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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进入掌握战略主动权谋求全面崛起的新时代,与之相应的国家语言能力成为一个重大课题。作为当代国家一种重要的软实力,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要求政府相关机构制定与国家战略目标一致的语言政策,在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创新发展中,加快加大国家语言资源的筹集、开发、利用,整合国家和社会全部力量,重新思考并确立语言政策内容体系,建立结构合理、要素齐备、功能强大的语言政策系统,完善运行机制,提高政策效力。
关键词:国家语言能力 语言政策 语言资源
【作者简介】易法万(1965-),男,湖北松滋人,副教授,本科,主要研究:新闻传播政策、语言文化政策。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区杨桥湖大道8号。邮政编码:430205
一、国家语言能力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选择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语言文化遭遇西方发达国家语言文化的强大冲击和挑战。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外来语汇及其承载的价值判断,打破了当代中国自20世纪中期以来的语言文化状态,引发一定程度的语言文化恐慌和担忧。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中,西方语言占据着计算机、互联网领域的霸主地位,给国家信息安全帶来重大隐患。中国一直试图打破西方在新技术语言中的垄断地位,消除经济、国防、社会等方面的安全危机。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外开放程度加大,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变得更加广泛,在国际问题应对中表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但受多种因素长期影响,国家语言资源储备薄弱,跨文化交际障碍重重,制约了国家和公民与世界各方的交流交往。西方国家尤其是英语国家凭借国际话语霸权,在经济上与中国合作,在文化上对中国渗透,在政治上对中国攻击,而“中国声音”在国际舆论中显得非常微弱,令中国学者不得不思考与本国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语言文化传播力、影响力。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时,中国学者意识到语言能力作为全球化时代一种重要的软实力,已经成为制约国家发展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这一概念,具有宏观性、战略性和应用性。
知识分子的忧思与图谋,与中国新政合流,形成鲜明的目标指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向国际社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之后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中国语言文化现代化国际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如何把握住中国资本、技术、人才、产品大量沿着“一带一路”在亚非欧大陆成规模流动的时空环境,大力提升中国语言文化实力,成为一个重大课题。建设国家语言能力的直接目标就是促进“一带一路”战略任务的实现,长远目标应该是全面提高国家通用语——汉语的国家影响力和综合价值,提高国家国民与世界交际沟通的能力。
二、国家语言能力是促进“一带一路”国家之间民心相通的关键要素
中国政府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契合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需要,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中国社科院学者剧锦文把“一带一路”战略描述为“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其目的是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注释]
①剧锦文 “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机遇与挑战 经济日报,2015年4月2日]。
近几年来,中国积极与沿线各国加强国际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合作,提升与沿线各国互联互通水平,有力地促进民心融通。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资金、技术、产品固然重要,而我们绝对不可忽视以语言为信息工具的沟通,以语言为文化载体的民心交流,打消利益相关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疑虑、猜忌,有效提高中国与相关国家地区的共识度、协同度。
近代以来,欧美国家先是凭借军事、经济等优势,以殖民战争为手段,在全世界推行其语言文化,后来转向依靠经济贸易为主要阵线,借助于科技、资本、信息等方面的强势,压制弱势国家的语言文化。而立足于21世纪和未来的中国发展战略,是东方古国和平崛起的道路,是以国家之家平等、人民之间互信为前提的国际化战略。平等互信,包含着对他国他民族语言文化的高度尊重,更有对本国语言文化自信。有自信的国家,才能赢得尊重,赢得友善。根据“一带一路”战略目标来构建国家语言能力,是培育民族文化自信和国家文化实力的需要,也是与沿带沿路国家人民交流的需要。
国家语言能力到底是什么?语言学家李宇明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概括:语种能力,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公民语言能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②李宇明 国家语言能力问题 中国科学报,2013年2月25日]
据此,我们将“语种能力”、“现代技术语言能力”、“公民语言能力”这三种能力,界定为国家筹集配置语言资源的能力,即培育在“一带一路”国家地区进行多语种交流的人才资源,现代科学技术中的语言资源,国民在各种社会活动中语言交际的文化资源。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指向,首先是根据沿带沿路国家语言生活状况,在国内大力培养多语种人才,提升国民多语种交际的能力,提高汉语在现代科技中的应用水平。
