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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她，人们便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延安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都是高唱着《延安颂》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
她就是《延安颂》的词作者莫耶……
莫耶，原名陈淑媛，1918年2月出生，福建安溪人。她的父亲陈铮是缅甸归侨，曾当过国民党军少将旅长。她自幼就聪明好学，早在读中学时，就有诗歌、散文、小说发表。1934年，她因父亲要娶姨太太，便在母亲和大哥的帮助下，离家出走，来到上海，在《女子月刊》当编辑……
和沈醉谈过恋爱的女作家
莫耶刚到上海时，便认识了一个名叫陈沧的年轻记者。这个陈沧就是沈醉。当时，沈醉的公开身份是湘光通讯社的记者，实际上是复兴社的联络员。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畅谈理想，不久，便双双坠入了爱河。
但莫耶和沈醉的恋情却遭到了沈母的极力反对。沈醉的父亲早逝，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沈母早年曾加入过清末著名的资产阶级文化团体南社，写得一手好诗词。按理说她应该喜欢莫耶才对。可她偏偏就是不喜欢。另外，戴笠也坚决不允许他们谈恋爱。戴笠时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他十分欣赏沈醉的才华，在他眼里，莫耶虽然出身党国军人家庭，但本人思想激进，同事、朋友也多是思想激进人士，故极不可靠。
莫耶和沈醉的感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波折后，因沈醉的受伤再度出现了转机。在一次行动中，沈醉从三楼摔下，左眼珠差点被一根竹竿挑了出来。莫耶得知情况后，立刻赶到医院，陪伴在他的身边。
同时，为了治疗沈醉的眼伤，戴笠特从国外请来了眼科专家为他手术。这使沈醉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他一方面觉得自己的双脚踏进了血污，另一方面又对戴笠的苦心栽培感恩戴德。最终，他还是决定提着脑袋跟着戴笠干。但他并不想为了事业牺牲爱情，幻想着他能改变莫耶的思想。
但让沈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提出要和莫耶结婚时，莫耶却动员他和她一起去延安。由于两人谁也无法说服谁，最后只好各走各的路。
不久，莫耶便随“抗敌救亡演剧五队”，去了延安，从此翻开了她人生新的一页。
在延安鲁艺学习期间，创作出《延安颂》
演剧第五队，是第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文艺团体，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观看了他们的演出，并热情地接见了他们。随后，队员们都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春，莫耶从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后，又到了延安鲁艺，先在戏剧系，后在文学系学习，江青当时是文学系的政治协理员。
延安“平等的人际关系，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积极进取的学习风尚”，深深地吸引着年仅20岁的莫耶，她“走路想跳，开口想唱”。由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的《延安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延安颂》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也传到了国统区、敌占区，大批革命青年就是高唱着这首歌奔赴了延安，加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
1938年冬，莫耶加入了鲁艺战地演出队，跟随第120师师长贺龙奔赴晋绥抗日前线。前线生活，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她先后写出了话剧《丰收》（与张可、刘肖芜共同创作）、《讨还血债》、《水灾》、《一万元》和《百团大战》，独幕剧《叛变之前》、《到八路军里去》，还有歌剧《荒村之夜》。剧社演出的服装，也多由她亲手缝制……
