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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扛鼎之作，被称为民族秘史。经过导演王全安的努力，电影《白鹿原》被搬上了银幕。经过编剧改编的《白鹿原》有其精彩之处，也存在有违小说原著精神的地方，使原著的艺术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关键词] 《白鹿原》 电影改编 王全安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4.018
《白鹿原》是陈忠实历时六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从辛亥革命到建国初五十年历史为作为纵轴，以波澜壮阔的宗族斗争、党派斗争、阶级斗争作为横轴，生发其上的白鹿精魂构成竖轴，展示了立体的凝重而浑厚的民族秘史。经过王全安等人的不懈努力，电影《白鹿原》在2012年9月和观众见面了。本文将根据公映影片来探讨《白鹿原》及其改编的得失。
一、改编的亮点
影片按照“保障所成立——田小娥与黑娃偷情——黑娃和田小娥被拒祠堂——乌鸦兵抢粮——黑娃田小娥带农会砸祠堂——黑娃、鹿兆鹏逃跑——田小娥被鹿子霖奸淫——田小娥狗蛋被惩戒——田小娥色诱白孝文——白稼轩痛打白孝文——鹿三杀小娥——白稼轩修塔镇邪——黑娃报复”的情节推进。除了“保障所成立”和“乌鸦兵抢粮”外，其余部分都与小娥紧密相关。
影片一些细节处理得很见功力，如：白鹿镇小学开学典礼，鹿子霖迫不及待将鹿兆鹏挤到一边，讲空话大话，刻画了他喜欢抛头露面爱显摆的特点和他从骨子里对官威权力的迷恋。农运失败后，黑娃并没直接跟鹿兆鹏逃走，而是冒死前去跟田小娥告别，表现了黑娃对田小娥的真情和牵挂。白孝文从田小娥窑洞里出来，抬头看见对面山顶上如铁塔耸立的白稼轩。镜头仰视拍摄，把远处白稼轩黑黑的身影放在画框的顶端，威严和厚重感顿生。默默的对视和白稼轩的轰然倒地，将父子二人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无声胜有声。田小娥怀了白孝文的孩子，是影片对小说的又一个精彩的改编。白孝文为了给田小娥找吃的，不惜卖身当兵，当按下手印发觉没有机会将窝窝头送给田小娥时，他拼命地挣扎嘶吼，对田小娥的情义表现得更加丰满了。在盖塔镇妖时，白稼轩得知罐子里有白家血脉骨肉依旧下令封土镇压，牺牲自己也要跟鬼斗，表现了白稼轩的秉公无私、克己自律和坚毅不屈的精神。
这些改编不仅没损伤原著，而且让故事情节更加合理，人物心理活动更加细腻，性格更加突出。
二、集体的降格
法国电影理论家曾说过：“作品的文学素质越高，改编作品就越是难以和它媲美”[1]。小说以白鹿两家明争暗斗相互交织的人生经历作为主线，透视了关中农民身上的生存追求和文化精神。编导对原著进行改编时，对故事情节、人物、场景的增删及组合应该是“忠实于原著精神基础上的创造”[2]，应以不削减原著艺术价值，不损失原著艺术灵魂为基本准则。而电影《白鹿原》的改编却存在多处违背这一准则之处。
1. 朱先生的缺席
朱先生是程朱理学关中学派的大儒，一个智者、圣人、预言家，白鹿原上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他只身退兵，禁绝罂粟，赈济灾民，投笔从戎，抗日宣言，处处体现着他浓厚的民族意识和民本思想。他是妻弟白稼轩的精神导师，启蒙白稼轩“耕读传家”的真意、“慎独”的修身境界和“仁义为本”的思想。“如果说白稼轩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是‘修身齐家’，那么朱先生的主要作为则是‘治国平天下’”。[3]如果说白稼轩与鹿子霖的宗族斗争展现的是白鹿原微观世界里农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朱先生则将关中乃至全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展现在我们面前。他的故事左右着《白鹿原》的宽度，他的思想影响着《白鹿原》的厚度。朱先生的缺席使影片《白鹿原》的灵魂大大地削减了。
