。
基此，赵为民在《宋代杖鼓》中指出唐称“杖鼓”者，也是“羯鼓”的一种别名;宋称“杖鼓”者与唐代非同一种乐器。而彭东焕、王映珏《唐宋羯鼓、腰鼓考辨》则提出了与赵为民不同的意见，他们将唐宋时期与腰鼓同类型鼓如杖鼓的名称、形制加以辨析，最终认为唐宋时期的杖鼓虽然有单杖、双杖之别，但至少在形制上是一致的。结合《乐府杂录》所记，唐宋时的“两杖鼓”实为腰鼓，以双杖演奏。
根据宋及其后的文献，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梦溪笔谈》所载“杖鼓腰”还是《元史》所记木框细腰的杖鼓，其“右击以杖，左拍以手”，已与唐时不一。而《明会典》的记载：“杖鼓三十六个，每个二面，……冒缝，用红皮掩钱。细腰，木匡……”及清《律吕正义》记载中的木匡细腰鼓，“其制始于汉魏……”，表明了元明清一脉相承的历史。无论乐器制作材料如何变化，但它们用手拍击演奏的方式，均为林谦三的研究提供了材料，直至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广首纤腹”形制的鼓用杖击奏，于是杖鼓之替代腰鼓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了。此外，对杖鼓本体形制特征进行研究的有董希平、郭兴的《杖鼓与宋词演唱》和牛龙菲基于腰鼓之“腰”的分析，他们从一个方面解释了腰鼓在歌舞表演中演奏方式与优势作用。
三、基于多学科视角下腰鼓流播之研究
围绕腰鼓的研究文献，基于考古发现而进行的音乐考古学、图像学研究篇目至少在二十篇以上。它们通过对不同文化遗迹与墓室壁画、雕塑石刻的腰鼓图像及出土乐器实物遗存的分析，结合文献对腰鼓器名、形制演变、演奏应用诸问题作了深入的证史或补证研究，收获了一批令人信服的成果，也进一步拓展了我们的研究思路，有些甚至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开辟一些新的观察视角。
运用音乐考古学方法指导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前述叶倩《陶瓷腰鼓考》？輲、周菁葆的《丝绸之路上的细腰鼓》、史佳豪《论唐朝“青州石末鼓”》三文，根据考古发掘有明确出处唐代腰鼓实物和文献的比较分析，研究系统且有创见。多地考古研究发掘报告则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图像实物来源，如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鲁山瓷腰鼓就吸引了多人关注。牛龙菲的《有关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细腰鼓资料》以文献为核心，实物图像为辅助，认为甘肃、青海出土细腰状彩陶器应为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彩陶细腰土鼓，从而为其腰鼓源自本土说奠定了基础。运用音乐图像学方法的研究，如陈秉义、杨娜妮和王珺对契丹-辽细腰鼓的研究，周华斌对韩城出土“北宋杂剧图”壁画中腰鼓图像的研究，王希丹《论集安高句丽墓壁画中的细腰鼓》围绕集安高句丽墓室细腰形鼓图像与临近地区4至10世纪细腰鼓实物进行了考辨。周华斌的《散乐中的单杖细腰鼓》最精彩的是对北宋朱三翁石棺上乐舞图像考察研究所得，细腰鼓之在散乐中独特且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基于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综合研究方法运用的研究，如伍国栋的《长鼓研究——兼论细腰鼓之起源》和谢崇安、黄建福的《也谈细腰鼓與瑶族长鼓的源流》、李理《杖鼓溯源》文，都着眼于瑶族长鼓文化，以文化变迁视角溯源探流，研究腰鼓称谓、形制、演奏方式，还由此衍生到现代社会舞台表演中腰鼓文化所体现出的文化变迁轨迹。