然而，1941年，莫耶发表在《西北文艺》上的小说《丽萍的烦恼》，引发了争议。9月，部队召开座谈会，批判了《丽萍的烦恼》的创作倾向。1943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由于她的家庭出身等问题以及这篇小说的原因，她又受到了严格的审查，迟迟难以过关。最后还是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为她说了话，她才得以过关。
爱情之花在战火中绽开
1944年春，莫耶被调到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工作，她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工作更加努力。她除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两个版面的编辑工作，还经常深入前线，采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
2004年6月，我们去看望方唯若老将军时，他回想起当年和莫耶在一起工作时的情景，他说：“莫耶真是个多面手，新闻、言论、诗歌、散文、戏剧样样都能写。哪里有需要，她就会冲向哪里去。有时，她为赶稿子，开了一整夜夜车，第二天仍会照常工作，照样和同志们一起开荒种地、背粮背炭。她还是一位纺线能手，她纺的线又细又匀，总是被评为特等品，被军区被服厂收去当‘洋线’供缝纫机使用……”
方唯若当时是《战斗报》的编辑科长。也是从上海来延安的，来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了，还曾参加过组织营救七君子的活动和许多抗日活动。也不知是巧合还是缘分，他的笔名叫“路耶”，与莫耶的名字中都有一个不太常用的“耶”字。
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志向、共同的事业，使方唯若和莫耶两个年轻人的心灵发生了碰撞，产生了爱情。可当时部队一般干部是不准结婚的，他们只好把爱藏心底。直到1948年秋，《战斗报》社由晋西北返回了陕北。这时，莫耶已经31岁了，方唯若也30岁了，他们才向组织提出了结婚申请。可是，由于方唯若根正苗红，是一位非常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干部，而莫耶却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也很复杂，他们的结婚申请交上去后，竟没人敢批，最后还是贺老总发了话：“莫耶是我们120师的大作家，她的情况我知道，批！”随即，就在他们的结婚申请上写了“同意”和“贺龙”四个字，这才成全了这对大龄青年的美满姻缘。
1950年，西北军区和第一野战军机关合并，随之两家的机关报《战斗报》与《人民军队》报合二为一，朱老总为新出刊的《人民军队》题写了报头，方唯若被任命为总编辑，莫耶被任命为副总编辑。
生命诚可贵，战友情更重
1951年冬天，《人民军队》的一位年轻记者在下部队采访时，部队刚完成了一次剿匪任务，领导从战利品中挑了一支小巧玲珑的手枪送给他。他回到军区大院时，已经是晚上9点。他抬头一看，见莫副总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就去向她汇报，也想让大家分享一下他得到了一支小手枪的喜悦。 那时，莫耶已怀了第三个孩子。当晚，她正和几位编辑在讨论稿子。年轻记者汇报完后，喜不自禁地拿出小手枪，一位同志还提醒他说：“里面有子弹没有？你可要小心一点。”他还满不在乎地说：“没事，这枪有保险，不会走火的。”不料他话音未落，就听“叭”的一声，手枪走火了。
子弹击中了莫耶的腹部。大家急忙用担架把她送进了医院。偏偏又赶上停电，无法手术。她只能挂着吊瓶躺在担架上等待手术。4个小时以后，电还没来。再不手术，她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医生只好决定点油汽灯为她手术。因为她失血太多，需要大量输血，军区政治部领导听说后，就立即动员大家献血。一下子来了60多人。她的命是保住了，但孩子却没能保住。
当她醒来时，天已大亮。她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许多人都围在她的床前，丈夫方唯若也在。她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孩子保住了没有？”
一个星期后，莫耶终于可以出院了。当她听说那个闯了祸的记者已被保卫部门抓了起来，立刻想到：不能因为这一次意外，就断送了这个年轻人的大好前程。我们党对犯了错误，但能知错就改的同志，也历来都是宽大为怀的。于是，她在与丈夫商量后，便向政治部党委和领导请求：千万不要追究那位年轻记者的刑事责任，希望能让他回报社继续工作。党委和领导反复研究后，终于同意了她的请求，只给了那个记者一个行政处分，又让他回报社继续工作了。
