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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着力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是当前改革呼声最强烈、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也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任务之一。研究部分发达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如何处理收入差距问题，梳理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要点，对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出现的收入差距问题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一、部分发达国家不同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及调节政策
（一）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
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加强，同时社会保障制度普遍建立，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开始全面、系统地介入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1、美国的“大压缩”政策
“大压缩”政策是指美国政府主导的旨在缩小国民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实施与美国大萧条的经济历史时期刚好重叠，使美国从上世纪20年代严重两极分化的国家变成一个收入相对平等的国家。到上世纪50年代，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自1929年以来大体上翻了一番，大多数家庭不仅提高了收入，生活也更有保障。
2、日本的宪政转轨和土地制度改革
在战后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中，日本政府对特殊利益集团的掠夺进行了有效控制。在宪政转轨过程中，解散财阀导致了财阀家族成员对企业控制的终结，企业股权社会化，股东分红也在相当程度上被抑制，管理者的收入大幅度降低；劳动立法以及工会的成立使一般从业人员与企业抗衡的能力大大增强，工资不断获得提高。1946年至1947年推行土地改革，日本三分之一的可耕地得以重新分配，这使农村地区实现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成为可能。
3、建立保障工资提升的机制和法律
发达国家建立了相对成熟的机制保障工资水平能够随着经济发展的提高而提高，其中，最为关键的机制是工资集体谈判和推出相关的劳资关系法律。1935年，美国颁布《国家劳资关系法》，确立了工会集体谈判的地位，削弱并限制了雇主权力。1938年，美国第一个《公平劳动标准法》生效。从1935年到1945年，由于保护劳工利益的这些制度，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工资差距缩小的时代。1966年，美国国会再次修订了《公平劳工标准法》，在最低工资从1.25美元提高到1.40美元后，又提高到1.60美元。在联邦德国，1967年联邦议会制订了《促进经济增长法》和《工资协议法》。法律规定实行“交响乐队”原则，由政府、工会、行业协会三方协商每年工资增长幅度。
4、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1935年，美国国会颁布了著名的《社会保障法案》，这是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由联邦政府承担义务以解决社会老年和失业问题为主的社会保障立法。在政府法规的推动下，各类雇主向员工提供各种新型的福利，如医疗保险和退休金计划。日本在这个时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到上世纪60年代，实现了“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社会保障走向制度化。
5、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
日本税制结构以直接税为主体，所得税和法人税为核心税种，税负较轻，强调中央财政作用，兼顾地方利益。据资料显示，经过国税对地方的再分配后，中央与地方所拥有的税收比重从收入下拨和上缴前的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改变为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中央财政通过行使转移支付职能，平衡了地区差异造成的分配差距，也使中央财政能够全面掌握地方财政，对地方实施一定的监督和控制。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还重视利用税收制度调节由于财产继承、赠与造成的收入差距。日本制定了相关的财产继承赠与税收制度，税制规定以继承、赠与等方式取得财产适用10—75%的累进制税率，这很好地起到了资产再分配的作用。
6、加大中央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和平衡力度
在美国，为了保证不同地区之间义务教育的公平性，联邦和州政府逐渐加大了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州政府实行了不同学区的差别拨款补助方式。长期以来，美国义务教育一直是各州和地方政府的事情，中央政府从不直接拨款给各个学校，只是以资助、奖学金等方式参与。多年来，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支出不断加大。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公立中小学教育投资的比例以1940年为分界点，此前，分别是0.4%和16.9%，之后猛升到1.8 %和30.3%。此后这一比例不断攀升，到1980年，联邦政府的投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点9.8%，州政府达到46.8%。
（二）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开始呈现出扩大趋势。在1973—1995 年的20 多年中，最富有的20%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73 年的41.0 %上升到1995 年的48.7 %。日本的基尼系数虽然也有所上升，从1968年的0.34上升到1990年的0.372，但仍然在合理的范围内。此时期在收入分配差距调整方面主要采取如下举措：
1、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随着经济的增长，美国政府不断调高最低工资标准。进入上世纪7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根据当时的通货膨胀率以及经济增长率，连续对《公平劳工标准法》修订了两次，最低工资标准从1946年的每小时70美分，持续提高到1980年的3.10美元，增长了4.5倍之多。在联邦德国，就业人员平均月工资收入也得到持续提高，1950年为243马克，1960年为512马克，1970年为1148马克，1980年达到2525马克，前30年共增长3倍，平均每10年增长1倍。