对一件古老乐器的历史学研究，学界对腰鼓的投入显然不及编钟、琵琶、箜篌之大。且在具体研究中，除了基本的名称、形制、乐器制作材料和演奏方式、印象特征等问题外，大家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也会各不相同。综上所述，在为数不多的腰鼓研究中既有很多未及之处，又在某些领域存在不足。首先，对腰鼓发源地的研究，目前的二说各有欠缺，囿于文献载籍所限，尤其需要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以拓宽认识，对于由腰鼓引申出来的其他类腰鼓变种鼓乐器的研究就更具现实意义了;第二，有关腰鼓的考古资料还有待发掘，现在所掌握的图像资料的缺乏和视界不及处，如敦煌乐舞研究专家郑汝中统计下的敦煌乐舞壁画中腰鼓图像就有323幅？輲，基本无人跟进研究，如此难以深入认识腰鼓的演变历史;第三，基于音乐本体认识腰鼓所具有的“乐”的成分与“舞”的属性研究，目前基本为无。倘若我们沿学界探索出来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之路，来认识腰鼓文化功能、音乐本体与传播信息，将会有助于我们还原腰鼓古老而亲民的乐舞风貌，丰富中华民族传统腰鼓舞艺术理论，认识我国古代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内因。 ①
学界对腰鼓的研究，有三个方面值得评注，亦有不及之处。
一、有关腰鼓的名实之研究。
对于腰鼓之名实，隋以后文献中多有记述，但一般都只提及其名，鲜见腰鼓具体造型、质地及乐器本体文字。中唐杜佑在《通典》中首论腰鼓形制质地，“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腹”。同时说都昙鼓“似腰鼓而小，以槌击之”，毛员鼓“似都昙而稍大”，还提到“正鼓、和鼓者，一以正，一以和，皆腰鼓也”。③成书于唐以后的《旧唐书》与《通志》“乐略二”都采纳了《通典》的描述“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腹”④。由此可见，在唐代流行的腰鼓有着“广首纤腹”的特征，其鼓框有木质的（小腰鼓）、瓦（土、瓷）材质的（大腰鼓，土鼓也），同时有大小之别。杜佑所提到都昙鼓和毛员鼓是两件在唐代后就已消失了的乐器，但它们与腰鼓形制一样，都是“广首纤腹”。据记载，都昙鼓用槌敲击演奏，显然比腰鼓要小，毛员鼓则稍大一些。同时，唐史用“正鼓”“和鼓”来与腰鼓配对使用而命名称呼之⑤，其实与都昙鼓和毛员鼓形制大小之区分相应，由于历史语境不同导致这一现象存在。北宋陈旸《乐书》“八音”⑥列俗部土之属“腰鼓”条。在“魏鼓”条记：“昔苻坚破龟兹国，获羯鼓、皆鼓、杖鼓，腰鼓，汉魏用之。……唐有正鼓、和鼓之别。后周有三等之制，右击以杖，左拍以手，后世谓之‘杖鼓’‘拍鼓’，亦谓之‘魏鼓’。”⑦在《大清会典图》中，所描绘的腰鼓是中间宽于两头的“花腔鼓，木匡冒革，面径一尺五寸二分，匡高一尺六寸，腰径一尺九寸六分”⑧。不仅数据具体，并可以由之判断清时腰鼓与唐时已全然不同，其“纤首广腹”的特征，是一种腰径要大于面径的鼓形。
腰鼓之用，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魏鼓”所记为最早：“腰鼓，汉魏用之。……宋萧思话所谓细腰鼓是也。”“其制同，其音异，弥衡衣采衣所击者是也。”⑨⑩这个记载指出细腰型腰鼓至迟已经在魏晋时开始应用，对应《宋书》，“思话年十许岁，未知书，以博诞游遨为事，好骑屋栋，打细腰鼓”。再看成书稍晚的《荆楚岁时记》，载曰“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的装饰，所以《旧唐书》称之“本胡鼓也”，明确了腰鼓一为胡乐，二出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且多用于集体活动。正是这一点，为今天我们观察腰鼓在各地流传的形态可以找到一个历史人类学的观察入口，余不多论。