忍辱负重，夫妻携手度劫难
1955年，中央军委动员部队中的女同志到地方工作，莫耶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脱下了军装，转业到了《甘肃日报》任常务副总编辑。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莫耶因曾发表过一些批判官僚主义的稿件，而被划为右派，受到了被免职和行政降级的处分。但她的厄运远没结束。1965年“四清”时，她又被打成了“阶级异己分子”。
“文革”开始后，她先是被戴上了高帽子、挂上牌子，游街示众，最后又被定为“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关进牛棚。造反派勒令她交代她父亲的历史问题和与沈醉的关系。她说：“这些材料我早在进入鲁艺时，就全都交给江青了，你们可以找她调查。”
因为涉及到了江青，兰州军区不敢怠慢，立即派人到北京调查。他们先找了沈醉，沈醉说：“我和莫耶交往时，还不是军统人员，我和她当时只是朋友，没有婚姻关系。因为她思想激进就分手了。国共合作后，我曾给她去过信，但也没有接到过回信，以后就再没来往了。”他们拿着介绍信去找江青时，可在招待所里等了一个多月，只得到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复：“江青同志不知道此人！”最后，专案组觉得在她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身上也实在挖不出什么了，便匆匆地把她下放到甘肃礼县农场劳动改造。
其时，有上级领导曾劝方唯若与莫耶离婚，划清界限，但都被他坚决地拒绝了。他说：“我最了解莫耶，咋能叫离就离，落井下石！不用说是共产党员了，就是一般人也不应该这么做！”最终，他也被降级使用了。
“四人帮”被粉碎后，党组织为莫耶和方唯若平了反。1979年，年过花甲的莫耶当选为甘肃省文联副主席。
为夺回失去的时间，她夜以继日地伏案创作，相继写出了中篇小说《春归》和《青山夕照明》、短篇小说《走资派和牧羊娃》和电影剧本《战地火花》，并出版了自选集《生活的波澜》。
1981年莫耶被发现患有冠心病，先后3次住院，还报过病危，但她仍然不停地写着。
1986年5月7日凌晨，就在莫耶整理《枪林弹雨见英雄》这本她在战争年代的战地采访手记时，突然发病，与世长辞，享年69岁。
莫耶去世后，方唯若曾为爱妻写了一副挽联：“五十年岁月倥偬为斩关猛士摇旗一曲延安颂歌今犹酣；任凭它雨聚风疾怎失却眼底霞绮直到皓首凝霜死后已。”是对莫耶一生的高度概括。
张宁据《百年潮》赵仕枢、李敏杰、杜志昌/文
她就是《延安颂》的词作者莫耶……
莫耶，原名陈淑媛，1918年2月出生，福建安溪人。她的父亲陈铮是缅甸归侨，曾当过国民党军少将旅长。她自幼就聪明好学，早在读中学时，就有诗歌、散文、小说发表。1934年，她因父亲要娶姨太太，便在母亲和大哥的帮助下，离家出走，来到上海，在《女子月刊》当编辑……
和沈醉谈过恋爱的女作家
莫耶刚到上海时，便认识了一个名叫陈沧的年轻记者。这个陈沧就是沈醉。当时，沈醉的公开身份是湘光通讯社的记者，实际上是复兴社的联络员。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畅谈理想，不久，便双双坠入了爱河。
但莫耶和沈醉的恋情却遭到了沈母的极力反对。沈醉的父亲早逝，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沈母早年曾加入过清末著名的资产阶级文化团体南社，写得一手好诗词。按理说她应该喜欢莫耶才对。可她偏偏就是不喜欢。另外，戴笠也坚决不允许他们谈恋爱。戴笠时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他十分欣赏沈醉的才华，在他眼里，莫耶虽然出身党国军人家庭，但本人思想激进，同事、朋友也多是思想激进人士，故极不可靠。
莫耶和沈醉的感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波折后，因沈醉的受伤再度出现了转机。在一次行动中，沈醉从三楼摔下，左眼珠差点被一根竹竿挑了出来。莫耶得知情况后，立刻赶到医院，陪伴在他的身边。
同时，为了治疗沈醉的眼伤，戴笠特从国外请来了眼科专家为他手术。这使沈醉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他一方面觉得自己的双脚踏进了血污，另一方面又对戴笠的苦心栽培感恩戴德。最终，他还是决定提着脑袋跟着戴笠干。但他并不想为了事业牺牲爱情，幻想着他能改变莫耶的思想。
但让沈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提出要和莫耶结婚时，莫耶却动员他和她一起去延安。由于两人谁也无法说服谁，最后只好各走各的路。