2、数次推进所得税改革
在1982—1987年期间，包括《1986年税收改革法》在内，美国所得税经历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广泛的改革过程，主要内容是扩大税基和对传统税制进行改革。1980年个人最高边际税率是70%，10年后削减到低于35%。中等收入纳税人的边际税率削减了三分之一，数百万低收入者不再支付任何个人所得税。
3、积极采取反贫困调节措施
1993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受援区和受援社区法案》。联邦对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补助不断增加，据美国行政管理预算局估计，1997年联邦财政补贴达到2752亿美元，占联邦支出的比重达到16.3%，占GDP的比重达到3.5%。
4、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及覆盖面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迎来了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以失业、老年为重点到着力解决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以及以低收入年轻母亲和抚养未成年子女为重点的家庭福利，从单纯救济福利趋向工作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在调整富裕阶层、中产阶层、低收入和贫困阶层间的关系，缓和贫困现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5、大力培育社会中产阶级
在美国，构成中产阶级家庭的除小部分中层管理人员外，绝大部分是政府雇员。政府雇员的数量从1950 年的600万上升到2006年的2100万人，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比重由9.5 %上升到14 %。政府雇员的收入高于在私人经济部门就业工人收入大约20—30%。在日本，1955年进行的社会分层和流动调查结果显示，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出现了高学历化、职业构成白领化的趋势，人们都向更高的社会阶层移动，庞大的中产阶层逐渐形成。1955年日本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42%，1975年达到76%，上世纪80年代达到最高水平81.8%。
（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428上升到2000年的0.46。日本则陷入经济长周期衰退之中，但社会分配并未呈现出差距拉大的问题。在这个阶段，发达国家在收入分配差距调整方面主要举措有：
1、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弥补通胀对实际收入的影响
美国政府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弥补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的实际最低工资的下降。最低工资制定的标准是，保证工资、劳动所得税抵免和食品券三者相加足以使一人就业的4口之家摆脱贫困。全国最低小时工资于1996年10月1日从4.25美元提高到4.75美元，1997年9月1日则又提高到5.15 美元。提高最低工资对处于收入分配末端的人群受益较大。
2、加大对富人征税、对中低收入者减税等税收调节力度
为减少财政赤字，美国主张对富人征税进行再分配，主要针对全国1.3%的最富有阶层的纳税者以及2700家高利润公司，而对4000万中低收入者和90%的小企业减税，贫困家庭还可以免税。小布什政府提出减税的刺激经济计划，取消股息税，扩大失业保险，加快削减所得税。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通过减税、付现、实物转移支付等方式来增加家庭收入，这些支付涉及到了美国95%的劳动家庭，同时实施累进税以平衡收入分配。
3、通过财政措施积极平衡区域差距
2000年，日本政府出台了《针对山区、半山区地区等的直接支付制度》，对该地区的农户进行直接收入支付补贴，目的是补贴该地区和平原地区生产成本之间的差异，享受补贴的对象可以是农户，也可以是农民合作组织。为了缩小原东西德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德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援助措施，每年把国内生产总值3%用于东部的建设，同时还运用平衡财政来进行反贫困。纵向财政平衡包括联邦对州和州对地方这两个层次。横向财政平衡是指各州之间实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即财力强的州拿出部分税收收入“捐给”财力弱的州，这种形式的转移支付是德国所特有的，保证了全国范围内提供大体均衡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4、加强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
美国克林顿总统把加强社会保障作为第二届任期的首要目标，在不提高工资税税率的情况下确立“首先挽救社会保障”的目标；提出股票投资在实现该目标中的作用。2003年，小布什政府建立药品保险并将其纳入医疗保险体系之内，把很多高收入的老年人推向私人保险市场。2010年，奥巴马总统推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让超过3100万目前尚未获保的美国人拥有医疗保险，将使全美医保覆盖率从85%上升到95%左右。
5、发挥社会慈善事业调节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
完善的遗产税和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刺激着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一方面，美国的遗产税、赠予税以高额累进著称，当遗产在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而且遗产受益人还必须先缴纳遗产税，后继承遗产。另一方面，建立基金会或捐助善款则可以获得税收减免。美国大部分慈善组织属于国税局501（C）（3）条款规定的机构，它们享有法律规定的限额扣除税收的待遇，具体包括：免税、所得税豁免、捐赠减税。
二、对当前调整收入分配差距的几点改革建议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对调节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提出几点思考：
（一）推进强国到富民转型，重新合理切分国民收入蛋糕
