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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的实质是教师将教学目标立在前方，引导学生朝着目标行进。教学目标的准确定位是教学设计的首要工作，这个工作及定位之后的有效实施，需要依据文体特点的准确把握，依靠文本的准确解读。教学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学生“学以致用”。“致用”中极为重要的两条是读懂和表达。不同文体的教学对于这两条的要求不尽相同。
说明文的文体特点是解说事物事理。这一文体的教学侧重于表达，因为作者写作时总是力求明白地把事物或事理解说清楚，不给读者带来理解困难。表达的主要难处在于“这个事物是怎么样”不了解或不够了解，“为什么是这么样”的成因或原理不清楚或不够清楚。因此，说明文教学目标的定位，应着重有助于学生认识事物求索事理，而不是把大量时间花费在词句含义的索解、说明方法和顺序的辨认、语言平实或生动的品析等上面。具体做法，之一，教学了一篇说明文，找一个难度比较接近的实物，帮助学生观察，了解它的形状、结构、功能及原理，其间学生会产生一个个疑问，特别是一些涉及专业知识的问题，要给以帮助解决，然后叫学生口说或动笔。之前和之后做一些解说方法的提示和评说。
诗侧重于读懂。首先是读懂词句含义，随后感性认识(如有条件则理性认识)诗的文体特点：情感、高度形象和高度概括。抒情是诗的生命。形象指形象思维、形象的语言和形象化表达。诗最讲凝练，用最节省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内容，所以要求高度概括。其它文学作品也讲形象和概括，但诗要求更高。直抒胸臆诗和借景抒情诗，自不必说，就像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全篇采用议论的表达方式，看似表达哲理，底蕴仍在抒情，抒发诗人对于人生真挚而炽烈的热爱之情，只是更为深沉而被包裹起来罢了，它的基点同样是“以情动人”，不是“以理服人”，读完这首诗，我们被情感动，不是被理说服。要预计学生难解及忽略之处，这首诗的词句其他地方容易懂，难点在于“生活”，它的丰富内涵学生很容易忽略，结果似懂非懂，不懂以为懂。跟不曾学这首诗差不多，没有实质性进步，从而失去一次提高阅读进而欣赏诗歌能力的机会。“生活”在这首诗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它体现了诗歌高度形象和高度概括的特点。这首诗其它词语或许可以更换，这个词语纹丝不能动，否则就不是一流的诗，甚至不够资格称作诗。试找两个最接近的词语：“有人”、“现实”，作一番比较。“假如有人欺骗了你”，这不是形象化表达，在小说散文戏剧等体裁中，可以出现这种句子，但在诗中不允许。概括高度也不够，“有人”尽管也是一种概括，包括各种各样的人，如同学、朋友、老师，父母、路人、坏人，但自己被排除在外。自己的眼睛、耳朵、理解、想像，也会“欺骗了你”。王家新《在山的那边》一诗中，妈妈所说“山那边是海”，指一座座山那边是海，“我”却理解为爬上眼前这座山就能看见海，结果万分沮丧，这是自己的理解“欺骗了你”。想象中的未来是美好的，前途顺顺当当，殊不料跌跌撞撞，头破血流，流放坐牢，差点杀头，这是想象“欺骗了你”。“假如现实欺骗了你”。虽然属于形象表达，概括程度也不低，概括了种种客观存在或合于客观情况的，但不及“生活”还包括主观。可以这么说，“生活”涵盖了一个人所有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实际教学中视学生实际和课堂实际而定，如果拓展和深化时机成熟。不妨更上一层楼，告诉学生这样一个“绝妙好词”。作者居然(仿佛)漫不经心，顺手拈来，毫无斧凿痕迹。比较“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不难分出高下。写诗固然要炼字，但最好的诗不仅落字合适。并且读来舒服，与立意氛围韵味气势相协调，不留下刻意雕琢的痕迹。更深人静回到寺院，回到自己家里，谁都先是推，不开才敲门。用“敲”反而泄露了有过反复斟酌刻意追求的秘密。不如“推”字自然顺畅得多。佛家主张清静。自己清静，让别人也清静，敲门会烦扰别人，破坏别人清静。用“敲”据说是为了求得动静映衬的表达效果。这只想到平面的：心外的动与静。动与静更是立体的：心内的动与静，心外的动与静，心内的动与心外的静，心内的静与心外的动，无论心内心外该静则静该动则动。不可为了追求平面的心外的动静搭配而妨碍立体的心内心外的动静融洽。以寺庙为题材，却不关注佛理，千斧万凿恐怕也难免吃力不讨好。如此拓展一下，费时不多，学生可能从初级的读懂到中级的欣赏，获得一次飞跃，领悟为什么叫作天才诗人普希金，初步打下高级的鉴赏的底子。