近人之研究腰鼓，日本音乐学家林谦三（1899—1976）《东亚乐器考》有其开创引领作用。该书不仅全面考述了东亚各国古乐器名称语源、起源、沿革与音律，还根据四大纲目乐器分类体系，在第二章第四節“各种细腰鼓”中分两部分讨论了“细腰鼓的起源及在中国的传播”及细腰鼓传入日本后的发展情况，对属于皮类乐器的细腰鼓类乐器名称语源、起源、沿革、形制、演奏方式等进行了系统考述，可谓专注腰鼓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严昌洪、蒲亨强所著《中国鼓文化研究》？輲中，在对“鼓”的形成、发展历史考察中，探讨了鼓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艺术功能及其在不同社会文化事象中的内涵。在“古代的胡鼓”一节中论及细腰鼓，基于文化视角分析所得，在对细腰鼓的文化脉络所作初浅研究，尚有一定参考价值。当然，也有结论如其认为正鼓、和鼓之分槽腔型（直圆筒鼓框型）都属于腰鼓类乐器，当数错误之析。除此，还有基于腰鼓器名、形制的研究，如刘文荣的《古今同名乐器考（六）——腰鼓》，为较早列举古今中外文献论及腰鼓形制颇为详细的一文，该文就古今腰鼓之流变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遗存与分布作了简介。陆晓彤《细腰鼓器名史源疏证》通过文献爬梳，指出唐代腰鼓兴盛和胡俗乐器逐步华化的背景下，繁复出现细腰鼓之名，是造成文献多以细腰鼓称呼的重要原因。作者还通过器名及其流变的梳理与考证，理清了腰鼓异名同器问题。彭东焕、王映珏《唐宋羯鼓、腰鼓考辨》，不仅注意到中国鼓类器名众多的问题，还就羯鼓和腰鼓作了深入辨析。
二、关于腰鼓产生源流之推衍
上文中，可以理出二条线索，认为腰鼓至少在魏晋时期已见流行，及腰鼓出自胡地之说。还有就是腰鼓与“杖鼓”之关系的梳理。
先看腰鼓之起源。隋唐正史笔记史料所持观点，即腰鼓盛行于胡地说。今人研究以林谦三、周菁葆等人为代表，认为腰鼓起源于印度，后沿古代北方丝绸之路经由西域或直接传入我国。尽管截止目前考古未见出土汉代腰鼓实物，但林谦三通过文献考察发现，确认“细腰鼓”已在“汉魏用之”，且经由西域传至中原。金文达《对古代中印音乐交流中的某些问题的再探讨》中，以西域流行的细腰鼓为例对龟兹乐艺术风格对比考察后，论证了这一乐器在沟通中印两国之间音乐文化交流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深化了西域腰鼓之自印度传入在龟兹中转的历史因由。周菁葆则依靠他对丝路沿线考古所见类似腰鼓图像材料的研读，观察到早在公元前1世纪印度《乐舞论》就有称为“达马鲁”的细腰鼓，还有“帕那瓦”或“阿林亚”等称谓。与之同时，印度雕塑、绘画中也多有这类乐器图像出现。他随之对新疆地区石窟壁画的考察中，发现很多形制特征类似印度雕塑绘画中的细腰鼓图像，结合新疆地区壁画绘制年代的考证，时代上要明显晚于印度，可见印度传入的可能性。除此，周菁葆还综合麦积山石窟北周第26窟中的腰鼓、武昌何家珑墓初唐时期细腰鼓俑和五代王建墓石刻细腰鼓的考察，探讨了印度细腰鼓传入我国的路径（丝绸之路）及传播方式。任志录与李艳慧都从唐代鲁山花瓷腰鼓出发，前者对腰鼓概念、唐及唐以前腰鼓的实物遗存等进行了探讨，后者分析了腰鼓入华之与佛教传入的密切关系，认为印度佛教乐舞艺术形式到达西域后，在与本土乐舞融合基础上形成龟兹乐为载体进入了中原。 与主张源自印度说相对的，是相信腰鼓出自本土的一派学者，以牛龙菲、伍国栋等为代表。给二位学者以影响的，仍然是古籍文献所载。牛龙菲从《后汉书·东夷列传》读到三韩风俗中，“以腊日家家祭祀，俗云：腊鼓鸣，春草生也”。