“十二五”时期，促进发展方式转型，也包括从强国到富民的战略转型，主要措施是提高收入分配率即两个收入的比重①。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行列，但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居民收入的增幅赶不上GDP的增速。从坚持以人为本的初衷出发，当前在强国的基础上，要着力实现富民的目标。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率普遍在54—65%之间，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在1996—2009年间下降10个百分点，政府收入占比明显偏高。同时，权利和资本参与分配的收益畸高，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愈发明显，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为此，“十二五”必须对国民收入蛋糕进行重新合理切分，争取通过“十二五”努力，使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由43%恢复到50%以上，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由47%提高到52%以上。
（二）着力完善二次分配的财税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全国统筹，提高养老金增值收益
通过调节二次收入分配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向就业者征税和通过社会保险系统向就业者收费（首先是养老保险费），其所得款项通过许多项目（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病假工资、劳动促进、公务员退休金、有子女家庭补贴、社会救济、住房补贴等），由国家转移支付给各个群体。作为低收入群体的非就业人员家庭和失业人员家庭，从国家得到的转移支付远远多于向国家缴纳的税、费，他们是二次收入分配的“得益者”。目前，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同时尽快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并通过资本市场提高养老金增值收益。
（三）加快推进社会捐赠制度改革，发挥慈善事业三次分配的作用
三次分配是在市场经济中进行又一种调节收入与财富的方式。我国应当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有关经验，建立、发展和完善以各种慈善组织为主体，以慈善捐赠、自愿资助和志愿者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第三次分配体系。据统计数据，除汶川地震等特大救灾捐款外，我国平常年份的慈善捐赠只占GDP的0.1%，占财政收入的0.5%，慈善事业远未发挥第三次分配的功能。为构建第三次分配体系，要努力营造发展现代慈善事业的文化观念基础，但更要用税制等市场机制方式鼓励富人捐赠，而不是主要依靠普通百姓来支撑慈善事业。
（四）推动工会制度改革
工会制度的改革有助于实现工资集体谈判，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使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得到协调，使劳资矛盾得到系统的协调。进一步发展和发挥工会的作用，促使工会成为协调劳动关系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枢纽型组织”。
（五）推动收入调节的税制改革
建立健全包括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作用的税收体系和征管制度等在内的税收制度。除健全的个人所得税、消费税与财产税之外，还需开征遗产税、赠予税和社会保障税。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十二五”期间，使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投入（未含保障房）比重由11.12%提升到16.36%。
（六）发挥社会事业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由于教育、医疗等支出占我国家庭支出的较大比重，提供均等化的免费的基本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其效果等同提高了中低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则主要由县及县以下的政府承担，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这种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义务教育经费的做法不能保证全国所有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享受到同等的待遇。为了保证我国义务教育的公平性，特别是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2015年在全国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目前的关键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70 %左右，其中中央负担30%，省级负担40%。中央经费部分要实行地区差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七）促进社会公平竞争，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相关研究表明，1990年代之前，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对整体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但到2002年，行业间不平等已经成为导致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第二重要因素（仅次于地区差距）。而行业收入差距的拉大主要是由一些具有国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引起的。缩小行业收入差距，要增加对农业政策补贴力度，对相关的弱势行业进行财政补贴；同时，通过立法抑制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行业，促进行业间的自由竞争。要更加积极推进非公经济的发展，加快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大力推动民间资本进入传统上只有国有资本进入的行业，促进这些行业内部的有效竞争，有效抑制行业垄断带来的行业间收入差距问题。
（八）积极缩小居民资产收入差距
工资性收入差距是居民收入差距的一部分，资产性收入差距大是我国收入差距的又一个问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以后，资产性收入可能会成为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方面。这有制度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有个人知识差距的结果。当前，在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集体土地资产的收益愈加明显，要避免传统城市化道路采取的土地国有化单一方式，在农民转市民过程中让更多的进城农民拥有土地资产收益。同时，加快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的改革，健全资本市场，让更多的普通百姓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分享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