“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则应该可视为国家开发利用语言资源的能力,是国家将全部语言资源价值最大化的能力。建设国家语言能力,强调政府根据“一带一路”战略目标,对国家和社会语言生活有效加以引导、规范和调,提高汉语文化自我创新能力,并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处理,积极争取汉语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使汉语的国际地位有实质性提高。
三、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应立足国情,尊重规律,循序渐进
中国逐渐学会面向国际经济、政治、文化舞台,并在其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国家语言政策的视野开始由内向外,从注重本国语言规划转向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 以国家语言能力为目标,意味着把语言资源纳入国家战略,语言问题进入最高政策议程,制定国家语言资源开发利用的长远规划,并通过国家各种语言应用活动,鼓励各方面积极参与社會语言应用,为建设国家语言能力探索道路和方式。
与资金、技术、产品的输出不同之处,在于语言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国家之间、民众之间交流沟通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所以,建设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不能冒进,或者急于求成,而是尊重各国文化传统和人民习惯,遵循语言文化发展规律和传播规律,制定科学、系统、长远的规划,循序渐进。
首先,要重新布局我国的外语教育,大力改变语种资源匮乏局面。中国走向国际化,必须尽快解决外语语种单一问题。世界上的语言有数千种, “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使用的语言达1000余种,其中官方语及国语约60余种,但我国经常使用的只有10来种。长期以来,我国外语语种单一,学校教育开设的语种仅限于英语、法语、俄语等少数国际通用语种。同时,要着力于改变外语教育资源分布格局,科学合理地调整外语教育规划。全国40多个非通用语种的教育主要在北京、上海、广州,而在东北、西北、东南等真正急需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地区,与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要求不相吻合,与“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不相吻合。
其次,要革除语言教育的应试导向,注重语言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长期在海外生活的华人群体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一直是普遍现象,近些年来中国公民在国际民间交流中显露出诸多与异国异域文化不相和的行为,这都足以表明我们这个国度的成员普遍存在着跨文化交际障碍。中小学语文教育、外语教育都以标准化统一化考试为目的的局面,已有几十年历史,饱受诟病,现在看来这已成为制约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因素。
再其次,要注重实效地推广汉语文化,提升汉语的国际地位。汉语是国家法律认定的国家语言,其使用人口的规模在世界上位居前茅,但在国际社会和国际交流活动中的地位还非常有限,汉语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还不能为“一带一路”战略创造坚实支撑。我们不能因为所谓的国际“汉语热”而沾沾自喜,更不能因为“孔子学院”遍布全球就以为汉语已成为国际语言。语言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往往与国家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实力相匹配,比如历史上的法语,现代国际社会的英语。为今之计,我们应抓住中国国际化战略的契机,抓住技术输出、资金输出和产品输出这三个通道,来规划汉语文化的国际传播,才能切实提高汉语文化国际影响力。
最后,要大力提高国家语言生活的管理水平有待。欧美多国,还有亚洲的日韩等国,已经推出了语言国际化战略。中国也应重新设计语言政策体系,制定国际化语言战略,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提升语言政策制定主体的权威层级,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作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领导机构,恢复或者提升其法定地位,扩大其权责范围,集中、全面地谋划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消除语言文字应用管理权限分散、弱化的现象。二是整合语言政策的内容体系,把国家语言推广教育与外语教育一起归拢到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范畴,对相关政策加以升级、调整甚至改革。三是确定语言政策的程序,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提高与每个中国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相关的语言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参考文献】
1.张西平、柳若梅,2008:世界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李宇明,2010:中国语言规划论,商务印书馆。
3.[以]博纳德.斯波斯基,2011:语言政策,商务印书馆。
4.洪仁善,2011:战后日本的汉字政策研究,商务印书馆。
5.[英]苏.赖特,2012: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商务印书馆。
6.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2012: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沈琦,2012:当代东亚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8.张治国,2012:中美语言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9.李宇明,2014:中法语言政策研究,商务印书馆。
10.张力玮,2012:从国家战略出发开展语言政策研究,《世界教育信息》,第2期。