小说也侧重于读懂。读懂什么?可看这种文体的创作目的。任何事情的首要问题都是认识问题，作者写小说，是要把他在生活中获得的深刻认识传递给读者，希望读者领会，这认识体现在作品中就是主题。因此，小说教学应以读懂主题为教学目标，使学生提高认识，正确而深刻地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认识世界。这也是小说的文体特点。按理说，既然作者要达到传递目的，主题应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很多时候，读者颇费力气，甚而绞尽脑汁也未必挖准。《红楼梦》研究逾世纪，对于它的主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揭示了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一个贵族大家庭由兴而盛而衰，又一家由兴而盛而衰。循环更替，历经千载，每个朝代都如此，这种现象历代有识之士都见而有感：“簪缨之家，五世而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曹雪芹卓越之处在于深究并洞察到根源：大家族成员的糜烂腐朽所致。进而找到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封建大家族是封建王朝统治的基础，基础朽坏陷落，大厦轰然倒塌。但他的认识也限于此，不可能预见到会有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无数个大家族败落了，并没有导致封建社会的灭亡，凭什么说曹雪芹所处时代的某些大家族败落了，会出现格外?他根据什么特殊的迹象做出这样的预见?如果说他能够预见到，那么陶渊明比他早得多，一千多年前就勾画了理想社会桃花源。
除了以历史眼光考察时代揆度作者认识程度，要读准主题还应注意创作原则和作者风格。对于鲁迅散文《风筝》的主题，有好几种见解：一、表现亲情；二、自我解剖；三、揭露丑陋的精神虐杀；四、多元。试逐一讨论。作品的主题与对它的表现——结构、情节、语言等要协调一致，这是一条创作原则。这篇作品的语言，“悲哀”，这里是一种无以复加的悲哀；“虐杀”，别的“杀”消灭肉体，“虐杀”还蔑视生命凌辱灵魂；“四面”，意义双关。明写气候寒冷范围广大，实指整个社会无处不在。用词分量如此沉重，以表现“亲情”，显然小题大做。再说第二种。鲁迅说，我无情地解剖别人，也无情地解剖自己。解剖别人是为了解剖社会，解剖自己呢?“我”跟别人一样都是社会成员。在“我”眼里张三李四是第二第三人称，张三李四眼里“我”也是第二第三人称。人称不过是表现主题的方式，方式不能做主题。卢梭的忏悔，巴金的自省，检讨自己都是为了警示世人。第三种。“我”这当大哥的凭什么可以对小弟弟进行精神虐杀?不是凭力气大身份高，而是凭自认为是正确的。是为弟弟着想，希望他有“出息”。仅仅凭“我”自认为正确还不够，如果长辈、族长及整个社会认为“我”是错误的，要谴责甚至教训“我”以大欺小，倚强凌弱，那么，“我”是不会这样做的。不难看出，正是整个社会都把这种谬误和丑陋当作了真理和宝贝，不曾意识到，犹如四面冰骨死冷了还感觉不到寒冷，这就是麻木。鲁迅好多作品就是这样从不同角度通过各种麻术的表现揭示国民的麻术重症，目的都是为了唤醒和疗救。“多元”的说法，只要记得“形散神不散”就明白了，“神不散”即主题必须明确而集中，何况鲁迅作品，是匕首是投枪，力量聚集一个尖点，比攥紧的拳头力量更集中。五根指头晾开，朝五个目标打去，有什么力道?个个目标都有足够的力道是做不到的，因为主题是作者的深刻认识，是新颖的、独到的，在才俊如云的作家群、文艺家群、思想家群里，比人家有见于前，见识得更深邃，或另辟表现角度，有一个这样的认识或角度已经汗吱吱响，足够一篇作品给以表现了，有力的表现出来作者也够满意了。有人认为一篇作品的主题可以见仁见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读者理解与作者本意很可能出现差异，“形象大于思想”。“语言具有模糊性”，但应该尊重原创，作者大脑里哈姆莱特画像只“这一”幅，作者递过来的是篮球。不能因为读者眼花看做足球排球甚至乒乓球羽毛球。就变成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了。