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一、部分发达国家不同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及调节政策
（一）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
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加强，同时社会保障制度普遍建立，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开始全面、系统地介入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1、美国的“大压缩”政策
“大压缩”政策是指美国政府主导的旨在缩小国民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实施与美国大萧条的经济历史时期刚好重叠，使美国从上世纪20年代严重两极分化的国家变成一个收入相对平等的国家。到上世纪50年代，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自1929年以来大体上翻了一番，大多数家庭不仅提高了收入，生活也更有保障。
2、日本的宪政转轨和土地制度改革
在战后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中，日本政府对特殊利益集团的掠夺进行了有效控制。在宪政转轨过程中，解散财阀导致了财阀家族成员对企业控制的终结，企业股权社会化，股东分红也在相当程度上被抑制，管理者的收入大幅度降低；劳动立法以及工会的成立使一般从业人员与企业抗衡的能力大大增强，工资不断获得提高。1946年至1947年推行土地改革，日本三分之一的可耕地得以重新分配，这使农村地区实现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成为可能。
3、建立保障工资提升的机制和法律
发达国家建立了相对成熟的机制保障工资水平能够随着经济发展的提高而提高，其中，最为关键的机制是工资集体谈判和推出相关的劳资关系法律。1935年，美国颁布《国家劳资关系法》，确立了工会集体谈判的地位，削弱并限制了雇主权力。1938年，美国第一个《公平劳动标准法》生效。从1935年到1945年，由于保护劳工利益的这些制度，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工资差距缩小的时代。1966年，美国国会再次修订了《公平劳工标准法》，在最低工资从1.25美元提高到1.40美元后，又提高到1.60美元。在联邦德国，1967年联邦议会制订了《促进经济增长法》和《工资协议法》。法律规定实行“交响乐队”原则，由政府、工会、行业协会三方协商每年工资增长幅度。
4、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1935年，美国国会颁布了著名的《社会保障法案》，这是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由联邦政府承担义务以解决社会老年和失业问题为主的社会保障立法。在政府法规的推动下，各类雇主向员工提供各种新型的福利，如医疗保险和退休金计划。日本在这个时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到上世纪60年代，实现了“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社会保障走向制度化。
5、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
日本税制结构以直接税为主体，所得税和法人税为核心税种，税负较轻，强调中央财政作用，兼顾地方利益。据资料显示，经过国税对地方的再分配后，中央与地方所拥有的税收比重从收入下拨和上缴前的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改变为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中央财政通过行使转移支付职能，平衡了地区差异造成的分配差距，也使中央财政能够全面掌握地方财政，对地方实施一定的监督和控制。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还重视利用税收制度调节由于财产继承、赠与造成的收入差距。日本制定了相关的财产继承赠与税收制度，税制规定以继承、赠与等方式取得财产适用10—75%的累进制税率，这很好地起到了资产再分配的作用。
6、加大中央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和平衡力度
在美国，为了保证不同地区之间义务教育的公平性，联邦和州政府逐渐加大了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州政府实行了不同学区的差别拨款补助方式。长期以来，美国义务教育一直是各州和地方政府的事情，中央政府从不直接拨款给各个学校，只是以资助、奖学金等方式参与。多年来，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支出不断加大。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公立中小学教育投资的比例以1940年为分界点，此前，分别是0.4%和16.9%，之后猛升到1.8 %和30.3%。此后这一比例不断攀升，到1980年，联邦政府的投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点9.8%，州政府达到46.8%。
（二）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开始呈现出扩大趋势。在1973—1995 年的20 多年中，最富有的20%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73 年的41.0 %上升到1995 年的48.7 %。日本的基尼系数虽然也有所上升，从1968年的0.34上升到1990年的0.372，但仍然在合理的范围内。此时期在收入分配差距调整方面主要采取如下举措：
1、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随着经济的增长，美国政府不断调高最低工资标准。进入上世纪7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根据当时的通货膨胀率以及经济增长率，连续对《公平劳工标准法》修订了两次，最低工资标准从1946年的每小时70美分，持续提高到1980年的3.10美元，增长了4.5倍之多。在联邦德国，就业人员平均月工资收入也得到持续提高，1950年为243马克，1960年为512马克，1970年为1148马克，1980年达到2525马克，前30年共增长3倍，平均每10年增长1倍。
2、数次推进所得税改革
在1982—1987年期间，包括《1986年税收改革法》在内，美国所得税经历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广泛的改革过程，主要内容是扩大税基和对传统税制进行改革。1980年个人最高边际税率是70%，10年后削减到低于35%。中等收入纳税人的边际税率削减了三分之一，数百万低收入者不再支付任何个人所得税。