不久，莫耶便随“抗敌救亡演剧五队”，去了延安，从此翻开了她人生新的一页。
在延安鲁艺学习期间，创作出《延安颂》
演剧第五队，是第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文艺团体，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观看了他们的演出，并热情地接见了他们。随后，队员们都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春，莫耶从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后，又到了延安鲁艺，先在戏剧系，后在文学系学习，江青当时是文学系的政治协理员。
延安“平等的人际关系，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积极进取的学习风尚”，深深地吸引着年仅20岁的莫耶，她“走路想跳，开口想唱”。由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的《延安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延安颂》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也传到了国统区、敌占区，大批革命青年就是高唱着这首歌奔赴了延安，加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
1938年冬，莫耶加入了鲁艺战地演出队，跟随第120师师长贺龙奔赴晋绥抗日前线。前线生活，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她先后写出了话剧《丰收》（与张可、刘肖芜共同创作）、《讨还血债》、《水灾》、《一万元》和《百团大战》，独幕剧《叛变之前》、《到八路军里去》，还有歌剧《荒村之夜》。剧社演出的服装，也多由她亲手缝制……
然而，1941年，莫耶发表在《西北文艺》上的小说《丽萍的烦恼》，引发了争议。9月，部队召开座谈会，批判了《丽萍的烦恼》的创作倾向。1943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由于她的家庭出身等问题以及这篇小说的原因，她又受到了严格的审查，迟迟难以过关。最后还是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为她说了话，她才得以过关。
爱情之花在战火中绽开
1944年春，莫耶被调到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工作，她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工作更加努力。她除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两个版面的编辑工作，还经常深入前线，采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
2004年6月，我们去看望方唯若老将军时，他回想起当年和莫耶在一起工作时的情景，他说：“莫耶真是个多面手，新闻、言论、诗歌、散文、戏剧样样都能写。哪里有需要，她就会冲向哪里去。有时，她为赶稿子，开了一整夜夜车，第二天仍会照常工作，照样和同志们一起开荒种地、背粮背炭。她还是一位纺线能手，她纺的线又细又匀，总是被评为特等品，被军区被服厂收去当‘洋线’供缝纫机使用……”
方唯若当时是《战斗报》的编辑科长。也是从上海来延安的，来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了，还曾参加过组织营救七君子的活动和许多抗日活动。也不知是巧合还是缘分，他的笔名叫“路耶”，与莫耶的名字中都有一个不太常用的“耶”字。
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志向、共同的事业，使方唯若和莫耶两个年轻人的心灵发生了碰撞，产生了爱情。可当时部队一般干部是不准结婚的，他们只好把爱藏心底。直到1948年秋，《战斗报》社由晋西北返回了陕北。这时，莫耶已经31岁了，方唯若也30岁了，他们才向组织提出了结婚申请。可是，由于方唯若根正苗红，是一位非常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干部，而莫耶却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也很复杂，他们的结婚申请交上去后，竟没人敢批，最后还是贺老总发了话：“莫耶是我们120师的大作家，她的情况我知道，批！”随即，就在他们的结婚申请上写了“同意”和“贺龙”四个字，这才成全了这对大龄青年的美满姻缘。
