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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三色》系列是一件让我感到很愉快的事。这段日子，遇上一些变动，心绪难免会有些许不定。在外面跑完回到住的地方，什么也不想干，连看新买的碟也提不起兴趣了。瞅它们愣半天，往往觉得还是老片子好，老片子贴心。
基耶斯洛夫斯基．一个朋友把他定义为小资入门型的必修导演，我们在MSN上交流这意见，我大笑，马上给过去一张怒脸，说你这人忘本。对方招架不住，赶紧换话题。
他曾经帮忙写过一些文章，都是投我所好的那种独立类型影片的影评。此人长于叙述，自己也写小说拍东西，因此交过来的东西分量很足——如果我要求一千字，那么给的定然是一千五百字，更甚则达到了一千七。而为了删掉那几百字，花的功夫几乎够我自己写上一篇。我们脾气还比较相投，可是一扯到工作上就开始疙疙瘩瘩。还记得有一次急用稿件，答应的却迟迟未来，夜里疯了一样打他电话，家里没人接，手机关掉了，当时的感觉是天塌下来。直到下半夜，邮箱里竟然跳出了我要的东西，于是原本想杀了他的愤怒转为大难不死的窃喜。此后向他邀稿终于越来越少了．除去一些客观因素，也包括心有余悸的阴影。
朋友当然继续做，两个人小心翼翼不敢揭疮疤。有时开起玩笑，我说，咱俩只要有一个能为对方多想一丁半点儿，合作得就会很成功。
然而非常不幸，我们在意的还是自身。私底下我觉得他是不安全的，他觉得我没有给够余地。
在读《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简称《基谈基》)一书时，看到导演说起创作《红》片想表达的一些想法，他说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人真正关心的是自己，即使在关注别人的时候，想到的还是自己，所以，他不确定人们去付出，是不是为了得到对自己更好的评价。
一个目的性的问题，一个太难缠的问题，我们很少敢于直视．宁肯绕开去，因为人绝然不愿意对峙“我有多么自私”这样的念头。而事情一旦同预想有了差池，就要从另～方找到缺陷和理由，很少反省是否自己索取太多。就像《白》中的多米尼克在法庭上表达对卡洛性无能的怨恨，《蓝》中的朱丽拼命想获悉死去的丈夫生前的一段私情，《红》里面的瓦伦丁穿着男朋友的T恤胡思乱想。
卡洛后来找机会报复了多米尼克；朱丽的丈夫确实爱上了别人，至死仍瞒着妻子，朱丽去找那个女人，这样做的结果．只是在悲恸中增加一颗遗忘的砝码罢了：瓦伦丁十有八九保不住前面一段恋情的，暴风雨引发的沉船事故就是暗示。每个人，这一生，似乎都在和生命中的完美做着没完没了的告别。脱不开自我的羁绊，注定了人最终可以得到的，不会很多。
但这也并非说，我们不怎么可爱的灵魂从根本上不可饶恕了。我在2004年看过最棒的一本书是和基耶斯洛夫斯基来自同一个国度(波兰)的诗人米沃什的自传《米沃什词典》，他有以下一段话：当我谈论自己所亲身经历的20世纪，我力图做到诚实：在这方面帮助我的，是我的过错，而不是我的美德。
这里能获得一种释然：过错比美德更为接近真实，那么和索取有关的自私，或许也比和付出有关的博爱要来得坦率。
《三色》里有同一个发生在街道上的场景，针对女主角们的不同性格、处境，设置了对号入座的反应。
(镜头)年老的妇女要把酒瓶扔到垃圾箱里去，艰难地试了很多次……
多米尼克看到了不为所动，轻蔑地笑——她是欲求不满愤懑在心的女人；朱丽完全心不在焉，也就没有看见——她是失去了依托之后无所事事的女人。两处都是只关注自己的表现，你甚至能感觉到导演此时藏在某个角落的微笑，他看见了一切。
所幸，在他去世前拍的最后一部片子里，基耶斯洛夫斯基毕竟给了我们一个不错的机会：让瓦伦丁走过去帮忙——她是依然有着热情和渴望的女人，在三人中也最为年轻。
自我和救赎之间，一直有条隐蔽的通道，关键在于能不能突破一己的世界。《红》以瓦伦丁和老法官的交往构成故事框架．表面上看来是善解人意的女孩为老人带去了挡在灰暗和死亡面前的亮色，她是绝对的施惠者，法官是受惠者。然而在将近结尾时、关于船票一节却透露出了另一个信息：受于人者其实也可以施于人。需要做的，只不过是迈出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