3、积极采取反贫困调节措施
1993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受援区和受援社区法案》。联邦对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补助不断增加，据美国行政管理预算局估计，1997年联邦财政补贴达到2752亿美元，占联邦支出的比重达到16.3%，占GDP的比重达到3.5%。
4、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及覆盖面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迎来了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以失业、老年为重点到着力解决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以及以低收入年轻母亲和抚养未成年子女为重点的家庭福利，从单纯救济福利趋向工作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在调整富裕阶层、中产阶层、低收入和贫困阶层间的关系，缓和贫困现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5、大力培育社会中产阶级
在美国，构成中产阶级家庭的除小部分中层管理人员外，绝大部分是政府雇员。政府雇员的数量从1950 年的600万上升到2006年的2100万人，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比重由9.5 %上升到14 %。政府雇员的收入高于在私人经济部门就业工人收入大约20—30%。在日本，1955年进行的社会分层和流动调查结果显示，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出现了高学历化、职业构成白领化的趋势，人们都向更高的社会阶层移动，庞大的中产阶层逐渐形成。1955年日本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42%，1975年达到76%，上世纪80年代达到最高水平81.8%。
（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428上升到2000年的0.46。日本则陷入经济长周期衰退之中，但社会分配并未呈现出差距拉大的问题。在这个阶段，发达国家在收入分配差距调整方面主要举措有：
1、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弥补通胀对实际收入的影响
美国政府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弥补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的实际最低工资的下降。最低工资制定的标准是，保证工资、劳动所得税抵免和食品券三者相加足以使一人就业的4口之家摆脱贫困。全国最低小时工资于1996年10月1日从4.25美元提高到4.75美元，1997年9月1日则又提高到5.15 美元。提高最低工资对处于收入分配末端的人群受益较大。
2、加大对富人征税、对中低收入者减税等税收调节力度
为减少财政赤字，美国主张对富人征税进行再分配，主要针对全国1.3%的最富有阶层的纳税者以及2700家高利润公司，而对4000万中低收入者和90%的小企业减税，贫困家庭还可以免税。小布什政府提出减税的刺激经济计划，取消股息税，扩大失业保险，加快削减所得税。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通过减税、付现、实物转移支付等方式来增加家庭收入，这些支付涉及到了美国95%的劳动家庭，同时实施累进税以平衡收入分配。
3、通过财政措施积极平衡区域差距
2000年，日本政府出台了《针对山区、半山区地区等的直接支付制度》，对该地区的农户进行直接收入支付补贴，目的是补贴该地区和平原地区生产成本之间的差异，享受补贴的对象可以是农户，也可以是农民合作组织。为了缩小原东西德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德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援助措施，每年把国内生产总值3%用于东部的建设，同时还运用平衡财政来进行反贫困。纵向财政平衡包括联邦对州和州对地方这两个层次。横向财政平衡是指各州之间实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即财力强的州拿出部分税收收入“捐给”财力弱的州，这种形式的转移支付是德国所特有的，保证了全国范围内提供大体均衡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4、加强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
美国克林顿总统把加强社会保障作为第二届任期的首要目标，在不提高工资税税率的情况下确立“首先挽救社会保障”的目标；提出股票投资在实现该目标中的作用。2003年，小布什政府建立药品保险并将其纳入医疗保险体系之内，把很多高收入的老年人推向私人保险市场。2010年，奥巴马总统推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让超过3100万目前尚未获保的美国人拥有医疗保险，将使全美医保覆盖率从85%上升到95%左右。
5、发挥社会慈善事业调节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
完善的遗产税和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刺激着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一方面，美国的遗产税、赠予税以高额累进著称，当遗产在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而且遗产受益人还必须先缴纳遗产税，后继承遗产。另一方面，建立基金会或捐助善款则可以获得税收减免。美国大部分慈善组织属于国税局501（C）（3）条款规定的机构，它们享有法律规定的限额扣除税收的待遇，具体包括：免税、所得税豁免、捐赠减税。
二、对当前调整收入分配差距的几点改革建议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对调节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提出几点思考：
（一）推进强国到富民转型，重新合理切分国民收入蛋糕
“十二五”时期，促进发展方式转型，也包括从强国到富民的战略转型，主要措施是提高收入分配率即两个收入的比重①。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行列，但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居民收入的增幅赶不上GDP的增速。从坚持以人为本的初衷出发，当前在强国的基础上，要着力实现富民的目标。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率普遍在54—65%之间，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在1996—2009年间下降10个百分点，政府收入占比明显偏高。同时，权利和资本参与分配的收益畸高，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愈发明显，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为此，“十二五”必须对国民收入蛋糕进行重新合理切分，争取通过“十二五”努力，使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由43%恢复到50%以上，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由47%提高到52%以上。
