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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时代和社会塑造的。在教育家诞生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决定教育家群体的规模大小和档次高低的，是教育研究对象的丰富与否。急于求成、旋风式改革、假大空已经渗透到了教育的各个角落。从理论上说，教育家应该首先出现在小学。
关键词：教育研究 丰富 成就 小学教育家
当今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去追求理想的教育，去呼唤“一流的教育家”。从著名“钱学森之问”开始，我们开始被迫从显意识层面直面“教育无学”、“教育无家”的尴尬年代。
中国有三个教育家辈出的时代，即春秋时期、宋代和五四前后，这些时代社会急剧的动荡和变革给具有教育家潜质的人提供了难得的研究课题，他们在解答这些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那些时代，宽松的文教政策或者官方的实际影响力式微客观上促进了思想自由和学术繁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教育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时代和社会塑造的。由是，笔者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在教育家诞生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决定教育家群体的规模大小和档次高低的，是教育研究对象的丰富与否。
目前的时代为教育家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方面，社会鼓励人们创新和卓越，另一方面，社会的稳定繁荣使政策制定者有了足够的自信，经费相对充盈，政策宽松。
然而整个社会受利益的裹挟日趋严重，我们每个教育者都被牵引着或者被驱赶着前进。应试与素质的困扰让中学无法置身事外，当经济和升学指标挂钩成为常态时，是永远无法产生教育家的。一是中学承载了太多父母和孩子的希望，家长的短视必然导致学校教育行为的短视，毕竟家长的选择决定着学校的选择。二是外部干预使学校难于安心办学，各种评比、检查、量化考核让学校难于静下心来办学。三是校长任期制使得校长政绩观更偏重短期利益，校长通过愿景把自己的政绩和教师的幸福感强行绑架在一起，似乎学校地位越高，教师便越幸福。与之而来的是教育的管理越来越精细化，教育的管理和考评越来越繁复，教育在不断地做加法，教师、学生自主、自由的时间空间越来越有限。在这样的大环境和教育体制模式下，就算有那么一两个“未来教育家”种子，他的理论也无法得到真正的实施验证。而所谓的各种精细化管理不过是技术拜物教的一个缩影而已，教育如果可以像工厂一样复制，我相信中国人多的优势早就发挥出来了，诺贝尔奖中国至少也应每年搞它几个。急于求成、旋风式改革、假大空已经渗透到了教育的各个角落。
基于以上论断和认识，笔者认为，如果中国诞生教育家，从理论上说，应该首先出现在小学。缘何？小学生爱问问题，学生的问题暴露得最充分；小学生的“向师性”好，学生和教师的互动良好；小学生成长伊始，很多时候是一张白纸，受社会上的其他影响较小，可控变量最容易掌握和调控。小学学生是成长发展的关键期，性格、思想、观念都还处于不发展期，容易被塑形。对于有志于成为教育家的教师个人而言，性格执拗和不肯听话的孩子要比唯唯诺诺、盲目服从的孩子好一千倍。那些调皮淘气的孩子转化和成长，就是最好的教育研究。加上小学现在要求就近入学，指标到校，教师相对来说是最没考试压力的。小学可谓为教育家提供了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和条件。可能有人会问，那，为什么不是幼儿园的学生或者学前班的老师呢？因为这一学龄阶段的学生太小，施加教育影响的空间不大，加上学制相对小学来说太短，持续的跟踪影响远不如小学阶段。
小学，尤其是小规模的小学，往往起初不大受教育行政部门关注，这种不被关注客观上有利于办学自主权的解放；客观上有利于教育梦想者自己教育理想、教育理念的贯彻实施。
虽然说小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平台和基础，但因为目前最优秀的师资一般不在小学，小学教师的知识、学历、能力、性格等使得效果出不来，小学教师普遍欠缺独特的教育经验和思想，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定位为运用、很难真正创造性地从事教育工作。不过让小学教师认识到自己所具有的研究资源，至少可以唤醒教师沉睡的自我，激发他们的成就感和自豪感。让小学教师为自己找到最准确的教育增长点，如果教育部门引导、规划得当，是可以首先在小学首先诞生出教育家的。
大学教师虽然不缺研究能力，但大学整体的浮躁和畸形的论文考评制度是不容许老师静下心来搞点什么的，更何况很多大学教授们并不愿意俯下身子，沉下心来去长期、持续、深度地关注孩子，因为他们多半觉得自己有点掉价，加上很多教授们“高深的术语”让孩子们害怕，我甚而至于担心就算他们真研究出点东西，到时候杂志社、学报会不会因为“学术价值”不够而拒之门外。因为系统、结构、理性、高深已经成了一个杂志有不有品味，有不有档次的一个标志。我更担心教育家不是公认，而是有关部门来封来认定，甚至搞个三六九等出来，或者准备从未来教育家工厂里边制造出来，董仲舒、苏霍姆林斯基这样的大教育家应该不是从这种工厂制造出来的吧。