还有几种文体，教学目标的定位、文体特点的确认及文本解读的着眼。可比照上述四种。
说明文的文体特点是解说事物事理。这一文体的教学侧重于表达，因为作者写作时总是力求明白地把事物或事理解说清楚，不给读者带来理解困难。表达的主要难处在于“这个事物是怎么样”不了解或不够了解，“为什么是这么样”的成因或原理不清楚或不够清楚。因此，说明文教学目标的定位，应着重有助于学生认识事物求索事理，而不是把大量时间花费在词句含义的索解、说明方法和顺序的辨认、语言平实或生动的品析等上面。具体做法，之一，教学了一篇说明文，找一个难度比较接近的实物，帮助学生观察，了解它的形状、结构、功能及原理，其间学生会产生一个个疑问，特别是一些涉及专业知识的问题，要给以帮助解决，然后叫学生口说或动笔。之前和之后做一些解说方法的提示和评说。
诗侧重于读懂。首先是读懂词句含义，随后感性认识(如有条件则理性认识)诗的文体特点：情感、高度形象和高度概括。抒情是诗的生命。形象指形象思维、形象的语言和形象化表达。诗最讲凝练，用最节省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内容，所以要求高度概括。其它文学作品也讲形象和概括，但诗要求更高。直抒胸臆诗和借景抒情诗，自不必说，就像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全篇采用议论的表达方式，看似表达哲理，底蕴仍在抒情，抒发诗人对于人生真挚而炽烈的热爱之情，只是更为深沉而被包裹起来罢了，它的基点同样是“以情动人”，不是“以理服人”，读完这首诗，我们被情感动，不是被理说服。要预计学生难解及忽略之处，这首诗的词句其他地方容易懂，难点在于“生活”，它的丰富内涵学生很容易忽略，结果似懂非懂，不懂以为懂。跟不曾学这首诗差不多，没有实质性进步，从而失去一次提高阅读进而欣赏诗歌能力的机会。“生活”在这首诗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它体现了诗歌高度形象和高度概括的特点。这首诗其它词语或许可以更换，这个词语纹丝不能动，否则就不是一流的诗，甚至不够资格称作诗。试找两个最接近的词语：“有人”、“现实”，作一番比较。“假如有人欺骗了你”，这不是形象化表达，在小说散文戏剧等体裁中，可以出现这种句子，但在诗中不允许。概括高度也不够，“有人”尽管也是一种概括，包括各种各样的人，如同学、朋友、老师，父母、路人、坏人，但自己被排除在外。自己的眼睛、耳朵、理解、想像，也会“欺骗了你”。王家新《在山的那边》一诗中，妈妈所说“山那边是海”，指一座座山那边是海，“我”却理解为爬上眼前这座山就能看见海，结果万分沮丧，这是自己的理解“欺骗了你”。想象中的未来是美好的，前途顺顺当当，殊不料跌跌撞撞，头破血流，流放坐牢，差点杀头，这是想象“欺骗了你”。“假如现实欺骗了你”。虽然属于形象表达，概括程度也不低，概括了种种客观存在或合于客观情况的，但不及“生活”还包括主观。可以这么说，“生活”涵盖了一个人所有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实际教学中视学生实际和课堂实际而定，如果拓展和深化时机成熟。不妨更上一层楼，告诉学生这样一个“绝妙好词”。作者居然(仿佛)漫不经心，顺手拈来，毫无斧凿痕迹。比较“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不难分出高下。写诗固然要炼字，但最好的诗不仅落字合适。并且读来舒服，与立意氛围韵味气势相协调，不留下刻意雕琢的痕迹。更深人静回到寺院，回到自己家里，谁都先是推，不开才敲门。用“敲”反而泄露了有过反复斟酌刻意追求的秘密。不如“推”字自然顺畅得多。佛家主张清静。自己清静，让别人也清静，敲门会烦扰别人，破坏别人清静。用“敲”据说是为了求得动静映衬的表达效果。这只想到平面的：心外的动与静。动与静更是立体的：心内的动与静，心外的动与静，心内的动与心外的静，心内的静与心外的动，无论心内心外该静则静该动则动。不可为了追求平面的心外的动静搭配而妨碍立体的心内心外的动静融洽。以寺庙为题材，却不关注佛理，千斧万凿恐怕也难免吃力不讨好。如此拓展一下，费时不多，学生可能从初级的读懂到中级的欣赏，获得一次飞跃，领悟为什么叫作天才诗人普希金，初步打下高级的鉴赏的底子。