11.王理嘉,2012:对“语言文字应用”的新期望:为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继续做出新贡献,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12.沈骑、夏天,2014:论语言战略与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拓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关键词:国家语言能力 语言政策 语言资源
【作者简介】易法万(1965-),男,湖北松滋人,副教授,本科,主要研究:新闻传播政策、语言文化政策。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区杨桥湖大道8号。邮政编码:430205
一、国家语言能力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选择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语言文化遭遇西方发达国家语言文化的强大冲击和挑战。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外来语汇及其承载的价值判断,打破了当代中国自20世纪中期以来的语言文化状态,引发一定程度的语言文化恐慌和担忧。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中,西方语言占据着计算机、互联网领域的霸主地位,给国家信息安全帶来重大隐患。中国一直试图打破西方在新技术语言中的垄断地位,消除经济、国防、社会等方面的安全危机。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外开放程度加大,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变得更加广泛,在国际问题应对中表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但受多种因素长期影响,国家语言资源储备薄弱,跨文化交际障碍重重,制约了国家和公民与世界各方的交流交往。西方国家尤其是英语国家凭借国际话语霸权,在经济上与中国合作,在文化上对中国渗透,在政治上对中国攻击,而“中国声音”在国际舆论中显得非常微弱,令中国学者不得不思考与本国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语言文化传播力、影响力。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时,中国学者意识到语言能力作为全球化时代一种重要的软实力,已经成为制约国家发展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这一概念,具有宏观性、战略性和应用性。
知识分子的忧思与图谋,与中国新政合流,形成鲜明的目标指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向国际社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之后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中国语言文化现代化国际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如何把握住中国资本、技术、人才、产品大量沿着“一带一路”在亚非欧大陆成规模流动的时空环境,大力提升中国语言文化实力,成为一个重大课题。建设国家语言能力的直接目标就是促进“一带一路”战略任务的实现,长远目标应该是全面提高国家通用语——汉语的国家影响力和综合价值,提高国家国民与世界交际沟通的能力。
二、国家语言能力是促进“一带一路”国家之间民心相通的关键要素
中国政府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契合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需要,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中国社科院学者剧锦文把“一带一路”战略描述为“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其目的是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注释]
①剧锦文 “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机遇与挑战 经济日报,2015年4月2日]。
近几年来,中国积极与沿线各国加强国际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合作,提升与沿线各国互联互通水平,有力地促进民心融通。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资金、技术、产品固然重要,而我们绝对不可忽视以语言为信息工具的沟通,以语言为文化载体的民心交流,打消利益相关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疑虑、猜忌,有效提高中国与相关国家地区的共识度、协同度。
近代以来,欧美国家先是凭借军事、经济等优势,以殖民战争为手段,在全世界推行其语言文化,后来转向依靠经济贸易为主要阵线,借助于科技、资本、信息等方面的强势,压制弱势国家的语言文化。而立足于21世纪和未来的中国发展战略,是东方古国和平崛起的道路,是以国家之家平等、人民之间互信为前提的国际化战略。平等互信,包含着对他国他民族语言文化的高度尊重,更有对本国语言文化自信。有自信的国家,才能赢得尊重,赢得友善。根据“一带一路”战略目标来构建国家语言能力,是培育民族文化自信和国家文化实力的需要,也是与沿带沿路国家人民交流的需要。
国家语言能力到底是什么?语言学家李宇明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概括:语种能力,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公民语言能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②李宇明 国家语言能力问题 中国科学报,2013年2月25日]
据此,我们将“语种能力”、“现代技术语言能力”、“公民语言能力”这三种能力,界定为国家筹集配置语言资源的能力,即培育在“一带一路”国家地区进行多语种交流的人才资源,现代科学技术中的语言资源,国民在各种社会活动中语言交际的文化资源。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指向,首先是根据沿带沿路国家语言生活状况,在国内大力培养多语种人才,提升国民多语种交际的能力,提高汉语在现代科技中的应用水平。
“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则应该可视为国家开发利用语言资源的能力,是国家将全部语言资源价值最大化的能力。建设国家语言能力,强调政府根据“一带一路”战略目标,对国家和社会语言生活有效加以引导、规范和调,提高汉语文化自我创新能力,并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处理,积极争取汉语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使汉语的国际地位有实质性提高。