2.白稼轩的鞭子
小说男主角白嘉轩是白鹿家族的族长，一个自耕自种的小地主。他从父亲秉德老汉身上继承了酷爱劳动、勤劳俭朴的美德，在白鹿两家角力过程中，形成了律人律己、刚正不屈的性格，从精神导师朱先生的言行中，领悟到仁义与慎独深意，逐渐形成了他朴实、刚正、仁义的品格。
改编后白嘉轩的核心地位被削弱。从影片开始鞭打田小孝文，到严禁黑娃田小娥进祠堂，严惩田小娥、狗蛋，痛鞭白孝文，突出表现了他对族规的恪守和维护。饭桌上质问乡约们“吃下的窟窿怎么补”，瘟疫肆虐时力排众议“修塔镇邪”则显示出他的一身正气，刚正不屈。但影片完全忽略了对白嘉轩自耕自种、酷爱劳动的表现，他的鞭子只罚人，不赶牛，农人的本质形象没有得到体现。加之删掉了他营救曾打断他腰的黑娃和长期跟他作对的鹿子霖，又导致了他以德报怨的仁义形象的减弱。
3. 田小娥的烟枪
美丽动人却命运悲惨的田小娥是小说塑造非常成功的角色。她出身穷苦秀才之家，迫于家道衰敗嫁给老迈的郭武举做妾，被武举当做养生和泄欲的工具，过着“连狗都不如”的生活。当勤劳朴实、正直率真的黑娃闯入眼帘后，她对新生的憧憬和反抗精神立刻被激活。原始的性冲动虽不无贪情纵欲的成分，但其中也饱含着对自由命运的追求和对功利主义婚姻的反叛。为了像人一样活着，她毅然舍弃富贵跟随穷困的黑娃。可以说田小娥的形象不无斗士的影子。
电影对田小娥出场做了很大改动。她坐着轿子，到麦田里物色割麦的男人，或者轻罗小扇，左顾右盼，媚态尽显，或斜坐太师椅，翘着二郎腿，眯眼抽烟枪，一幅养尊处优风流成性的阔太太形象，已不见半点卑微的影子。偷情完事后，她向黑娃埋怨郭举人“正经事从来没办成一回，只会个摸摸揣揣的，说起来都丢人”。事情败露受刑时，郭举人骂“把你卖到窑子里，你想跟谁弄就跟谁弄”，话音未落，她便歇斯底里地吼道：“把我买窑子里去，也比跟你强，也比跟你舒服！”影片里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迫害不见了，只有肤浅的对性事的不满和抱怨。白鹿原少了一个被压迫的侍妾，多了一个欲壑难填的婊子，而她斗士般的对封建家庭的叛逃，也沦为了对性的渴求。
4.郭武举的拶指
小说里，黑娃田小娥东窗事发后，郭举人一边假惺惺地教导黑娃应该如何做人，一边暗自派出杀手追击欲置之于死地。简短百十字，一个伪善阴狠的形象便跃然纸上。电影改编成郭举人动用私刑惩戒二人，一个被吊起毒打，浑身血淋淋，一个被拶指夹手，凄惨的嗷叫。无论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留白都是一种智慧、一种境界。影片以血腥暴力的镜头加强了视觉冲击，却使郭举人的虚伪的一面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也削去了观众想象和回味的空间。 5.白孝文的“那个东西”
作为族长的继任人，白孝文身上凝聚了白嘉轩大量心血，被白稼轩寄予厚望。为了打击白嘉轩，阴毒的鹿子霖用田小娥肉体猎枪瞄准了他。影片里，在田小娥的召唤下，白孝文抑制不住诱惑尾随而至破窑，半推半就倒在石榴裙下。几天后的雨夜，这位族长继承人道出暗恋田小娥的心事并向田小娥表达了那天破窑未成事的歉意：“我那东西，自从完婚后就一直不中用。”
小说里白孝文“那个东西”在“那只手”的牵引下无奈而惶恐地跟到了破窑。当田小娥见他不上钩乱喊时，白孝文“转身抡开胳膊抽了小娥一记耳光”，显示作为族长继承人的白孝文是极具是非观和荣辱觀的。当被点燃欲火的白孝文趴在田小娥身上时，却发现平日里刚毅勇猛的那个东西瘫软了下来。白孝文对此纳闷不解，而读者已明白了是深入灵魂的道德和良知不允许他行那龌龊之事，“即使行为越轨，但精神未能自我超拔”[4]。作者以极隐含的笔墨写了白孝文的灵肉分离，揭露了鹿子霖为了打击对头，把一个从心理到生理上都是“仁义白鹿村”的榜样好人毁掉的卑劣阴狠以及宗族权力斗争的残酷。
那恰到好处的一软，怎么到影片里就给改成了先天性的呢。