小说也侧重于读懂。读懂什么?可看这种文体的创作目的。任何事情的首要问题都是认识问题，作者写小说，是要把他在生活中获得的深刻认识传递给读者，希望读者领会，这认识体现在作品中就是主题。因此，小说教学应以读懂主题为教学目标，使学生提高认识，正确而深刻地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认识世界。这也是小说的文体特点。按理说，既然作者要达到传递目的，主题应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很多时候，读者颇费力气，甚而绞尽脑汁也未必挖准。《红楼梦》研究逾世纪，对于它的主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揭示了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一个贵族大家庭由兴而盛而衰，又一家由兴而盛而衰。循环更替，历经千载，每个朝代都如此，这种现象历代有识之士都见而有感：“簪缨之家，五世而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曹雪芹卓越之处在于深究并洞察到根源：大家族成员的糜烂腐朽所致。进而找到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封建大家族是封建王朝统治的基础，基础朽坏陷落，大厦轰然倒塌。但他的认识也限于此，不可能预见到会有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无数个大家族败落了，并没有导致封建社会的灭亡，凭什么说曹雪芹所处时代的某些大家族败落了，会出现格外?他根据什么特殊的迹象做出这样的预见?如果说他能够预见到，那么陶渊明比他早得多，一千多年前就勾画了理想社会桃花源。
除了以历史眼光考察时代揆度作者认识程度，要读准主题还应注意创作原则和作者风格。对于鲁迅散文《风筝》的主题，有好几种见解：一、表现亲情；二、自我解剖；三、揭露丑陋的精神虐杀；四、多元。试逐一讨论。作品的主题与对它的表现——结构、情节、语言等要协调一致，这是一条创作原则。这篇作品的语言，“悲哀”，这里是一种无以复加的悲哀；“虐杀”，别的“杀”消灭肉体，“虐杀”还蔑视生命凌辱灵魂；“四面”，意义双关。明写气候寒冷范围广大，实指整个社会无处不在。用词分量如此沉重，以表现“亲情”，显然小题大做。再说第二种。鲁迅说，我无情地解剖别人，也无情地解剖自己。解剖别人是为了解剖社会，解剖自己呢?“我”跟别人一样都是社会成员。在“我”眼里张三李四是第二第三人称，张三李四眼里“我”也是第二第三人称。人称不过是表现主题的方式，方式不能做主题。卢梭的忏悔，巴金的自省，检讨自己都是为了警示世人。第三种。“我”这当大哥的凭什么可以对小弟弟进行精神虐杀?不是凭力气大身份高，而是凭自认为是正确的。是为弟弟着想，希望他有“出息”。仅仅凭“我”自认为正确还不够，如果长辈、族长及整个社会认为“我”是错误的，要谴责甚至教训“我”以大欺小，倚强凌弱，那么，“我”是不会这样做的。不难看出，正是整个社会都把这种谬误和丑陋当作了真理和宝贝，不曾意识到，犹如四面冰骨死冷了还感觉不到寒冷，这就是麻木。鲁迅好多作品就是这样从不同角度通过各种麻术的表现揭示国民的麻术重症，目的都是为了唤醒和疗救。“多元”的说法，只要记得“形散神不散”就明白了，“神不散”即主题必须明确而集中，何况鲁迅作品，是匕首是投枪，力量聚集一个尖点，比攥紧的拳头力量更集中。五根指头晾开，朝五个目标打去，有什么力道?个个目标都有足够的力道是做不到的，因为主题是作者的深刻认识，是新颖的、独到的，在才俊如云的作家群、文艺家群、思想家群里，比人家有见于前，见识得更深邃，或另辟表现角度，有一个这样的认识或角度已经汗吱吱响，足够一篇作品给以表现了，有力的表现出来作者也够满意了。有人认为一篇作品的主题可以见仁见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读者理解与作者本意很可能出现差异，“形象大于思想”。“语言具有模糊性”，但应该尊重原创，作者大脑里哈姆莱特画像只“这一”幅，作者递过来的是篮球。不能因为读者眼花看做足球排球甚至乒乓球羽毛球。就变成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了。
还有几种文体，教学目标的定位、文体特点的确认及文本解读的着眼。可比照上述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