1950年，西北军区和第一野战军机关合并，随之两家的机关报《战斗报》与《人民军队》报合二为一，朱老总为新出刊的《人民军队》题写了报头，方唯若被任命为总编辑，莫耶被任命为副总编辑。
生命诚可贵，战友情更重
1951年冬天，《人民军队》的一位年轻记者在下部队采访时，部队刚完成了一次剿匪任务，领导从战利品中挑了一支小巧玲珑的手枪送给他。他回到军区大院时，已经是晚上9点。他抬头一看，见莫副总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就去向她汇报，也想让大家分享一下他得到了一支小手枪的喜悦。 那时，莫耶已怀了第三个孩子。当晚，她正和几位编辑在讨论稿子。年轻记者汇报完后，喜不自禁地拿出小手枪，一位同志还提醒他说：“里面有子弹没有？你可要小心一点。”他还满不在乎地说：“没事，这枪有保险，不会走火的。”不料他话音未落，就听“叭”的一声，手枪走火了。
子弹击中了莫耶的腹部。大家急忙用担架把她送进了医院。偏偏又赶上停电，无法手术。她只能挂着吊瓶躺在担架上等待手术。4个小时以后，电还没来。再不手术，她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医生只好决定点油汽灯为她手术。因为她失血太多，需要大量输血，军区政治部领导听说后，就立即动员大家献血。一下子来了60多人。她的命是保住了，但孩子却没能保住。
当她醒来时，天已大亮。她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许多人都围在她的床前，丈夫方唯若也在。她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孩子保住了没有？”
一个星期后，莫耶终于可以出院了。当她听说那个闯了祸的记者已被保卫部门抓了起来，立刻想到：不能因为这一次意外，就断送了这个年轻人的大好前程。我们党对犯了错误，但能知错就改的同志，也历来都是宽大为怀的。于是，她在与丈夫商量后，便向政治部党委和领导请求：千万不要追究那位年轻记者的刑事责任，希望能让他回报社继续工作。党委和领导反复研究后，终于同意了她的请求，只给了那个记者一个行政处分，又让他回报社继续工作了。
忍辱负重，夫妻携手度劫难
1955年，中央军委动员部队中的女同志到地方工作，莫耶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脱下了军装，转业到了《甘肃日报》任常务副总编辑。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莫耶因曾发表过一些批判官僚主义的稿件，而被划为右派，受到了被免职和行政降级的处分。但她的厄运远没结束。1965年“四清”时，她又被打成了“阶级异己分子”。
“文革”开始后，她先是被戴上了高帽子、挂上牌子，游街示众，最后又被定为“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关进牛棚。造反派勒令她交代她父亲的历史问题和与沈醉的关系。她说：“这些材料我早在进入鲁艺时，就全都交给江青了，你们可以找她调查。”
因为涉及到了江青，兰州军区不敢怠慢，立即派人到北京调查。他们先找了沈醉，沈醉说：“我和莫耶交往时，还不是军统人员，我和她当时只是朋友，没有婚姻关系。因为她思想激进就分手了。国共合作后，我曾给她去过信，但也没有接到过回信，以后就再没来往了。”他们拿着介绍信去找江青时，可在招待所里等了一个多月，只得到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复：“江青同志不知道此人！”最后，专案组觉得在她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身上也实在挖不出什么了，便匆匆地把她下放到甘肃礼县农场劳动改造。
其时，有上级领导曾劝方唯若与莫耶离婚，划清界限，但都被他坚决地拒绝了。他说：“我最了解莫耶，咋能叫离就离，落井下石！不用说是共产党员了，就是一般人也不应该这么做！”最终，他也被降级使用了。
“四人帮”被粉碎后，党组织为莫耶和方唯若平了反。1979年，年过花甲的莫耶当选为甘肃省文联副主席。
为夺回失去的时间，她夜以继日地伏案创作，相继写出了中篇小说《春归》和《青山夕照明》、短篇小说《走资派和牧羊娃》和电影剧本《战地火花》，并出版了自选集《生活的波澜》。
1981年莫耶被发现患有冠心病，先后3次住院，还报过病危，但她仍然不停地写着。
1986年5月7日凌晨，就在莫耶整理《枪林弹雨见英雄》这本她在战争年代的战地采访手记时，突然发病，与世长辞，享年69岁。
莫耶去世后，方唯若曾为爱妻写了一副挽联：“五十年岁月倥偬为斩关猛士摇旗一曲延安颂歌今犹酣；任凭它雨聚风疾怎失却眼底霞绮直到皓首凝霜死后已。”是对莫耶一生的高度概括。
张宁据《百年潮》赵仕枢、李敏杰、杜志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