陈忠实在答问中提到“我和当代所有作家一样，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5]。朱先生“以民为本”和白稼轩“仁义为本”为主体的白鹿精魂是儒家文化精髓“仁、义、礼、智、信”与农业文明结合的直接反映，而白稼轩“挺得又直又硬的腰杆，象征着他的人格和力量，象征着他蓬勃的生命力”[6]，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写照。而影片将叙述的重心放在田小娥身上，主线由白鹿两家纠葛斗争变成了田小娥的不幸际遇，忽视了白鹿精魂的表现，可谓是偏离、迷失了小说的灵魂，造成了人物的集体降格。
三、臊子面煮成了疙瘩汤
小说以白鹿两家的纠葛冲突、兴衰反转、悲欢离合为主线，将关中大地五十年沧桑历史紧密地揉成了一个整体，就像关中地区的臊子面，面条细长，筋韧爽口，臊子鲜香。
电影的改编把田小娥作为表达的焦点，刻画详实，有血有肉。大量的麦浪和秦腔显示了王全安对土地和民族文化的重视。片内秦腔总长达7分27秒，表演形式涵盖民间班子、大戏、皮影戏等，尤其在武举家更是以长达2分15秒的长镜头详细展示。可惜这些秦腔对剧情并未起到突出的渲染烘托作用，倒是成了独立的民俗展演。而影片由于推进速度快，跳跃大，起承转合不免突兀，情节零乱，一些精彩镜头没有得到从容的展现。比如，田小娥往鹿子霖脸上撒尿是小说的神来之笔，是她对卑鄙阴毒的鹿子霖最大胆、最痛快、最戏谑、最蔑视的嘲弄，对田小娥性格的表现起到重大作用。影片公映时这个镜头剪掉了大半，只看到鹿子霖的叫骂和田小娥扔出去的菜刀。男主角白稼轩与老对手鹿子霖的对手戏删去太多，性格表现不够充分。对体现小说思想有重大作用的朱先生、鹿兆海、白灵全部砍掉，也导致了《白鹿原》主体精神的削弱。关于结局，除了田小娥和鹿三，其余人的命运都没有交代，影片便在一阵轰炸声中戛然而止。
本应劲道爽口的臊子面煮成了一锅夹生疙瘩汤，实在可惜。
四、谁的牌坊
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影片里苍茫的麦田里出现了八次的牌坊象征着什么呢？
小说里，结束了南方讲学愤懑而归的朱先生负气登上华山之巅，吟出了“砥柱人间是此峰”的诗句，表面是对西岳之伟岸雄险的赞叹，却隐含了对秦地、关学、关中才俊的至高褒奖。以关中为代表的秦地经历了秦皇汉武大唐盛世，浸透了千年文明的血液，沾染了数朝帝王之霸气，它用厚重的历史在华夏九州中赢得了牌坊。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法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的关学，以“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核心思想在中华思想史上为自己赢得了牌坊。“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的朱先生和他的弟子白稼轩以“仁义礼智信”的儒家经典及白鹿精魂在白鹿原上立起了牌坊。小说《白鹿原》因白鹿精魂而赢得牌坊，陈忠实因《白鹿原》而赢得牌坊。
改编后的影片，因故事演绎时代的压缩而使纵深感消减，因事件的减少使壮阔感收束，因儒家思想和白鹿精魂的缺席而使厚重感缺失。不见白鹿，只见妖娥。一部伟大的著作、文学史上的丰碑，被电影呈现出来后却是一个富家姨太太的传记，那孤零零的牌坊成了婊子的荣耀，这也许是所有欣赏《白鹿原》、敬重文学经典、呼唤民族精神回归的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五、“东征一场总是空”
20世纪90年代，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京夫、程海等五位陕西作家以井喷之势接连推出长篇小说，一时震动文坛，被誉为“陕军东征”，成为陕西文学史上的一段辉煌纪录。