结合南朝梁宗懔对十二月八日腊日风俗的记载，“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輲，可知有一种具有原始巫术色彩的“腊鼓”。借此推论中国的细腰鼓不仅在汉代就已存在，还用于腊日祭祀击奏传统之中。他同时还指出，现今朝鲜族、瑶族以“长鼓”命名的细腰鼓，也许正是三韩风俗所用“腊鼓”的遗存。根据《荆楚岁时记》所记，伍国栋申发出《长鼓研究——兼论细腰鼓之起源》一文，指出源于古代盘瓠部落“武陵蛮”和“五溪蛮”的瑶族，其住地即今天的荆楚之地，其地流行之长鼓乐舞文化根系于《荆楚岁时记》所载汉魏时期荆楚之地腊日祭祀活动，其祭祀所用乐器细腰鼓，既确证了汉魏时代的历史记载，又印证了一族一地傩舞之用细腰鼓的古代遗存猜测。相关考古发现成果亦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腰鼓出自本土之说的材料。如《青海民和县阳山墓地发掘简报》及赵志和《首次发现的我国原始社会的土鼓》中，考证了1980年在青海民和县阳山遗址出土的相关喇叭形陶器，指出三件彩陶器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土鼓，加上牛龙菲对甘肃永登河桥乐山村出土类似陶器的考察研究，认为细腰鼓在中国出现，甚或可以推测到更早的历史时代。
再看腰鼓与杖鼓的亲缘关系。文献所见两杖鼓，《通典》首提，《乐府杂录》也有。杖鼓出自宋代文献，首见于《乐书》，《梦溪笔谈·乐律》也有。此二者都与腰鼓有着亲缘关系。早在《羯鼓录》中：“捻小碧上，掌下须有朋肯之声，据此乃是汉震第二鼓也。且磉用石末花瓷，固是腰鼓，掌下朋肯声，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第二鼓者，左以杖，右以手指。）”？輲此“第二鼓”与《新唐书》所载“革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相一致。到后周时出现“三等之制”，却只字不提“两杖鼓”，偶有“第二鼓”之说，似乎就是《梦溪笔谈》所提“杖鼓”，即“今之杖鼓”，左击右拍，所谓“一头以手拊之，则唐之‘汉震第二鼓’也”，即细腰鼓。所以，沈括认为唐时杖鼓应为两头都用杖的两杖鼓，为腰鼓之外的一种，它盛行于唐朝，与羯鼓因缘紧密。这一史料引起了当代学者的广泛关注。
基此，赵为民在《宋代杖鼓》中指出唐称“杖鼓”者，也是“羯鼓”的一种别名;宋称“杖鼓”者与唐代非同一种乐器。而彭东焕、王映珏《唐宋羯鼓、腰鼓考辨》则提出了与赵为民不同的意见，他们将唐宋时期与腰鼓同类型鼓如杖鼓的名称、形制加以辨析，最终认为唐宋时期的杖鼓虽然有单杖、双杖之别，但至少在形制上是一致的。结合《乐府杂录》所记，唐宋时的“两杖鼓”实为腰鼓，以双杖演奏。
根据宋及其后的文献，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梦溪笔谈》所载“杖鼓腰”还是《元史》所记木框细腰的杖鼓，其“右击以杖，左拍以手”，已与唐时不一。而《明会典》的记载：“杖鼓三十六个，每个二面，……冒缝，用红皮掩钱。细腰，木匡……”及清《律吕正义》记载中的木匡细腰鼓，“其制始于汉魏……”，表明了元明清一脉相承的历史。无论乐器制作材料如何变化，但它们用手拍击演奏的方式，均为林谦三的研究提供了材料，直至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广首纤腹”形制的鼓用杖击奏，于是杖鼓之替代腰鼓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了。此外，对杖鼓本体形制特征进行研究的有董希平、郭兴的《杖鼓与宋词演唱》和牛龙菲基于腰鼓之“腰”的分析，他们从一个方面解释了腰鼓在歌舞表演中演奏方式与优势作用。
三、基于多学科视角下腰鼓流播之研究