（二）着力完善二次分配的财税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全国统筹，提高养老金增值收益
通过调节二次收入分配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向就业者征税和通过社会保险系统向就业者收费（首先是养老保险费），其所得款项通过许多项目（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病假工资、劳动促进、公务员退休金、有子女家庭补贴、社会救济、住房补贴等），由国家转移支付给各个群体。作为低收入群体的非就业人员家庭和失业人员家庭，从国家得到的转移支付远远多于向国家缴纳的税、费，他们是二次收入分配的“得益者”。目前，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同时尽快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并通过资本市场提高养老金增值收益。
（三）加快推进社会捐赠制度改革，发挥慈善事业三次分配的作用
三次分配是在市场经济中进行又一种调节收入与财富的方式。我国应当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有关经验，建立、发展和完善以各种慈善组织为主体，以慈善捐赠、自愿资助和志愿者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第三次分配体系。据统计数据，除汶川地震等特大救灾捐款外，我国平常年份的慈善捐赠只占GDP的0.1%，占财政收入的0.5%，慈善事业远未发挥第三次分配的功能。为构建第三次分配体系，要努力营造发展现代慈善事业的文化观念基础，但更要用税制等市场机制方式鼓励富人捐赠，而不是主要依靠普通百姓来支撑慈善事业。
（四）推动工会制度改革
工会制度的改革有助于实现工资集体谈判，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使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得到协调，使劳资矛盾得到系统的协调。进一步发展和发挥工会的作用，促使工会成为协调劳动关系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枢纽型组织”。
（五）推动收入调节的税制改革
建立健全包括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作用的税收体系和征管制度等在内的税收制度。除健全的个人所得税、消费税与财产税之外，还需开征遗产税、赠予税和社会保障税。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十二五”期间，使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投入（未含保障房）比重由11.12%提升到16.36%。
（六）发挥社会事业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由于教育、医疗等支出占我国家庭支出的较大比重，提供均等化的免费的基本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其效果等同提高了中低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则主要由县及县以下的政府承担，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这种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义务教育经费的做法不能保证全国所有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享受到同等的待遇。为了保证我国义务教育的公平性，特别是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2015年在全国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目前的关键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70 %左右，其中中央负担30%，省级负担40%。中央经费部分要实行地区差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七）促进社会公平竞争，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相关研究表明，1990年代之前，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对整体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但到2002年，行业间不平等已经成为导致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第二重要因素（仅次于地区差距）。而行业收入差距的拉大主要是由一些具有国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引起的。缩小行业收入差距，要增加对农业政策补贴力度，对相关的弱势行业进行财政补贴；同时，通过立法抑制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行业，促进行业间的自由竞争。要更加积极推进非公经济的发展，加快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大力推动民间资本进入传统上只有国有资本进入的行业，促进这些行业内部的有效竞争，有效抑制行业垄断带来的行业间收入差距问题。
（八）积极缩小居民资产收入差距
工资性收入差距是居民收入差距的一部分，资产性收入差距大是我国收入差距的又一个问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以后，资产性收入可能会成为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方面。这有制度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有个人知识差距的结果。当前，在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集体土地资产的收益愈加明显，要避免传统城市化道路采取的土地国有化单一方式，在农民转市民过程中让更多的进城农民拥有土地资产收益。同时，加快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的改革，健全资本市场，让更多的普通百姓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分享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
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