巧合的是，电影《白鹿原》的制作团队也是清一色的陕军：编剧、导演、剪辑王全安，陕西西安人，第六代导演优秀代表之一，其作品《图雅的婚事》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美术师霍廷霄，陕西绥德人，曾任《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影片美术设计。作曲赵季平，陕西戏曲研究院前副院长，中国音协陕西分会副主席，陕西省歌舞剧院院长，为《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作曲。制片人张小可，陕西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一个热爱故土文化的投资人。这样一支重新东征的新陕军，加上吴刚、刘威、张丰毅等影帝级老戏骨的倾情演绎，这些似乎都在预示着好收成。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物质方面，没有收回成本。精神方面，灵魂的丢失、仓促的结尾，使影片难以赢得大众。
“东征一场总是空”，片中苍凉而悲怆的秦腔仿佛预示着影片的命运。王全安给自己开了个玩笑，他删除掉能预知未来的朱先生，安插了一个高唱悲歌的老盲人，谁知这位关中神算朱先生的后人占卜算卦的本事早已超越先人。这真是一个黑色的幽默。
参考文献
[1][美]温斯顿.作为文学的电影剧本[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
[2]汪流.电影编剧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363.
[3]畅广元，屈雅军，李凌泽.负重的民族秘史[J].当代作家评论，1993（4）.
[4]唐云.觅我所失：论《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阐释和留连[J].小说评论，1995（1）.
[5]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92.
[6]孙豹隐.瑰丽雄浑的历史画卷[J].小说评论，1993（4）.
作者简介
张兴茂（1986― ），女。广西蒙山人.广西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
黄清宝（1979― ），男。河南夏邑人.广西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和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 《白鹿原》 电影改编 王全安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4.018
《白鹿原》是陈忠实历时六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从辛亥革命到建国初五十年历史为作为纵轴，以波澜壮阔的宗族斗争、党派斗争、阶级斗争作为横轴，生发其上的白鹿精魂构成竖轴，展示了立体的凝重而浑厚的民族秘史。经过王全安等人的不懈努力，电影《白鹿原》在2012年9月和观众见面了。本文将根据公映影片来探讨《白鹿原》及其改编的得失。
一、改编的亮点
影片按照“保障所成立——田小娥与黑娃偷情——黑娃和田小娥被拒祠堂——乌鸦兵抢粮——黑娃田小娥带农会砸祠堂——黑娃、鹿兆鹏逃跑——田小娥被鹿子霖奸淫——田小娥狗蛋被惩戒——田小娥色诱白孝文——白稼轩痛打白孝文——鹿三杀小娥——白稼轩修塔镇邪——黑娃报复”的情节推进。除了“保障所成立”和“乌鸦兵抢粮”外，其余部分都与小娥紧密相关。
影片一些细节处理得很见功力，如：白鹿镇小学开学典礼，鹿子霖迫不及待将鹿兆鹏挤到一边，讲空话大话，刻画了他喜欢抛头露面爱显摆的特点和他从骨子里对官威权力的迷恋。农运失败后，黑娃并没直接跟鹿兆鹏逃走，而是冒死前去跟田小娥告别，表现了黑娃对田小娥的真情和牵挂。白孝文从田小娥窑洞里出来，抬头看见对面山顶上如铁塔耸立的白稼轩。镜头仰视拍摄，把远处白稼轩黑黑的身影放在画框的顶端，威严和厚重感顿生。默默的对视和白稼轩的轰然倒地，将父子二人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无声胜有声。田小娥怀了白孝文的孩子，是影片对小说的又一个精彩的改编。白孝文为了给田小娥找吃的，不惜卖身当兵，当按下手印发觉没有机会将窝窝头送给田小娥时，他拼命地挣扎嘶吼，对田小娥的情义表现得更加丰满了。在盖塔镇妖时，白稼轩得知罐子里有白家血脉骨肉依旧下令封土镇压，牺牲自己也要跟鬼斗，表现了白稼轩的秉公无私、克己自律和坚毅不屈的精神。