围绕腰鼓的研究文献，基于考古发现而进行的音乐考古学、图像学研究篇目至少在二十篇以上。它们通过对不同文化遗迹与墓室壁画、雕塑石刻的腰鼓图像及出土乐器实物遗存的分析，结合文献对腰鼓器名、形制演变、演奏应用诸问题作了深入的证史或补证研究，收获了一批令人信服的成果，也进一步拓展了我们的研究思路，有些甚至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开辟一些新的观察视角。
运用音乐考古学方法指导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前述叶倩《陶瓷腰鼓考》？輲、周菁葆的《丝绸之路上的细腰鼓》、史佳豪《论唐朝“青州石末鼓”》三文，根据考古发掘有明确出处唐代腰鼓实物和文献的比较分析，研究系统且有创见。多地考古研究发掘报告则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图像实物来源，如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鲁山瓷腰鼓就吸引了多人关注。牛龙菲的《有关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细腰鼓资料》以文献为核心，实物图像为辅助，认为甘肃、青海出土细腰状彩陶器应为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彩陶细腰土鼓，从而为其腰鼓源自本土说奠定了基础。运用音乐图像学方法的研究，如陈秉义、杨娜妮和王珺对契丹-辽细腰鼓的研究，周华斌对韩城出土“北宋杂剧图”壁画中腰鼓图像的研究，王希丹《论集安高句丽墓壁画中的细腰鼓》围绕集安高句丽墓室细腰形鼓图像与临近地区4至10世纪细腰鼓实物进行了考辨。周华斌的《散乐中的单杖细腰鼓》最精彩的是对北宋朱三翁石棺上乐舞图像考察研究所得，细腰鼓之在散乐中独特且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基于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综合研究方法运用的研究，如伍国栋的《长鼓研究——兼论细腰鼓之起源》和谢崇安、黄建福的《也谈细腰鼓與瑶族长鼓的源流》、李理《杖鼓溯源》文，都着眼于瑶族长鼓文化，以文化变迁视角溯源探流，研究腰鼓称谓、形制、演奏方式，还由此衍生到现代社会舞台表演中腰鼓文化所体现出的文化变迁轨迹。
对一件古老乐器的历史学研究，学界对腰鼓的投入显然不及编钟、琵琶、箜篌之大。且在具体研究中，除了基本的名称、形制、乐器制作材料和演奏方式、印象特征等问题外，大家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也会各不相同。综上所述，在为数不多的腰鼓研究中既有很多未及之处，又在某些领域存在不足。首先，对腰鼓发源地的研究，目前的二说各有欠缺，囿于文献载籍所限，尤其需要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以拓宽认识，对于由腰鼓引申出来的其他类腰鼓变种鼓乐器的研究就更具现实意义了;第二，有关腰鼓的考古资料还有待发掘，现在所掌握的图像资料的缺乏和视界不及处，如敦煌乐舞研究专家郑汝中统计下的敦煌乐舞壁画中腰鼓图像就有323幅？輲，基本无人跟进研究，如此难以深入认识腰鼓的演变历史;第三，基于音乐本体认识腰鼓所具有的“乐”的成分与“舞”的属性研究，目前基本为无。倘若我们沿学界探索出来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之路，来认识腰鼓文化功能、音乐本体与传播信息，将会有助于我们还原腰鼓古老而亲民的乐舞风貌，丰富中华民族传统腰鼓舞艺术理论，认识我国古代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内因。 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