三、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应立足国情,尊重规律,循序渐进
中国逐渐学会面向国际经济、政治、文化舞台,并在其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国家语言政策的视野开始由内向外,从注重本国语言规划转向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 以国家语言能力为目标,意味着把语言资源纳入国家战略,语言问题进入最高政策议程,制定国家语言资源开发利用的长远规划,并通过国家各种语言应用活动,鼓励各方面积极参与社會语言应用,为建设国家语言能力探索道路和方式。
与资金、技术、产品的输出不同之处,在于语言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国家之间、民众之间交流沟通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所以,建设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不能冒进,或者急于求成,而是尊重各国文化传统和人民习惯,遵循语言文化发展规律和传播规律,制定科学、系统、长远的规划,循序渐进。
首先,要重新布局我国的外语教育,大力改变语种资源匮乏局面。中国走向国际化,必须尽快解决外语语种单一问题。世界上的语言有数千种, “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使用的语言达1000余种,其中官方语及国语约60余种,但我国经常使用的只有10来种。长期以来,我国外语语种单一,学校教育开设的语种仅限于英语、法语、俄语等少数国际通用语种。同时,要着力于改变外语教育资源分布格局,科学合理地调整外语教育规划。全国40多个非通用语种的教育主要在北京、上海、广州,而在东北、西北、东南等真正急需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地区,与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要求不相吻合,与“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不相吻合。
其次,要革除语言教育的应试导向,注重语言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长期在海外生活的华人群体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一直是普遍现象,近些年来中国公民在国际民间交流中显露出诸多与异国异域文化不相和的行为,这都足以表明我们这个国度的成员普遍存在着跨文化交际障碍。中小学语文教育、外语教育都以标准化统一化考试为目的的局面,已有几十年历史,饱受诟病,现在看来这已成为制约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因素。
再其次,要注重实效地推广汉语文化,提升汉语的国际地位。汉语是国家法律认定的国家语言,其使用人口的规模在世界上位居前茅,但在国际社会和国际交流活动中的地位还非常有限,汉语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还不能为“一带一路”战略创造坚实支撑。我们不能因为所谓的国际“汉语热”而沾沾自喜,更不能因为“孔子学院”遍布全球就以为汉语已成为国际语言。语言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往往与国家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实力相匹配,比如历史上的法语,现代国际社会的英语。为今之计,我们应抓住中国国际化战略的契机,抓住技术输出、资金输出和产品输出这三个通道,来规划汉语文化的国际传播,才能切实提高汉语文化国际影响力。
最后,要大力提高国家语言生活的管理水平有待。欧美多国,还有亚洲的日韩等国,已经推出了语言国际化战略。中国也应重新设计语言政策体系,制定国际化语言战略,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提升语言政策制定主体的权威层级,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作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领导机构,恢复或者提升其法定地位,扩大其权责范围,集中、全面地谋划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消除语言文字应用管理权限分散、弱化的现象。二是整合语言政策的内容体系,把国家语言推广教育与外语教育一起归拢到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范畴,对相关政策加以升级、调整甚至改革。三是确定语言政策的程序,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提高与每个中国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相关的语言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参考文献】
1.张西平、柳若梅,2008:世界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李宇明,2010:中国语言规划论,商务印书馆。
3.[以]博纳德.斯波斯基,2011:语言政策,商务印书馆。
4.洪仁善,2011:战后日本的汉字政策研究,商务印书馆。
5.[英]苏.赖特,2012: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商务印书馆。
6.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2012: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沈琦,2012:当代东亚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8.张治国,2012:中美语言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9.李宇明,2014:中法语言政策研究,商务印书馆。
10.张力玮,2012:从国家战略出发开展语言政策研究,《世界教育信息》,第2期。
11.王理嘉,2012:对“语言文字应用”的新期望:为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继续做出新贡献,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12.沈骑、夏天,2014:论语言战略与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拓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