这些改编不仅没损伤原著，而且让故事情节更加合理，人物心理活动更加细腻，性格更加突出。
二、集体的降格
法国电影理论家曾说过：“作品的文学素质越高，改编作品就越是难以和它媲美”[1]。小说以白鹿两家明争暗斗相互交织的人生经历作为主线，透视了关中农民身上的生存追求和文化精神。编导对原著进行改编时，对故事情节、人物、场景的增删及组合应该是“忠实于原著精神基础上的创造”[2]，应以不削减原著艺术价值，不损失原著艺术灵魂为基本准则。而电影《白鹿原》的改编却存在多处违背这一准则之处。
1. 朱先生的缺席
朱先生是程朱理学关中学派的大儒，一个智者、圣人、预言家，白鹿原上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他只身退兵，禁绝罂粟，赈济灾民，投笔从戎，抗日宣言，处处体现着他浓厚的民族意识和民本思想。他是妻弟白稼轩的精神导师，启蒙白稼轩“耕读传家”的真意、“慎独”的修身境界和“仁义为本”的思想。“如果说白稼轩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是‘修身齐家’，那么朱先生的主要作为则是‘治国平天下’”。[3]如果说白稼轩与鹿子霖的宗族斗争展现的是白鹿原微观世界里农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朱先生则将关中乃至全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展现在我们面前。他的故事左右着《白鹿原》的宽度，他的思想影响着《白鹿原》的厚度。朱先生的缺席使影片《白鹿原》的灵魂大大地削减了。
2.白稼轩的鞭子
小说男主角白嘉轩是白鹿家族的族长，一个自耕自种的小地主。他从父亲秉德老汉身上继承了酷爱劳动、勤劳俭朴的美德，在白鹿两家角力过程中，形成了律人律己、刚正不屈的性格，从精神导师朱先生的言行中，领悟到仁义与慎独深意，逐渐形成了他朴实、刚正、仁义的品格。
改编后白嘉轩的核心地位被削弱。从影片开始鞭打田小孝文，到严禁黑娃田小娥进祠堂，严惩田小娥、狗蛋，痛鞭白孝文，突出表现了他对族规的恪守和维护。饭桌上质问乡约们“吃下的窟窿怎么补”，瘟疫肆虐时力排众议“修塔镇邪”则显示出他的一身正气，刚正不屈。但影片完全忽略了对白嘉轩自耕自种、酷爱劳动的表现，他的鞭子只罚人，不赶牛，农人的本质形象没有得到体现。加之删掉了他营救曾打断他腰的黑娃和长期跟他作对的鹿子霖，又导致了他以德报怨的仁义形象的减弱。
3. 田小娥的烟枪
美丽动人却命运悲惨的田小娥是小说塑造非常成功的角色。她出身穷苦秀才之家，迫于家道衰敗嫁给老迈的郭武举做妾，被武举当做养生和泄欲的工具，过着“连狗都不如”的生活。当勤劳朴实、正直率真的黑娃闯入眼帘后，她对新生的憧憬和反抗精神立刻被激活。原始的性冲动虽不无贪情纵欲的成分，但其中也饱含着对自由命运的追求和对功利主义婚姻的反叛。为了像人一样活着，她毅然舍弃富贵跟随穷困的黑娃。可以说田小娥的形象不无斗士的影子。
电影对田小娥出场做了很大改动。她坐着轿子，到麦田里物色割麦的男人，或者轻罗小扇，左顾右盼，媚态尽显，或斜坐太师椅，翘着二郎腿，眯眼抽烟枪，一幅养尊处优风流成性的阔太太形象，已不见半点卑微的影子。偷情完事后，她向黑娃埋怨郭举人“正经事从来没办成一回，只会个摸摸揣揣的，说起来都丢人”。事情败露受刑时，郭举人骂“把你卖到窑子里，你想跟谁弄就跟谁弄”，话音未落，她便歇斯底里地吼道：“把我买窑子里去，也比跟你强，也比跟你舒服！”影片里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迫害不见了，只有肤浅的对性事的不满和抱怨。白鹿原少了一个被压迫的侍妾，多了一个欲壑难填的婊子，而她斗士般的对封建家庭的叛逃，也沦为了对性的渴求。
4.郭武举的拶指