作者简介：付新民，男，78年10月生，籍贯：四川广安。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教科处副主任，职称：中教一级，学位：教育硕士，研究方向：教学管理。
关键词：教育研究 丰富 成就 小学教育家
当今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去追求理想的教育，去呼唤“一流的教育家”。从著名“钱学森之问”开始，我们开始被迫从显意识层面直面“教育无学”、“教育无家”的尴尬年代。
中国有三个教育家辈出的时代，即春秋时期、宋代和五四前后，这些时代社会急剧的动荡和变革给具有教育家潜质的人提供了难得的研究课题，他们在解答这些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那些时代，宽松的文教政策或者官方的实际影响力式微客观上促进了思想自由和学术繁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教育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时代和社会塑造的。由是，笔者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在教育家诞生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决定教育家群体的规模大小和档次高低的，是教育研究对象的丰富与否。
目前的时代为教育家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方面，社会鼓励人们创新和卓越，另一方面，社会的稳定繁荣使政策制定者有了足够的自信，经费相对充盈，政策宽松。
然而整个社会受利益的裹挟日趋严重，我们每个教育者都被牵引着或者被驱赶着前进。应试与素质的困扰让中学无法置身事外，当经济和升学指标挂钩成为常态时，是永远无法产生教育家的。一是中学承载了太多父母和孩子的希望，家长的短视必然导致学校教育行为的短视，毕竟家长的选择决定着学校的选择。二是外部干预使学校难于安心办学，各种评比、检查、量化考核让学校难于静下心来办学。三是校长任期制使得校长政绩观更偏重短期利益，校长通过愿景把自己的政绩和教师的幸福感强行绑架在一起，似乎学校地位越高，教师便越幸福。与之而来的是教育的管理越来越精细化，教育的管理和考评越来越繁复，教育在不断地做加法，教师、学生自主、自由的时间空间越来越有限。在这样的大环境和教育体制模式下，就算有那么一两个“未来教育家”种子，他的理论也无法得到真正的实施验证。而所谓的各种精细化管理不过是技术拜物教的一个缩影而已，教育如果可以像工厂一样复制，我相信中国人多的优势早就发挥出来了，诺贝尔奖中国至少也应每年搞它几个。急于求成、旋风式改革、假大空已经渗透到了教育的各个角落。
基于以上论断和认识，笔者认为，如果中国诞生教育家，从理论上说，应该首先出现在小学。缘何？小学生爱问问题，学生的问题暴露得最充分；小学生的“向师性”好，学生和教师的互动良好；小学生成长伊始，很多时候是一张白纸，受社会上的其他影响较小，可控变量最容易掌握和调控。小学学生是成长发展的关键期，性格、思想、观念都还处于不发展期，容易被塑形。对于有志于成为教育家的教师个人而言，性格执拗和不肯听话的孩子要比唯唯诺诺、盲目服从的孩子好一千倍。那些调皮淘气的孩子转化和成长，就是最好的教育研究。加上小学现在要求就近入学，指标到校，教师相对来说是最没考试压力的。小学可谓为教育家提供了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和条件。可能有人会问，那，为什么不是幼儿园的学生或者学前班的老师呢？因为这一学龄阶段的学生太小，施加教育影响的空间不大，加上学制相对小学来说太短，持续的跟踪影响远不如小学阶段。
小学，尤其是小规模的小学，往往起初不大受教育行政部门关注，这种不被关注客观上有利于办学自主权的解放；客观上有利于教育梦想者自己教育理想、教育理念的贯彻实施。
虽然说小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平台和基础，但因为目前最优秀的师资一般不在小学，小学教师的知识、学历、能力、性格等使得效果出不来，小学教师普遍欠缺独特的教育经验和思想，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定位为运用、很难真正创造性地从事教育工作。不过让小学教师认识到自己所具有的研究资源，至少可以唤醒教师沉睡的自我，激发他们的成就感和自豪感。让小学教师为自己找到最准确的教育增长点，如果教育部门引导、规划得当，是可以首先在小学首先诞生出教育家的。
大学教师虽然不缺研究能力，但大学整体的浮躁和畸形的论文考评制度是不容许老师静下心来搞点什么的，更何况很多大学教授们并不愿意俯下身子，沉下心来去长期、持续、深度地关注孩子，因为他们多半觉得自己有点掉价，加上很多教授们“高深的术语”让孩子们害怕，我甚而至于担心就算他们真研究出点东西，到时候杂志社、学报会不会因为“学术价值”不够而拒之门外。因为系统、结构、理性、高深已经成了一个杂志有不有品味，有不有档次的一个标志。我更担心教育家不是公认，而是有关部门来封来认定，甚至搞个三六九等出来，或者准备从未来教育家工厂里边制造出来，董仲舒、苏霍姆林斯基这样的大教育家应该不是从这种工厂制造出来的吧。
作者简介：付新民，男，78年10月生，籍贯：四川广安。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教科处副主任，职称：中教一级，学位：教育硕士，研究方向：教学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