小说里，黑娃田小娥东窗事发后，郭举人一边假惺惺地教导黑娃应该如何做人，一边暗自派出杀手追击欲置之于死地。简短百十字，一个伪善阴狠的形象便跃然纸上。电影改编成郭举人动用私刑惩戒二人，一个被吊起毒打，浑身血淋淋，一个被拶指夹手，凄惨的嗷叫。无论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留白都是一种智慧、一种境界。影片以血腥暴力的镜头加强了视觉冲击，却使郭举人的虚伪的一面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也削去了观众想象和回味的空间。 5.白孝文的“那个东西”
作为族长的继任人，白孝文身上凝聚了白嘉轩大量心血，被白稼轩寄予厚望。为了打击白嘉轩，阴毒的鹿子霖用田小娥肉体猎枪瞄准了他。影片里，在田小娥的召唤下，白孝文抑制不住诱惑尾随而至破窑，半推半就倒在石榴裙下。几天后的雨夜，这位族长继承人道出暗恋田小娥的心事并向田小娥表达了那天破窑未成事的歉意：“我那东西，自从完婚后就一直不中用。”
小说里白孝文“那个东西”在“那只手”的牵引下无奈而惶恐地跟到了破窑。当田小娥见他不上钩乱喊时，白孝文“转身抡开胳膊抽了小娥一记耳光”，显示作为族长继承人的白孝文是极具是非观和荣辱觀的。当被点燃欲火的白孝文趴在田小娥身上时，却发现平日里刚毅勇猛的那个东西瘫软了下来。白孝文对此纳闷不解，而读者已明白了是深入灵魂的道德和良知不允许他行那龌龊之事，“即使行为越轨，但精神未能自我超拔”[4]。作者以极隐含的笔墨写了白孝文的灵肉分离，揭露了鹿子霖为了打击对头，把一个从心理到生理上都是“仁义白鹿村”的榜样好人毁掉的卑劣阴狠以及宗族权力斗争的残酷。
那恰到好处的一软，怎么到影片里就给改成了先天性的呢。
陈忠实在答问中提到“我和当代所有作家一样，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5]。朱先生“以民为本”和白稼轩“仁义为本”为主体的白鹿精魂是儒家文化精髓“仁、义、礼、智、信”与农业文明结合的直接反映，而白稼轩“挺得又直又硬的腰杆，象征着他的人格和力量，象征着他蓬勃的生命力”[6]，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写照。而影片将叙述的重心放在田小娥身上，主线由白鹿两家纠葛斗争变成了田小娥的不幸际遇，忽视了白鹿精魂的表现，可谓是偏离、迷失了小说的灵魂，造成了人物的集体降格。
三、臊子面煮成了疙瘩汤
小说以白鹿两家的纠葛冲突、兴衰反转、悲欢离合为主线，将关中大地五十年沧桑历史紧密地揉成了一个整体，就像关中地区的臊子面，面条细长，筋韧爽口，臊子鲜香。
电影的改编把田小娥作为表达的焦点，刻画详实，有血有肉。大量的麦浪和秦腔显示了王全安对土地和民族文化的重视。片内秦腔总长达7分27秒，表演形式涵盖民间班子、大戏、皮影戏等，尤其在武举家更是以长达2分15秒的长镜头详细展示。可惜这些秦腔对剧情并未起到突出的渲染烘托作用，倒是成了独立的民俗展演。而影片由于推进速度快，跳跃大，起承转合不免突兀，情节零乱，一些精彩镜头没有得到从容的展现。比如，田小娥往鹿子霖脸上撒尿是小说的神来之笔，是她对卑鄙阴毒的鹿子霖最大胆、最痛快、最戏谑、最蔑视的嘲弄，对田小娥性格的表现起到重大作用。影片公映时这个镜头剪掉了大半，只看到鹿子霖的叫骂和田小娥扔出去的菜刀。男主角白稼轩与老对手鹿子霖的对手戏删去太多，性格表现不够充分。对体现小说思想有重大作用的朱先生、鹿兆海、白灵全部砍掉，也导致了《白鹿原》主体精神的削弱。关于结局，除了田小娥和鹿三，其余人的命运都没有交代，影片便在一阵轰炸声中戛然而止。
本应劲道爽口的臊子面煮成了一锅夹生疙瘩汤，实在可惜。
四、谁的牌坊
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影片里苍茫的麦田里出现了八次的牌坊象征着什么呢？
小说里，结束了南方讲学愤懑而归的朱先生负气登上华山之巅，吟出了“砥柱人间是此峰”的诗句，表面是对西岳之伟岸雄险的赞叹，却隐含了对秦地、关学、关中才俊的至高褒奖。以关中为代表的秦地经历了秦皇汉武大唐盛世，浸透了千年文明的血液，沾染了数朝帝王之霸气，它用厚重的历史在华夏九州中赢得了牌坊。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法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的关学，以“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核心思想在中华思想史上为自己赢得了牌坊。“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的朱先生和他的弟子白稼轩以“仁义礼智信”的儒家经典及白鹿精魂在白鹿原上立起了牌坊。小说《白鹿原》因白鹿精魂而赢得牌坊，陈忠实因《白鹿原》而赢得牌坊。
改编后的影片，因故事演绎时代的压缩而使纵深感消减，因事件的减少使壮阔感收束，因儒家思想和白鹿精魂的缺席而使厚重感缺失。不见白鹿，只见妖娥。一部伟大的著作、文学史上的丰碑，被电影呈现出来后却是一个富家姨太太的传记，那孤零零的牌坊成了婊子的荣耀，这也许是所有欣赏《白鹿原》、敬重文学经典、呼唤民族精神回归的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五、“东征一场总是空”
20世纪90年代，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京夫、程海等五位陕西作家以井喷之势接连推出长篇小说，一时震动文坛，被誉为“陕军东征”，成为陕西文学史上的一段辉煌纪录。
巧合的是，电影《白鹿原》的制作团队也是清一色的陕军：编剧、导演、剪辑王全安，陕西西安人，第六代导演优秀代表之一，其作品《图雅的婚事》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美术师霍廷霄，陕西绥德人，曾任《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影片美术设计。作曲赵季平，陕西戏曲研究院前副院长，中国音协陕西分会副主席，陕西省歌舞剧院院长，为《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作曲。制片人张小可，陕西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一个热爱故土文化的投资人。这样一支重新东征的新陕军，加上吴刚、刘威、张丰毅等影帝级老戏骨的倾情演绎，这些似乎都在预示着好收成。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物质方面，没有收回成本。精神方面，灵魂的丢失、仓促的结尾，使影片难以赢得大众。
“东征一场总是空”，片中苍凉而悲怆的秦腔仿佛预示着影片的命运。王全安给自己开了个玩笑，他删除掉能预知未来的朱先生，安插了一个高唱悲歌的老盲人，谁知这位关中神算朱先生的后人占卜算卦的本事早已超越先人。这真是一个黑色的幽默。
参考文献
[1][美]温斯顿.作为文学的电影剧本[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
[2]汪流.电影编剧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363.
[3]畅广元，屈雅军，李凌泽.负重的民族秘史[J].当代作家评论，1993（4）.
[4]唐云.觅我所失：论《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阐释和留连[J].小说评论，1995（1）.
[5]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92.
[6]孙豹隐.瑰丽雄浑的历史画卷[J].小说评论，1993（4）.
作者简介
张兴茂（1986― ），女。广西蒙山人.广西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
黄清宝（1979― ），男。河南夏邑人.广西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和中国传统文化。